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殷商民族及殷王世系
- 時代：殷商
- 類型：詞語歷史
- 位置：中國
“殷商”一詞，是“殷”與“商”的合稱，並不是商民族對自己的稱號。他們是自稱為“商”，如對其晚期經營很久的都城，後世都史為殷墟，而甲骨卜辭中則記述商王出外田獵後返回都城為“入於商”。這個“商”就是殷墟，是《史記·項羽本紀》所記項羽與章邯期會洹水南的殷墟。這同甲骨出土地今之小屯村為洹水所圍繞的地望相一致，可見殷墟如據“名從主人”例應稱之為商墟。不稱商而稱殷，本是來自周人。周之金文有“殷”字，從身、從殳。身即人之形，含義為人。“殷”古讀同“夷”、“衣”音。因此周人稱殷如夷，《中庸》“一戎衣”即“殪爾殷”，注家說“衣讀如殷”。這都是各據不同方音寫成的異形同音字。周人即稱商之人為殷，故在《詩經·大明》中出現了殷人與商人相混合的稱號，而有“自彼殷商”、“殷商之旅”等詞與句。
商民族出於東方。《詩·商頌·玄鳥》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傾》是宋國頌揚其先代的詩，記載了商人的古代傳說，玄鳥即燕子，可視為商的圖騰。《呂覽·音初》說：“有巢氏有二佚（美）女，為之九成之台，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高注說：“天命燕降卵於有巢氏，女吞之生契。”《史記·殷本紀》說商族的祖先為契，契母簡狄是有巢氏之女，帝嚳次妃（按此為後來附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楚辭·天問》也說：“簡狄在台嚳何宜，玄鳥致貽女可嘉？”可見簡狄傳說出自先秦舊籍。《史記》原有所本，不是漢人杜撰的。
《左傳·昭公十七年》載魯叔孫昭子問郯子，少昊（皞）氏以鳥名官之故，郯子說：“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爽鳩氏司寇也……。”東方曆法發達，很早就測定了二至二分，玄鳥氏就是主管此項工作的。《左傳·昭公二十年》載晏子與齊景公談到齊地的早期居民，說“昔爽鳩氏始居此地，……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魯國的曲阜是少昊之虛，蒲姑是商的同盟部落，可知商的先祖是少昊部族之一，山東半島齊魯一帶是商民族早期活動的地方。
原始民族除商的先祖外，其他也有以鳥為圖騰，以鳥名官之制。如《魏書·官氏志》載元魏“法古純質，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或以民事，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迅疾；以伺察者為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鮮卑早期也有以鳥名官之制。鮮卑拓跋氏出於東北，可能與商民族同出一源，此義當別為文論之。
許多東北民族都保存始祖卵生的傳說。如《魏書·高句麗傳》說高麗出自夫余，先祖朱蒙（與鄒牟·東明、逢蒙都是一聲之轉），母河伯（黃河之神，即馮夷）女，夫余王將女幽閉於宮中，太陽照射而懷孕，生一卵，男孩破卵而出，就是朱蒙，長而善射。清代在輯安發現了高麗《廣開土好大王碑》稱：“惟昔始祖鄒牟，天帝之子，母河伯女，剖卵陳生，生子有聖才。”滿族也說他們的祖先是仙女佛庫倫吞了雀銜朱果而懷孕降生的（見《皇朝通志》卷一）。
商的母系，契母有巢氏女，名簡狄，此巢和狄即戎狄之戎狄，表明她可能屬於北方薦草中居的北方巢貉族。關於簡狄的傳說，說明東方民族與北方民族在外婚制的條件制約下才產生的事實。
《山海經·大荒東經》說：“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殺王亥，取服牛。”郭璞注說：“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於河柏以伐有易，遂殺其君綿臣也。”郭注所拓蓋出於汲冢竹書。有易即有狄，易牙或作狄牙，簡狄之狄或從易作逿，狄，易古音相通。仆牛即服牛，即用牛拉兩輪大車。《後漢書·東夷傳》講到高麗的本地居民馬韓”有牛馬而不知騎乘”，就是還不懂得服牛。
《天問》說：“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此所說《山海經》所載實為一事。有扈即有易，扈胡疊韻，或稱之為狄，或稱之為湖，胡狄皆古代北方異族（指文化言）之通稱。該即王亥，是季的兒子。王亥在卜辭又稱“高祖亥”。亥字或從鳥頭，或在旁邊再加手形，這正表現了以手操鳥之形。亥《殷本紀》作振，也是從手旁。《山海經》所謂“操鳥方食其頭”的說法是不對的，應是表示以鳥為圖騰。
《天問》又說“恆秉季德，焉得乎仆牛？……昏微遵跡，有狄不寧。”恆即王恆，見於卜辭，不見於《殷本紀》。王恆與王亥為弟兄，昏微即上甲微，有狄即有易，也是講的同一故事。《呂氏夏秋·勿躬》與《世本·作篇》都說王亥作服年，《世本》又說：“相土作乘馬”。相土也是殷代先公之一。服牛、乘馬就是使牛馬拉車。
商族祖先在齊魯地區的活動地域稱有穹，因山東半島為海水所環繞，它的範圍是有限的，故稱有穹。相土時期，力量遠達海外，《詩·商頌·工發》說“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海外指山東半島之外，亦即從“有穹”到“無穹”。“無穹”指北方廣遠之地。《左傳·昭公元年》載“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於大原”。《左傳·襄公四年》載“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無終”即“無穹”。舊注說無終在河北玉田縣。《史記·趙世家》說趙武靈王“遂之代，北至無穹”。北方貉族以北，遼闊無邊，俱屬“穹”地。由上所述，可知商族力量遠達北方，可能越渤海而到東北境內。
商族先公已使用兩輪大車，和西伯利亞一帶有了交往。伊尹是有莘氏之媵臣，莘即薪之古字，樹木為薪，西伯利亞是原始森林地帶，古代就稱居住在這裡的人為莘。古中國與西伯利亞的交通是暢通無阻的。西伯利亞和後來的匈奴也是很早就使用兩輪大車，商族早期與他們交往，兩輪大車的使用究竟孰先孰後，誰受誰的影響，一下還難於論定。
二、殷墟及其年代
殷墟是在考古發現的商城遺址中屬於晚期的都邑。據《竹書紀年》的記載，自從盤庚在此建都起，一直到紂覆滅為止，共歷二百七十三年之久再沒有徙郡。殷人在此花費了將近三百來年的經營，其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積累，必然也是深厚豐富的。因此對殷墟大量考古發現發掘及其出土文物的研究，便成為探索殷商歷史的重要基礎。
殷墟的“墟”本作虛，為從虍從丘。如前所述，是穴居現象，是復穴之上兩側可以出入之形。丘虛為古代傳說帝王之都，所以有太皞之虛，顓頊之虛，少昊之虛，軒轅之丘。所謂殷墟，就是殷人之都，即現在洹水旁之小屯村。殷虛之名，在秦漢之際以至六朝時代還是人們所共同認識的。所以《史記·項羽本紀》載，項羽與章邯盟，“期洹水南殷虛上”。《水經注》：“洹水出山（太行），東逕殷虛北”。這個地方，大概可以說是東方的交通孔道。三國時代的曹魏，六朝時代的後趙、前燕都在這裡建都的。根據記載，宋人在此地發現許多銅器，因為這裡接近湯陰，所以宋人說河亶甲墓、上甲冢都在湯陰，《考古圖》、《博古圖》和《通考》都是這樣的。
就甲骨文來說，它本身也證明小屯是殷虛。甲骨文中殷代帝王之名極多，這是內證，是非常有力的，絕對可靠的記載。而且，卜辭記載田獵，總是說“入於商”，足以證明小屯是他們經常居住的地方，從而也肯定了小屯殷虛的絕對年代。
殷虛之稱商，是因殷人以前居住的地方叫商，所以遷來小屯以後，地名也帶來了。例如殷人之後建立宋國，宋與商則為一音之轉。所以魯國娶了宋之女，也稱娶於商(“孝惠娶於商”見《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古代部族遷徙，用舊地名稱所居地，這在當時地曠人稀，新地原來無名的情況下，是極其普遍的事，並不只殷一地是如此。如晉有故絳和新絳也是一例。殷虛的情況，雖然和上述的情況類似，但是並不完全一樣，因為殷虛在成為殷人都邑以前，已經有殷的名字了，所以後來殷商並稱：“自彼殷商”(《詩·大明》)。周初的人，已經是有這樣名稱了。
殷人的都邑，是經過多次遷徒的。王靜安先生在《說自契至於成湯八遷》一文中，論證自契至於成湯，都邑遷徙過八次。這可以備一說，但不一定就是準確的，應該根據考古發掘來進一步研究。成湯以後五遷，張守節在《殷本紀》的《正義》中說：“湯自南亳遷西亳，仲丁遷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遷也。”這種都邑的遷徙，是因為農業不發達，需要改變地理條件來維持生產。所以，成湯以前的八遷也可能只在幾個固定的地方往返耕種，而不是真正遷移了八個地方。從時間上來看，前八次遷徙所占的時間短，後五次遷徙所占的時間長，這說明農業生產有一些發展，用不著多遷徙來改變地理條件了。
殷人在殷虛住的時間是相當久的，《史記·殷本紀》說：“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竹書紀年》謂“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七百”應作“二百”。至“紂時稍大其邑”以下，可能不是《竹書紀年》的原文而是皇甫謐作《帝王世紀》時根據《竹書紀年》綜合敘述的。可見，殷人在其最後的京城住的時間是很久的。不再遷徙的原因可能因為農業生產大大發展了，國家力量強大，沒有遷移都城的必要。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史記》說盤庚遷亳是錯的，《盤庚篇》說遷殷是極重要的根據。《史記》的錯誤是來源於《書·序》。《書·序》雲盤庚五遷，始治亳殷。始治一字是《古文尚書》“始宅”二字所訛。
另一方面，甲骨和甲骨文本身也證明殷人在殷虛是居住得很久的。十萬片以上的甲骨堆積，要不是殷人長期居住在這裡，是完全不可想像的。而且，從甲骨文和斷代來講，同樣也說明殷人在殷虛居住得很久。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分甲骨文為五期，後來他作《殷歷譜》也是如此的分法。他斷代的標準有世系、稱謂、貞人、書寫等例，如甲骨文有稱父庚、兄庚等的，就可以有根據認為現在發現的甲骨文，就時代來說是以盤庚時期為最早。武丁時代的甲骨文，筆劃嚴整，字型大方，象徵著當時國力和強盛。由以上種種原因，可以證明殷虛是盤庚以至殷紂滅亡時二百多年中殷代的國都。
關於殷代總年數，現在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左傳·宣公三年》說殷商“載祀六百”。《漢書·律曆志》引《世紀》：“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歲。”同篇又引殷歷曰：“當周公五年，則為距伐桀四百五十八歲”。兩者是不一致的。根據《晉書·束皙傳》說《竹書紀年》所載：“夏年多殷”，這可以大致得出一個概念。但是，夏代的總年數，也還是一個無法確定的數字。《史記·夏本紀集解》引《竹書紀年》說：“夏代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參考《太平御覽》卷83引《竹年紀年》）。而《殷本紀》引《竹書紀年》說：“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史記·殷本經集解》引《竹書紀年》）。這兩種說法，同樣出現在《竹書紀年》，同樣被裴駰引用，但殷年還是比夏年多，《束皙傳》說：“夏年多殷”，在這裡就無法解釋了。關於殷代的年曆，還沒有可靠的記載或成熟了的研究成果。所以，殷代每一個帝王的在位年數，那就更無法確定了。
三、巫卜與甲骨
上個世紀末轟動世界的文化大發現，就是甲骨文字以及殷墟文物的發現。甲骨文字是巫卜貞人卜事或記事時刻於龜甲獸骨上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許多都是象形字，但甲骨文和金文的巫字，究竟象什麼呢？現在還沒有辦法確定。《說文》說：“能齋肅事神明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這是漢代人的說法。《說文》認為男的叫覡，女的叫巫，但是後來不分男女都叫巫。《說文》說巫是以舞降神，這有幾分真實性。因為《楚辭·九歌》上記載降神的都是巫。古代的巫，大多數都是女的，這可能是母系社會的遺留。因為在母系社會時期，祭祀是由女的主持的。古代的人，由於生產水平、科學水平的限制，特別是由於統治階級利用迷信以統治人民的結果，他們都相信巫和巫術，《楚語》“絕地天通”，這是人類文化進步的結果。在“天地通”的時候，巫就是神，這種相當原始的巫的信仰一直保存了許久。漢代各地有巫，如楚巫、晉巫、也有專門的河巫。滿洲、蒙古也有類似”巫”的薩滿。總的說起來，巫是古代社會中的一個集團，他們掌握祭神、跳舞、醫療、文字等等宗教儀式和科學技術，他們是古代的有知識的人，卜就是由他們掌管著。
甲骨文占絕對多數的都是關於卜的記載，只有極少數是純粹記事的辭。所以甲骨又稱契文，又稱卜辭。契是卜以前的整治甲骨之事。卜，就是問神以決吉凶。又卜與筮是有區別的。筮是有用草來預測吉凶，比起卜來，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有一定的例則可尋，已經簡單多了，卜則純靠巫的臨時判斷。
卜是相當原始的，許多歷史上和現存的少數民族，都有骨卜的習慣，他們用牛骨、羊骨、雞骨等來卜。殷代絕在多數是用牛骨和龜甲來卜的。卜的方法可以舉牛的肩胛骨為例。先把牛骨胛骨加以整治鑿鑽，然後用木炭火來燒，這叫燒或灼。燒了以後使牛肩胛骨上產生裂紋，根據裂紋由巫加以解釋而預決吉凶。這樣作了以後，把卜的日月和事項以及卜的人的名字都契刻在骨上。而且，往往在後來也把應驗與否的記錄契刻在上面，這就成了現在十分寶貴的卜辭了。
卜字音的來源，就是取燒骨時的爆破聲，形的來源就是象骨的裂紋，裂紋在甲骨上表現得很清楚。概括來說，橫劃向上的一般是吉的，橫劃向下或岐出的一般表示是不好的，凶的。
骨卜是原始的，而龜卜則晚一些。龍山文化有牛卜骨，小屯早期也多用之。小屯的晚期，則多用龜甲來卜。用龜來卜，這是南方崇拜龜的民族的習俗，殷人與這種民族結合，才使用龜來卜，因為，南方民族認為龜是靈物。《禮運》篇以龍、鳳、龜、麟為四靈。戰國及漢代則以青龍、白虎、朱雀(鳳)、玄武(龜蛇)代表四方，中國一直到唐，還有用龜名人的如李龜年是也。
由於卜和記錄所卜之事及其驗否，都是巫人主持，所以，殷代的文字，可以說是為巫這個集團掌握了的。正如藏族的喇嘛掌握經典和文字一樣。過去傳說倉頡造字，假定是事實，那么倉頡也就是當時的卜人之一。因為文字不是一個人能創造的，而是一個相當長的時代的產物，是一群人共同創造的。如卜字，這是掌握卜的巫人共同創造而且共同使用的，這是根據實踐而造出的字。其他如用字，骨字、兆字也都是如此.卜的時候，常常正面卜一次，反面卜一次，把卜的事記在裂紋的旁邊，這是一組卜辭，所以逃字有範圍的意思，是把甲文的兆字加以改變而寫了錯了的。以上這些字如果不是卜人，他們怎能創造這些字呢。
甲骨上的字數是由幾個字，十幾個字到數十字不等，最多的有百餘字的。有人說，商代已經有了文學，這是可以肯定的。
與甲骨文同時存在的還有在玉器、骨器、陶器上面還保存了墨書的文字。字型是用毛筆書寫的，這也可說明蒙恬造筆的說法是完全靠不住的。
甲骨文和金文、大小篆、古文、隸書以及現在通行的漢字是一脈相傳下來的文字。可以看出，甲骨文字奠定了造字的原則和中國文字的整個系統，它還是可以認識，可以讀出，可以使用的活文字。
四、殷代的世系
甲、乙、丙、丁……為日，子，醜，演，卯……為辰，日為斡，辰為枝，見日之時為日，見星之時為辰，合斡枝以紀日如甲子、乙丑，即一日一夜為一天，乾支就是斡枝省寫。殷人以日為名，有大甲、祖乙、外丙、武丁諸稱。實際上只有以乾（斡）為名，而沒有用支（枝）的（王亥是例外）。《白虎通》雲殷人以生日為名。《古史考》雲夏殷之禮“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我認為生日為名可靠些。例如，受辛死於甲子日史有明文，他不以甲為名，就說明受辛稱辛是不以死日為名的。同時，要是以死日為名，豈不是在人死以前的幾十年時沒有人稱他這個名字？死後哪個又曉得這就是他呢？這不合於命名的意義。以生日為名，就完全免除了這種不合事理的情況之產生。
乾只有十個，因此加以大、小、文、武、帝、祖等以示區別。這種加的字，一般不是原來就有的，而是後來尊稱的。甲骨文稱父某、兄某，只是相對的不固定的稱謂，稱祖甲、祖丁……也是如此，所不同的就是祖以上皆可以稱祖，不必即為子之子的孫輩的稱謂。所以，我們了解的《殷本紀》的完整世系，都應該是殷商後期造成的分別名稱，而不是原來的狀況。由於名的產生和祭祀的隆重，我們推測殷人也可能產生諱名的習俗。少數民族中，傣族也有這種風俗。他們生子之後，即以子名為名，如稱某某之父，周代稱這樣的名為字，如某某甫，甫就是父。
成湯以後，研究起來相對的說是容易一些的。湯，《殷本紀》稱為天慚，卜辭作大乙或作唐，甲骨文的天字與大字是不分的。所以《多士》的天邑商，卜辭作大邑商。唐即湯，晉公？唐字從易，《說文》唐古文作啺，也從易。唐湯古同屬陽部字，故得相通。從世系看得出來，湯以後，兄終弟及的很多。所以，過去的人都說：“商之繼統法，以弟及為主，而以子繼輔之，無弟然後傳子”。而父死子繼的嫡長繼承制則到周代產生。這種意見，王靜安先生在《殷周制度論》中曾大加闡發，因此得到許多人的同意，要是仔細研究，這種說法是值得商榷的。
根據世系來看，除去湯以前和武乙以後，只有太甲（太宗）、祖乙（中宗）、武丁（高宗）三宗是父子相承。這個現象，應該說是特例，這是基於政治原因而產生的。因為，他們在位的時間，國勢強大，在位又久，所以才能父子相承。《尚書·無逸》云：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積壓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中宗在位七十五年，高宗在位五十九年，祖甲在位三十三年，??作得比較好，得到人民的擁護，而當時的王位又是在貴族中推舉的，所以，他們在位的時間相當長。
一般所謂殷代的兄終弟及，也是有問題的。例如，外壬、外丙，卜辭作卜壬、卜丙，這可能是當時母系繼承還有濃厚的遺留，稱母係為外家，已見於《爾雅·釋親》篇，可能它有很悠久的歷史，由姊妹之子繼，必須經過卜的決定。與此相對的，殷王有中丁、中壬等，可能這是父系繼承，中表之稱相屬甚晚（起於六朝），但中外是相對之詞，為了與母系繼承的“外”相區別，所以稱為“中”。
五、兄終弟及制與祖甲改制
兄終弟及的繼承制度，可能是氏族社會在父系繼承確立以前存在過的，後來殘留在殷代的，因為在父系確定父傳子以前，同一氏族的生產，都由年歲相差不遠的人共同管理，因此，後來產生了兄終弟及制。
保定南鄉出土的殷代三句兵，據王靜安先生說，這是“殷代北方侯國勒祖父兄之名於兵器以紀功者”，他的排列次序是：
（一）大
祖祖祖祖祖祖祖
日日日日日日日
己丁乙庚丁己己
（二）大大中
祖父父父父父父
日日日日日日日
乙癸癸癸癸辛己
（三）大
兄兄兄兄兄兄兄
日日日日日日日
乙戊壬癸癸癸丙
可見，這裡有著清楚的祖、父、子三輩的區分，他們是按照父系而排列的。而每一輩中，又有大、中、小的區別，可能是同輩中的不同集團，世系中稱大、中、小等，可能也是這樣形成的。《遼史·外戚表》雲“拔里二房，曰大父少父，乙室已有二房，曰大翁少翁”。大、少即大、小，可能與商代的情形極為相似。商代的兄終弟及制，應該說不僅是帝位的遞傳，而實質上是財產繼承的制度。財產傳給兄弟，雖然已經不是母系而是父系的現象，但是，終究和嫡長子繼承制有著迥然的區別，所以，他們那時可能還是貴族選舉制，與遼的選舉制差不多。
殷代到了武丁時期，國勢極為強盛。孟子說，武丁時代，殷是很強的。由於國勢強盛，武丁以政治、婚姻關係，征服各部，過去有人說武丁封自己的許多妻子為侯的真實情況是如此，他並不是什麼真正的如像周代的分封。由於武丁時代國勢強大，貢獻增多，因而改變兄終弟及制度。所以，自武丁以後，兄終弟及者少多了。《無逸》謂“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有人說這是三年之喪的起始。要是如此，他與改變兄終弟及制是有密切關係的。
祖甲改制，是商代的轉折點，也是中國奴隸制社會崩潰的開始。
原來在氏族社會的末期，一個氏族之所以能征服其他氏族，是由於領導氏族的同輩兄弟共同生產，共同生活，團結成一具有力量的隊伍，當然，這時是實行兄終弟及制的。後來傳子，兄弟就相對有所分散，因而氏族的力量就削弱了。《國語·周語》雲“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就是說，祖甲改變了兄終弟及制而實行父死子繼制。所以，甲骨文的世系，都只祭直系，弄到天天要祭祀的地步。這是祖甲以後整齊世系的結果。《無逸》云：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立王”一詞又見於《大雅·桑柔》（“滅我立王”）。甲骨文又有“小王”之稱，疑即後世立太子的開始。王位的繼承，不由選舉而由王在生時預先建立。就是自祖甲改變兄終弟及的貴族選舉制以後，殷王都是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像高宗、祖甲和“小人”一起參加過生產活動，多少知道一些現實的情況，而他們卻溺於淫樂，夭折居多。這是“立王”的結果。
祖甲以後的“立王”，庚丁，甲骨文作康丁或康祖丁。按殷人以乾支配合為名，庚、丁當無兩乾聯繫為名之理，當以甲骨文為是，《殷本紀》所載之庚丁，當為康丁之訛。《殷本紀》所載之太丁，《竹書紀年》作文丁《辦作大丁》，卜辭稱文武丁。
即使祖甲改制，但到殷末執行起來還是有相當紛爭的。《呂氏春秋·當務》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為太子。大夫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
這傳說不一定是可靠的，但反映了繼立問題的一些矛盾。從《無逸》記載來看，已經是父死子繼，立王的繼承制是確立了。
六、外婚制與宗法制度
祖甲改制，已經形成宗法制，確立了父系，建立了大宗小宗。這可能是從氏族社會中的家長制發展來的，是和父系外婚制分不開的。但是，當時是否完全外婚還值得研究。甲骨文有祖、父、子、孫四字，是父系的現象。同時，還有王族、子族，多子族等名詞。《左傳·定公四年》雲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飢氏、終葵氏。這都是殷代的一些氏族，因而，殷代有王族、子族、多子族等區別，也應該是確切的。王族與子族是分開的。王有王族，子有子族，王與子不是同一族的，子族是尊貴的，所以後來春秋時代的人，多稱某某子。父子如不同族，是值得研究的。根據《無逸》說，在祖甲以前，王子是不在家裡養的，祖甲以後，才在家裡養。所以他說“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可見高宗還是參加勞動的。又說“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仍然是與其團體共同勞動。王、子不同族，是氏族制度還有相當大的部分存在，尚未向宗法制過渡時的情況。
當其宗法相當發達的時候，是絕對外婚，《禮記·大傳》“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可見周以前並不是如此，夏、殷都不是絕對外婚。《禮記·大傳·正義》雲，“殷人五世以後可以通婚”，故將殷法以問於周。又《喪服小記?知姓者，周則不然”。《太平御覽》卷540引《禮外傳》云：“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通”。《魏書·高祖紀》太和七年詔“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絕同姓之娶。”可見六朝人的認識還是如此。《公羊傳·僖公二十五年》雲“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這也就是殷代同姓婚之遺留。
殷有五世之廟，故五世之後可以通婚。《呂氏春秋·諭大》云：“《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禮記·曲禮》云：“孫可以為王父屍，子不可以為父屍”，這都是部族的內婚，是婚級制的現象，是二半部族互為婚姻的現象。母系時代，父子不同族，後來雖然發展成父系，但是其婚級制仍然是存在的，所以父子仍然不同族。父子雖不同族，但因為是婚級制，所以祖孫同族，因之孫可以為王父屍。甲骨文雲，“唯多生饗，唯多子饗”（《甲》380），多生是姊妹之子，多子是兄弟之子。這都是二半部族的現象。子本是幼童之稱，後來變生為甥，而以子為己之子也不同族。《詩·麟之趾》把公子、公姓，公族三者完全並列起來，這就是二半部族的現象。《齊子仲姜鎛》：“以保台身”，“保余兄弟”，“保餘子姓”。此處所謂子姓，即指兄弟之子。
過去談三族是指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也是說明三個不同的集團，他們是共財的，是宗法的形式之一，而不是小家庭。
程瑤田《宗法小紀》雲“宗之道，兄道也，以兄統弟，以弟事兄。”這是說得很確切的，他提示了氏族殘遺的現象。大宗、小宗就是由這裡變來的。小宗是固有的，大宗是後來增加的。小宗五世則遷，大宗百世不遷，就是說，他是百世不通婚姻，外婚制在男系以內，不僅血統關係有聯繫，而且，經濟上有更密切的聯繫，大宗和小宗都有共財的殘跡。這當然也都是氏族的殘餘，而且，拖得非常長久的。但是，越往後發展，財產的分化也越顯著，故有大宗作標誌，表示不通婚，以便抑制同族分化。少數民族之中，有十二世以後通婚的。不通婚的這些現象，是一步步發展成了絕對外婚，因之產生了宗法。
姓，就是絕對外婚，宗法產生以後才有的。商代沒有姓，所謂當時的子姓，就是子族。姓是不同氏族互通婚姻而產生的。因為，女子出嫁，必須帶姓去。
分封的出現是很晚的，氏族社會時期，兄弟必須共同生活，才能共同作戰，共同生產。後來，生產發展了，不再需要兄弟共同在一起也能生產、生活，造成了可以分封出去的前提，因之才有周代大量分封的事實出現，我們認為這是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它與奴隸社會的集體勞役的意識形態根本不同。因為，封建社會的等級制是寶塔式的，這是封建社會中最突出的東西，是非常明顯的剝削形式。中國的等級制，雖然在商代末期，從祖甲以後已經萌芽，有了一些痕跡，但是，發展到了周朝，才成了完整的系統。
中原地區的居民，有姓就表示當時是絕對外婚，但是，四周少數民族的情況就有不同，他們不一定外婚，也不一定有姓。《史記·匈奴傳》雲“有名不諱而無姓字”。苗徭也是如此。《黔書》雲花苗有名無姓，東徭有族無姓。《漢書·匈奴傳》雲“單于姓攣提氏”，這應該是族，而不是姓。《魏書·官氏志》太和十九年詔：“代人諸胄，先無姓族，……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周書·文帝紀》魏恭帝元年條：“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為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四周少數民族的姓與氏，最初多模仿漢人利用其原有的某種徽號而造成的。《金史·宗室表序》云：“金人初起，完顏十二部，其後皆以部為姓氏”。同姓不婚，四周民族也是沒有的。《金史·太祖紀》收國二年詔：“自收寧江州以後，同姓為婚者杖而離之”。可見在這以前，同姓是能通婚的。《新唐書·南蠻傳》雲松外蠻其喪婚嫁不廢，亦不避同姓。《公羊傳》雲楚王之妻媦（妹）。朝鮮、日本、安南、緬甸皇室都是內婚。《朝鮮通史》雲，高麗王室，以與近祖通婚為定製。可見，宗法是中國特殊的，適應封建制的上層建築。《漢書·地理志》云：
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
這件事又見《風俗通》。我們以為巫兒似即家主，是母系社會之遺蹟。這是古代原始社會遺留下來婚姻之遺俗，不可能是齊襄公一人淫亂所造成的。個人的私生活，不可能給予社會那樣深切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