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集中國、日本以及歐洲各方史料，全面展示20世紀初至30年代間東方之都——上海的音樂生活。客觀、真實，史實性與可讀性兼備，獲日本“三得利”學藝獎，獲日本比較文學會獎。追本尋源、圖文並茂、視角獨特、史料豐富，有助於重新理解、認識音樂史。 本書以清末明初由宮廷範圍的基督教音樂導入為端緒，通過初期的留學熱、學堂樂歌的展開、新文化運動的興起，逐漸將焦點引向當時西洋文化最集中、音樂活動最活躍的東方之都——上海，以全面展示二三十年代出現在上海的事件、人物，側面勾勒出我國接納外來音樂文化的縮影。本書圖文並茂，有助於我們從新的角度來理解、認識我國這一時期的音樂歷史。
基本介紹
- 書名：樂人之都:上海
- 譯者：彭瑾
- 出版日期：2003年10月1日
- 開本：32開
- 品牌：上海音樂出版社
- 作者：榎本泰子
- 出版社：上海音樂出版社
- 頁數：302頁
- ISBN：780667277X
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
作者簡介
作者：（日本）榎本泰子 譯者：彭瑾
媒體推薦
序
《樂人之都一一上海》是我國第一部以外國學者的視角．客觀、真實地記述20世紀初期至30年代間，西方音樂如何進入中國的史實性近現代音樂史專著。作者以清末民初由宮廷範圍的
基督教音樂導人為端緒，通過初期的留學熱、學堂樂歌的展開、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等，逐漸將焦點引向當時西洋文化最為集中、音樂活動最為活躍的東方之都一一上海。著作集中國、日本以及歐洲等各方史料，全面展示了上一世紀20、30年代出現在上海的音樂事件(工部局管弦樂隊的形成，上海音樂學院的建立等)，並大量記敘了西洋音樂傳人中國過程中的相關人物(如蔡元培、蕭友梅、丁善德、黃自、趙元任等)。
在我國，有關中國近現代音樂史，曾有過通史類、音樂人物等的著作以及專題性論文的研究，但像《樂人之都一一上海》那樣，試圖以音樂的人物、事件為主線，附以大量一手史料來論述這一時期的音樂史面貌的著作還是第一部。作為一個外國學者，作者以獨特的視角：藉助豐富的史料，客觀、真實地記錄了20、30年代上海的音樂狀況，從一個側面勾勒出我國接納外來音樂文化的縮影。
《樂人之都一一上海》是榎本泰子女士向東京大學提交的博士學位論文，該著作於1989年在日本出版(文研出版社)，翌年便獲得了日本“三得利”學藝獎。筆者是同作者一起在日本同志社大學短暫工作時得到贈書的。拜讀後深感作者對中國上一世紀20、30年代前後的歷史有著深入的調查，占有的資料量也十分豐富翔實，研究的視角獨特，闡述上力求客觀真實，給人以深刻的印象。近年來有關如何撰寫中國近現代音樂史，有著較為激烈、尖銳的爭論，史學界屢有“重寫音樂史”的口號。因此，這部著作的出版無疑有助於我們從一些新的視角來理解和認識我國這一時期的音樂歷史。
此書的出版能讓我們了解一位外國學者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希望這部史實性與可讀性兼備的著作能給我們帶來一些新的啟示。
趙維平
2002年12月25日
《樂人之都一一上海》是我國第一部以外國學者的視角．客觀、真實地記述20世紀初期至30年代間，西方音樂如何進入中國的史實性近現代音樂史專著。作者以清末民初由宮廷範圍的
基督教音樂導人為端緒，通過初期的留學熱、學堂樂歌的展開、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等，逐漸將焦點引向當時西洋文化最為集中、音樂活動最為活躍的東方之都一一上海。著作集中國、日本以及歐洲等各方史料，全面展示了上一世紀20、30年代出現在上海的音樂事件(工部局管弦樂隊的形成，上海音樂學院的建立等)，並大量記敘了西洋音樂傳人中國過程中的相關人物(如蔡元培、蕭友梅、丁善德、黃自、趙元任等)。
在我國，有關中國近現代音樂史，曾有過通史類、音樂人物等的著作以及專題性論文的研究，但像《樂人之都一一上海》那樣，試圖以音樂的人物、事件為主線，附以大量一手史料來論述這一時期的音樂史面貌的著作還是第一部。作為一個外國學者，作者以獨特的視角：藉助豐富的史料，客觀、真實地記錄了20、30年代上海的音樂狀況，從一個側面勾勒出我國接納外來音樂文化的縮影。
《樂人之都一一上海》是榎本泰子女士向東京大學提交的博士學位論文，該著作於1989年在日本出版(文研出版社)，翌年便獲得了日本“三得利”學藝獎。筆者是同作者一起在日本同志社大學短暫工作時得到贈書的。拜讀後深感作者對中國上一世紀20、30年代前後的歷史有著深入的調查，占有的資料量也十分豐富翔實，研究的視角獨特，闡述上力求客觀真實，給人以深刻的印象。近年來有關如何撰寫中國近現代音樂史，有著較為激烈、尖銳的爭論，史學界屢有“重寫音樂史”的口號。因此，這部著作的出版無疑有助於我們從一些新的視角來理解和認識我國這一時期的音樂歷史。
此書的出版能讓我們了解一位外國學者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希望這部史實性與可讀性兼備的著作能給我們帶來一些新的啟示。
趙維平
2002年12月25日
圖書目錄
前言
第一章 西洋音樂的傳播與普及
第一節 基督教帶來的音樂
第二節 留學日本熱與學堂樂歌
注
第二章 在新文化運動的潮流中
第一節 蔡元培的美育思想
第二節 時代驕子蕭友梅
第三節 北京大學附屬音樂傳習所
注
第三章 樂人之都一一上海
第一節 租界的音樂文化
第二節 國立音樂院的誕生
第三節 關於創作歌曲
(一)蕭友梅
(二)趙元任
(三)青主
(四)黃自
注
第四章 國樂走向何方．
第一節 中西音樂家的交流
第二節 “GRAND CHINESE EVENING大中國之夜”
第三節 左翼音樂家的登場
第四節 紛亂的音專
注
終章 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音樂史上的意義
注
參考文獻
後記
譯後記
第一章 西洋音樂的傳播與普及
第一節 基督教帶來的音樂
第二節 留學日本熱與學堂樂歌
注
第二章 在新文化運動的潮流中
第一節 蔡元培的美育思想
第二節 時代驕子蕭友梅
第三節 北京大學附屬音樂傳習所
注
第三章 樂人之都一一上海
第一節 租界的音樂文化
第二節 國立音樂院的誕生
第三節 關於創作歌曲
(一)蕭友梅
(二)趙元任
(三)青主
(四)黃自
注
第四章 國樂走向何方．
第一節 中西音樂家的交流
第二節 “GRAND CHINESE EVENING大中國之夜”
第三節 左翼音樂家的登場
第四節 紛亂的音專
注
終章 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音樂史上的意義
注
參考文獻
後記
譯後記
文摘
書摘
國立音樂院創辦不到幾年，能夠取得如此成績，對蕭友梅來說無疑是一大喜訊。其實他之所以下決心要創辦音樂學校，是因為留德期間他深感中國音樂發展之遲緩。回國後不久他在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的《音樂雜誌》第一卷三號(1920年5月)上發表了題為(什麼是音樂?外國的音樂教育機關。什麼是樂學?中國音樂教育不發達的原因)⑤的文章，嚴肅地指出了蕭友梅真正
認識到的中國音樂的落後，並對中國音樂的現狀表現出了痛心和憤慨。文章認為中國音樂在古代可以與西洋音樂相媲美。蕭友梅指出：“不妨買本泰西樂器史來研究他們一千年前的樂器所用的音域，不是跟現在中國所用的差不多嗎?再買一本西洋古代音樂史來研究兩千年前希臘音樂所用的音階，還不是跟我們中國音律家所論的五聲音階(Pentatonik)一樣嗎?”蕭友梅認為中國唐代以後由於不重視音樂教育，中國音樂的發展出現了停滯不前的局面，他充滿希望地斷言：“現在的西洋音樂本來不能叫它做西洋音樂，因為將來中國音樂進步的時候還是和這音樂一般，因為音樂沒有什麼國界的。”
書摘1
里藏有不少漢文書籍。在蕭友梅的論文裡參考書籍就羅列了七十餘種。除四書五經、二十四史之外，還有《樂律全書》、《律呂正義》，以及附有很多圖例的《大清會典圖》。受父親的薰陶，蕭友梅具有傳統文化的素養，所以能夠駕輕就熟地閱讀這些書籍。論文中使用了很多圖表，對141種打擊樂器、吹奏樂器和弦樂器一一作了說明，如果不是中國人，也許很難寫出這樣的論文。雖然當今中國音樂界指出該論文存有不夠深刻的地方，但也承認它在“對中國古代樂隊和樂器的有關資料作新的歷史性的分類和論述”方面具有先驅的意義。
蕭友梅為了學習西洋音樂而留洋，但他撰寫的卻是有關中國音樂的論文，其中有諸多理由。首先在演奏方面他感毛已不可能再有所發展，無論是鋼琴還是作曲，蕭友梅都是在日本留學時代才開始學的，那時他已經18歲了，就演奏而言這個年齡應該說為時已晚。不難想像來到西洋音樂的故鄉後，蕭友梅便認識到自己的實力與歐洲人之問存在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因為身在海外，相對而言就更能看清本國文化的特點。他在論文的《引言》中寫道：在中國沒有得到歐洲音樂一樣向多樣化更進一步的發展。然而中國人民是非常富於音樂性的，中國樂器如果依
照歐洲技術加以完善，也是具備繼續發展的可能性的，因此我希望將來有一天會給中國引進統一的記譜法與和聲。那在旋律上那么豐富的中國音樂將會迎來一個發展的新時代，在保留中國情思的前提之下獲得古樂的新生，這種音樂在中國人民中間已經成為一筆財產而且要永遠成為一筆財產。
引言中提及的改良樂器、引進記譜法與和聲，表明了蕭友梅以後的基本主張。這是將中國音樂與西洋音樂作比較之後才得出的結論。這裡要補充的是，蕭友梅的指導教師即主持論文答辯的胡戈·里曼本人曾就讀於萊比錫大學與萊比錫音樂學院，後來成為母校的教授，1908年他率先建立了音樂學研究所。也就是說，在里曼的指導下，萊比錫大學在音樂理論和音樂史學領域取得了劃時代的業績。這也給蕭友梅帶來了莫大的刺激。
蕭友梅在他的論文結尾部分對清王朝沒能促成“音樂的學院教育《專門教育》”感到惋惜，文章中寫道：“因此我個人的願望是，除了推廣一般的科學與技術之外，還應該更多地注意音樂的，特別是系統的理論和作曲在中國的人才培養。”蕭友梅明確地表達了確立專業音樂教育的願望。德國之行將蕭友梅多年的課題——教育與音樂緊密地結合起來。換句話說，蕭友梅在德國學到的不是鋼琴的演奏技術，也不是作曲的理論，而是對待音樂的學術態度和對音樂教育事業的信念。
取得博士學位後蕭友梅原定立即回國，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無法乘船回國，同年lO月蕭友梅去了柏林，在柏林大學哲學系與施特恩音樂學院(現在的柏林市立音樂學院)繼續深造。據說在柏林的一年半時間內，他聽了兩百多場音樂會和歌劇。說到柏林，人們馬上會想起柏林愛樂樂團，時任樂團常任指揮的是20世紀初期具有代表性的音樂巨匠尼基什(Arthuz
Nikisch．1855～1922)。尼基什擅長指揮貝多芬、舒曼、布魯克納、柴科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他那充滿活力的指揮令許多人為之傾倒。或許蕭友梅也是在音樂廳的某一個角落全神貫注地聆聽演奏的聽眾之一吧。
戰爭處於膠著狀態．德國城市陷入了嚴重的饑荒。有不少關於蕭友梅留德其間的軼事，其中有悲有喜。有一次，來自不同國家的寄宿生圍在飯桌上，無意中談起了自己的國家，蕭友梅自稱是中國南北朝時期梁朝皇帝蕭統的後裔，引來了眾人尊敬的目光。聽說後來大家都叫他“蕭王子”，每天早餐時德國房東只為他一個人準備了一塊當時十分珍貴的牛油。
1917年春天，蕭友梅疏散到波森(現屬波蘭)的農村，在那裡種種土豆，在國小里教教鋼琴和法語。那裡的農民們大概都是第一次遇見中國人，蕭友梅教村裡的女孩子們彈鋼琴，和當地農民相處得非常融洽。但是，由於當地生活貧困，蕭友梅身體搞垮了，曾一度進醫院接受治療，可能染上了肺結核。本來就瘦弱的蕭友梅，因此終身為病魔所困。1919年夏天，蕭友梅回到柏林，不久便離開生活了八年的德國。在週遊了瑞士、法國、英國、美國等國家之後，1920年3月他坐船經舊金山回到了南京。
歸國後，蕭友梅發現國內的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廣東已不在孫文的控制之下。於是，蕭友梅便奔赴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就也許是為了投奔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而去的吧，他到北京不久便與蔡元培取得了聯繫，並迅速與音樂研究會建立來往。很快他在1920年5月的《音樂雜誌》第一鄭第三號上，發表了題為《什麼是音樂？外國的音樂教育機關。什麼是樂學？中國音樂教育不發達的原因》的文章。
我這次從德國回來，路過美國的時候，聽見有人說北京大學有一個音樂研究會，心中已經很喜悅；到了北京，不過幾天蔡先生就送我一本《音樂雜誌》，我更喜出望外了。因為但凡研究一樣專門，一定要有一個機關，把研究的結果來發表發表，才可以多召集同志；同志愈多，研究的進步就快 了。蔡先生要我作幾篇文章，送給《音樂雜誌》，可是我好久沒有作文章了，然而對於音樂又極有趣味，只管把我對於音樂的感想用白話來講幾句，給各同志參考參考吧。
雖然不清楚蕭友梅是通過誰來獲悉有關音樂研究會的情況的，但是可以想像他是滿懷著對國內音樂活動的期待回國的。引文中“用白話來講幾句”表達了蕭友梅對新文化運動的共鳴和贊
同。
以這篇文章為端緒，蕭友梅不斷在《音樂雜誌》上發表文章，秋天他應蔡元培的邀請擔任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和音樂研究會的講師。蕭友梅是第一位在歐洲接受了正規的音樂教育後回國
的人物，又深得蔡元培的厚愛，因此他在音樂研究會內的地位自然很高。蕭友梅在音樂研究會教音樂史和和聲學。翌年，中文系的課程中開設了蕭友梅的普通樂理和初級和聲學兩個講座。《北京大學日刊》第868號(1921年10月18日)上刊登著一份《蕭友梅啟事》。在這份啟事中蕭友梅要求選修該課程的學生必須會彈鋼琴或風琴，並補充說“不會樂器的人應去音樂研究會補
習”。當時西洋音樂教育才起步不久，要求全體選修這門課程的學生都必須掌握鋼琴的演奏技術，這似乎讓人覺得有些近乎勉 強。但蕭友梅並不因為是初次舉辦此類講座而放寬要求，他想讓 他的講座與歐洲的音樂學校具有同等水平，由此可見蕭友梅的 熱情之高。也許是他的熱情感染了學生吧，據《蕭友梅年譜》記載，在北京大學聆聽蕭友梅的各種講座的學生加在一起有近一 千人之多。
早在1920年的年末，蕭友梅就向教育部提出設立音樂學校的建議。
…………
國立音樂院創辦不到幾年，能夠取得如此成績，對蕭友梅來說無疑是一大喜訊。其實他之所以下決心要創辦音樂學校，是因為留德期間他深感中國音樂發展之遲緩。回國後不久他在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的《音樂雜誌》第一卷三號(1920年5月)上發表了題為(什麼是音樂?外國的音樂教育機關。什麼是樂學?中國音樂教育不發達的原因)⑤的文章，嚴肅地指出了蕭友梅真正
認識到的中國音樂的落後，並對中國音樂的現狀表現出了痛心和憤慨。文章認為中國音樂在古代可以與西洋音樂相媲美。蕭友梅指出：“不妨買本泰西樂器史來研究他們一千年前的樂器所用的音域，不是跟現在中國所用的差不多嗎?再買一本西洋古代音樂史來研究兩千年前希臘音樂所用的音階，還不是跟我們中國音律家所論的五聲音階(Pentatonik)一樣嗎?”蕭友梅認為中國唐代以後由於不重視音樂教育，中國音樂的發展出現了停滯不前的局面，他充滿希望地斷言：“現在的西洋音樂本來不能叫它做西洋音樂，因為將來中國音樂進步的時候還是和這音樂一般，因為音樂沒有什麼國界的。”
書摘1
里藏有不少漢文書籍。在蕭友梅的論文裡參考書籍就羅列了七十餘種。除四書五經、二十四史之外，還有《樂律全書》、《律呂正義》，以及附有很多圖例的《大清會典圖》。受父親的薰陶，蕭友梅具有傳統文化的素養，所以能夠駕輕就熟地閱讀這些書籍。論文中使用了很多圖表，對141種打擊樂器、吹奏樂器和弦樂器一一作了說明，如果不是中國人，也許很難寫出這樣的論文。雖然當今中國音樂界指出該論文存有不夠深刻的地方，但也承認它在“對中國古代樂隊和樂器的有關資料作新的歷史性的分類和論述”方面具有先驅的意義。
蕭友梅為了學習西洋音樂而留洋，但他撰寫的卻是有關中國音樂的論文，其中有諸多理由。首先在演奏方面他感毛已不可能再有所發展，無論是鋼琴還是作曲，蕭友梅都是在日本留學時代才開始學的，那時他已經18歲了，就演奏而言這個年齡應該說為時已晚。不難想像來到西洋音樂的故鄉後，蕭友梅便認識到自己的實力與歐洲人之問存在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因為身在海外，相對而言就更能看清本國文化的特點。他在論文的《引言》中寫道：在中國沒有得到歐洲音樂一樣向多樣化更進一步的發展。然而中國人民是非常富於音樂性的，中國樂器如果依
照歐洲技術加以完善，也是具備繼續發展的可能性的，因此我希望將來有一天會給中國引進統一的記譜法與和聲。那在旋律上那么豐富的中國音樂將會迎來一個發展的新時代，在保留中國情思的前提之下獲得古樂的新生，這種音樂在中國人民中間已經成為一筆財產而且要永遠成為一筆財產。
引言中提及的改良樂器、引進記譜法與和聲，表明了蕭友梅以後的基本主張。這是將中國音樂與西洋音樂作比較之後才得出的結論。這裡要補充的是，蕭友梅的指導教師即主持論文答辯的胡戈·里曼本人曾就讀於萊比錫大學與萊比錫音樂學院，後來成為母校的教授，1908年他率先建立了音樂學研究所。也就是說，在里曼的指導下，萊比錫大學在音樂理論和音樂史學領域取得了劃時代的業績。這也給蕭友梅帶來了莫大的刺激。
蕭友梅在他的論文結尾部分對清王朝沒能促成“音樂的學院教育《專門教育》”感到惋惜，文章中寫道：“因此我個人的願望是，除了推廣一般的科學與技術之外，還應該更多地注意音樂的，特別是系統的理論和作曲在中國的人才培養。”蕭友梅明確地表達了確立專業音樂教育的願望。德國之行將蕭友梅多年的課題——教育與音樂緊密地結合起來。換句話說，蕭友梅在德國學到的不是鋼琴的演奏技術，也不是作曲的理論，而是對待音樂的學術態度和對音樂教育事業的信念。
取得博士學位後蕭友梅原定立即回國，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無法乘船回國，同年lO月蕭友梅去了柏林，在柏林大學哲學系與施特恩音樂學院(現在的柏林市立音樂學院)繼續深造。據說在柏林的一年半時間內，他聽了兩百多場音樂會和歌劇。說到柏林，人們馬上會想起柏林愛樂樂團，時任樂團常任指揮的是20世紀初期具有代表性的音樂巨匠尼基什(Arthuz
Nikisch．1855～1922)。尼基什擅長指揮貝多芬、舒曼、布魯克納、柴科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他那充滿活力的指揮令許多人為之傾倒。或許蕭友梅也是在音樂廳的某一個角落全神貫注地聆聽演奏的聽眾之一吧。
戰爭處於膠著狀態．德國城市陷入了嚴重的饑荒。有不少關於蕭友梅留德其間的軼事，其中有悲有喜。有一次，來自不同國家的寄宿生圍在飯桌上，無意中談起了自己的國家，蕭友梅自稱是中國南北朝時期梁朝皇帝蕭統的後裔，引來了眾人尊敬的目光。聽說後來大家都叫他“蕭王子”，每天早餐時德國房東只為他一個人準備了一塊當時十分珍貴的牛油。
1917年春天，蕭友梅疏散到波森(現屬波蘭)的農村，在那裡種種土豆，在國小里教教鋼琴和法語。那裡的農民們大概都是第一次遇見中國人，蕭友梅教村裡的女孩子們彈鋼琴，和當地農民相處得非常融洽。但是，由於當地生活貧困，蕭友梅身體搞垮了，曾一度進醫院接受治療，可能染上了肺結核。本來就瘦弱的蕭友梅，因此終身為病魔所困。1919年夏天，蕭友梅回到柏林，不久便離開生活了八年的德國。在週遊了瑞士、法國、英國、美國等國家之後，1920年3月他坐船經舊金山回到了南京。
歸國後，蕭友梅發現國內的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廣東已不在孫文的控制之下。於是，蕭友梅便奔赴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就也許是為了投奔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而去的吧，他到北京不久便與蔡元培取得了聯繫，並迅速與音樂研究會建立來往。很快他在1920年5月的《音樂雜誌》第一鄭第三號上，發表了題為《什麼是音樂？外國的音樂教育機關。什麼是樂學？中國音樂教育不發達的原因》的文章。
我這次從德國回來，路過美國的時候，聽見有人說北京大學有一個音樂研究會，心中已經很喜悅；到了北京，不過幾天蔡先生就送我一本《音樂雜誌》，我更喜出望外了。因為但凡研究一樣專門，一定要有一個機關，把研究的結果來發表發表，才可以多召集同志；同志愈多，研究的進步就快 了。蔡先生要我作幾篇文章，送給《音樂雜誌》，可是我好久沒有作文章了，然而對於音樂又極有趣味，只管把我對於音樂的感想用白話來講幾句，給各同志參考參考吧。
雖然不清楚蕭友梅是通過誰來獲悉有關音樂研究會的情況的，但是可以想像他是滿懷著對國內音樂活動的期待回國的。引文中“用白話來講幾句”表達了蕭友梅對新文化運動的共鳴和贊
同。
以這篇文章為端緒，蕭友梅不斷在《音樂雜誌》上發表文章，秋天他應蔡元培的邀請擔任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和音樂研究會的講師。蕭友梅是第一位在歐洲接受了正規的音樂教育後回國
的人物，又深得蔡元培的厚愛，因此他在音樂研究會內的地位自然很高。蕭友梅在音樂研究會教音樂史和和聲學。翌年，中文系的課程中開設了蕭友梅的普通樂理和初級和聲學兩個講座。《北京大學日刊》第868號(1921年10月18日)上刊登著一份《蕭友梅啟事》。在這份啟事中蕭友梅要求選修該課程的學生必須會彈鋼琴或風琴，並補充說“不會樂器的人應去音樂研究會補
習”。當時西洋音樂教育才起步不久，要求全體選修這門課程的學生都必須掌握鋼琴的演奏技術，這似乎讓人覺得有些近乎勉 強。但蕭友梅並不因為是初次舉辦此類講座而放寬要求，他想讓 他的講座與歐洲的音樂學校具有同等水平，由此可見蕭友梅的 熱情之高。也許是他的熱情感染了學生吧，據《蕭友梅年譜》記載，在北京大學聆聽蕭友梅的各種講座的學生加在一起有近一 千人之多。
早在1920年的年末，蕭友梅就向教育部提出設立音樂學校的建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