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奧爾基·列昂尼多維奇·皮達可夫

格奧爾基·列昂尼多維奇·皮達可夫（Пятаков，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1890-1937），蘇聯黨和政府的前領導人，聯共(布)黨內“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重要成員。

無政府主義

1890年8月6日,皮達可夫出生於基輔省切爾卡瑟縣馬林斯克製糖廠。他的父親列昂尼德·季莫費也維奇·皮達可夫是該廠的廠長兼工藝工程師。1902年，皮達可夫進入基輔聖葉卡特林娜理科中學三年級學習。從1905年起，他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是校學生委員會的成員。

年輕的皮達可夫

由於他多次參與領導街頭示威遊行和集會，被學校開除。1906年，他重新進入理科中學，又因同學校的牧師進行“無禮貌的爭論”而再一次被學校開除。1907年，他作為校外生於理科中學畢業。在這段時間裡，皮達可夫接受了無政府主義，自稱屬於克魯泡特金派。他領導了一個50人的小組，在青年工人和農民中宣傳無政府主義思想。1907年夏天，他的無政府主義小組瓦解了。同年秋天，他參加了一個完全獨立的恐怖主義小組，準備暗殺基輔省省長蘇霍姆林諾夫。小組內部發生的分裂，使這一行動沒有成功。從此,皮達可夫厭棄無政府主義，開始潛心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怎么辦？》給了他很大的啟發。

不久（約在1908年），皮達可夫以校外生的資格通過拉丁文考試，進入彼得堡大學。在大學裡，他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作。還閱讀了魁奈、亞當·斯密、李嘉圖等人的政治經濟學，斯賓諾莎、康德、費希特、黑格爾等人的哲學著作和現代經濟文獻，俄國的經濟、統計學等等。這使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開始信仰馬克思主義，自認為是“一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1910年，他在大學裡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同年底，因參加學生運動被捕，監禁3個月。隨後，校方根據沙皇教育大臣的命令將他開除，驅逐到基輔。

職業革命家

當時基輔的社會民主工黨組織已遭到破壞。皮達可夫同葉·波·博什、亞·施爾甘等人共同成立了恢復秘密組織的倡議小組。他們找到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基輔委員會的倖存者，一起召開了城市代表會議，選舉了基輔委員會，決定派代表參加1912年1月的布爾什維克全俄代表會議。不久，基輔的黨組織又遭到敵人破壞。為了恢復整個黨的工作，皮達可夫擔任了委員會的書記，領導秘密印刷所，書寫和印發傳單，重建聯繫和組織黨的活動小組。

1912年6月，皮達可夫被捕。1913年11月被判處終身流放西伯利亞。1914年4月被押解到伊爾庫茨克省的流放地。同年10月，他經日本逃往瑞士，在那裡參加了1915年2月的布爾什維克伯爾尼代表會議，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國外支部代表會議。當時帝國主義大戰已經開始，第二國際各社會民主黨紛紛倒向本國資產階級政府，支持帝國主義戰爭。以列寧為首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第二國際各社會民主黨的沙文主義行徑。為此，伯爾尼代表會議的決議明確指出，現時的戰爭是帝國主義性質的戰爭，重申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口號——變現時的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是唯一正確的無產階級口號。決議指出，第二國際的破產就是社會黨的機會主義的破產，和平主義和抽象地宣傳和平是愚弄工人階級的形式之一。決議還譴責了以考茨基為首的所謂“中派”，並提出了恢復真正的社會主義國際等等。在代表會議上，皮達可夫支持列寧，堅持國際主義立場，對會議決議表示擁護。

伯爾尼代表會議之後，皮達可夫同列寧、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博什等一起著手編輯出版《共產黨人》雜誌。雜誌第1—2期合刊出版以後，皮達可夫、布哈林和博什三人聯名提出一個提綱，反對列寧關於民族自決權問題的觀點。列寧認為同他們有著深刻的分歧，表示不再參加《共產黨人》雜誌的編輯工作。於是中央委員會決定“該刊物停刊”。

1916年5、6月間，皮達可夫寫了一篇題為《無產階級和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民族自決權”》的文章。文章認為,“自決在帝國主義制度下不能實現”，帝國主義和民族自決是矛盾的,“帝國主義是自決的否定”。針對這些觀點，列寧先後寫了《答皮·基也夫斯基（尤·皮達可夫）》和《論對馬克思主義的諷刺和“帝國主義經濟主義”》兩篇文章，批判了皮達可夫的觀點。以後在1917年4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第七次全國代表會議上討論民族問題時，皮達可夫堅持自己在民族自決權問題上的立場，不同意列寧提出的各民族有自決權直到分離並成立獨立國家的口號。在這個問題上，他同列寧始終存在著分歧。

《共產黨人》雜誌停刊以後，皮達可夫、布哈林和博什等人移居斯德哥爾摩，從事黨的工作。皮達可夫參加瑞典左派代表大會後不久被捕，被驅逐到克利斯提阿納。當時正值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皮達可夫與博什立即動身回俄國。在國境線上皮達可夫因使用假護照被發現遭拘捕，押送到彼得格勒。不久，皮達可夫回到基輔，擔任社會民主工黨（布）基輔委員會主席和工人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1917年9月，他當選為基輔工人代表蘇維埃主席。十月革命期間，擔任基輔革命委員會主席。

工人反對派

十月革命勝利以後，皮達可夫按照列寧的指示來到彼得格勒，同奧新斯基一起接管國家銀行，先後擔任國家銀行總委員助理和總委員。這時，蘇維埃俄國被戰爭搞得疲憊不堪，經濟陷於崩潰。為了贏得喘息時間，列寧果斷提出俄國退出協約國，退出戰爭，準備與德國單獨締結和約。這一正確決策在黨內引起了很多非議。皮達可夫參加了以布哈林為首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堅決主張不接受德國的締約條件，要求“繼續進行革命戰爭”，並指望引起德國和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他們認為，締約是向德國帝國主義投降，後果可能會使蘇維埃政權走上執行新類型的小資產階級政策的邪路。列寧批判了他們的錯誤觀點。中央委員會通過了列寧的提案，同意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為此，“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的成員退出了黨的中央委員會，皮達可夫辭去了在蘇維埃政權機關的職務。

1918年4月，“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在其派別刊物《共產主義者》雜誌上發表了一份《關於目前形勢的提綱》，提出了一系列關於國內和國際政策的方針，與列寧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中所闡述的方針相對抗。他們認為，“締結和約這件事本身已經把俄國革命置於兩條道路的分叉點上”；而他們“左派共產主義者”選定了不同於黨內多數派的“另一條道路”。他們認為，和約的簽訂“不可能鼓舞國際無產階級”，“不是顯示革命的力量，而是表明革命的軟弱”。他們認為，列寧所制定的國內政策是“使目前的蘇維埃國家發生小資產階級的蛻化變質”的政策等等。列寧在5月5日寫了《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一文，對這個提綱進行了批判。列寧認為，“左派共產主義者”是一些“唱高調的人和清談家”，這些人“表面上‘格外’革命”實際上會葬送革命。

“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當時在黨內的派別活動，使黨面臨分裂的危險，以致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乘機煽動他們逮捕列寧，改組人民委員會，成立新政府，準備代替列寧擔任新政府主席的人選正是皮達可夫。對這一嚴重事件，後來皮達可夫和布哈林雖然說法不盡相同，但基本事實都確認不諱。

烏克蘭政委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以後，皮達可夫被派往烏克蘭前線的普里馬科夫的部隊，領導政治工作。在同德國一蓋達馬克匪軍作戰的同時，皮達可夫與葉·博什等人建立了烏克蘭共產黨（布）和烏克蘭工農政府。他擔任了黨的領導人和工農政府主席。

奧爾忠尼啟則，布瓊尼，皮達可夫

1919年7月，在反擊鄧尼金進攻期間，皮達可夫先後任第十三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該集團軍第四十二師政委，總參謀部學院政委。1920年5月，任波蘭戰線第十六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波蘭戰爭結束後，皮達可夫調任第六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同弗蘭格爾匪幫作戰。在著名的克里木戰役中，他表現出卓越的軍事才能。

黨內的競爭

1920年底粉碎弗蘭格爾以後，皮達可夫擔任頓巴斯中央煤炭工業管理局局長。從那時起，他先後擔任過燃料總管理局代理局長、國家計畫委員會副主席、租讓事務總委員會主席、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副主席。他曾一度出任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最高法院院長（1922年），主持了對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

1921年3月，皮達可夫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以後在俄共（布）第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1920年底，托洛茨基在黨內挑起了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皮達可夫支持托洛茨基的“整刷”政策和“工會國家化”的主張，贊成採用強制手段和行政命令。列寧對他們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尖銳地指出，托洛茨基一夥“這種態度會造成分裂，並且會葬送無產階級專政”，是“犯下了一系列牽涉到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本質的錯誤”。

1921年6月，皮達可夫任頓巴斯中央煤炭工業管理局局長，與頓巴斯工會負責人發生意見分歧，造成了生產上的危機。列寧對此事十分關注。列寧雖然覺得皮達可夫“絕對忠誠而且博學多能”，但認為他在“基本問題上卻犯了某種錯誤”。這就是他“過分醉心於行政手段”，沒有“使行政手段同政策結合起來”，沒有“使整個先鋒隊聯繫全體無產階級民眾，聯繫全體農民民眾”。儘管中央曾想繼續讓皮達可夫留在頓巴斯工作，但是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還是撤銷了他的職務。

1922年12月，列寧在《給代表大會的信》（所謂“遺囑”）中，對皮達可夫作了一個評價。列寧認為皮達可夫和布哈林“在年輕的中央委員中”是“最卓越的力量”。他認為皮達可夫“無疑是個有堅強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熱衷於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在嚴重的政治問題上是不能信賴他的。

從1920年工會問題的爭論時起,皮達可夫成為托洛茨基的重要支持者。到1927為止,他又先後參加了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首的“新反對派”和“托洛茨基派一季諾維也夫派聯盟”。在1923年底列寧病重不能視事直至列寧逝世以後的一段時間，托洛茨基反對派加緊了反黨派別活動。他們利用國內在經濟上出現的某些困難，國際上保加利亞和德國革命以及中國革命先後遭到的失敗，攻擊中央的路線和政策，發表了大量的反黨派別綱領和宣言，如《四十六人聲明》（1923年10月）、《十三人聲明》（1926年7月）、《六人聲明》（1926年10月）、《八十四人綱領》（1927年5月）和《反對派聲明》（1927年8月）等等。皮達可夫是上述派別檔案的支持者和簽名者之一。

《六人聲明》和《反對派聲明》是具有悔過書性質的檔案。他們表示放棄“派別和小集團自由”的理論和實踐，承認這是與列寧主義原則及黨的決議相牴觸的，承認他們進行派別活動的錯誤，表示絕對遵守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決議，無條件地服從並執行這些決議，準備竭盡全力消除一切派別因素。但是他們也表示堅持自己的觀點。其他幾個聲明，闡述了反對派在黨的建設、國內和國際政策等一系列原則問題上同中央多數派的分歧。他們認為，黨的機關官僚化，黨內的民主制度遭到了嚴重破壞，黨的決議是一紙空文，因而他們主張黨內的派別和小集團活動自由。他們認為，黨在農村的政策日益農化,認為工業化的發展必須加重對農民的稅收，以擠出資金支持工業。他們認為，共產國際需要來一次決定性的轉變，1926年英國總罷工和1927年中國大革命的失敗，都是黨中央多數派執行錯誤路線的結果等等。

除此之外，反對派還召開秘密集會，舉行政治示威，成立派別黨，最後發展到在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十周年時組織反蘇維埃的遊行。史達林和布爾什維克黨堅決反對分裂黨、破壞黨的反黨派別活動。史達林先後發表了《論列寧主義基礎》、《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等重要著作和講話，闡述了列寧主義原則，批判了托洛茨基主義。史達林團結全黨，粉碎了托洛茨斯等反對派，捍衛了列寧主義，保衛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1927年11月，聯共（布）中央決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開除出黨。不久，聯共（布）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1927年12月）作了“關於反對派”的專門決議。決議指出，“反對派已經從策略性的分歧轉到綱領性的分歧”，反對派的反黨活動“不僅超出了黨章的範圍，而且超出了蘇維埃法律的範圍”，反對派“已從派別活動發展到建立自己的托洛茨基黨”。決議認為，“參加托洛茨基反對派和宣傳其觀點的行為與留在聯共（布）黨內不能相容”。大會決定把托洛茨基反對派的積極分子開除出黨。作為反對派的重要成員，多次參加派別活動的皮達可夫以及加米涅夫、拉狄克、拉柯夫斯基、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阿甫傑也夫、巴卡也夫等75人一起被開除出黨。這次大會也把整個“民主集中派”集團23人開除出黨。至此托洛茨基反對派徹底失敗了。

鬥爭失敗者

皮達可夫被開除出黨以後，被派往巴黎擔任蘇聯駐法國的商務代表。1928年皮達可夫聲明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以後，恢復了黨籍。1930年6月在聯共（布）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他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再次出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副主席、重工業人民委員部副人民委員等職，參與制定和實施蘇聯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畫的工作，為發展蘇聯的重工業做了有益的工作。

1933年的漫畫

1936年8月，蘇聯公審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並決定將他們處以死刑。對此，皮達可夫在8月21日的《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無情地消滅卑鄙的兇手和叛徒》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承認自己“曾犯了嚴重的錯誤”，由於“不懂得社會主義發展的正確道路”，而“走上了反革命托洛茨基主義的道路”。

不久以後，皮達可夫也被逮捕。他成了1937年1月第二次公審的主要被告者之一。隨後，以從事反革命破壞活動和間諜活動的罪名被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