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國斌（1910.02--1980.03），男，原名梁又植（友植），曾用名鄧耀南，福建省長汀縣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政法、公安戰線的卓越領導人之一，上海市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原顧問、書記處書記，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長，中共貴州省委原書記，公安部原副部長、黨組成員，最高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黨組副書記。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梁國斌
- 別名：原名梁又植（友植）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福建省長汀縣
- 出生日期：1910年2月
- 逝世日期：1980年3月5日
- 職業：上海市第七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 信仰：共產主義
- 別名：曾用名鄧耀南
人物經歷,人物生平,社會評價,
人物經歷
運送槍枝彈藥
1929年11月紅四軍暫時撤離長汀，長汀又回到反動豪紳、地主階級的統治之下。一些豪紳惡霸以“保鄉防匪”為名，巧立名目、橫徵暴斂——連農民挑到城鎮來賣的柴草和買回去的糞尿，也要收稅。這激起了老百姓心中的怒火。
針對這一階級鬥爭形勢，中共長汀縣委決定在長汀與瑞金兩縣的交通要道——古城組織暴動。不過，暴動缺少武器。巧的是，紅四軍撤離長汀時曾留下一批槍枝彈藥。於是，地下黨組織決定，在暴動前夕，火速把這批武器運到暴動地點。
誰來運送槍枝彈藥呢?中共長汀城區區委書記毛鐘鳴想到了機警果斷的梁國斌，梁國斌斬釘截鐵地表示:“我保證，限時限刻把武器送到!”接到任務後，梁國斌率領同志避開敵人警崗哨所，翻山越嶺，最終準時把這批槍枝彈藥送到了古城暴動的埋伏點，保證了古城暴動一舉全殲偽縣長、警察局長及當地土豪劣紳的勝利。
痛失愛妻
1933年，梁國斌結婚了，妻子是和他在一個部門工作的紅軍幹部吳春秀。她有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身材小巧玲瓏，性格活潑可愛，愛打籃球，槍法也很準。梁國斌與她是自由戀愛，婚後感情很好，戰友們都認為他們是天生的一對。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北上，陳毅、張鼎丞等同志仍堅持在閩贛地區進行游擊戰爭，梁國斌夫婦留下來駐守。在一次反擊戰中，吳春秀帶著一支隊伍突圍，卻再也沒能回來。有人說親眼看見她倒下……梁國斌和戰友們多次返回陣地都沒找到她。
此後若干年，梁國斌稍微安定下來就托人打聽、尋找吳春秀。接下來的20餘年中，每年10月的這一天，梁國斌都會很難過地憶起與吳春秀被打散那天的情景。
被俘脫險
主力紅軍長征後，梁國斌奉命留在閩贛邊堅持游擊戰爭，編入福建軍區游擊隊。1935年4月20日，福建軍區游擊隊在長汀與武平交界的梅子壩，突遭福建、江西的國民黨軍合圍，梁國斌、羅化成等人被俘，後押解到瑞金。因為敵人以為他倆只是一般的游擊隊員，都是福建長汀人，所以又被押解回長汀處理。
1935年6月初，國民黨派出一個班的武裝，押送梁國斌、羅化成上路，他倆一個左手一個右手被銬子鎖在一起。瑞金至長汀約40公里，梁國斌一路沉思，到了汀城認識的人多了，身份暴露了怎么辦?於是暗下決心尋找時機逃脫。下午3時，到達距長汀縣城僅10多公里的山箭腦，剎時烏雲密布，大雨傾盆，梁國斌計上心頭，看見不遠處有一廁所，即報告要求上廁所，經同意梁、羅同去廁所(因兩人互銬在一起)，他倆在廁所里趁敵人不注意，迅速撞破廁所的後竹牆，滾下荊刺叢生的山崖。他倆脫險後，砸開手銬，在山裡隱藏了20多天，然後摸到梁家莊一老接頭戶家，請他將有關情況轉告城裡的弟弟梁友三。
梁友三得知情況後，立即轉告城關地下黨支部書記毛鐘鳴。毛鐘鳴是毛銘新印刷所的老闆，左右上下的關係都搞得很好。他得知梁國斌的情況後，千方百計為他倆籌備錢物並領取“良民證”和“路條”，將他倆轉移到香港好友鄧芳處(鄧芳是中華蘇維埃政府國家保衛局長鄧發的哥哥)。
1936年夏天，梁國斌、羅化成終於與黨組織接上了關係。二人欣喜若狂，如孤雁歸隊，失散的孩子重新投入母親的懷抱，他們向黨組織詳盡地匯報了來港的情況，黨組織審查了他們的表現之後，便決定讓他們參加黨組織的活動。
龍巖辦事處主任
1937年8月，中共南方局根據梁國斌、羅化成的請求，派他倆到閩西南張鼎承、鄧子恢、譚震林領導的抗日義勇軍（即後來的新四軍二支隊）工作。9月，二人參加了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擴大會議。會上，從延安回來的方方同志傳達了黨中央、毛主席關於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的指示。當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鬥爭十分複雜，蔣介石採取政治欺騙和軍事進攻的手段，妄圖乘機吃掉我們的部隊。而在王明右頃投降主義的影響下，我們有些同志放鬆了對國民黨的警惕，使我們的軍隊受到了一些損失。閩南一支經過流血奮戰的近千人的紅軍游擊隊被國民黨廣東軍閥包圍繳械。這次會議，使與會同志對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堅持“政治上採取攻勢，軍事上採取自衛”的政策，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會後，張鼎承司令員把梁國斌找去，談了龍巖的情況，說：閩西南省委決定，讓你擔任閩西南抗日義勇軍駐龍巖辦事處主任。張鼎承司令員把主要任務交了底：繼續做好統一戰線工作，與國民黨當局聯絡，領取軍費及物資；擴大我黨抗日救國主張的宣傳，擴大政治影響；聯繫和護送各地來抗日義勇軍的幹部和青年；以及秘密發展黨的組織。
龍巖是閩西南的要地，局勢複雜，鬥爭很尖銳，雖然鄧子恢等同志已經與當地國民黨軍政當局談判達成協定，但是國民黨仍然千方百計限制我黨的活動，對我戒備森嚴，在辦事處周圍布滿了特務監視。在這種情況下，梁國斌以辦事處主任的身份經常會見龍巖的軍政界、工商界、文化界等各方面的上層人士，向他們宣傳我黨的主張，爭取他們的合作。標語、傳單在城內四處張貼、散發，救亡歌曲滿城傳唱，死水一潭的龍巖城出現了熱烈的抗戰救亡氣氛。
當時，國民黨地方政府被迫接受我們提出的“停止敵對行動，實現共同抗日”主張，並達成協定：抗日義勇軍停止打土豪籌借糧款，由國民黨福建省政府每月供給數千元的軍費。但是，兩個月過去了，軍費仍無著落，我們這支數千人的部隊的給養成了大問題。
國民黨當局拖延不給，梁國斌幾次找專員、師管區司令交涉。他開門見山地質問：“我們的部隊是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在白沙洲集訓，準備開赴抗戰前線的，這完全是符合民族大義的光明舉動，你們想在軍費上做文章，設定困難，就不怕承擔破壞協定、破壞抗戰的責任嗎？”
專員聽了，一面答應請示上級，一面又無理指責共產黨“借這件事在外搞蠱惑宣傳。”
梁國斌義正詞嚴地反駁道：“我們共產黨就像大廟裡的鐘，輕撞輕響，重撞重響，你們辦得事情沒有道理，難道還不讓人說明嗎？！我們閩西南紅軍游擊隊同你們打交道多年，是老相識了，你們也很清楚，這是一支什麼樣的軍隊，你們‘圍剿’了三年，想餓死、凍死我們，這都沒有辦到，更何況是今天！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是有辦法的，既然你們首先違反協定不發軍費，那么我們也可以按照‘有力出力，有錢出錢’的原則，向有錢人家‘借’一點款，這不是打土豪，而是你們逼出來的。”以後，梁國斌派人一天幾次去催促，又加上社會各界輿論的壓力，逼得他們幾次打電報給省政府，要求趕快把軍費發下來。
深秋的閩西，寒意逼人，而支隊的幹部、戰士及家屬還缺乏過冬的衣服。為了讓同志們儘早穿上新軍裝，梁國斌決定通過商會，向布店借布，縫製軍裝。 一天下午，梁國斌將龍巖城裡各布店的老闆都邀請到辦事處來，寒暄一陣後，他便通報了國民黨違反協定剋扣軍費、企圖刁難我們部隊的情況。他對這些老闆說：“我知道諸位都是願意抗日、擁護我黨的抗日主張的。眼下即將入冬了，而我們部隊的軍裝至今還沒有發，我們希望諸位能暫時借幾匹布，幫我們解決眼前的困難。”
為了打消他們的故慮，梁國斌又說：“諸位不要擔心，共產黨向來說話算數，我們借歸借，拿歸拿，只要省政府的軍費一到，立刻就把布款還給你們；假使有人要破壞統一戰線，鬧分裂，撕毀協定，不發軍費，你們也不要害怕，紅軍就是打土豪也會還你們的，決不少你們一文錢！”
商人們聽了，一方面覺得國民黨太不講理，另一方面他們想到自己的家屬和財產大都在鄉下，也害怕我們打土豪連累到他們，於是連連點頭，紛紛表示同意。當天，各家布店就你五匹、我十匹地把布送來了，把辦事處的廳堂堆得滿滿的。梁國斌等人又找來許多裁縫師傅，連續幾個晝夜不停趕製，做好了幾千套軍裝，立即派人送到支隊。當幾千名戰士每人發到兩套嶄新的軍裝時，無不歡呼雀躍，士氣更加高昂。
10天后，國民黨省政府在我方的一再抗議下，終於把軍費如數發下來了。梁國斌又把布店老闆們召來，把賒欠的布款一一還清。老闆們見共產黨如此講信用，紛紛掏出錢來，作為“外水”酬勞。梁國斌一一謝絕，並向他們宣傳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他說：“如果你們認為布價太高，可以降低一些，那你們看著辦；但是，我們是不會像國民黨軍隊那樣，七折八扣來打你們的算盤，或者要你們的‘外水’的”。老闆們很受感動，回去後都成了共產黨的義務宣傳員。國民黨頑固分子的經濟限制，非但沒能卡住共產黨人的脖子，反而在民眾中輸了理。 龍巖開展的抗日救亡宣傳活動，逐步影響到周圍各個縣。但是，長汀一帶的局面一直沒有打開。長汀，是我們閩西紅色根據地的中心，1929年毛澤東、朱德、陳毅同志率領紅四軍入閩後，長汀人民就跟著共產黨，深入開展土地革命，踴躍參加紅軍，不屈不撓地同蔣介石反動派浴血奮戰，打出了紅色的政權。在毛澤東同志正確路線的指引下，革命事業一片興旺。後來，由於王明極“左”路線的統治，紅軍沒有能打破敵人的第五次“圍剿”。被迫西征，從此長汀人民重新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把對紅軍的懷念，對反動派的恨深深地埋藏在心裡，日夜盼望著紅軍早日歸來。
一天，張鼎承司令員電話通知梁國斌去一趟。一到司令部，張鼎承司令員就對他說：“新四軍軍部要我們派人到長汀去接電台和幹部。你是長汀人，情況熟悉，這個任務由你去完成最好。”
張鼎承司令員指示梁國斌帶領一個連，不僅要安全、妥善地把幹部、電台接到，更重要的是到長汀去宣傳黨的抗日主張，擴大政治影響，打破敵人的欺騙。同時又告訴梁國斌：支隊北上抗日行軍的路線要經過朋口、長汀等地，你要藉機了解國民黨軍隊的部署情況，為將來支隊的行軍作好準備。
次日清晨，梁國斌帶上一個連的戰士分乘幾輛汽車出發了。暮色降臨時，他們趕到了長汀，梁國斌的心情非常激動，這裡是他的家鄉阿！梁國斌安排部隊先在車站休息，他帶著警衛員去專員公署，聯繫接幹部和電台的事宜。在聯繫中，他了解到長汀城內駐有國民黨保全第八團的部隊，為了預防萬一，他把部隊帶到小校場原來的省蘇維埃保衛局舊址住下。當晚用電話與新四軍瑞金辦事處主任肖忠全聯繫，得知幹部和電台還要等幾天才到。於是，第二天他就馬不停蹄地到專員公署、保全團部、縣政府、縣黨部和商會等處開展上層統戰工作，了解長汀地下黨組織的情況。
當年的紅軍又回來了，長汀的人民民眾奔走相告，紛紛來到部隊的駐地看望。長汀的各界人士也到部隊辦公的地方拜訪。每天晚上，梁國斌的家中都擠滿了人，許多在城裡、在山上堅持鬥爭的幹部、黨員以及民眾來紛紛來看望梁國斌，敘談這幾年的艱苦鬥爭，控訴國民黨反動派的種種罪行，表達人民民眾對黨和紅軍的懷念。
不料，情況突然起了變化，新四軍瑞金辦事處遭到國民黨江西保全團的襲擊，肖忠全同志英勇犧牲，所有的幹部和電台全部被敵人扣押。國民黨頑固派又在製造新的事端，長汀突然吃緊！城外的敵人紛紛調進城內，形勢十分緊張。面對這種情況，梁國斌做好兩手準備：一方面派人回龍巖向支隊司令部報告，以取得上級的指示；另一方面，他帶一名幹部和警衛員，到國民黨保全團團部“單刀赴會”，強烈抗議頑固派襲擊我瑞金辦事處的罪行，揭露他們的陰謀。
梁國斌厲聲責問他們：“在中國人民同仇敵愾奮起抗擊日寇侵略之時，有人公然踐踏‘停止內戰，一切對外’的協定，悍然襲擊我新四軍瑞金辦事處，槍殺我辦事處主任，抓走我幾十名幹部，搶走電台，難道這就是你們平日口口聲聲高喊的‘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嗎？”
保全團長萬萬沒有想到梁國斌等人這么快就得到了“瑞金事變”的訊息，一時慌了神，只得推脫說不知道有這么回事。梁國斌緊追不放，逼得他沒法，不得不承認這個事件是“破壞抗日救國的行為”。
梁國斌話鋒一轉，單刀直入：“貴軍既然知道這是破壞抗戰的行為，那么，請問，你們調動那么多部隊進城，在全城布置戒嚴，是為了什麼呢？”
保全團長狡辯說，這屬於他們的內部調整，外界不必過問。
“可是，你們在我們的駐地周圍增崗加哨，構築工事，並且派來大批便衣特務，尾隨監視我們，這一切又該作何解釋？！”
保全團長見再也無法掩蓋，終於漏出真相，反咬一口：“我請你們也要注意不做赤化宣傳，擴大武裝。”
梁國斌當即嚴詞駁斥：“全國人民除漢奸外，均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抗敵的自由，國民黨當局也曾許諾給人民許多抗戰自由。我們在長汀忠實執行自己的抗日救國宣傳，同時擁護國民黨的抗戰諾言，爭取各界民眾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樣的活動，何罪之有？我們揭露日寇暴行，激發民眾的抗戰熱情，這樣的宣傳活動，何罪之有？至於廣大熱血青年強烈要求參加抗日武裝，開赴前線，這更是符合民族大義的壯舉，何罪之有？！今天我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大禍迫在旦夕，全國人民無不為之痛心疾首，而你們非但不能‘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反而對我黨的抗日活動橫加限制，甚至處心積慮地要破壞統一戰線，你們的所作所為，只能博得日寇的喝彩而遭全國人民的唾罵！”
保全團長理屈詞窮，臉色紅一陣白一陣，他害怕把事端鬧大，激起民憤，只得答應解除長汀城內的戒嚴，保證梁國斌等人的人身安全和行動自由。最後，他強裝笑臉，恭恭敬敬地把梁國斌等人送出門外。
後來，經過新四軍軍部和支隊司令部的再三交涉以及社會各界輿論的譴責，國民黨不得不把扣留我方的幹部、電台和槍枝彈藥全部歸還，瑞金事件得以解決。
建立淮南抗日民主政權
1938年8月，梁國斌以新四軍軍部巡視員的身份，受命從皖南軍部駐地出發，渡江到江北地區巡視戰鬥在淮南津浦路兩側地區的新四軍的保衛工作。在這裡，他套用積累多年的戰鬥經驗，依靠各級黨組織的支持，堅持不懈地組建軍隊和地方的保衛工作，親自挑選幹部，訓練幹部，親自講課，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保衛工作人員。
1939年春，新四軍軍分委書記、副軍長項英同志到二支隊來視察工作。他了解到梁國斌在中央蘇區曾搞過保衛工作，就調梁國斌到軍部，準備派他到江北指揮部去搞保衛工作。在去江北之前，梁國斌擔任軍部教導總隊調查統計科長。
1939年8月，新四軍政治部指示梁國斌以軍部常駐江北指揮部巡視員身份，帶著幾名幹部和參加完新四軍黨代會準備回江北的支隊代表一起，從皖南軍部出發，橫渡長江，穿過了日寇的封鎖線，到達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指揮部首長和梁國斌具體地研究了江北部隊的保衛工作。鄧子恢同志說，這裡是新開闢的地區，我們到達只有幾個月，軍隊和地方的保衛機關還沒有建立起來，暗藏的漢奸、國民黨特務、土匪流氓、惡霸和封建幫會活動猖獗，司令部周圍更是特務如麻，拚命竊取我軍的情報。他問梁國斌：“你看治安保衛工作怎么搞啊？”
梁國斌說：“如果像皖南那樣，服從國民黨的‘軍法條例’這個緊箍咒，就沒有辦法搞好保衛工作！”梁國斌接著說：“按照那個‘軍法條例’我們只準搞軍內，對地方上的反革命分子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搞破壞，而不能動他們一根毫毛，這怎么能搞好保衛工作呢？中央叫社會部，延安叫保全處，八路軍叫保衛部，只有我們叫調查統計科、軍法處。我早就向項英同志提出，不要用‘調查統計科’這個名稱，他都沒有同意。我總覺得，只有把軍隊和地方的保衛工作結合起來，才能真正把治安保衛工作做好！”鄧子恢同志聽後說，指揮部正考慮著要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權，應該把軍隊和地方的保全工作結合起來。
當時，正是“楊、曹逃跑事件”（四支隊團長楊克志、政委曹玉福，腐化墮落，叛變投敵，國民黨利用他們反共）和財神廟游擊隊被繳械之後，四支隊一些幹部戰士思想不穩，要開展部隊保衛工作阻力較大。因此決定首先到津浦路東，從五支隊開始，抽調幹部，舉辦保衛工作訓練班，培養幹部，把部隊的保衛工作系統建立起來。
幾天后，梁國斌離開指揮部，到路東半塔集五支隊駐地舉辦“路東保衛訓練班”，二十多個學員大都是五支隊的營教導員，少數幾個團級幹部和地方幹部。當時一個教員也沒有，梁國斌就自己擔任教員，給學員們講治保工作的重要性和黨的肅反、保衛工作的方針、政策。還請五支隊政治部主任方毅講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等。
一個多月後，訓練班結業，五支隊從支隊部、旅、團、營各級都配備了保衛幹部。梁國斌回到路西江北指揮部，成立了“新四軍江北指揮部軍法處”。以後，以軍法處的名義，陸續又辦了幾期訓練班。到1940年春，江北所有部隊的保衛工作都系統地建立起來了。
通過一系列的鬥爭，梁國斌他們深切體會到沒有政權的困難，只有建立抗日民主政權，才能改變被動的局面。
1940年春，新四軍在淮南津浦路東半塔集打退了國民黨韓德勤部的進攻，為路東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立提供了條件。這時，中原局和江北指揮部就緊緊抓住有利時機，派了大批幹部到路東八縣（盱眙、嘉山、高郵、儀征、天長、來安、六合等縣）擔任縣長和半塔直屬區區長，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領導農民深入開展減租減息鬥爭。經過幾個月的時間，民眾發動起來了，各縣的區鄉也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地方武裝部。5月，路東抗日民主政權“淮南津浦路東抗日聯防辦事處”成立了，鄧子恢同志任主任，方毅同志任副主任，梁國斌兼任地方保全總處處長。以後，淮南路西也相繼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
地方政權建立起來後，各種抗日的民眾組織紛紛建立，部隊的給養順利地得到解決，顯示了抗日民主政權的巨大威力。隨著鬥爭的深入，和當地反動勢力的矛盾越來越尖銳。淮南路東原來是國民黨統治的地區，反動地主手裡還掌握著被打散的國民黨小股部隊，受惡霸、反動地主控制的青紅幫、紅槍會等封建勢力以及暗藏的漢奸和國民黨特務，他們瘋狂地進行破壞活動，殘殺我們派下去的幹部，襲擊我們的基層政權。由於我們來的時間不長，雖然建立了各級抗日政權，但還很不鞏固，有些縣、區的地方武裝實際上還是被地主、惡霸分子掌握著。針對這種情況，梁國斌擬了一份電報請示，講到地方上的特務、土匪如麻，反革命活動猖獗，要求把軍法處和地方保全處結合起來，加強對敵對分子的鎮壓，保護新生的革命政權。
這樣，除了指揮部軍法處之外又建立了淮南津浦路東聯防保全總處。有了這兩個機關的組織力量，才有可能把軍隊和地方的保衛工作結合起來，統一領導，合署辦公，有利於在複雜的鬥爭環境中，主動了解情況，保衛軍隊和根據地，加強對路東反動地主的鎮壓。
緊接著，梁國斌又組織舉辦了一個較大規模的保衛幹部訓練班，主要學習黨中央、毛主席關於鋤奸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指示，黨的保衛工作歷史，保衛人員應遵守的紀律作風等。這個訓練班有幾十名學員，都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有的是高中、大學畢業的，經過一段時間革命鬥爭的鍛鍊，都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訓練班時間雖短，但收效顯著。
1940年7月，淮南津浦路東地區八個縣的反動勢力，趁我主力部隊開赴淮北之時，以為時機已到，幾乎在同一天有好幾個縣同時發動反革命武裝暴動，瘋狂地殘殺我們的幹部、民眾，妄圖推翻新生的路東抗日民主政權。
反革命暴動剛發生，江北指揮部和津浦路東聯防辦事處就指示各地黨政軍民緊急動員起來，打擊反革命分子，爭取受欺騙被脅迫的民眾，粉碎敵人的陰謀，並且立即作了平定暴亂的部署。指揮部命令教導隊在蔣壩一帶阻擊匪徒們渡淮河逃跑，五支隊警衛營開赴來安，軍法處和保全處在天長、儀征、高郵一帶鎮壓暴動。
接到命令後，梁國斌迅速做出決定，通知各縣保全分處主任，組織力量，鎮壓各地的小股暴徒，同時為前來清剿的部隊提供情況。整個軍法處機關從幹部到伙夫、馬夫，不管男女老少都動員起來拿起了武器，只留下兩個班的兵力，負責看守犯人，保衛機關。梁國斌親自帶一個連的兵力到天長、儀征、高郵等處敵人勢力較大的地區，去鎮壓反革命暴動。由於中央局和江北指揮部的正確領導，只用了不到三個星期的時間，就粉碎了這次路東八縣的反革命暴動。平定了這次反動地主武裝暴動，鎮壓了幾百個反動地主、惡霸、土匪頭子和國民黨特務，就比較徹底地清倉除了路東抗日民主根據地內暗藏的反革命武裝力量，革命的政權更加鞏固，根據地的黨政組織更加發展了。不久，各地的民兵組織和青救會、婦救會等抗日民眾組織都紛紛成立起來了。
上海市軍管會公安部長
1949年4月，我人民解放軍以雷霆萬鈞之勢，突破長江天險。4月23日，南京宣告解放，結束了蔣家王朝在中國的統治，中國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緊接著，我軍分路南進，解放杭州和上海。
早在大軍渡江之前，華東局社會部副部長梁國斌就根據華東局領導的指示，參照接管濟南、徐州等城市的經驗，著手準備南京、上海等城市的接管準備工作。
1949年初，梁國斌就派出了一批幹部，攜帶電台，前往沿江一帶，開展敵占城市的情報工作，蒐集敵人防禦設施、裝備、部署等軍事情報，還把審訊戰俘，整理繳獲的敵檔案和檔案資料，以及敵占城市我地下黨組織獲得的敵黨、政、軍、憲、特的組織系統、“應變部署”等情報資料，分別整理彙編，掌握敵人動向，研究布置進入城市的對敵鬥爭措施。華東局為了接管上海，組建公安機關，從華東局社會部和華東軍區保衛部及解放區南下幹部中選調了2000餘名公安幹部，集中在江蘇丹陽。
1949年5月20日，梁國斌遵照華東局的指示，在丹陽城附近的一座大廟裡，召開了公安幹部動員大會，會上宣布了中共華東局任命梁國斌為上海市軍管會公安部部長，李士英為副部長，以及上海市公安局各處、分局領導人的命令。梁國斌再次強調了進城後的對敵鬥爭、維護社會治安、維護民族工商業和恢復生產等有關接管的方針政策。
1949年5月27日，號稱“東方冒險家樂園”的大上海解放了。當日，梁國斌帶領公安接管大軍由丹陽進入上海。他帶幾位同志進入位於福州路的國民黨上海警察局，聽取了“打前站”的幹部和警察局內部我地下黨組織負責人邵健等同志的匯報後，決定立即召見國民黨上海警察局代局長陸大公等人，向他們宣布上海市軍管會公安部的接管命令。隨後，在交通大學大禮堂召開全體接管幹部和地下黨同志的會師大會。
梁國斌給接管幹部和地下黨同志逐條講解《約法八章》和《入城守則》。他深知有些幹部長期工作在農村，缺乏城市工作的經驗，便反覆叮囑要“針對新解放城市的新情況，研究對敵鬥爭中可能遇到的重大問題，並要增強政治責任心。”隨後，接管幹部分別進入警察局所屬各單位和各個分局，有條不紊地展開了接管工作。
鑒於上海是一個工商業集中的大城市，公安工作每日每時都和人民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要求公安幹部邊接管，邊工作，不能稍有停頓，要千方百計做到接而不亂。由於進入各單位的接管幹部人數少，加之情況不熟，又缺乏大城市的工作經驗，因而在工作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難。梁國斌就要求各級公安機關的領導幹部要堅持對廣大公安幹部進行公安工作黨委領導，民眾路線，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專門機關和廣大民眾相結合的傳統教育，在實踐中學習，大膽工作，總結經驗，分別不同情況，把工作落到實處。
為了維護社會治安秩序，迅速恢復生產，入城後的工作重點是打擊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的混水摸魚，冒名接收，危害人民，搗亂破壞，堅決及時地打擊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在接管的頭20多天時間，上海發生了50多起重大搶劫案，當場捕獲匪徒500餘人。九江路上的證券大樓聚集著一批奸商、掮客，他們錯估形勢，興風作浪，操縱著上海的金融市場，還四處煽風點火：“共產黨打仗有本領，管理城市不行，搞經濟更是外行。”於是，成千個銀元販子從他們那裡領受“行情”，在南京路等繁華地帶沿街叫賣，欺詐百姓，擾亂治安。 接到民眾的反映，陳毅等軍管會領導要求公安機關採取果斷措施，迅速取締。1949年6月11日，警備部隊包圍了證券大樓，奸商們還未來得及醒悟過來，就被查獲了大批黃金、銀元、美鈔等，為首分子被依法逮捕。同時，梁國斌通令各分局幹警迅速取締沿街叫賣銀元的流氓、“黃牛”。此舉立刻受到社會輿論的廣泛支持，民眾紛紛集會譴責不法奸商，擁護人民政府的明智措施。
福建省第一任公安廳長
1949年7月，我解放大軍揮戈南下，梁國斌也奉命率領幹部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兵團南下福建。長江支隊和華東支隊抵達浙江江山新塘邊時，張鼎承同志主持召開兩個支隊的主要幹部會議，宣布了中共華東局的決定：成立中共福建省委，張鼎承、曾鏡冰、葉飛、韋國清、方毅、梁國斌、伍洪祥、劉培善、冷楚、陳辛仁、黃國璋等11人擔任省委常委，張鼎承任省委書記。
福建是國民黨軍隊潰逃的最後陣地之一，也是他們逃台的跳板，情況極為複雜。新任省委常委兼社會部長、省公安廳長的梁國斌，運用接管上海的經驗，順利地領導了福州、廈門兩市的接管工作，迅速地建立了革命秩序。梁國斌同時還兼任省檢察長，省委台灣工作委員會主任。
1950年10月，他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公安部高幹會議的精神，在省委的直接領導下，實行黨、政、軍、民總動員，黨委領導親自動手，專門機關與民眾路線相結合的工作路線，大張旗鼓地開展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一大批血債累累的壞分子被抓獲。
當時，預審工作十分艱巨和繁重。梁國斌要求大家要學會當“演員”，注意策略：戰略上要藐視敵人，戰術上要重視敵人，既要有壓倒一切敵人的氣勢，又要講究預審藝術。他強調：我們是人民的“刀把子”，不能沿襲歷朝歷代對付犯人的辦法，要全面熟悉掌握案情，重證據，不搞逼、供、信，不準打罵、虐待人犯，做到不枉不縱，要穩、準、狠地鎮壓反革命。每次出席公判會前，他總要認真詳細地聽取有關人犯的案情匯報，對於一些大要案，他都要連夜翻閱案卷，有時還親自提審人犯，看看口供是否一致，有否串供。甚至找人犯當面對質：你的口供材料是不是被逼供出來的？看守人員有沒有體罰你們？……他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一些老同志至今還記憶猶新。
鎮反運動有力地打擊了反革命分子的囂張氣焰，為人民民眾撐了腰，使抗美援朝、海防備戰、土地改革、剿匪反霸等工作轉入了正軌，全省人民過上了一個太平年。鎮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受到黨中央和中央公安部的表揚。
出任公安部副部長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決定：梁國斌任公安部副部長、黨組成員。
梁國斌上任後，分管勞改、治安、消防工作。經過廣泛地調查研究，迅速熟悉了情況。
梁國斌對勞改工作非常重視，他說，勞改機關是實行專政的工具，即對依法判處徒刑的罪犯實事懲罰，實行強迫勞動改造，這是革命的辦法，不讓他們吃閒飯，要利用他們的勞動力為國家創造財富，並通過勞動來改造他們的反動思想。
1958年8月，他在河北省第二監獄現場會的講話中對加強勞改勞教工作提出了要求：
1、加強黨的領導，這是勞改工作能否做出成效的決定環節，也是政治掛帥的先決條件，各地勞改機關，尤其是分散在各地的中、小單位，必須在當地黨委的密切領導下工作。在組織上要堅決改變“一長制”，迅速建立“黨委制”。在實際工作上，積極主動地向黨委請示報告，取得當地黨委的領導和支持，才能及時地了解黨的意圖和指示，更好地組織貫徹執行黨的決議、號召和決定，才能明確工作方向，動員幹部，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在黨的總路線的帶動下，不斷前進。
2、要嚴肅認真地全面貫徹黨的政策。
3、要重視幹部深入第一線的經驗，必須鞏固這項好的制度。
4、要抓生產工作。在切實加強對犯人管教的基礎上，應當打破保守思想，組織生產大躍進。
5、進一步挖掘犯人的潛在力量，尤其是對於具有文化知識和科學技術的犯人要設法調動他們的一切積極因素，儘量利用他們的全部技術，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6、保持高度的階級警惕性。
7、在所有的勞改單位中，都必須注意搞好本單位同周圍民眾的關係，決不能因為生產而侵占民眾利益。
50年代，全國有二千多個勞改單位，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縣級辦的勞改，問題比較多，犯人逃跑、生產混亂、違法亂紀。針對這種情況，公安部採取措施，將縣一級管理的勞改單位收到省里管理，監獄擴大，犯人集中，管教人員加強了政治思想和業務教育，從而使勞改工作有了很大的發展，一些小工廠逐步發展成為大的勞改單位。一是大的農場，一是大的工廠（如煤礦、鋼鐵、機械、建築材料等）。犯人在監獄裡接受改造，一方面改造思想，改惡從善，重新做人；另一方面在監獄的工廠、農場中勞動，學會勞動技術，為國家創造財富。有的犯人在改造中表現很突出。如錦州的一個勞改監獄，從上海來的一個叫王燦文的犯人，因貪污被判了死緩，經過管教人員的教育，他端正了思想，運用自己在大學所學的機械知識，發明了真空電爐，添補了我國的空白。薄一波同志在大連視察工作時看到了這種電爐，得知是監獄的勞改犯人發明的後，專門來到錦州看了王燦文。薄一波同志回到北京後，給中央寫了報告《錦州機電之花》，毛澤東看後很高興。後來這個犯人被減刑，提前釋放，梁國斌在北京接見了王燦文。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因糧食緊張，勞改犯也餓死了一些。梁國斌知道後，要求各地勞改部門積極想辦法，他向中央要政策，要求允許監獄種點自留地，儘量減少死人數量。
對於治安工作，梁國斌投入了大量的心血。1959年2月18日至28日，公安部在北京召開第三次全國治安工作會議。會議根據全國政法工作會議提出的一手抓政治鬥爭，一手抓同治安災害事故鬥爭的方針，研究了在抓好對敵鬥爭的同時，加強同火災、交通肇事等治安災害事故作鬥爭的問題。梁國斌副部長在會上講話。會議總結了1958年治安工作的成績和基本經驗，分析了當前治安形勢。認為在反革命和刑事犯罪方面，敵人越來越少、越來越孤立了，因而決定對敵鬥爭的政策上從寬一些，大策略上放鬆一些，但不是一切地區、一切方面都松。當前治安災害事故比較突出，必須抓緊消防工作、交通管理工作，搞好同治安災害事故的鬥爭。
梁國斌很重視消防工作，他多次強調在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中做好消防工作的重要性。他說，隨著社會的發展，有些公安業務可能會取消，可消防工作到任何時候都不能削弱。他要求各級公安機關機關的領導，務必充分重視消防工作。強調消防工作要以“預防為主”，工作要做在事故發生之前。在消防工作中要堅決貫徹執行“專門工作與民眾工作相結合”的公安工作總方針，要在社會上廣泛宣傳防火救火的責任感。公安部門要建設一支思想和業務過硬的消防隊伍，不僅要考慮到和平時期，還要考慮到戰時的需要。消防隊伍要專業化，要實行義務兵役制。這支隊伍要向解放軍學習，堅定正確的政治思想，練就過硬的專業技術。
梁國斌非常重視消防裝備建設，要求消防單位加強科學研究，提高消防器材的質量。他親自率消防工作組到上海整頓消防器材廠的工作，為全國加強消防器材的管理和生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梁國斌擔任公安部副部長期間，還兼任中央監察委員會駐公安部監察組組長。1964年初，以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錢瑛為團長的中央工作團（由中央各部門抽調700餘名幹部）到貴陽市進行城市“四清”運動，中央從公安部抽調梁國斌和孫振（中央監察委員會駐公安部監察組副組長）等人參加工作團，並任命梁國斌為工作團副團長。
梁國斌等人隨同錢瑛團長到達貴陽後，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委等部門抽調的幹部組成貴州省委“四清”辦公室，孫振同志任辦公室主任。但到貴陽不久，工作就遇到很大阻力。貴州本來是個窮地方，貴州省委為爭取中央和毛主席去貴陽開會，正組織龐大的施工隊伍在花溪大修招待所，不少建築材料都是從香港和國外進口的。工作團派人了解情況後，發現不少問題，即向省委提議：馬上停工。可是當時的省委領導採取白天停工，晚上加班突擊施工的辦法應付中央工作團。隨後，又發現了省委主要領導為自己修別墅的問題。
梁國斌等人隨同錢瑛團長到達貴陽後，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委等部門抽調的幹部組成貴州省委“四清”辦公室，孫振同志任辦公室主任。但到貴陽不久，工作就遇到很大阻力。貴州本來是個窮地方，貴州省委為爭取中央和毛主席去貴陽開會，正組織龐大的施工隊伍在花溪大修招待所，不少建築材料都是從香港和國外進口的。工作團派人了解情況後，發現不少問題，即向省委提議：馬上停工。可是當時的省委領導採取白天停工，晚上加班突擊施工的辦法應付中央工作團。隨後，又發現了省委主要領導為自己修別墅的問題。
調查中還發現這位領導下鄉時前呼後擁，秘書、警衛員、炊事員一大群，吃的東西、連廚房用具都帶上。汽車一大串，浩浩蕩蕩，脫離民眾，影響甚壞。省委主要領導官僚主義嚴重、大手大腳、鋪張浪費，大搞樓堂館所。上行下效，貴陽市委主要領導也上行下效，經常在“花溪”釣魚玩耍，吃吃喝喝，生活腐化，搞得貴陽市烏煙瘴氣。幹部釣魚、跳舞成風，連省公安廳也修大禮堂、游泳池，買地毯、沙發、桌椅一大堆，講排場，搞鋪張浪費。
經調查了解後，工作團認為貴州省委、貴陽市委領導班子問題比較嚴重，即向中央作了報告。中央決定改組貴州省委 ，將省委主要領導撤職審查。任命：西南局書記李大章同志兼任貴州省委第一書記，錢瑛同志任第二書記 ，西南局監察組組長陳剛同志任第三書記，梁國斌同志任貴州省委書記 。對貴陽市委主要領導拘留審查（後改為逮捕），貴陽市委組織部長、市公安局長撤職審查。
梁國斌擔任貴州省委書記後，分管全省的政法工作。那段時間，工作特別繁忙，梁國斌身體不好，經常犯病，呼吸困難，嚴重時要輸氧，影響睡眠。但他對工作認真負責，雷厲風行。同志們勸他不要搞得太緊張，要注意休息，但他閒不住。他重點抓了貴陽市公安局整頓工作，親自到貴陽市公安局做動員報告，一方面要市公安局整頓好領導班子、帶好隊伍；另一方面要搞好貴陽市的社會治安工作，保證不出大問題，確保“四清運動”的順利進行。他經常聽取貴陽公安局的工作匯報，對一些重要問題親自過問，還帶著秘書深入到基層派出所了解情況。
“文革”中飽受磨難
1965年，梁國斌又調回上海工作，擔任了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上海市副市長，主管政法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降臨，一大批忠心耿耿的老革命莫明其妙地被“革了命”，梁國斌也不可避免地被打倒了。運動伊始，梁國斌就被各種類型的造反派拉來拖去，輪番批鬥，攻擊他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
1968年2月24日早上，幾個軍人闖進了梁國斌的家，高聲喝令：“梁國斌跟我們走一趟!”梁國斌心想，這一走可能一時回不來了，就鄭重地對妻子沈愛萍說：“第一，我不是反革命，不會反黨反毛主席。第二，你們放心，我不會自殺，如果有人說我自殺了，你們不要相信。第三，無論家中多么困難，你們也要給我的老母親寄錢。”話沒說完，就被押上汽車走了。
梁國斌被秘密關押在北京一處監獄中長達7年之久。江青和林彪聯手成立了由吳法憲主管的軍方專案辦公室。1980年10月，在審判四人幫大會上吳法憲出面作證：江青指定要他抓梁國斌等曾參與她歷史審查（毛主席授權）有關的人員。在惡劣的生活條件下，他不斷受到殘酷折磨，不久就得了膀胱癌。周恩來和葉劍英了解到情況後，連夜指示要儘快搶救。總理專門指派名醫為梁國斌動手術，並通知家屬趕到北京探望。葉帥親自打電話到醫院詢問：“手術動了沒有?要抓緊。”梁國斌的手術很成功，病情天天好轉。但是，仍被關押。
由於長期與世隔絕，梁國斌連話都說不連貫，連自己的親人都不認識了。女兒前去探望，他把她當成是未見過面的兒媳婦。他在精神上、肉體上遭受的嚴重摧殘，難以言表。可是，這些絲毫沒有動搖他堅強的革命意志。 眼看在梁國斌身上撈不到什麼，“四人幫”不得不於1975年對他宣布解放，但他們仍不肯輕易放過他，在幾個重大問題上均無結論，留了個很長的尾巴。
老驥伏櫪 壯心不已
粉碎“四人幫”後，黨中央給梁國斌同志徹底平反，推倒了“四人幫”強加給他的一切莫須有的罪名。梁國斌重新擔任領導工作後，儘管他身體虛弱，但精力卻超過年輕人。每天，他拚命學習和工作，以頑強的毅力忍受著長期纏身的病痛，認真學習黨的檔案，經常帶病出席各種會議，希望繼續為黨多作點工作，為四化建設多出點力。他身患多種疾病，行動不便，可他堅持要別人扶著他開會、上班。實在累了，就打開錄音機，一邊打著拍子，一邊隨著哼起《送郎當紅軍》、《長征組歌》、《新四軍軍歌》等革命歌曲。
1979年，鄧小平同志接見了梁國斌，親切的話語、誠懇的鼓勵，令梁國斌的心中湧起一股暖流。他在默默地描繪著“四化”的藍圖，更加勤奮地不停操勞著。他感到自己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就抓緊時間撰寫回憶錄，準備為黨史寶庫留下一些真實資料。
但由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心受到嚴重摧殘，梁國斌得了穿洞型肺結核、膀胱癌等多種疾病，經醫治無效，於1980。
家庭情況
梁國斌夫人沈愛平和梁國斌是1939年初在新四軍教導總隊相識的。
沈愛平的祖籍是江蘇無錫。1920年8月，出生於上海。1938年，皖南新四軍軍部要成立抗大式的學校，經地下黨組織的介紹，沈愛平於1938年9月加入了新四軍，編入教導總隊女生八隊學習。同年11月，沈愛平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0年5月，組織上把沈愛平調到軍法處任文化教員，經常向梁國斌處長匯報工作。5月的一天，梁國斌突然向我提出結婚要求。後來，經鄧子恢政委批准，於1940年6 月結婚。
梁國斌對己、對妻子、對子女生活要求很嚴格。在戰爭年代，因部隊執行“二八五團”制度，他要夫妻倆實行周六制：即平時生活各自住自己的宿舍，周六住在一起；吃飯，他吃細糧（他是領導），沈愛平還是吃自己的粗糧；刷牙時，他用牙膏，沈愛平只能用牙粉。
長期以來，梁國斌工作繁忙，與子女們相處的日子很少，但他卻見縫插針，給子女們講形勢，講黨的傳統，言傳身教，使膝下的5個子女感受到熾熱的父愛，在嚴格的家教中他們受益匪淺。“你們幹部子弟不能搞特殊，要說特殊，就是應該比別人更加努力工作和學習，更加艱苦樸素。”他常告誡子女們。
孩子們年幼時，有一位叔叔讓他們每頓飯前要搬三塊磚方能吃飯。梁國斌知道後連連稱讚：“這個辦法好，從小就要勞動嘛！”梁國斌常對我們說：“錢是一種好東西，也是一種壞東西。不注意的話，它就會腐蝕你。我的工資高，更要注意這個問題。”在國家困難時期，他帶頭執行中央的決定，扣減了自己的工資。後來他又主動要求再減工資。
梁國斌還經常教育家人，永遠不要忘記人民的哺育之恩。每年正月初一，他都要例行開個家庭會，給大家講國內外形勢，講黨史、家史，要求子女們訂出新年的學習計畫。這已成為“家規”之一，子女們開玩笑稱之為“初一訓話”。 梁國斌還極力鼓勵子女們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磨練自己。有一年子女們放假，他自己幫忙聯繫，讓他們到連隊去當一個月的兵，並關照部隊一切從嚴要求，這樣子女們便與戰士們一道摸爬滾打、站崗放哨，過了一個有意義的假期。
60年代，梁國斌的工作非常繁忙，雖然與子女們相處很少，但教育很嚴格。中央頒布《高幹生活待遇條例》後，他即召集全家人開會，檢查是否有特殊化之處，要求秘書、司機幫助監督執行。他的夫人沈愛萍同在一個單位工作，他總是要她乘公共汽車或騎腳踏車上班。他還規定了兒女們的零用錢，念國中的每月5角錢，念高中的1元，念大學的3元。並對兒女們說：“錢是一種好東西，也是一種壞東西，應注意這個問題。”平時，梁國斌嚴格遵守黨和國家的有關規定，不準孩子們看發給他的檔案，也從不在孩子們面前談及工作範圍內的事，他一向認為：“不該讓孩子們知道的事，就不要讓他們知道；不該讓孩子們享受的，就不要讓他們享受。”
後來，梁國斌的兒女們都參加工作，而且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春節兒女們回家時，他拉著他們的手說：“我們家有6個黨員，可以組成一個黨小組。現在我們不僅是父子關係，而且是同志關係。但是你們不要驕傲，不要把入黨當成一種榮譽，應該更加嚴格要求自己，要成為為革命事業奮鬥的新起點。”許多老戰友都說：“在高幹群體中，梁國斌的家教堪稱典範。”
人物生平
梁國斌，原名梁又植（友植），曾用名鄧耀南。
梁國斌
梁國斌1910年（清宣統二年）2月出生於福建省長汀縣城關建築工人家庭，11歲時，其父病故，弟妹年幼，靠母親砍柴換米為生。次年，12歲的梁國斌繼承父業做泥水工，賺取微薄工錢維持家計。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軍南下，途經長汀，鎮壓土豪惡吏，宣傳土地革命，使國斌十分嚮往革命。不久，他參加附廓貧民夜校學習，認識了地下共產黨員馬炳章、毛如山，在他們的帶領下，發動青工、店員起來向資本家作鬥爭，後經馬、毛介紹，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曾任福建汀州西南角農村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
1929年，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在毛澤東、朱德率領下入閩，閩西各縣相繼建立蘇維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開展土地革命。1929年冬，梁國斌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5年4月梁國斌在江西被捕，後押解到瑞金。在瑞金獄中遇見福建省軍區武裝動員部部長羅化成，二人密商後，中途尋機逃脫。由中共長汀地下組織負責人毛鐘鳴設法，送去香港，經鄧發胞兄鄧芳幫助，終於找到中共香港地下組織，參加九龍工作委員會，聯絡工人、學生，開展抗日救國運動。
1937年8月，中共南方局派他和羅化成回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工作。9月，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張鼎丞派他任閩西南抗日義勇軍駐龍巖辦事處主任。他進龍巖城後，衝破種種陰力，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不斷拜會國民黨當局軍政負責官員和社會上工、商、文、教各界知名人士，爭取得到他們的合作。不久，他奉命帶領一連武裝前往長汀新四軍軍部發給二支隊的電台。到長汀後他獲悉江西瑞金縣國民黨當局，無理扣留了前去南昌辦事的二支隊副司令員譚震林一行人和軍部發下的電台，立即將情況報告在龍巖的二支隊司令員張鼎丞，並向當地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由於情況上報及時，新四軍軍部和二支隊司令部進行了有力的交涉，瑞金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將譚震林等被扣人員釋放，歸還電台、槍枝和彈藥。
1938年春，新四軍二支隊北上蘇皖抗日，梁國斌任支隊偵察科長，出色地完成了許多偵察任務。1939年春，調皖南新四軍軍部，他隨張雲逸、鄧子恢從皖南軍部出發，渡過長江，建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負責鋤奸保衛和軍法工作，先後任新四軍軍部教導隊科長、江北指揮部軍法處處長、淮南路東保全處處長，獨立團政委。1940年7月，淮南、津浦鐵路以東地區8個縣的日、偽、頑勢力勾結起來，趁新四軍江北主力開赴淮北時，發動武裝暴亂。他帶領警衛隊趕迴路東地區，迅速平息了暴亂。皖南事變後，他調任新四軍政治部鋤奸部副部長、部長、保衛部部長等職，有效保衛了領導機關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安全。
鄧子恢與梁國斌（左）、李斌（右）合影
鄧子恢與梁國斌（左）、李斌（右）合影解放戰爭時期，任華東軍區政治部保衛部部長，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副部長、部長等職。
渡江戰役前夕，廣泛收集國民黨方面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有關材料，研究對敵鬥爭、政策和策略。在淮海和渡江戰役後，他奉命準備上海的接管工作。
因此，他廣泛蒐集情報，掌握國民黨的各種組織情況，研究新解放城市對敵鬥爭的方針、政策和策略，組織培訓了一批幹部，為勝利接管大上海作了充分的準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任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公安部副部長。
1949年7月，梁國斌奉命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兵團南下解放福建，8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任公安廳長和社會部長，順利領導和完成福州、廈門兩市的接管工作，在鎮壓反革命和清剿土匪等工作中，取得重大成績，受到中共中央和公安部的表揚。
1951年11月調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部長，華東行政委員會公安局長、華東軍區公安部隊政治委員、華東檢察分署檢察長等職。
1954年後，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黨組副書記、公安部副部長，中共貴州省委書記等職。
1965年7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上海市副市長等職。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1979年，中共中央為他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1979年2月，任上海市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副主任。4月，任中共上海市委顧問。
1980年3月5日在上海逝世，終年70歲。
社會評價
梁國斌對黨對人民無限熱愛，赤膽忠心；對敵人英勇機智，嫉惡如仇；對同志襟懷坦白，關懷備至；對工作滿腔熱情，高度負責；對自己嚴格要求，艱苦樸素。他的一生是無產階級堅強戰士的一生，他為了保衛黨、保衛人民，鞠躬盡瘁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是永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