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歷史沿革,千古英烈梁伯隆 萬世流芳映巴蜀 ,
歷史沿革
梁伯隆，1904年7月26日出生於四川省江安縣底蓬場（現夕佳山鎮底蓬社區）一個私塾教師家庭里。
1919年，梁歸應厚院伯隆入江安省立三中學習。時值五四運動爆發，梁伯隆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影響。1921年上半年，梁伯隆考入上海中華職業學校學習。他親眼目睹帝國主義在中國土地上肆意橫行和軍閥政治上的黑暗腐敗，從而對國家前途產生了深重的憂慮。他在文章中寫道：我們同胞不要從權利上去競爭，致同室操戈。大家前進!將日本那樣狡獪的國家，非拿來掃除了不可。
1923年7月，梁伯隆從職業學校畢業，考進上海震旦學院法政科。1924年下半年，梁伯隆到黃埔軍校軍需科任職，並於1925年春參加了討伐廣東軍閥陳炯明的東征。不久因病辭職返上海。在住院就醫期間，發生了五卅慘案。轟轟烈烈的反帝運動，沉重地打擊了英、日帝國主義，使梁伯隆從中國共產黨的鬥爭中看到了中國未來的希望。從此，他決心向共產黨靠攏，接受黨的培養。8月初，他毅然進入了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不久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6年底，梁伯隆奉調北伐軍總政治部工作，途經九江時，被九江國民黨左派挽留，先後任國民黨左派領導的九江國民黨部宣傳部長、共產黨領導下的九江總工會秘書、《國民新聞》總社總編輯兼代理經理。1927年3月17日，在蔣介石控制下的九江司令部派出反共暴徒，糾結青紅幫流氓，搗毀了國民黨左派市黨部、九江總工會和國民革命軍政治部，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九江慘案。梁伯隆在這一事件中九死一生，來鍵請朽到武漢。不久，他又奉命去南昌任《貫徹日報》主筆，旋即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在十一軍軍部工作。起義軍在向廣東進發途中，他又奉命調到周士第率領的第四軍第二十五師擔任宣傳和支部工作。起義失敗後，梁伯隆到上海工作。
1928年底，梁伯隆奉黨的指示從上海到重慶。他利用劉湘有辦學校培養軍政幹部的要求，便建議劉湘在重慶辦一所高中學校。這一建議立刻得到劉湘的支持。梁伯隆立即積極籌劃，重慶高中於1929年4月7日正式開學，梁伯隆被委任為校長。學校的辦學方針與上海大學基本相同，科主任均由中共地下黨員擔任。不同的是學生全部著軍裝，實行軍事管理，接受軍事訓練。
為了進一步擴大黨的宣傳陣地，梁伯隆主辦了《西南日報》(後改名《錦江日報》)，並且在學生中組織了“前已社”和“新興劇社”，由這兩個進步團體組織同學到少城公園或別的地方進行演講或演出話劇。演出的劇目有反映工人不堪資本家壓迫而舉行暴動的《炭坑夫》，有反映農民不堪地主、軍閥的壓迫而暴動的《黑暗裡的紅光》等。當成都發生抗捐罷市風潮後，梁伯隆組織全校學生會加入市學聯，進行有力的聲援。1930年6月8日，市學聯集合在仁厚街西南大學二院的一間教室里召開執委會。梁伯隆得知軍警團要去鎮壓，便不顧自己的安危，立即騎腳踏車趕去通知撤離。當大部分同志撤離後，梁伯隆因為走在後面而當場被捕。
梁伯隆在獄中，黨組織和他的親友曾多次設危微己法營救，于右任愚背辣、蔡廷鍇也發電給三軍聯合辦事處要求釋放他，均未成功。梁伯隆雖身陷囹圄，對革命的成功始終充滿信心。對學生們去獄中看望他，他總是談笑自若，談革命必勝的前途，談繼續辦學的必要，個人安危置之度外。
1930年10月28日下午，梁伯隆從臨時執法處轉到軍警團辦事處。這時，梁伯隆已料到軍閥將要下毒手。面對死亡，他寫下了一首氣壯山河的遺詩：
國共合作興北伐，衝鋒陷陣我輩先；
大業未定遭屠戮，汪蔣賊奴實可恨。
吾黨楷模在井岡，赤旗揮舞振中華；
工農大眾團結起，星星之火可燎原。
奉黨指令返天府，與敵苦鬥在渝蓉；
大志未成身先碎，流芳百世主義真。
為黨為民盡生死，勇斗魔鬼志更堅；
要殺吾頭何所懼，共產真理留人間。
梁伯隆烈士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身碎骨全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間。
接著，他又給親人寫了一捉霉試篇遺言。遺言寫道：“我大概離死期不遠，請你們不要悲傷。……我的死是為世界上千百萬勞苦大眾而死，我很感覺得光榮。革命一定成功!人民一定能當家做主人!”
10月31日上午，軍警團的執法官以“共產重要分子”之轎拔罪名，判處梁伯隆死刑。10點鐘，梁伯隆身穿西裝，昂首挺胸，神情自若地坐在黃包車上，在軍警的簇擁下向東門外下蓮池刑場而去。沿途梁伯隆不時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勞動人民聯合起來!”“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打倒四川的田、劉、鄧軍閥!”一路上人們懷著悲憤的心情不斷跟隨擁向刑場。臨刑前，梁伯隆面對圍觀的民眾，昂然挺立，用悲壯宏亮的聲音講道：“我是凳糠盼敬為千百萬勞苦大眾求解放而死，我感到死得光榮，過去我在江西殺土豪，今天軍閥殺我，階級鬥爭就是如此。勝利是我們的，革命一定能成功。中國的勞苦大眾一定要團結起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人民才能吃飽穿暖，過幸福的生活……。”他言詞鋒利，滔滔不絕，越講越激烈，使人為之感動。半個小時過去了，親屬為祭奠他點燃的大蜡燭已經燃燒完了，在監斬官的敦促下，才結束了講演。他盤腿坐在親人為他鋪的紅氈子上，面向東方，回首對監斬官說：“請執行吧。”
罪惡的槍聲響了，梁伯隆從容就義。
當天夜裡，西南大學的部分師生秘密為梁伯隆舉行追悼會。成都街上出現了悼念梁伯隆的標語。人們永遠懷念這位不屈的烈士。
千古英烈梁伯隆 萬世流芳映巴蜀
梁伯隆（1904.7—1930.10），又名梁伯龍、梁廷棟、梁靖超、梁興谷，四川省江安縣夕佳山鎮（原底蓬鎮）人，中國共產黨早期無產階級革命者。梁伯隆懷揣對民主自由和人民翻身解放作鬥爭的激情，輾轉廣州、江西、武漢、重慶、成都等地，廣泛傳播馬列主義思想，先後參加東征、北伐、南昌起義，創建重慶高中、西南學院和成都西南大學，培養大量革命人才。1930年10月，梁伯隆被國民黨反動軍警團殺害於成都下蓮池，被譽為“川渝教育戰線上傳播民主革命思想的千古英烈”。
梁伯隆的父親梁常埔先生，是一位私塾教師，因此，梁伯隆有機會了解太多貧困民眾的疾苦。
1918年，梁伯隆從江安中學（原省立第三中學）畢業後，先後考入上海中華職業學校師範專科木工班、震旦大學法政科班、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學習，親眼目睹了帝國主義列強的肆意橫行，封建軍閥政治的黑暗腐敗。同時，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五四運動的爆發，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勞苦大眾的日益覺醒，使他在漫漫的長夜裡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在接受了馬列主義思想後，他決心投奔革命。震旦大學畢業後，他轉入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學習期間認識了許多中國共產黨的優秀人士，受到黨的培養和教育。
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任廣州黃埔軍校軍需官。
1925年春，參加討伐廣東軍閥陳烱明的東征戰役。
五卅運動後，他積極投入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運動。其間參與了全國學聯的宣傳工作，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進行了堅決鬥爭。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和革命鬥爭的鍛鍊，使他成為上海大學裡最活躍的青年共產黨員之一。
1926年春，黨派梁伯隆去廣東，在北伐軍政治部工作。不久又派他到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工作。北伐軍攻占九江後，他留在九江擔任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宣傳部長、中共領導的九江總工會秘書、國民新聞總社總編兼代總經理、《九江日報》編輯，國共合作時期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1927年3月17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派嫡系部隊九江司令部搗毀並占領九江國民黨左派黨部、九江總工會及國民革命軍政治部，捕殺多名革命志士，製造了“九江慘案”。白色恐怖籠罩了九江。他在第二年給一位好友的信中談到當時的情況：“去年總司令帶兵東征，在九江乾那種勾當，好不嚇人！幸矣！我得免於難！……平素高喊革命的人大開殺戒，硬是把革命青年殺掉不止！殺氣騰騰！滿天昏暗！我們只聽得世界上是殺聲！是哭聲”。
梁伯隆（化名梁尚志）和幾個同志經過化裝才脫險到達武漢，不久他又奉命去了南昌，任《貫徹日報》主編。
1927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任十一軍軍部秘書，南昌起義由於敵我力量懸殊，起義部隊於8月5日撤出南昌，準備南下，重建廣東革命根據地。行軍途中，梁伯隆被調入周土第、李碩勛率領的二十五師政治部，負責宣傳工作和師黨部的工作。沿途突破敵人的圍追堵截，且戰且走，8月13日到宜黃，18日到廣昌，19日到江西瑞金，25日參加反擊廣東軍閥黃紹宏部的會瑞戰役並大獲全勝。9月初由瑞金向福建汀州挺進，9月18日留守三河壩，10月5日到達饒平茂芝，朱德主持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把這兩支部隊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並決定“穿山西進，直奔湘南”，到敵人統治薄弱地區開闢革命根據地。經過半個多月的行軍、戰鬥，經福建永定、峰市、武平，到江西南部的信豐，這時部隊已與中央及地方黨組織失去聯繫。為了找到黨組織，梁伯隆奉命回上海匯報和請示工作，他繞道湖北牌州與中共黨員曾季魯會面後，一同於1928年初回到上海。
革命暫時失利處於低潮時，梁伯隆仍信心十足。他在與友人信中說：“我始終想乾！乾！幫助被壓迫的人乾，乾那大逆不道的該殺的事。我甘願為現社會的叛徒，我要反對王八混蛋的吃人的社會。所以我立即參加軍事工作，同我們幾萬革命健兒去殺，竟爾縱橫數省。延遲三月，因無接濟，仍歸失敗，不禁令人痛哭！革命之花雖暫為狂風暴雨摧折，然而春芽正發，含苞怒放期，當復不遠！革命是經過鬥爭的失敗而進展的啊。”
1928年，他被派到江西紅軍中作政治工作。隨著形勢變化，黨組織決定讓他到新的環境裡工作。他在給好友尹陶濱的信中談到，“我在這渾噩的政治下，雖有餘勇與惡勢力酣戰。也許戰個幾十百個回合，尚難分勝負。然而在戰略中我當採取以退為進的手段，以正攻變作側擊，蓄銳氣，養精神，因此，我欲另有企圖，暫從事文化工作，有許多朋友均同此意……在四川的重慶，成都開書店、開印刷廠，辦報館和學校，同樣地力求闡明我們在政治上之主張及求政治上之活動。”並號召朋友們：“來吧！我們大家攜著手兒一同前進，唱我們的自由之歌，乾我們自由的事。做官發財那種混蛋臭事，不要乾！現實，我們不要夢想，只有把這烏煙瘴氣的惡魔世界打破，我們才有出頭之日！”
當時，根據黨的指示，他化名為梁靖超，轉戰文化戰線，有意與二十一軍（川軍軍長劉湘）的駐滬代表傅真如和張斯可結識，為返川開展工作創造條件。
重慶辦學
1928年底，梁伯隆回到久別的家鄉，與訂婚已久的農村姑娘楊德貞結婚。婚後半月，接黨組織通知便匆匆與父母妻子告別，東下重慶，
開辦重慶高中。
梁伯隆經傅真如、張斯可及重慶《新蜀報》主編王伯禹的介紹，與劉湘商談在重慶辦學事宜。因劉湘有辦學培養軍政幹部的願望，於是梁建議在重慶開辦一所高級中學，得到劉的讚許，同意由軍部撥給辦學經費，並把原巴縣議會舊址撥充校舍。
1929年4月7日，重慶高中正式開學，劉湘自任董事長，委任梁伯隆為校長兼二十一軍軍部顧問。梁伯隆趁此機會，集資開辦了“掘新書店”，向青年讀者推薦銷售左派作家的文學作品及其他進步書刊。
為適應劉湘的辦學思想，梁伯隆要求學生一律穿軍裝，受軍事訓練，由江巴衛戍司令郭勛祺任教官，教學內容和上海大學相同，分社會科學和文學兩大類，科主任由中共地下黨員擔任，開設國文、外語、社會學概論、社會進化史、文學概論等課程，重在培養學生的革命思想。
重慶高中受中共川東特委直接領導，秘密建立了黨支部，在教師、學生中形成一個堅強核心，在120多名學生中發展共青團員30多人。中共四川省委對重慶高中非常重視，由劉披雲和梁伯隆單線聯繫，項鼎、程子健也經常到校指導，學校的政治空氣十分活躍，社會影響日益擴大。同時，梁伯隆還和部隊聯繫，開展兵運工作，從而引起劉湘的極度不安，重慶高中剛辦一期，便以“經費無著”為藉口，下令停辦。
重慶高中停辦後，梁伯隆在省委支持下，與張竟若、曾季魯等中共地下黨員一起自籌經費，在重慶南岸胡家祠堂開辦西南學院，仍由梁伯隆任院長，有師生80餘人。由於經費緊張，減少了一些教員，留用的全是中共黨員或黨的同情者，每月只發10元生活費。在黨、團支部領導下，師生們仍保持了在重慶高中時的蓬勃朝氣，學生中很多人，如楊錫蓉、廖井丹（中共中央宣傳部原副部長）等成長為共產黨員或革命骨幹。在此期間，梁伯隆發動學生開展廣泛的社會實踐，師生們在西南學院鄰近的銅元局（時為二十一軍軍械製造廠）工人中開辦夜校，學生和工人交往甚密，廠方恐工人受其影響發生罷工事件，便呈請二十一軍軍部，下令巴縣政府要求南坪鄉長，迫使業主收回學校租房，並派出軍警強行關閉西南學院。
成都辦學
兩次辦學遭到摧殘，梁伯隆已很難在重慶繼續活動，根據黨組織的安排，他回到成都。
在中共四川省委幫助下，1930年初，梁伯隆與楊村人、張竟若、曾季魯等中共地下黨員會同西南學院部分師生到達成都。經多方努力，衝破重重阻礙，創辦西南大學，梁伯隆化名梁興谷任校長，學校黨組織由成華縣委領導。學校主設社會科學、政治經濟學、文學等系，梁伯隆主講政治經濟學。西南大學儘管物質條件差，生活非常艱苦，但在師生們共同努力下，仍辦得生機勃勃，政治氣息十分活躍。
為傳播革命思想，梁伯隆主辦了《西南日報》（後改名《錦江日報》），並在學生中組織“前衛社”“新興劇社”兩個進步團體，組織學生開展街頭講演、話劇演出等活動。演出過反映工人反抗資本家剝削舉行暴動的《炭坑夫》，反映農民反抗地主、軍閥壓迫起義的《黑暗裡的紅光》等話劇，在民眾中引起強烈反響，喚起了廣大工農的覺醒。
1930年5月4日，梁伯隆在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民眾教育館，為成都各校學生作題為《如何繼承五四運動精神》的講演，到會學生深受鼓舞。臨近暑假，成都發生抗捐罷市鬥爭，以西南大學學生為骨幹的成都市學聯作了有力聲援，同時，成都桂王橋街的“江防司令政治部”及軍閥部隊中開辦的軍事政治學校，都成了中共地下黨組織在軍中策變運動的基地，這引起了反動軍閥的震怒。為制止革命風暴，軍閥們對學生運動實行鎮壓，梁伯隆接成華縣委通知後，安排過於暴露的共產黨員離開成都，他自己仍堅守崗位，隱蔽在泡桐樹街西頭最末一家院子裡。
不幸被捕
1930年6月8日，成都市學聯學生準備在仁厚街西南大學二院召開執委會。梁伯隆得到“敵人將要來搜捕”的情報後，馬上騎車去制止。當執委們正要轉移時，三軍聯合辦事處軍警團的軍警已經趕到，梁伯隆和幾名執委當場被捕，國民黨四川省政府隨即下令“一周內解散西南大學”。
為了抗議，西南大學學生會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護校運動，召集大會小會進行街頭宣傳，控訴軍閥暴行，要求釋放梁伯隆等進步人士，呼籲各界給以援助。街頭宣傳的學生，先後有幾十人被捕。1930年8月18日凌晨，軍警團聯合辦事處、諜查處和成都警察第三署奉命出動大批軍警包圍了西南大學一、二院，抓走張竟若等80多名師生，查封西南大學，岷江大學、民立大學等大學也被查封，成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視死如歸
梁伯隆在被監禁的4個多月時間裡，受盡酷刑，但始終保持樂觀主義精神，堅貞不屈，與敵頑強鬥爭，他堅信：國民黨反動派必垮，共產黨必勝。敵人也曾以出任四川省教育廳長為誘餌勸降，梁聽後斬釘截鐵地回絕：“我寧為共產鬼，不作民國人！”同時，他仍時刻關心革命鬥爭形勢，與地下黨組織保持密切聯繫，廣漢起義的訊息他最先知道。黨組織和他的親友們曾多方設法營救，于右任、蔡廷楷、熊克武等也拍電報給三軍辦事處要求釋放梁伯隆等。梁的親屬到監獄看他，告訴他營救情況，梁聽後笑著說：“我的事不要緊，漢州（廣漢）發生兵變，策動鄧錫侯的獨立旅打出紅旗，今天可能見報，你們要看，多看我幾眼，恐怕以後長別了。”
1930年10月28日下午，國民黨軍警團準備處決梁伯隆。面對死刑，他在獄中寫下遺詩：“為黨為民盡生死，勇斗魔鬼志更堅，要殺吾頭何所懼，共產真理留人間”。10月31日，臨刑的這一天，他身穿西裝，昂首挺胸，神態自若地坐在囚車上，沿途不斷高呼“打倒軍閥”“共產黨萬歲！”等口號，所到之處，人們懷著悲憤心情目送這位英雄的戰士。就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還義正辭嚴地發表演說：“你們國民黨可以殺我，但我相信你們的日子也不會長久了。”在劊子手的刀槍下，梁伯隆面不改色，鎮定自若，把刑場變成控訴反動派罪行的講壇，足足演講了一個半小時。監斬官一再催促，最後他說：“我為千百萬勞苦大眾而死，我死得光榮。勝利是屬於我們的，革命一定能成功！”劊子手殺害他時年僅26歲。
面對死刑，梁伯隆是何等的從容，何等的堅貞不屈！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為了遠大的崇高理想，他不怕殺頭，不受利誘，威武不屈，視死如歸，令人肅然起敬！
當天夜裡，西南大學部分師生秘密地為梁伯隆舉行了追悼會，一位進步人士寫了一幅輓聯：“畢竟英風千古在，黃花隴上且勾留”，以表達對他的崇敬和哀思。
1930年10月28日下午，梁伯隆從臨時執法處轉到軍警團辦事處。這時，梁伯隆已料到軍閥將要下毒手。面對死亡，他寫下了一首氣壯山河的遺詩：
國共合作興北伐，衝鋒陷陣我輩先；
大業未定遭屠戮，汪蔣賊奴實可恨。
吾黨楷模在井岡，赤旗揮舞振中華；
工農大眾團結起，星星之火可燎原。
奉黨指令返天府，與敵苦鬥在渝蓉；
大志未成身先碎，流芳百世主義真。
為黨為民盡生死，勇斗魔鬼志更堅；
要殺吾頭何所懼，共產真理留人間。
梁伯隆烈士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身碎骨全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間。
接著，他又給親人寫了一篇遺言。遺言寫道：“我大概離死期不遠，請你們不要悲傷。……我的死是為世界上千百萬勞苦大眾而死，我很感覺得光榮。革命一定成功!人民一定能當家做主人!”
10月31日上午，軍警團的執法官以“共產重要分子”之罪名，判處梁伯隆死刑。10點鐘，梁伯隆身穿西裝，昂首挺胸，神情自若地坐在黃包車上，在軍警的簇擁下向東門外下蓮池刑場而去。沿途梁伯隆不時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勞動人民聯合起來!”“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打倒四川的田、劉、鄧軍閥!”一路上人們懷著悲憤的心情不斷跟隨擁向刑場。臨刑前，梁伯隆面對圍觀的民眾，昂然挺立，用悲壯宏亮的聲音講道：“我是為千百萬勞苦大眾求解放而死，我感到死得光榮，過去我在江西殺土豪，今天軍閥殺我，階級鬥爭就是如此。勝利是我們的，革命一定能成功。中國的勞苦大眾一定要團結起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人民才能吃飽穿暖，過幸福的生活……。”他言詞鋒利，滔滔不絕，越講越激烈，使人為之感動。半個小時過去了，親屬為祭奠他點燃的大蜡燭已經燃燒完了，在監斬官的敦促下，才結束了講演。他盤腿坐在親人為他鋪的紅氈子上，面向東方，回首對監斬官說：“請執行吧。”
罪惡的槍聲響了，梁伯隆從容就義。
當天夜裡，西南大學的部分師生秘密為梁伯隆舉行追悼會。成都街上出現了悼念梁伯隆的標語。人們永遠懷念這位不屈的烈士。
千古英烈梁伯隆 萬世流芳映巴蜀
梁伯隆（1904.7—1930.10），又名梁伯龍、梁廷棟、梁靖超、梁興谷，四川省江安縣夕佳山鎮（原底蓬鎮）人，中國共產黨早期無產階級革命者。梁伯隆懷揣對民主自由和人民翻身解放作鬥爭的激情，輾轉廣州、江西、武漢、重慶、成都等地，廣泛傳播馬列主義思想，先後參加東征、北伐、南昌起義，創建重慶高中、西南學院和成都西南大學，培養大量革命人才。1930年10月，梁伯隆被國民黨反動軍警團殺害於成都下蓮池，被譽為“川渝教育戰線上傳播民主革命思想的千古英烈”。
梁伯隆的父親梁常埔先生，是一位私塾教師，因此，梁伯隆有機會了解太多貧困民眾的疾苦。
1918年，梁伯隆從江安中學（原省立第三中學）畢業後，先後考入上海中華職業學校師範專科木工班、震旦大學法政科班、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學習，親眼目睹了帝國主義列強的肆意橫行，封建軍閥政治的黑暗腐敗。同時，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五四運動的爆發，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勞苦大眾的日益覺醒，使他在漫漫的長夜裡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在接受了馬列主義思想後，他決心投奔革命。震旦大學畢業後，他轉入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學習期間認識了許多中國共產黨的優秀人士，受到黨的培養和教育。
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任廣州黃埔軍校軍需官。
1925年春，參加討伐廣東軍閥陳烱明的東征戰役。
五卅運動後，他積極投入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運動。其間參與了全國學聯的宣傳工作，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進行了堅決鬥爭。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和革命鬥爭的鍛鍊，使他成為上海大學裡最活躍的青年共產黨員之一。
1926年春，黨派梁伯隆去廣東，在北伐軍政治部工作。不久又派他到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工作。北伐軍攻占九江後，他留在九江擔任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宣傳部長、中共領導的九江總工會秘書、國民新聞總社總編兼代總經理、《九江日報》編輯，國共合作時期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1927年3月17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派嫡系部隊九江司令部搗毀並占領九江國民黨左派黨部、九江總工會及國民革命軍政治部，捕殺多名革命志士，製造了“九江慘案”。白色恐怖籠罩了九江。他在第二年給一位好友的信中談到當時的情況：“去年總司令帶兵東征，在九江乾那種勾當，好不嚇人！幸矣！我得免於難！……平素高喊革命的人大開殺戒，硬是把革命青年殺掉不止！殺氣騰騰！滿天昏暗！我們只聽得世界上是殺聲！是哭聲”。
梁伯隆（化名梁尚志）和幾個同志經過化裝才脫險到達武漢，不久他又奉命去了南昌，任《貫徹日報》主編。
1927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任十一軍軍部秘書，南昌起義由於敵我力量懸殊，起義部隊於8月5日撤出南昌，準備南下，重建廣東革命根據地。行軍途中，梁伯隆被調入周土第、李碩勛率領的二十五師政治部，負責宣傳工作和師黨部的工作。沿途突破敵人的圍追堵截，且戰且走，8月13日到宜黃，18日到廣昌，19日到江西瑞金，25日參加反擊廣東軍閥黃紹宏部的會瑞戰役並大獲全勝。9月初由瑞金向福建汀州挺進，9月18日留守三河壩，10月5日到達饒平茂芝，朱德主持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把這兩支部隊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並決定“穿山西進，直奔湘南”，到敵人統治薄弱地區開闢革命根據地。經過半個多月的行軍、戰鬥，經福建永定、峰市、武平，到江西南部的信豐，這時部隊已與中央及地方黨組織失去聯繫。為了找到黨組織，梁伯隆奉命回上海匯報和請示工作，他繞道湖北牌州與中共黨員曾季魯會面後，一同於1928年初回到上海。
革命暫時失利處於低潮時，梁伯隆仍信心十足。他在與友人信中說：“我始終想乾！乾！幫助被壓迫的人乾，乾那大逆不道的該殺的事。我甘願為現社會的叛徒，我要反對王八混蛋的吃人的社會。所以我立即參加軍事工作，同我們幾萬革命健兒去殺，竟爾縱橫數省。延遲三月，因無接濟，仍歸失敗，不禁令人痛哭！革命之花雖暫為狂風暴雨摧折，然而春芽正發，含苞怒放期，當復不遠！革命是經過鬥爭的失敗而進展的啊。”
1928年，他被派到江西紅軍中作政治工作。隨著形勢變化，黨組織決定讓他到新的環境裡工作。他在給好友尹陶濱的信中談到，“我在這渾噩的政治下，雖有餘勇與惡勢力酣戰。也許戰個幾十百個回合，尚難分勝負。然而在戰略中我當採取以退為進的手段，以正攻變作側擊，蓄銳氣，養精神，因此，我欲另有企圖，暫從事文化工作，有許多朋友均同此意……在四川的重慶，成都開書店、開印刷廠，辦報館和學校，同樣地力求闡明我們在政治上之主張及求政治上之活動。”並號召朋友們：“來吧！我們大家攜著手兒一同前進，唱我們的自由之歌，乾我們自由的事。做官發財那種混蛋臭事，不要乾！現實，我們不要夢想，只有把這烏煙瘴氣的惡魔世界打破，我們才有出頭之日！”
當時，根據黨的指示，他化名為梁靖超，轉戰文化戰線，有意與二十一軍（川軍軍長劉湘）的駐滬代表傅真如和張斯可結識，為返川開展工作創造條件。
重慶辦學
1928年底，梁伯隆回到久別的家鄉，與訂婚已久的農村姑娘楊德貞結婚。婚後半月，接黨組織通知便匆匆與父母妻子告別，東下重慶，
開辦重慶高中。
梁伯隆經傅真如、張斯可及重慶《新蜀報》主編王伯禹的介紹，與劉湘商談在重慶辦學事宜。因劉湘有辦學培養軍政幹部的願望，於是梁建議在重慶開辦一所高級中學，得到劉的讚許，同意由軍部撥給辦學經費，並把原巴縣議會舊址撥充校舍。
1929年4月7日，重慶高中正式開學，劉湘自任董事長，委任梁伯隆為校長兼二十一軍軍部顧問。梁伯隆趁此機會，集資開辦了“掘新書店”，向青年讀者推薦銷售左派作家的文學作品及其他進步書刊。
為適應劉湘的辦學思想，梁伯隆要求學生一律穿軍裝，受軍事訓練，由江巴衛戍司令郭勛祺任教官，教學內容和上海大學相同，分社會科學和文學兩大類，科主任由中共地下黨員擔任，開設國文、外語、社會學概論、社會進化史、文學概論等課程，重在培養學生的革命思想。
重慶高中受中共川東特委直接領導，秘密建立了黨支部，在教師、學生中形成一個堅強核心，在120多名學生中發展共青團員30多人。中共四川省委對重慶高中非常重視，由劉披雲和梁伯隆單線聯繫，項鼎、程子健也經常到校指導，學校的政治空氣十分活躍，社會影響日益擴大。同時，梁伯隆還和部隊聯繫，開展兵運工作，從而引起劉湘的極度不安，重慶高中剛辦一期，便以“經費無著”為藉口，下令停辦。
重慶高中停辦後，梁伯隆在省委支持下，與張竟若、曾季魯等中共地下黨員一起自籌經費，在重慶南岸胡家祠堂開辦西南學院，仍由梁伯隆任院長，有師生80餘人。由於經費緊張，減少了一些教員，留用的全是中共黨員或黨的同情者，每月只發10元生活費。在黨、團支部領導下，師生們仍保持了在重慶高中時的蓬勃朝氣，學生中很多人，如楊錫蓉、廖井丹（中共中央宣傳部原副部長）等成長為共產黨員或革命骨幹。在此期間，梁伯隆發動學生開展廣泛的社會實踐，師生們在西南學院鄰近的銅元局（時為二十一軍軍械製造廠）工人中開辦夜校，學生和工人交往甚密，廠方恐工人受其影響發生罷工事件，便呈請二十一軍軍部，下令巴縣政府要求南坪鄉長，迫使業主收回學校租房，並派出軍警強行關閉西南學院。
成都辦學
兩次辦學遭到摧殘，梁伯隆已很難在重慶繼續活動，根據黨組織的安排，他回到成都。
在中共四川省委幫助下，1930年初，梁伯隆與楊村人、張竟若、曾季魯等中共地下黨員會同西南學院部分師生到達成都。經多方努力，衝破重重阻礙，創辦西南大學，梁伯隆化名梁興谷任校長，學校黨組織由成華縣委領導。學校主設社會科學、政治經濟學、文學等系，梁伯隆主講政治經濟學。西南大學儘管物質條件差，生活非常艱苦，但在師生們共同努力下，仍辦得生機勃勃，政治氣息十分活躍。
為傳播革命思想，梁伯隆主辦了《西南日報》（後改名《錦江日報》），並在學生中組織“前衛社”“新興劇社”兩個進步團體，組織學生開展街頭講演、話劇演出等活動。演出過反映工人反抗資本家剝削舉行暴動的《炭坑夫》，反映農民反抗地主、軍閥壓迫起義的《黑暗裡的紅光》等話劇，在民眾中引起強烈反響，喚起了廣大工農的覺醒。
1930年5月4日，梁伯隆在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民眾教育館，為成都各校學生作題為《如何繼承五四運動精神》的講演，到會學生深受鼓舞。臨近暑假，成都發生抗捐罷市鬥爭，以西南大學學生為骨幹的成都市學聯作了有力聲援，同時，成都桂王橋街的“江防司令政治部”及軍閥部隊中開辦的軍事政治學校，都成了中共地下黨組織在軍中策變運動的基地，這引起了反動軍閥的震怒。為制止革命風暴，軍閥們對學生運動實行鎮壓，梁伯隆接成華縣委通知後，安排過於暴露的共產黨員離開成都，他自己仍堅守崗位，隱蔽在泡桐樹街西頭最末一家院子裡。
不幸被捕
1930年6月8日，成都市學聯學生準備在仁厚街西南大學二院召開執委會。梁伯隆得到“敵人將要來搜捕”的情報後，馬上騎車去制止。當執委們正要轉移時，三軍聯合辦事處軍警團的軍警已經趕到，梁伯隆和幾名執委當場被捕，國民黨四川省政府隨即下令“一周內解散西南大學”。
為了抗議，西南大學學生會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護校運動，召集大會小會進行街頭宣傳，控訴軍閥暴行，要求釋放梁伯隆等進步人士，呼籲各界給以援助。街頭宣傳的學生，先後有幾十人被捕。1930年8月18日凌晨，軍警團聯合辦事處、諜查處和成都警察第三署奉命出動大批軍警包圍了西南大學一、二院，抓走張竟若等80多名師生，查封西南大學，岷江大學、民立大學等大學也被查封，成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視死如歸
梁伯隆在被監禁的4個多月時間裡，受盡酷刑，但始終保持樂觀主義精神，堅貞不屈，與敵頑強鬥爭，他堅信：國民黨反動派必垮，共產黨必勝。敵人也曾以出任四川省教育廳長為誘餌勸降，梁聽後斬釘截鐵地回絕：“我寧為共產鬼，不作民國人！”同時，他仍時刻關心革命鬥爭形勢，與地下黨組織保持密切聯繫，廣漢起義的訊息他最先知道。黨組織和他的親友們曾多方設法營救，于右任、蔡廷楷、熊克武等也拍電報給三軍辦事處要求釋放梁伯隆等。梁的親屬到監獄看他，告訴他營救情況，梁聽後笑著說：“我的事不要緊，漢州（廣漢）發生兵變，策動鄧錫侯的獨立旅打出紅旗，今天可能見報，你們要看，多看我幾眼，恐怕以後長別了。”
1930年10月28日下午，國民黨軍警團準備處決梁伯隆。面對死刑，他在獄中寫下遺詩：“為黨為民盡生死，勇斗魔鬼志更堅，要殺吾頭何所懼，共產真理留人間”。10月31日，臨刑的這一天，他身穿西裝，昂首挺胸，神態自若地坐在囚車上，沿途不斷高呼“打倒軍閥”“共產黨萬歲！”等口號，所到之處，人們懷著悲憤心情目送這位英雄的戰士。就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還義正辭嚴地發表演說：“你們國民黨可以殺我，但我相信你們的日子也不會長久了。”在劊子手的刀槍下，梁伯隆面不改色，鎮定自若，把刑場變成控訴反動派罪行的講壇，足足演講了一個半小時。監斬官一再催促，最後他說：“我為千百萬勞苦大眾而死，我死得光榮。勝利是屬於我們的，革命一定能成功！”劊子手殺害他時年僅26歲。
面對死刑，梁伯隆是何等的從容，何等的堅貞不屈！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為了遠大的崇高理想，他不怕殺頭，不受利誘，威武不屈，視死如歸，令人肅然起敬！
當天夜裡，西南大學部分師生秘密地為梁伯隆舉行了追悼會，一位進步人士寫了一幅輓聯：“畢竟英風千古在，黃花隴上且勾留”，以表達對他的崇敬和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