毛澤東以泰山之勢總齊宇內席捲八荒。這涉及到對於毛澤東思想如何去理解。毛澤東哲學思想可以通過一把鑰匙也就是三句話去理解去開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毛澤東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湖南省湘潭縣
- 出生日期：1893年12月26日
- 逝世日期：1976年9月9日
- 職業：中共中央主席
正文
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毛澤東的世界觀理論體系；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經驗的哲學概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具體化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
毛澤東生平1893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於湖南省湘潭縣一個農民家庭。辛亥革命時參加革命軍。1913年入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學習。青年時期就開始革命活動，組織革命團體新民學會，創辦<湘江評論>，逐漸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1年 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3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1927年8月7日在中共中央於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上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後他組織領導了秋收起義，接著率起義隊伍進軍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31年在江西瑞金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1933年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從1930年底起，他任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委，同朱德一起領導紅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的多次“圍剿”。由於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宗派集團占據了黨中央的領導職位，毛澤東一度被排斥於黨和紅軍的領導之外。1935年 1月，在紅軍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遵義縣城召開擴大會議，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同年10月，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接著，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1936年12月毛澤東開始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抗日戰爭開始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一切抗日愛國力量，同時根據獨立自主原則，發動民眾，開展敵後游擊戰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1942年,他領導全黨開展整風運動,著重提倡從實際出發和依靠民眾，糾正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錯誤，為全黨奪取抗日戰爭和全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1943年3月,毛澤東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全黨和廣大民眾進行人民解放戰爭，終於推翻了國民黨政府。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曾擔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1954)、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主席(1954～1959)，並在中國共產黨第八、九、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連續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一直領導著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1976年9月9日，因病於北京逝世。
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歷史發展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有其形成和發展的過程。毛澤東的世界觀在青年時期經歷了由唯心主義到辯證唯物主義、由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轉變過程。作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在實現世界觀的根本轉變，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之後，適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需要而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一過程也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過程。
早期哲學思想毛澤東從少年時期起，就萌發了強烈的愛國熱情，立志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學習期間，與蔡和森等人組織革命團體新民學會，探討革新學術，砥礪品行，研究如何改造中國和世界的問題，從事各種進步活動。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勤奮好學，博覽群書，堅持獨立思考，努力吸取所能接觸到的古今中外各種學說的精華。他非常注重向社會實際學習，向民眾學習，利用各種機會考察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狀。他在政治思想上受過愛國主義、革命民主主義的薰陶，也接受過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思想影響。他對哲學有濃厚的興趣，閱讀過許多哲學名著，對中國先秦諸子和明清之際哲學家以及德國古典哲學家I.康德等人的思想，做過比較深入的研究。孔孟儒學，宋明唯心論理學，王夫之、顏元的唯物論，T.H.赫胥黎、H.斯賓塞的進化論，康德的二元論，胡適的實用主義，Π.Α.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康有為、梁啓超的唯心史觀，譚嗣同、孫中山的哲學思想等等，都對他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因而他早期的哲學思想和世界觀既有某些唯物論、辯證法的因素，又有唯心論和二元論的東西，但基本上是唯心主義的，其主要的思想是所謂探求“大本大源”即宇宙真理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他把歷史發展的動因歸結為思想、精神力量，把社會的改造寄托在少數英雄人物身上；在他看來，辛亥革命失敗的真正原因是民眾沒有掌握“大本大源”即宇宙真理,而民眾之所以未能掌握這種“大本大源”,則是因為中國社會尚未產生出掌握這種“大本大源”的偉大歷史人物。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在接觸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之後，逐步對原有的唯心史觀進行了自我批判和清算。1918年8月和1919年12月,他先後兩次到北京，認真地學習和研究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閱讀了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有關唯物史觀的論著，開始懂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進一步認識到人民民眾的偉大歷史作用，初步獲得了認識問題的科學的方法論。他又在當時思想界進行的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論戰和新民學會內部關於中國革命道路問題的討論過程中，認真總結以往辦“新村”的試驗、開展湖南自治運動和驅逐北洋軍閥張敬堯鬥爭的失敗教訓，終於覺悟到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治改良辦法的無望，認識到只有俄國式的革命道路才是唯一出路。他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人的信、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以及1921年元旦在新民學會新年大會上的發言,明確肯定和贊同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方法，得出了“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一科學結論。這標誌著青年時期的毛澤東最終劃清了馬克思主義與社會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思想界限，建立了對唯物史觀的信念，實現了在政治思想上和哲學世界觀上的根本轉變。
科學理論的萌芽、形成和系統化作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歷史發展過程，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同中國共產黨內兩條思想路線的鬥爭，同黨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路線的確立和發展緊密聯繫著的。
在中國共產黨的幼年時期，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瞿秋白、蔡和森等中國共產黨人，力求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中國國情，制定革命的綱領、路線和政策。1925年冬至1927年春，毛澤東先後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具體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揭示出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和發展變化；指出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鬥爭的極端重要性，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闡明中國革命的對象、動力、任務和前途。毛澤東在這些著作中的許多重要論述，都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實際套用和具體闡發，初步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的結合。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科學萌芽的重要表現。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的關鍵時刻領導了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接著，在黨的“八·七”會議上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提出“政權是由槍桿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力奪取政權的重要思想。隨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革命人民發動了“秋收起義”等多次武裝起義，實行工農武裝割據，開展游擊戰爭，建立紅色政權，進行土地革命，在實踐中開創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和全國政權的中國獨特的革命道路。1928年10月至1930年 1月，毛澤東總結了井岡山地區和各地建立紅色政權的鬥爭經驗，寫了<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分析了國內外錯綜複雜的矛盾，揭示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闡明了中國紅色政權發生、發展的原因和條件，在理論上論證和解決了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條無產階級領導的、以農民為主力軍的、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的革命政治路線。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武裝奪取政權理論的創造性的發展，是具體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生動體現。毛澤東、朱德等還總結了井岡山時期武裝鬥爭的經驗，概括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並通過軍事實踐逐步制定出一套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的戰略戰術，以及人民軍隊建設的理論。
1929年12月底，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鄉召開，會上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決議，史稱<古田會議決議>。<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它是紅軍中的共產黨同各種錯誤思想作鬥爭的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毛澤東針對一些黨員存在的主觀主義思想，尖銳地指出：對於政治形勢的主觀主義的分析和對於工作的主觀主義的指導，其必然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因此，必須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必須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鬥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這表明毛澤東實際上提出了黨的思想路線，反映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這一重要思想的雛形。 1930年 5月，毛澤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原名《調查工作》）一文。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多年積累的社會調查工作經驗的哲學總結，是反對教條主義鬥爭的檄文，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毛澤東最早的一篇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它比《古田會議決議》大大前進了一步，其精神實質是強調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為了求得這個結合，必須在學習馬克思主義“本本”的同時，到實踐中去，到民眾中去作調查研究；必須反對本本主義即教條主義。在這篇著作中，毛澤東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闡述了“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的唯物主義反映論思想，並且第一次明確地使用了“思想路線”的新概念，概括了革命實踐中兩條思想路線的對立：一條是“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一條是從本本出發按“既定辦法”辦的保守的思想路線；他還明確地告誡全黨，“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反對本本主義》的觀點，初步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的實事求是、民眾路線的思想原則以及獨立自主的政治和組織原則。這是作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哲學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標誌。
從《反對本本主義》發表到1937年7、8月間，是毛澤東哲學思想逐步系統化、理論化的重要時期。在這一時期里，土地革命戰爭繼續發展，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而出現了黨內外矛盾錯綜複雜、鬥爭異常尖銳的局面，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統治持續了四年之久，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1935年 1月的遵義會議上開始糾正王明的錯誤領導，此後又逐步地從政治、軍事和哲學上總結清算了“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瓦窯堡舉行會議。會後，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把唯物辯證法運用於政治鬥爭領域，分析當時新的形勢、新的矛盾和國內外階級關係的新變動，系統地說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策略，著重指出黨內“左”傾關門主義的表現、性質和危害性，並從思想路線上批評了那種認為“聖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把“本本”當“聖經”的錯誤看法。1936年12月，毛澤東又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從認識論的高度總結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者在軍事上的錯誤，揭示出中國革命戰爭的基本特徵和規律。這是毛澤東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運用於軍事鬥爭領域的一篇傑出著作。它根據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系統地提出和闡發了有關戰爭和戰略、戰術等方面的問題，其中包含豐富的哲學思想。
1937年7、8月間，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講哲學，撰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兩篇著作是從思想路線和思想方法上對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經驗所作的哲學總結，也是清算黨內“左”、右傾錯誤，特別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哲學總結。它們緊密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批判地繼承中國古代文化和古代哲學的遺產，吸取了國內外理論工作者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某些積極成果，運用廣大民眾所熟悉的語言，深入淺出地、完整地、明晰地論述和發揮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基本原理。《實踐論》緊緊抓住實踐和認識這對認識論中的基本矛盾，強調實踐第一的觀點，系統地闡述了社會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刻揭露和批判了使主觀和客觀相分裂、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的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並以實踐和認識的矛盾運動為中心，闡明了認識的辯證過程、認識真理的道路，揭示了認識運動的全過程和總規律。《矛盾論》針對教條主義者否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個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對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即對立統一規律的各個方面，系統完整地展開論述，突出地闡明了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辯證關係，強調把握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義，並深刻指出：“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證法”。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對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辯證關係的一個新概括。《實踐論》和《矛盾論》是毛澤東成熟的主要哲學代表作，標誌著毛澤東哲學思想已經形成了系統、完整的哲學理論形態。這兩篇著作不僅為中國共產黨解決思想路線問題奠定了理論基礎，而且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認識論和辯證法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科學理論的多方面展開和不斷豐富、發展1937年7月～1949年 10月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偉大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時期，是中國革命經過挫折和失敗後重新走向發展、壯大直至取得全國勝利的時期，也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內容不斷豐富發展，並經過革命實踐檢驗證實其科學真理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廣泛地運用於軍事、政治、思想文化和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戰略策略、方針政策和領導方法、工作方法，從而使毛澤東哲學思想在實踐基礎上不斷地豐富和發展。
在抗日戰爭初期，毛澤東總結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並根據抗日戰爭的新經驗，寫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等軍事著作。毛澤東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全面地考察戰爭，批判了戰爭問題上的唯心論和機械論，揭示了抗日戰爭的發展規律；闡明了戰爭與政治、戰爭與革命、戰爭與和平、戰爭中客觀規律性與自覺能動性的辯證關係，以及人民戰爭戰略戰術的辯證法和兵民是勝利之本的重要觀點，等等。在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根據戰爭的新形勢和新特點，又撰寫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文，提出了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闡明了戰略進攻的學說，制定了戰略決戰的軍事行動綱領，進一步完善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軍事科學作出了獨特貢獻。 1941～1943年，中國共產黨開展了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在這次整風運動中，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增強黨性、關於調查研究、關於領導方法的3個決定，毛澤東寫了<〈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重要文章，系統地論述了從實際出發、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和依靠民眾的馬克思主義原則和思想作風，指出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調查研究是克服主觀主義、轉變黨風的根本方法。通過這次整風運動，在全黨範圍內進行了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用無產階級思想去克服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反對唯心論和形上學,宣傳唯物論和辯證法,打破了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的束縛，端正了全黨的思想路線。
毛澤東一貫主張在實際工作中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倡導科學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反對脫離實際、脫離民眾的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工作方法。早在30年代初，他就提出了“注意工作方法的問題”；40年代，他又根據黨的領導工作經驗，先後撰寫了<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關於健全黨委制》、《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等著作，總結和論述了黨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唯物辯證的領導方法與工作方法。如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領導和民眾相結合、抓緊中心工作和同時開展其他工作相結合、胸中有“數”等等。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豐富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內容，為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同革命實踐的結合，開闢了更加廣闊的道路。
此外,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還寫了其他一系列科學著作，如：《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等等。這些著作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高度論述和解決中國革命各方面問題的範例，是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典範。毛澤東還倡議成立延安新哲學會，參加延安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大會，發表了講話，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及和提高。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新發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建國初期，毛澤東針對當時黨所面臨的複雜的鬥爭任務，提出“不要四面出擊”，不可樹敵太多，而要抓住主要矛盾，掌握鬥爭的主要方向的戰略策略思想。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反對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號召廣大幹部深入實際、深入民眾,堅持理論和實踐相統一、主觀和客觀相符合的原則，實事求是地處理和解決新的問題，使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此作出了科學的總結。1956年初，為了總結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探索一條適合於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毛澤東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集中概括了黨中央領導人的意見，寫了<論十大關係>一文，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提出了適合中國情況的一系列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它最突出的特點是運用矛盾分析方法，充分體現了唯物辯證法。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建設中十種關係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對於經濟建設中的各項矛盾，必須兼顧其兩個方面，不能只顧一頭；無論只顧那一頭，都不利於社會主義。一定要堅持“兩點論”。特別要抓住那些容易發生片面性和絕對化的地方和問題，對於常常被人們忽視的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和非重點方面，要給予充分的重視。解決主要矛盾和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時要從解決次要矛盾和抓住矛盾的次要方面入手。
毛澤東在這篇著作中，強調民眾路線，指出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都要實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基本方針，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他還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同時也指出要向外國學習，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等方面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自然科學。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人家的短處、缺點不要學。對於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要堅決抵制和批判。對於自己，既不要驕傲自滿，也不要失掉民族自信心。這樣就可以使中國更快地興旺發達起來。《論十大關係》實際上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分析了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從而在理論上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作了準備。
1956年12月 4日，毛澤東在致黃炎培的信中，指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充滿著矛盾；對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用鎮壓和說服兩種不同的方法加以解決。
1957年 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後來他對講話記錄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補充和修改,在同年6月19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這篇文章回答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國家各方面的基本問題。在文章中，毛澤東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概括為社會基本矛盾。並且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無論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還是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都存在著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狀況。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有著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非對抗性的，可以通過黨和人民政府的調節，在社會主義制度內部加以解決。這篇文章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的學說，指出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分清敵我的問題，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分清是非的問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是用專政的方法解決敵我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概括了中國共產黨在運用民主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方面的許多具體創造，如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在政治上的矛盾；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法解決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矛盾；用“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的方法解決發展科學文化的矛盾； 用“統籌兼顧、全面安排”的方法解決經濟建設、全國城鄉各階層以及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矛盾，等等。毛澤東強調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中人民內部和敵我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必須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這些思想是對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正確路線的深入闡述和繼續發展。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文獻和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獲得新的發展的重要標誌。
1957～1966年 5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10年。在此期間，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時也出現過“大躍進”、“公社化”和“反右傾”等嚴重的失誤和挫折。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覺察到這些錯誤之後，曾採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包括重申黨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倡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發揚民主，走民眾路線，認真總結經濟建設中的經驗教訓，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等等，從而初步糾正了1958年以來農村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錯誤，使國民經濟在1962年到1966年期間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在這曲折發展的10年中，毛澤東哲學思想，特別是認識論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
1962年1月,毛澤東作了<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結合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闡述了許多重要的哲學思想，反覆說明發揚民主、走民眾路線、認真貫徹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及其認識論意義，特彆強調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更好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鬥爭的客觀規律。 他還闡發了必然和自由的辯證關係。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在《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一文中，說明自由不僅包括對必然性的認識，而且包括對客觀世界的改造。這裡進一步強調指出，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要有一個過程。因此，只有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經過正反兩個方面經驗的反覆比較，才能不斷地實現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同認識民主革命的規律一樣，認識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也必須有一個過程。要從實際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毛澤東在這裡深刻闡明了自由和必然的辯證規律，再次指出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認為只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活動的自由。這一觀點是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重要貢獻。 1963年 5月，毛澤東又寫了<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裡來的?>。在該文中進一步發展了《實踐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基本思想。它指出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覆，才能夠完成。強調對廣大幹部進行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教育的重要意義。
在此期間，毛澤東還結合新的實踐經驗，多次強調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思想，論述了社會主義建設中對立面的結合、總的量變過程中的部分質變、辯證法規律一元化的思想。他還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倡導唯物辯證法的工作方法。毛澤東十分關心自然科學的新發展、新成果，並注意從哲學的高度總結這方面的新鮮經驗。他運用對立統一規律的一分為二的觀點說明物質的無限可分性，在50年代和60年代多次指出基本粒子並不基本，還可再分。他的這一思想推動了國際粒子物理學的研究，並為科學實驗所證實。1977年，在美國夏威夷舉行的第七屆國際粒子物理學討論會上，為紀念毛澤東這一思想對粒子物理學的貢獻，美國科學家建議把比夸克更深層的物質粒子命名為“毛粒子”。
晚年的主觀主義失誤1958年後，在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很大成就的勝利面前，毛澤東和中央、地方的不少領導人滋長了驕傲自滿的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並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導致了“大躍進”、“公社化”和“反右傾”的錯誤。在糾正這些錯誤時，由於沒有從指導思想上徹底清理“左”的認識根源，隨著毛澤東威望的不斷增高，他逐漸驕傲起來，脫離實際，脫離民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個人崇拜現象不斷發展，從而導致了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瘋狂的破壞，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損失和災難。毛澤東晚年在指導思想上產生的“左”的嚴重錯誤，從哲學根源來分析是由於他思想上的主觀主義，由於他背離了自己一貫倡導的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從對當時國內的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所作的錯誤估計出發的，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1981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的全部革命活動和革命思想,作了客觀的全面的評價,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其中包括毛澤東在哲學上的獨特貢獻；同時對他晚年所犯的嚴重錯誤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分析，並把它同經過長期歷史考驗形成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區別開來。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成績和貢獻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主要貢獻和特點毛澤東的哲學專著以及包含著豐富哲學思想的其他一系列科學著作，特別是他觀察和分析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毛澤東哲學思想以自己所作出的寶貴貢獻和獨具的鮮明特色，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和中國哲學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主要貢獻毛澤東雖然長期擔負著艱巨而繁重的領導工作,主要精力用於從事革命鬥爭實踐,但他非常重視理論特別是哲學的研究和運用。他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淵博的歷史知識、高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和革命創造精神。他善於調查研究，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緊密地結合起來，用新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概括來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哲學。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要貢獻，概括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面：①從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科學地解釋“實事求是”這句中國古語，賦予它新的含義。他用中國傳統哲學特有的方式和語言，唯物辯證地論證和回答了哲學基本問題。毛澤東的實事求是思想原則，深刻地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神實質，集中體現了具有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的核心，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和根本點，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作出的最突出最重要的貢獻。
②在唯物論方面，深刻發揮了“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思想，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調查研究,主觀必須符合客觀，思想必須反映客觀實際。這既是中國革命長期的實踐經驗和認識經驗的哲學總結，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原則的簡明、通俗的概括。
③在認識論方面，著重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是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特彆強調充分發揮符合客觀實際的自覺的能動性。他以社會實踐為基礎，全面系統地論述了辯證唯物主義關於認識的源泉、認識的發展進程、認識的目的、真理的標準等理論；指出正確的認識的形成和發展，往往需要經過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的多次反覆；指出真理是同謬誤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真理是不可窮盡的,認識的是非即認識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最終只能通過社會實踐來檢驗，強調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他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和認識經驗，提出自由不僅是對必然的認識,而且包括對客觀世界的改造,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等等。這些都是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深刻論述和發揮。
④在辯證法方面,集中闡述了對立統一規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係問題是矛盾問題的精髓；強調不僅要研究客觀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尤其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強調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不同質的矛盾；認為不能把辯證法看作死背硬套的公式,必須把它同實踐,同調查研究密切結合起來加以靈活運用。他對矛盾特殊性問題作了詳盡的闡發，論述了各種物質運動形式所包含的矛盾特殊性、一切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不同過程和階段上矛盾的特殊性、矛盾鬥爭形式之對抗與非對抗的特殊性以及矛盾和矛盾雙方地位的特殊性，形成了一個如何正確分析現實中各種複雜矛盾的邏輯體系。他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新經驗，論述了對立面的結合、總的量變過程中的部分質變等重要思想。他還從哲學高度總結自然科學的新發展、新成果，運用對立統一的觀點著重指出物質的內部矛盾性和物質無限可分性，深化了自然辯證法思想。
⑤在歷史唯物主義方面，重點闡述了社會基本矛盾推動歷史發展的基本思想，創立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科學理論，特別是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學說。他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仍然存在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只是這些矛盾的性質同舊社會不同，因而解決矛盾的方法也不同。他提出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必須特別重視如何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必須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他把歷史唯物主義關於人民民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原理系統地運用在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活動中，形成了黨在一切工作中的民眾路線。他強調指出：共產黨必須一切為了民眾，一切依靠民眾；要取得正確的領導意見，必須堅持從民眾中來，到民眾中去。這就把黨的民眾路線同唯物史觀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統一起來了。
⑥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廣泛地運用於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和黨的建設等中國革命的各個實踐領域，不僅解決了各個領域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而且反過來又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國革命戰爭問題上，毛澤東提出了一整套人民軍隊建設的理論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為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提供了光輝範例。毛澤東一貫重視方法論問題,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善於把哲學原理具體化為指導實際工作的一整套思想方法、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他還大力倡導並且畢生致力於哲學的解放事業，強調哲學民眾化，號召把哲學從書本里和課堂上解放出來，變為廣大民眾手裡的尖銳武器。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具有獨創意義的貢獻。
主要特點作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哲學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繼續和發展。它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哲學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但是，由於毛澤東哲學思想產生在中國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它所面臨的主要歷史任務，所概括的具體實踐經驗，所遇到的主要思想論敵等，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哲學思想相比較，都有其特殊性。它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表現出自己的一些特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①毛澤東哲學思想是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具體化了的、豐富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和以他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簡單重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原理，而是根據中國社會歷史特點和中國革命的需要，具體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原理，揭示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客觀規律，並從哲學上概括總結新的實踐經驗。它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寶庫增添了許多新內容。
②毛澤東哲學思想主要是通過同中國共產黨黨內的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錯誤傾向的鬥爭,並深刻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而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20世紀上半葉，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地主、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抗。經過“五四”運動前後"問題與主義"的論戰、"社會主義"的論戰、"無政府主義"的論戰，馬克思主義逐步鞏固和擴大了自己的陣地。地主資產階級的哲學和社會思想雖然還不時地向馬克思主義發起挑戰，但實踐的發展越來越證明，它們在中國是根本行不通的。而對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來說，關鍵在於如何解決好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的問題。隨著中國共產黨黨內兩條思想路線鬥爭的發展，特別是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前期，在哲學、理論戰線上反對主觀主義的鬥爭便日益突出起來。這種主觀主義不是社會上那種以理論形態出現的唯心主義和形上學哲學體系，而是在革命實踐中、在黨內表現出來的唯心主義傾向和機械論傾向。它是實現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主要思想障礙。毛澤東及以他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同以王明為代表的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錯誤傾向進行了長期的堅決的鬥爭，對主觀主義的表現、實質、根源、危害性，以及克服主觀主義的方法,從哲學上作了系統的深刻的分析和論述,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③毛澤東哲學思想是關於中國共產黨人思想路線和思想方法、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的哲學。為了使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緊密結合，正確認識和處理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毛澤東歷來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一致性，強調共產黨人要在實際工作中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要從哲學認識論、方法論的高度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和思想方法、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他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運用於黨的全部工作，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了具有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這些立場、觀點、方法是貫穿整個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民眾路線、獨立自主。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某一原理的簡單運用，而是依據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綜合發揮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各個原理得出的重要結論。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它體現了從實際出發，主觀必須符合客觀的唯物主義原則，體現了從聯繫和發展中把握矛盾特殊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要求，體現了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的認識論觀點。民眾路線，既是歷史唯物主義關於人民民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的運用，也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在領導方法上的運用。獨立自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