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線宣傳
1916年9月,杜靈出生於中壩太平場成衣街一個小手工業者家庭。在家鄉度過的19個春秋中,他讀過私塾,賣過涼水,彈過棉花,夜晚在街口擺過棋式。1935年春,紅四方面軍長征路過江油,杜靈參加了紅軍,並跟隨紅軍北上抗日。在長征中,被分配到紅三十一軍搞文印宣傳工作,除擔任紅三十一軍軍報《紅光報》的刻印外,還四處書寫、張貼“打倒劉湘”“打倒四川軍閥”等大幅標語。由杜靈書寫再經鑽字隊刻鑽的標語至今還矗立在夾門關一帶的岩石上。在長征中的多次戰鬥中,年僅20歲的杜靈冒著槍林彈雨,拿著話筒,匍匐在戰壕里,向敵人喊話,直到戰鬥勝利結束,多次受到首長的表揚。
嚴守機密
1937年夏,紅軍長征匯集陝北,部隊進行整編。紅四方面軍整編為八路軍一二九師,由劉伯承、鄧小平、李達分別任師長、政治委員和參謀長。在部隊整編開赴抗日前線過程中,為防止蔣、汪、日特務對我進行策反破壞,黨在部隊中選拔經過鍛鍊和考驗的優秀青年充實首腦機關。杜靈被選調到一二九師司令部作戰部作部隊實力增減的核心機密統計,先後在政治部、組織部任作戰股長、統計科長、軍政處長等職。在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中,杜靈工作生活在劉鄧首長身邊,參加了襲擊陽明堡機場、大戰娘子關等百多次大大小小的戰鬥,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中,他在李達參謀長的直接領導下,嚴守黨和部隊的機密,忘我的工作學習,表現十分突出,為反特、反奸做出了貢獻。
虎穴偵察
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破裂,我軍奮起反擊蔣介石軍隊的進攻。為了打擊山西軍閥閻錫山的反共氣焰,太行軍區劉鄧首長決心攻打閻錫山的反共前沿陣地沁縣縣城。為摸清敵情,杜靈率偵察員在夜裡利用敵人留下的殘存碉堡進行觀察,拂曉前,突遇敵人大部隊從城裡開來,搜尋碉堡內外。在危急關頭,杜靈沉著冷靜,帶領偵察員順著碉堡外壕跟搜尋的敵人周旋,巧妙地避開了敵人的視線,敵人便將大部隊分四路縱隊向解放區進發,企圖偷襲我軍和駐地政府機關。尾隨敵人之後的杜靈,不顧個人安危,指揮偵察員在敵人後面發起攻擊,使駐在前面村莊裡的部隊得以安全轉移。在晉中戰役中,兵團首長又指定杜靈擔負對晉中北段的敵人部署、地形、道路等的偵察任務,時任旅參謀長和偵察支隊長的杜靈帶領偵察兵深入敵占區,偵察了解閻錫山部隊的設防部署情況,為兵團首長的決策指揮提供了確切的情報,使我軍順利殲滅了閻錫山軍隊10多萬人,生俘閻錫山的前線總指揮陳樹中將。
戰場指揮
在解放全國的戰爭中,杜靈親自參加和指揮了攻克太原、衛戍西安、智取三台等大大小小百餘次戰鬥。1948年9月,在攻打閻錫山反共老巢山西太原時,作為分管作戰和軍務的直接指揮者、師參謀長杜靈奉命擔任對北營和飛機場的插入切斷守敵退路的任務。面對被喻為“防守嚴密、易守難攻、固若金湯”和集中有閻錫山20萬部隊把守的太原城池,杜靈將敵人的設防設備情況、工事岩牆的高度、外壕的深寬、兵力的分布和師作戰方案一一給下級指揮員作了詳細的介紹。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候,杜靈同師長一起親自上前沿陣地指揮,不幸胳膊被炸傷,右手大拇指被炸飛。杜靈負傷後繼續指揮部隊,攻占了北營和飛機場,切斷了閻錫山12個步兵師、2個裝甲師的退路,全殲了20餘萬太原守敵。為紀念這次戰鬥的勝利,杜靈特意將在此次戰鬥期間出生的二兒子取名為杜太原。
叢林剿匪
四川解放後,杜靈所在部隊駐防川北,參加剿匪戰鬥。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因素,川北地區土匪盛行,新中國成立後,他們受國民黨特務和反動封建殘餘勢力的唆使,四處冒充解放軍官兵搶劫人民財產、軍用物資,公開煽動民眾抗交公糧,叫囂“反共救國,攻開縣城分穀子,打走解放軍當總統”,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為鞏固新生政權,安定人民生活,保衛勝利果實,杜靈親自參加指揮了劍閣、南充專區的剿匪戰鬥。1950年3月,時任廣元軍分區參謀長的杜靈回到闊別十幾年的家鄉中壩,親自找住在片口一帶的親友了解藏王寨、觀霧山一帶的土匪聚集情況,處理江油暴動。在剿匪作戰中,面對繁重的清剿任務,杜靈同其他首長一道,根據多年作戰指揮的經驗,結合新的情況,採取大部隊夜間迅速出動,拂曉攻擊的作戰手段,進行多路合圍,連續進剿,逐漸縮小包圍地段予以殲滅。在剿匪最激烈的日子裡,杜靈同其他首長一道,將剿匪指揮部遷到前沿,夜以繼日地指揮剿匪戰鬥,很快打開了川北地區的剿匪局面,在較短的時間裡殲滅匪特萬餘人。
清正廉潔
杜靈在20餘年的革命生涯中,清正廉潔,是眾多戰友、領導和同事對他的一致評價。每次部隊換服裝,杜靈從不收留舊服裝,堅持以舊換新。他在任長沙高級工程兵學院教育長期間,幾個孩子都在離院較遠的學校讀書,不論天晴下雨,他從不派車接送。大兒子杜秀石參軍後,作為已是軍級領導幹部的杜靈,在利用休假前去探孩子時,不驚動部隊領導,徒步從車站到連隊同孩子見面談心,叮囑兒子認真鍛鍊,不打老子招牌,爭取立功,隨即又悄悄離開了連隊。杜靈奉命再次回到四川工作後,家屬從長沙調到成都的工作單位一時沒有落實,杜靈從不發話插手,聽從組織安排,最後調到離家較遠的單位工作。但當他知道一秘書的家屬因犯錯誤沒有安排工作後,他本著教育出發,一面對其進行批評幫助,一面又積極協助將其安排了工作。機關幾次安排他的孩子參軍,他幾次都把分給他的名額推讓給同事的孩子,讓自己的孩子在家待業。杜靈知道廣漢一教導營長的孩子突然發高燒,無藥可治,生命垂危時,立即將自己在南京買下預備自己用的針藥拿出並派車送去,解除了家長和孩子的痛苦。
文革蒙難
1963年冬天,中央決定調已是軍職領導幹部的長沙工程兵學院教育長杜靈回四川主持公安總隊工作。杜靈愉快地接受調遣,很快回到四川。“文革”開始後,各級政府陷入癱瘓,四川公安總隊奉命改建為成都軍區獨立師,肩負起維護社會正常秩序,打擊種類犯罪活動的重任。1968年1月22日晚8時,操勞了一天的杜靈拖著疲憊的身體剛剛回到家,從妻子手中接過面碗,駐防在《新成都報》側的獨立師某團打來電話,請他去參加即將結束的團黨委會,杜靈立即放下面碗,叫上李副師長,驅車前往。夜裡9時,杜靈從會議室走出,甩掉手中的菸頭,躬身進入臥車順著總府街向後子門獨立師師部開去。此時還偶爾聽到稀落的槍聲和各“造反派”廣播的零星喧嚷。當車驅至總府街成都市勞動人民文化宮街門前時,突然一陣激烈的槍響,兩股火力從左右兩邊街口向臥車交叉射來,將小車四周的玻璃打得粉碎,一顆子彈打進了李副師長的左手臂,一顆子彈打進了杜靈的大腦。杜靈在送往部隊醫院搶救的途中犧牲。杜靈遇難後,成都部隊曾先後三次為他召開追悼大會。1981年8月27日為杜靈召開的最後一次追悼大會上致的悼詞中說:“杜靈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他的不幸犧牲,使我黨失去了一個好戰士、好同志。”1984年4月,杜靈同志的骨灰由成都護送回家鄉,安葬在風景秀麗的江油市西山公園紅軍陵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