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素伯
- 外文名：Li Subo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江蘇通州海門中和鎮
- 出生日期：1908.10.7
- 逝世日期：1937.03.02
- 職業：詩人、作家、學者、散文理論家
背景環境介紹,人物介紹,窮且益堅 不墜青雲之志,開闢草萊 首創《小品文研究》,精湛技藝 錘鍊散文精品,怒目金剛 時代正義鬥士,勇於開拓 語文教改先驅,跋,文學創作與研究方面的成就,
背景環境介紹
“本時期（中國現代小品文的昌盛時期，主要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抗戰前的時期）的重要成果便是多部系統的小品文理論專著的誕生，並帶有‘空前絕後’的特徵。其中最先出現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李素伯1932年1月在上海出版的《小品文研究》（新中國書局）。它第一次較為全面、系統、深入地論述了‘五四’以來小品文創作和研究的特點和成績，並為此後的發展開拓了道路。”（李寧《中國現代小品文概觀》——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關於小品文研究的第一本專著。它既是對‘五四’以來小品文創作和研究的一個全面總結，又為此後的發展開拓了道路，其重要意義是不容忽視的。可以這樣說，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是我國小品文研究的開闢草萊之作，其篳路藍縷之功，澤及後世，這是南通現代作家兼學者李素伯對現代文學作出的突出奉獻。”（陳遼《開啟南通現代文藝殿堂之門——讀〈濠南集——南通現代文壇漫筆〉》——南通黨建網）
“20世紀30年代逐漸形成了以言志說散文批評、社會學散文批評和文本說散文批評為標誌的三足鼎立的批評格局。言志說散文批評以周作人、林語堂為領銜人。社會學散文批評以魯迅為領銜人。文本說散文批評以朱自清、李素伯為領銜人。”（尹 頡《20世紀中國散文批評概觀》——《學術理論與探索》雜誌）
本文所要介紹的，就是這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開中國現代小品文研究先河的李素伯。
人物介紹
窮且益堅 不墜青雲之志
李素伯的老家，原在長江下游的北岸，即現在的啟東市太安港向西南十多華里。這地方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已經坍入長江之中。李素伯在1935年寫的《家》這篇小品文中描述了故鄉的美景：“最使我不能忘記的還是那個住所的環境的優美。那時的家濱臨一瀉千里的大江，在一條小港旁邊，跨著港口有一架不很闊大的橋，橋兩邊有成排的瓦房，成了個小小的市集。最有趣的是江上的風光：在月光下一片浩渺如練的江波上，風帆飄渺，沙鳥翱翔，遠遠隱現著淡灰色的一點，那是峙立江心的崇明島。明朗的日子，會辨得出那‘如薺’的一團團綠樹；偶然風雨橫來，怒濤洶湧，也著實驚心駭目……十歲離開那裡，幾年後據傳聞所得，那個小市集子整個遷移，小橋曲港，遺蹟難尋，我的家當然也唯有永存在我的記憶中了。”
李素伯的童年時代，適逢辛亥革命前後。那時，農村中的私塾很多，他們所教的書，仍然是《百家姓》、《三字經》、《古文觀止》等。而大一些的市鎮都開設了所謂“洋學堂”，所教的科目有語文、算術、音樂、圖畫、體育、手工等，能接受更多的現代科學和新思想的薰陶。李素伯9歲上洋學堂學習。那所學校名“三鎮公學”，校長叫黃仲丹，是崇明人，教師有六、七個。雖然規模不大，但很注重學校管理和教育質量。他們學校的口號是：“東吹育英，西過日興盛”（“三鎮公學”東有“育英校”，西有“日興盛校”）。李素伯讀書特別勤奮，每逢下課時，大多數學生在操場上打球、跳繩、踢毽子，做各種遊戲，而他往往獨自坐在教室里看書寫字，好像唯有讀書才是他的本分。每次考試，他總是名列前茅，因而經常得到獎品。
李素伯家境貧寒，一家四口人（李素伯有一個哥哥，名李文奎，1927年前後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員，參加過墾牧地區的地下鬥爭）的生活，全靠父親幫人家做酒店夥計、母親幫人家做針線來維持。收入低微，生計維艱。即使如此，父母親仍盡心竭力，送他們兄弟倆上學。
李素伯7歲時，父親去世了。李素伯在《府君述》一文中回憶道：“府君諱選青，字飄庵，性廉潔，喜飲酒，不屑屑治家人生計。宅前有隙地數弓，暇輒攜鏟芟草，植蕪菁之屬，青翠肥澤。間植櫻桃、月季數本，甚茂盛。優遊數十年。以嗜酒得疾，卒年僅五十有一。時達年七歲，猶記府君貌甚奇偉，鬑鬑有須，居恆默默不與人接。視其意，若有不與人言者，豈其中有不自得者歟。自府君之卒，家益落，乃遷於通之墾牧鄉。”
1918年，一則因生計所迫，二則因塌海將及，李素伯全家遷移到當時屬於南通的墾牧鄉，即現在的啟東市海復鎮，在那裡受到了姨母姨父的照應。可惜僅過一年，母親又辭世，兄弟二人就成了孤兒。雖然有姨母的悉心照料，但李素伯家從其父親以上三代單傳，本家近枝基本沒有；初到墾牧鄉，也沒有朋友。幼失怙持，憂患頻加，李素伯有云：“空有六尺之軀，曾無一椽之託。猶如浮萍，年年漂泊；無殊燕子，處處為家。”（《〈傷春三疊〉序》）“貧賤有兄弟，艱難復乖離。詩書得窮餓，少壯乃羈棲。”（《寒食得兄書悲憤交集憮然有作三首》）難兄難弟倆的境況可想而知。
到海復鎮後，李素伯先入海復學堂讀書，13歲時進通師附小——墾牧校學習。約於1923年9月，李素伯以優異成績考入南通師範。1927年通師改為私立張謇中學，隨後轉入省立南通中學師範班（通師稱這個班為戊辰級）。李素伯在通師苦讀五年，先後受業於當時有南通“四大才子”之稱的顧怡生、徐益修、曹勛閣、顧貺予先生門下，“皆得親炙而請益”，使他“略知學術途徑”（李素伯語）。現保存在南通博物苑裡的李素伯在通師學習時期的作業本上，有曹勛閣老師的評語：“雋拔，殊不易得也”；“勁句，非老手不辦”；“有此質地，它日當得占詞章一席”等等。更有老師稱他為“後起秀中之秀”（顧怡生語）。可見他當時受益之深，也足見學生時代的李素伯已是才情不凡。
1928年，李素伯從通師學成畢業。以後歷任南通實驗國小、南通鄉村師範學校國文教員。1933年秋回到母校通師執教，直至1937年3月去世。
李素伯一生未婚。但以他那樣青春煥發的年華和詩人所特有的濃郁敏銳的情感，他不可能是個與戀愛無緣的“絕欲主義者”。我們從他的一些詩文作品中可以發現一些蛛絲馬跡——他曾經的追求與幻滅的苦澀。例如，他在一首小令中寫道：
“思往事，淒絕首重回。樓上高寒燈影小，相逢不語夜遲遲，似夢之依依。”（《江南好》）
又在一首詞中寫道：“春風又綠鴛鴦譜，目斷江雲無尺素。花前絮後記同行，月冷燈昏成獨坐。思量別有愁千縷，燕燕歸來難與訴。春楓有夢原相隨，紅萼無人誰作主？”(《玉樓春》)
這些纏綿悱惻的詞句絕非無的放矢、無病呻吟，而是確有戀愛的甘甜與失戀的痛苦的。這種難以排遣的痛苦與悲哀也深深地刻印在他的小品文中，如：“我貯滿了盈眶熱淚，這淚是我幾年來孤單、飄零、痛苦的生活釀成的，我要在真心愛我的人的面前儘量揮灑，我想在這裡得到我的報酬和安慰。可是，我向何處去找真心愛我的人呢？孤單、飄零、痛苦的生活將終我的一生，弱小的我，何能避免命運的鞭策！真心愛我的人或者還有，但是，上帝啊!我將怎樣去找尋呢？”（《燃起了守歲燭》）
感傷至極的情調中透露出他的追求和憧憬那個“真心愛我的人”應該是實有其人的。李素伯在1930年前後曾經追求過一位姓馬的同學的姐姐(一位中學生)，有一段時期常常到她家去。但後來因為女方的家長不同意而未能如願，原因可能就是瞧不上這位國小教員的清寒家境和卑微的地位。正如他在《傷春怨》這首詞中寫的：“門外有青山，遮斷夕陽歸路”。除此而外，李素伯還追求過什麼人，我們不得而知，但結果都是“孤帆望斷水空流”，只落得“人生有恨幾時休”（李素伯《浣溪沙》）了。
李素伯在“情場”上也許是個失敗者，但他把真摯純潔的愛傾注在天真可愛的學生身上，把全部的心血奉獻給了文學創作和教育事業——他在事業上取得了成功。
李素伯被文化界譽為南通小“四才子”（相對於南通“四才子”顧怡生、徐益修、曹勛閣、顧貺予而言)之一，另三位為吳天石、黃稚松、史友蘭。
開闢草萊 首創《小品文研究》
李素伯離開學校，踏上社會，面對蓬勃發展的新文學浪潮，作為一個心繫天下、追求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他放棄了對古體詩文的創作，迅速地轉入了對新文學的研究，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初入文學的殿堂，李素伯首先把目光投向作為古詩對立物出現並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產生極大影響的自由體新詩上。
1937年1月，李素伯在上海《文學》雜誌上發表《漫談新詩》一文，闡述了他對新詩的見解。他認為，一個新詩作者“人格方面要有深厚的修養。磨練著，陶冶著自己，從生命的認識上，生活的充實上去努力使自己具有作為詩人的主要條件”；同時也應講究“語言的精選與安排”，講究韻律節奏。前者是主要的不可或缺的，而形式與詞藻等等表現法的研究與注意是次要的事。他認為五四文學革命初期，“為了推翻舊詩，不但攻擊者舊詩所有的缺點，也一概抹煞了它所具有的優點”。他指出，對舊詩全盤加以否定，乃是一個錯誤，應該吸取這個教訓。
幾乎與此同時，李素伯開始傾力於現代散文小品的創作與研究。散文文學，中國向來是作為文學正宗發達著的，而小品文，正如李素伯在《小品文研究》一書中所說的，“是散文里比較簡短而有特殊情趣和風致的一種”。這充滿藝術韻味的散文詩似的美文，“實在是詩與散文中間的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三十年代，是產生鴻篇巨製的時代，也是產生絢爛多彩、爭奇鬥豔的散文小品的時代。魯迅先生甚至斷言：五四運動以後，“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機》。）李素伯正是在這塊現代散文小品園地里辛勤耕耘播種的作家之一。1932年1月由上海“新中國書局”出版的《小品文研究》一書，是他的成名作。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小品文研究的專著，出版後受到文學界和廣大讀者的歡迎。李素伯也因此而獲得了“小文學家”的稱譽，當時他還不到25歲。此後，他又以《小品文漫談》之一、二、三為副標題編排次序的形式，連續發表研究小品文的專論，進一步深化和完善了他對小品文的研究。
小品文是中國傳統的文學樣式，源遠流長。“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產生的中國現代小品文，是對中國傳統小品文的繼承和發展。由於魯迅等人創辦了《語絲》等小品文雜誌，使小品文作者大量湧現，名家迭出。小品文的創作如春花爛漫，競相爭艷。
但對於中國現代小品文的研究，從來是一個缺項。因此，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不僅適應了當時文壇的需要，而且開了中國現代小品文研究的先河，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素伯致力於“在中國新文壇放異彩奏奇功的小品文”（《小品文研究》）的研究並取得豐碩成果，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他對中國古典文學具有深厚的功底。接觸新文學以後，他對外國文學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鑽研外文，結交翻譯工作者，與劉延陵陵（通師校友，五四時期寫過新詩，文學研究會會員，曾任武漢大學外文系教授）、顧民元（筆名穀神，翻譯工作者，譯有果戈里小說《泰賴·波爾巴》、契訶夫劇本《櫻桃園》。抗戰時期曾任抗日民主根據地啟東縣縣長，1942年犧牲）、吳天石（解放後曾任江蘇師範學院院長、江蘇省教育廳廳長，與夏征農、沈西蒙合編歷史劇《甲申記》）、丁守謙（解放後曾任南京藝術學院黨委書記）等人在文學方面交往頗多，友情甚篤。他精深的古文底子，加上受中國現代新文學的長期薰陶，以及對外國文學這一異域營養的孜孜吸收，為他對中國現代小品文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李素伯的這本《小品文研究》雖然是前無古人的開創之作，卻並非粗疏淺陋的應景之作。作者思接千載，目及四海，以相當開闊的視野，宏博的識見，對興盛於一時的小品文創作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審視和闡述。
李素伯對小品文研究的主要貢獻，首先是對小品文下了正確的定義。他指出：“小品文是須富有藝術性而不是如論文雜記之類枯燥的東西”，“把我們日常生活的情形，思想的變遷，情緒的起伏以及所見所聞的斷片，隨時的抓取，隨意的安排，而用詩似的美的散文，不規則的真實簡明地寫下來，便是好的小品文”。
在李素伯看來，“文學是不能離開人生而存在的”，“文學是表現人生批評人生的”，而小品文又是“純以抒情為目的而不受任何內容或形式上的限制的”。兩者之間有無矛盾呢？他認為：沒有矛盾，“小品文是以表現生活書寫情調為本職的”，對生活的再現和表現，對個人感情的再現和表現，都是表現人生，批評人生，又都是抒情，兩者是統一的。用今天的批評用語來說，李素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既堅持反映論，又反對機械論。這在小品文研究中是獨樹一幟的。
其次，李素伯深入探討了中國現代小品文發達的原因。他指出：現代小品文的發達，一是由於現代生活的趨勢，現代小品文的興盛，正“適應了現代人人事倥傯生活繁劇的讀者的要求”；二是因為歷史的背景，是“一種潛伏著的民族性的特質的遺留與復現”；三是外國文學的影響，“小品文雖是中國原有的東西，但最近之所以復活、發達起來”，明顯是“受了外國文學的影響”，這便使許多小品文作家的作品，雖然“最富有中國的趣味”，“但已多新形式、新語調、新意境，在以前的文章里是找不到的”，“至於魯迅先生的幽默的風趣與深刻的暗示力”，“更顯然不是古已有之的”。他的這些看法，經受了時間和小品文創作實踐的考驗。時至今日，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界的理論，至今無出其右。同樣，以李素伯的小品文《春的旅人》為例做簡要的剖析，我們可以發現其中發散出來的莊子《逍遙遊》的濃厚韻味，也可以捕捉到撲面而來的高爾基《海燕》的某種信息。這也印證了他的觀點。
作為小品文研究的專家，李素伯還對怎樣寫好小品文做了細緻深入的研究。他以成功的小品文作家的創作實踐為根據，結合他自己的真知灼見，提出了小品文寫作的“六要”，這雖非小品文寫作要旨的全部，卻也道出了寫好小品文的奧秘。
再次，李素伯對現代文壇有成就的小品文作家魯迅、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冰心、綠漪、陳學昭、葉紹鈞、郭沫若、鐘敬文、王世穎、徐蔚南、孫福熙、鄭振鐸、豐子愷、繆崇群等的小品文作了評述，其中不乏精彩獨到之見。《小品文研究》全書164頁，共分五編。後兩編主要論述了這些小品文作家及其作品，足足占了100頁，從比例和精彩程度來看，確是本書的重點所在。這對當時以及後來的小品文創作，均是一個有力的促進。
在此，我們簡略地介紹一下李素伯對魯迅先生的評價。李素伯高度讚揚魯迅的小品文，他說：魯迅小品文“眼光的犀利銳敏，用筆的冷雋詼諧，物無遁形的描寫，和老吏斷獄似的有力的評量，真是‘入木三分’，是以立懦而敦薄”；魯迅的“極其詩質的小品散文集——《野草》”，“是貧弱的中國文藝園地里的一朵奇花”，“我們只覺得它的美，而說不出它的所以為美。雖然有人說展開《野草》一書，便覺冷氣逼人，陰森森如入古道，而且目為人生詛咒論”，“但明智的讀者卻能從這裡得到真正稀有的力量”。李素伯駁斥一種偏見，他說：魯迅文學裡多的是諷刺的情趣，詼諧里藏著暗譏熱諷，因之“有人說他太尖刻” 。李素伯為之辯解道：“但‘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剌相去本不及一張紙’，（魯迅《熱風題記》）作者不已說過了嗎？而且他的詼諧也是欲哭無淚的強笑，我們決不能當他是滑稽”。由此看來，李素伯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所謂長歌當哭，血淚控訴，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同樣是對現實的強烈不滿和反抗，李素伯的作品中很少強裝笑臉的詼諧，而多的是“放聲一號啕”、“同聲一哭”式的呼天搶地的真性情的流露。手法儘管不同，殊途依然同歸。李素伯這種對魯迅精神以已度人的透骨分析，是很恰切而又警辟的。
對周作人的評價，也是恰如其分的。在對周作人、魯迅做比較研究時，李素伯寫到：“誰都知道魯迅先生（即周樹人）是現代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有力的前驅，思想革命的領導者，而且是最成功的小說作家；又誰都知道作人先生是精深誠懇的文學研究者，同時也是唯一的最成功的小品散文作家。這真是‘難兄難弟’，是我們文壇的雙星！不過以小品散文為敘述對象的本書，不得不推作人先生坐第一把交椅，放到前面來說；雖然魯迅先生的描寫深刻，具有諷刺情趣的雜感文，和神秘的象徵的詩的散文（指《野草》），也還沒有第二個人能及，似乎有點委屈了老哥。可是，除此沒有道兒了。”在二十世紀20年代能有如此敏銳獨到的公允評價，實屬不易。
李素伯能從作品中揣摩出作家的人品，常常使對作品力透紙背的評述，轉化為對作家人品氣質的絕妙寫照。如他認為朱自清的創作“具有幽娟高秀的風韻”，這就不僅體現了朱自清作品詩畫交融、文質並美的特點，又把作家純潔高尚的精神氣質勾畫了出來。
李素伯認為冰心的作品“真如鑲嵌在夜空里的一顆顆晶瑩的星珠。又如一池春水，風過處，漾起錦似的漣漪”。因冰心“凡寫到海的地方也多成為好文字”，而稱冰心為“海化的詩人”。文如其人，因文識人，他因此認為冰心是個“冰雪聰明的女子”。如此等等，其剖析都有獨到之處。
在評述朱自清和俞平伯的作品時，李素伯運用了對比的方法。他以朱自清的《溫州的蹤跡》和俞平伯的《湖樓小擷》為例，指出“同是細膩的描寫，俞先生的是細膩而委婉，朱先生的是細膩而深秀；同是纏綿的情致，俞先生的是纏綿里滿蘊著溫熙濃郁的份圍，朱先生的是纏綿里多含有眷戀悱惻的氣息”（這段話已被引入江蘇省職業中學語文教材）。這種細微透闢而簡潔明了的比較，文中還有多處。他往往把兩個作家（如徐志摩、落花生），甚至三個作家（如冰心、綠漪、陳學昭）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分析，同中求異，異中求同，這確是簡捷而有效的好方法。
李素伯對作家的評論是多角度多層次的，有時縱向有時橫向地進行觀察。如介紹朱自清，注意到他的創作是由“過分繁縟的修辭和板滯的描寫”，轉向自然純樸方向的過程。相反，冰心文字和技巧的優點，即使在作品內容變更時仍“始終保持著不變”。論及綠漪，說她作品文字里有著很濃厚的舊文學的氣息。（以上是縱向的）分析魯迅，就先談他小說創業上的歷史功績、中國新文化運動有力的前驅及思想革命、現代文壇領袖的地位。豐子愷是漫畫家，所以藝術造詣很深。郭沫若是中國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成功的一個詩人，所以他的小品文學“也多表現牧歌生活情趣的描寫” 。鄭振鐸於西洋文學極有研究，是一個極好的編輯家。（以上是橫向的）
文學批評應該是優者說優，劣者劣說，明白如以鏡鑒人。李素伯以他鞭劈入里的分析和真知灼見的發現，給現代小品文創作的競技者以讚揚和鼓勵，從而推動現代小品文創作的發榮滋長。但他並不因此而迴避問題，故意護短，一味地唱著讚美的頌歌。相反，對某些作家艱巨創作勞動中的缺點，也予以直率的批評。他指出：徐志摩好堆砌，華而不實，文勝於質，筆頭上扭了好半天，結果還是沒有結果。落花生因離遠了“大眾”，與“時代”起了分介，便易被世人忘卻了。鐘敬文有時過於使文字平淡酣暢，往往多不必要的廢話，減少了文字的緊湊與力量，等。無論是文壇名人，還是新進的青年作家，是以寫散文小品為主的作家，還是把小品文作為副產品的作家，李素伯都一視同仁地做著客觀冷靜的分析。聯想到當前的文藝評論，多的是“公文體、總結腔、表態式”以及倒人胃口的“吹喇叭”、“抬轎子”的庸俗捧場式的評論，不免又要叫人感嘆一番了。
《小品文研究》以其開創性奠定了它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也使其作者蜚聲文壇。因該書受到讀者廣泛歡迎，於1934年再版。時隔60多年後，江蘇教育出版社於1996年又重排發行。
精湛技藝 錘鍊散文精品
李素伯在發表他的傳世之作《小品文研究》的前前後後，身體力行地寫出了一定數量具有較高水平的小品文作品。李素伯的小品散文，面對人生，注重寫實，不做無病呻吟。文字雋永清麗，抒情誠摯真切，意蘊深切悠遠，富有動人的魅力。
作為小品文理論研究的專家，李素伯在小品文創作上也自有其精湛的技藝和深厚的功底。可以說，他的小品文作品，篇篇都是上乘之作，讀之如飲甘醇，如品佳饌，只慮其速盡。
李素伯讀書勤奮，且酷愛文學，10多歲就開始寫詩作文。但真正開始詩詞創作，當在1924年他17歲時。正如他自己在《傷春三疊序》中所寫：“詩成甲子當編集（予學作詩自甲子始），生後庚寅合有辭。”甲子，即1924年。他最初寫詩，“學的是清代陳三立一班人的同光體一派，有一些食古不化，喜用奇字奧句”。有一種“扎死寨打硬仗那種古怪精神”。以後學了南通名士范公肯堂及其弟子顧怡生、曹勛閣等人的詩後，才有了那種淵穆沖淡之趣與閒曠超逸之度而日臻完善。
這時期他的作品，主要有《塞下曲四首擬唐人》、《月夜獨立三元橋有感》、《觸目》、《自題畫東坡像》、《秋夜獨坐達旦》、《言懷》等，多為舊體詩作。其中五言詩《月夜獨立三元橋有感》表達了一介書生矜持自重，不願隨俗浮沉的心志。詩云：“寧與自然游，不為命理誘。君子立其身，自守豈能苟。不恥與時違，但羞隨俗垢。君看古君子，身歿名不朽。”七律《觸目》則是一篇傷時感世、憂國憂民之作。詩云：“他鄉羈旅悲搖落，故國蒼茫半夕陽。落盡書生憂國淚，中原大事費商量。”
1925年10月，李素伯從所讀的古今詩詞中“擇其有新意者而合於詩之旨者四千餘首”，編訂成冊“為卷十六，為冊八”，取名為《獨賞集》，並作了序。其中，“吟風弄月之篇，諷時懷古之章，美人香草之思，雄渾蒼涼之氣，無美不臻，無奇不有”。由此可以見出李素伯對古詩詞研究之深。
另外，李素伯還憑藉其堅實的古文底子，寫了不少文言體散文。又曾為發揚海門人民“淳直不阿，志習樸實，勞而好義”的民風，“旁羅載籍，薈萃舊聞”，作《海門耆舊》（李素伯的老家中和鎮原屬海門縣）三卷。後為《江蘇藝文志·南通卷》“李絢”條目所記載。
李素伯的小品文，首先在文字語言的駕馭功夫上，真可謂到了爐火純青、運斤成風的境界。他的小品文語言，以北京話為基礎，再加上古語、方言、民諺、俗語、歐化語，以至外語，雜糅調和，巧妙安排，顯得既細膩委婉，精練圓熟，又幽娟高深，明淨飄逸。
其次，如文章的結構上，修辭的手法上，意境的設定上，以及敘事、抒情、描寫、議論諸方面，都具有大家風範。
博大處，古今中外，旁徵博引，信手拈來，波瀾層出；
細微處，娓娓道來，舒徐自在，如數衷腸，感人肺腑；
精美處，詩文相間，串合無痕，筆墨傳神，玲瓏剔透；
動人處，情景交融，情文並茂，信筆所至，無不盡意。
那清新的筆調脫凡的意境，處處瀰漫著涓涓細流似的感情。
請看，他作品中的美妙之處：
“時時有陣陣絲竹和著的歌聲透過簾幕騎在夜風的背上渡水而來”。（《觀萬流亭之夜》）
“一株高楊樹披著綠髮伸長頸項在半空里喘氣，在它因受不住蒸郁的氛圍的緊壓約束而想掙扎搖擺起來時，便散出絲絲的涼意”。（《夏之樂曲三章》）
“我們的詩人總不離傷春悲秋的老調，春既可傷，秋更可悲。‘悲哉秋之為氣也’一句隨便的話，遂開千古怨端。於是，一花一葉，盡化作恨櫱愁苒”。（《秋樹》）
這種隨處可見的筆墨美嗎？美！尋常人恐怕很難做就的。
茅盾先生說過，看一個作家的思想發展，最可靠的是研究他的作品。我們從李素伯的小品文作品，無論是敘事的、記人的，抑或是抒情的議論的，都可以窺見其思想發展的鮮明軌跡。李素伯整個創作里程不長，從初登文壇到逝世，總共約十年時間。大約早期的作品多清新浪漫之作，字裡行間透露著活潑樂觀的情趣；中期作品往往“直抒性靈”，著重於挖掘內心世界，感傷、煩悶、孤寂、頹喪的成分居多，不管多么精緻的藝術裝飾也難以掩蓋；而後期，隨著民族救亡運動的高漲，作家逐漸接觸社會，面向現實，悲苦消極情緒便見減少，文風也趨向質樸，思想面貌達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
李素伯早期的小品文創作，是在他發表《小品文研究》一書之前的理論準備時期，可以說是他小品文理論研究的副產品。
這個時期，他剛從學校畢業，便走上了“粉條黑板作講師”的工作崗位。雖身為一介窮書生，卻有建功立業的宏願，而無懷才不遇的牢騷。於是乎，拿起那支不在案頭、即在手頭的溫熱的筆，喜洋洋、樂融融地寫起了桃花、流水，遠山、塔影，微雨、朝暾，墜露、落英，晚蟬、市虎，淡雲、暖日，以及與友人的離情別緒，與孩童的賞心樂事，等等。筆調輕鬆，情趣盎然。然而，這種帶有“超脫”、“閒適”意味的小品文，在他的整個創作中只是短暫的美妙前綴。即使在這種好心情中寫出來的作品，也還是透露著某種傷感的信息——他願終老於有著可餐秀色的“溫柔鄉”，而“不願再返那急攘攘亂茫茫的塵世了”。身處良辰美景，仍不免有前度劉郎，他日再來，“其能免春風人面之悲歟？其能免春風人面之悲歟”的慨嘆。
李素伯中期的小品文創作趨向成熟，筆觸由表象向內心的深層開掘，其思想內容也產生了顯著的質的變化——由“活潑樂觀”而轉向“苦悶孤寂”。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五四”時期，內心中普遍充滿著“苦悶感”和“孤寂感”。這是時代的先覺者在幾千年封建歷史的重壓下必然產生的一種心態。他們似乎陷在無物之陣里，在無形的封建羅網中象幽靈般轉圈、衝撞。直到25年至27年的大革命運動，才找到了一個噴火口。一時如熔岩奔突，不可掩遏。而到了30年代，似乎又進入了一次新的輪迴，又進入了一個“苦悶”、“孤寂”的生髮期。個人“苦悶感”與對這種苦悶氛圍的衝決，個人“孤寂感”與擺脫這種寂寞的努力，展示了30年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里程。李素伯生逢其時，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這種混沌之中。
李素伯家境貧苦，父母早亡，一生孤苦飄泊，依靠其姨母的扶持，得以完成學業。走上社會，“飢來驅我”，於是做了教師。他懷抱利器，書畫詩文俱工，加之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孤傲與敏感的習性，淒涼身世與寄人籬下的傷感不能有一刻稍滅。他時時在探尋“自我”，探尋“自我”與時代的聯繫，探尋“自我”在社會整體結構中的位置，探尋“自我”在歷史生活中的價值。這種探尋的無著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迷惘，在他作品中的體現就是強烈的“自我表現欲”——對“苦悶感”的宣洩。
作者那覺醒的靈魂在“苦悶”中掙扎，請看：“誰又想得到呢？生命的創痕與隱痛，是如泥里的草根一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夢影迷離，幽思無窮，勾起了靈魂深處的創傷，掀起了已逝的血淚之幕，自然是一番悲涼的意緒，引起絲絲的熱淚”。
“我的盈眶熱淚，又待灑向何處？孤獨、飄零、痛苦的生活將終我一生，弱小的我，何能避免命運的鞭策”。“這悲哀不知來自何方，只潛伏在我的心頭不死”。（《燃起了守歲燭》）
李素伯中期的小品文作品中，也時時展現著自己處境及心境的孤寂。“自古聖賢皆寂寞，何況我輩孤且直”。（鮑照）知識者的“孤寂感”，幾乎是古往今來世界性的文學主題。“孤寂感”成了不分地域、不分時期的知識者共同的“家族紋章”。李素伯認為，這種“孤寂感”，實有它的“藝術之美”，套用“欣賞的態度”來消受這種美感。作者寫道：
“死的沉默籠罩著我，和我的影子。潸然的清淚，撲簌簌的流落，是辛酸的，同時也是痛快的。呵！淒清的寂寞之感與孤獨的悲哀呵”！（《燃起了守歲燭》）
“我真寂寞地過了這青青的一段，沒有花，沒有光，也沒有愛” 。（《念五自序》）
李素伯孜孜於內向，但並不浸潤在“苦悶感” 、“孤寂感”里不能自拔。他挖掘著自己心靈深處十倍的“苦悶感”與“孤寂感” ，實在是隱含著對現實社會百倍的不滿。作者以呼天搶地的方式，無所忌憚的瀉泄著這種“苦悶感”與“孤寂感”，令人感到一種無可逃避的沉重的壓抑。而那種掙脫苦悶的鎖鏈，衝破孤寂的牢籠的意向，也在潛移默化中導致了人們的革命要求。這正如作者在《小品文研究》一文中所說的，是小品文“因了作者的痛烈的苦悶的呻吟，象徵化的表現出來，同時，也便深深的打動了讀者的心”的緣故。
李素伯後期的小品文創作，正值“九·一八”事變之後，國民黨反動政府對外實行不抵抗主義，對內加緊鎮壓人民革命，國難當頭，民生凋敝。時代在呼喚著知識者，知識者在呼喚著民眾。此時，人們需要的不是低訴和微吟，而是匕首，是投槍，是“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魯迅）李素伯的目光和筆觸迅速的由“向個人”轉為“向社會”，他要向人們指出向上一路，攜人們一起前進。記錄他思想大轉折的《春的旅人》，今天重讀，仍以一種理想主義的力量震撼著人心。
《春的旅人》刊載在1934年《中學生》雜誌隨筆欄內，在這期隨筆欄內，還登有夏沔尊、徐懋庸、豐子愷三位先生的三篇文章。年青的李素伯向人民、尤其是向他的青年夥伴們喊出了發自肺腑的呼聲：“流浪吧！如小燕子似的自由地流浪吧” ！
春之舞台尊貴的來賓——勇敢的旅人燕子，它們追求的是什麼？是自由的流浪，流浪的自由，向著春天的去向。而這種自由的取得，決非輕而易舉之事，要勇於擺脫安適平淡生活的誘惑，要敢於凌駕萬里長風，超越千重山海，穿過濃霧氛圍，掩蔽洶湧濤瀾，“飛呵，飛呵，自由地飛呵” ！這種質樸得近於天真，坦白到過於單純的呼喊鼓動，明智的讀者，自會從中得到啟示。
“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悍然出兵侵占東北；“一·二八”事變，日軍進攻上海；33年2月，日軍侵占熱河省。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蔣介石的“不抵抗”的政策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慨。1933年10月，蔣介石更逆天行事，推出其“攘外必先安內” 的反動政策，調集一百萬兵力，向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1934年10月，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一面是對入侵外敵的不抵抗，一面是對內的殘酷鎮壓，政治反動，國將不國。革命者在黑暗中摸索，在反抗中流血。全國廣大善良的老百姓則“在寂寞的重圍里度著止水似的生活”。出路在哪裡？人們在尋找著。坐等上帝的安排，安於眼前的小天地，算是只有做亡國奴一條路了。對此，李素伯感到無法忍受的痛苦，“你說這春光美么，為什麼我只能聞到血腥”？他向他的讀者朋友問道：“朋友，這還能耐么”？
他呼喊道：“擺脫這寂寞的氣氛，逃出這止水似的生活”。
他鼓動著：“到遠方去，如小燕子似的永遠追求著春的去向而流浪吧” ！而作者自己也躍躍欲試，興致勃勃地要“一簫一劍，遊藝中原”去了。
作者胸中深邃的激情的海在涌動，作者筆下深邃的激情的海在流瀉，其間所蘊含著的巨大能量，無疑會對近於麻木的人心產生撞擊，對止水般的社會生活起推動作用。
李素伯的作品受日本文藝評論家廚川白村的象徵主義影響較深，《春的旅人》顯然也是採用了象徵主義的寫作手法。作者滿腔熱情地讚頌燕子，正反映了當時全國革命人民，特別是廣大革命知識青年尋求出路的心態，也表達了當時作者的全部革命熱情。歷史告訴我們，作者正是以他的表現時代精神、歌頌革命理想、洋溢著革命激情的戰鬥詩篇《春的旅人》迎接了以“一二·九”運動爆發為起點的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新高潮。
李素伯的《春的旅人》發表在1934年第四期《中學生》雜誌上。在不到一個月後出版的第五期《中學生》雜誌上，作者又發表了新作《血寫的歷史》。這是一篇充滿著火藥味的戰鬥詩篇。作者在這裡不再用曲筆，而是直面人生，“圖窮匕見”了。請看：
“血的潮，血的海，造成了這慘澹悲涼的‘多難之月’，我們的民族，也就在血海的濤頭中浮沉、掙扎”。“這三年來，始之以‘九一八’的東北失守，繼之以‘一二八’的滬戰構和，國難益深，覆亡堪虞”。
“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存亡的重負，無疑的是擔在現代的一班有著新生力量的年們的肩上”。
“血寫成的歷史的污跡仍得以血來洗滌，但是，青年們，我們的力量在哪裡呢”？
一個大大的問號擲出，文章戛然而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惟有拿起武器，團結戰鬥。作者的凜然正氣和憂國憂民之心躍然紙上，我們仿佛可以看到，作為向惡勢力進擊的千軍萬馬中一員，他目光如炬，高舉著戰鬥的旗幟，操著匕首與投槍，不顧流汗流血，吼叫著咆哮著衝鋒陷陣。一反過去那種病態的呻吟，無助的哀訴。他把隨時可能招致的險惡現實的威脅和打擊置之腦後，全然顧不上什麼語言的含蓄和筆調的幽默，而是直面人生，直抒胸臆。在那國家興亡的緊要關頭，哪一位有愛國心有正義感的讀者不為之產生心靈的共鳴呢？
李素伯的小品文作品並不多，但他以他精心創作的小品文來實踐著他的小品文理論。他的小品文，達到了他自己提出的要求，即：“一芥藏世界，花上凝人情”，“尺幅之中有千里之勢”。
這些散文作品，大多與他所欣賞的知堂散文的風格多少相近，可見他在藝術上的某種追求。他在文中頻繁引用古今詩文名句，平添了作品的文化內涵和書卷氣，由於行文流暢自然，絲毫沒有“掉書袋”之嫌，這成為他的散文的一大特色。
李素伯的小品文作品，多發表在《中學生》（夏沔尊、葉聖陶等編）、《藝風》（孫福熙編）、《文學》（王統照編）以及《學藝》、《人言周刊》等雜誌上。這些當時在全國影響頗大的刊物周圍聚集著一批為挽救民族危亡為追求個性而致力於啟蒙運動的進步文人學者。李素伯作為“後起秀中之秀”，頗受夏沔尊、孫福熙、王統照等“大家”的賞識。
李素伯秉賦聰穎，多才多藝，除精於詩文創作外，還工書善畫。他的毛筆字娟秀有力，諸體皆備。尤其是魏碑體毛筆字，寫得格外秀麗灑脫。《藝風》上曾多次發表李素伯的書畫作品。南通博物苑現藏有李素伯的多幅畫作，其中一幅《拄杖看歸鳥》圖，是李素伯與尤無曲、丁守謙三人合作的國畫，堪稱精品。看過李素伯書畫作品的人，都驚疑他竟是個才20齣頭的年輕教師。這就印證了顧怡生老先生《贈素伯》詩中“有書有畫有文章，詩亦時抒新舊長”的讚譽並非虛誇。
李素伯還和幾位朋友及一些學生組織“南通文學會”，出過幾期純文藝刊物《南通文學》。
30年代中期，李素伯還擔任過《南通日報》副刊《新文藝》和《新語》的編輯，為培育文學新人、推進地方文化建設做了不少工作。
李素伯的創作生涯，從他離開學校，踏上社會就開始了，他的第一篇作品《曹君覺先生五十壽言》發表在1928年8月20日《南通報·文藝副刊》上，這是一篇古文體小品文，寫得沉鬱頓挫，盪氣迴腸。以後，他又在一些報刊雜誌上發表了近20篇語體文小品文。當然，這個“近20篇”，是經過幾年的努力收集到後，彙編到《李素伯詩文選》這本小冊子中的，實際上並不至這個數字。譬如，1936年10月魯迅先生逝世後，應報社編輯之約，李素伯在病中介紹評論魯迅先生的文章，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另外，李素伯的筆名很多，除我們比較熟悉的“所北”、“絢”外，還有一些他即興使用的筆名，容易使人忽略，這就給收集工作帶來一定的困難，遺珠是在所難免的。除已經在當時的報刊雜誌上發表過的外，李素伯的一些創作手稿、教學筆記、日記等，直到他去世還躺在書籃、書櫥里或寫字檯上，因為他自己決料不到自己會遽然早逝。當然，這發表遺作和結集出版的工作本來是有人做的（李素伯去世後，他的同事亦為極知己的朋友如俞谷澄、丁守謙等與當時辦理喪事的李素伯的親屬商量，欲代為整理出版。李素伯的親屬同意了，把李素伯的遺物大多留在了南通師範）。誰料後來日寇侵華，把南通師範焚毀，李素伯的遺作以及遺物也就去向不明了。他的悠悠半世心血，大多付諸東流，實在是很可惜的。
李素伯以精湛技藝錘鍊出來的小品文精品，是他對中國現代文壇作出的另一份重要貢獻。
怒目金剛 時代正義鬥士
從李素伯的散文創作中，我們看到了李素伯的真實形象——他不但是一個飽讀詩書、才氣過人的作家和學者，更是一個以國家和天下為己任、一身正氣和豪氣的熱血志士。正如他在《舊調重彈》一文中所言：“人們但見陶公‘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態度閒適，而不知尚有‘刑天舞乾戚，猛志固常在’之別有懷抱”。他並不以陶淵明自況，但很讚賞陶淵明的處世態度。
他在《觸目》一詩中寫道：“他鄉羈旅悲搖落，故國蒼茫半夕陽。落盡書生憂國淚，中原大事費商量。”
他在《自己的話》一文中寫道：“當這大動亂的時代，我們不僅是能憤激，而且要能抗爭，不僅要有革命的熱情，而且要有勇於臨陣的戰士。”
他在《感賦一章答謝謝勛閣師贈言即依原韻》一詩中寫道：“俯仰空六合，下視帝庭卑。聊作蠅聲細，怒吼待神獅。”
憂國憂民的李素伯，隨時準備做臨陣的戰士，做怒吼的神獅。
1933年，李素伯重返母校執教。那年深秋的一天，通州師範的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有3個學生和1位工友橫遭反動派逮捕。反動軍警還突然搜查了學校油印室，李素伯對此大為憤慨，直接語正辭嚴地向訓育處提出了口頭抗議。當時學校中一片白色恐怖，人心惶惶。面對白色恐怖，李素伯無所畏懼，毅然在自己的宿舍門上貼出了一首詩：“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腳底從來闊，未必骷髏就此埋。” 以示憤懣和抗爭。
李素伯班上的林煒彤同學在《爝火》第六期野營生活專輯上刊登了《我們的童軍教練》一文，開頭有這么幾句話：“長長的臉兒，中等的身材，穿一雙破舊皮靴，走起路來略有些跳，兩足像是有彈性的，一到冷天便穿上一件黑色的下邊掛著幾根紗線的外套，遠看幾乎疑他是一個工人。”刊出不久，林煒彤同學被學校訓育主任叫到辦公室，訓斥之為侮辱老師。林煒彤同學不服氣，辯駁了幾句，引起主任大光其火，嘮嘮叨叨訓了一堂課時間，才放林煒彤同學離開辦公室。當天午飯時，只見李素伯紅著臉，領口微敞著，一隻手叉在腰間，一隻手按在桌子上，氣呼呼地像個鬥士。訓育主任則一聲不吭，管自低頭吃飯。原來，李素伯知道林煒彤同學被訓之後，很氣憤，中午只吃了半碗飯，便去責問訓育主任：“文章錯在哪裡？是我改過的，不管學生的事。”訓育主任說：“這對郭老師不尊敬。”於是，在“尊師還是不尊師”的問題上爭吵起來。下午，全校師生議論紛紛，對訓育主任頗有微詞，說他：“不學無術”、“多管閒事”。此事既是為了維護學術的尊嚴，也是為了維護學生的權益，李素伯以一介書生的迂倔，自然要不畏權勢，據理力爭。
1935年冬天，北平爆發了“一二·九”進步學生運動後，南通學生為聲援北平學生的救亡行動，也紛紛上街遊行，並向國民黨政府遞交了書面抗議書，提出了抗日要求。李素伯不但在口頭上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而且不顧自己羸弱的病體毅然投身於遊行的洪流，表現出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剛正不阿的品格和拳拳愛國之心。
與此同時，李素伯在課堂上有針對性地講授魯迅的《記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記念》，怒斥反動派的兇殘下劣。
李素伯十分敬重魯迅，熱愛魯迅，稱魯迅是“中國的高爾基”。李素伯的詩作中有“生成傲骨難偕俗，枉道無心鐵石堅”之句，還有“不以時易操，不隨俗俯仰，貧賤能安，富貴能素”等，可見，李素伯與魯迅是心意相通的。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逝世時，李素伯正沉疴復發，病重住院。他得知這一噩耗，躺在病床上淚流滿面，在去探望他的學生面前也毫不掩飾悲痛的感情。他在病床上擬定了幾副輓聯，叫人送到上海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去。其中的三副輓聯傳頌至今：
其一、夕拾朝華應信靈魂長不死；南腔北調從今吶喊永傳聲。
其二、是藝術家亦是革命家奮鬥近卅年自有精誠昭後世；為文壇惜更為國族惜蕭條當九月競揮熱淚哭先生。
其三、是世界文學革命家囑兒輩無為文學空頭使我玩索不已；為文章勞動大眾化得先生嗟為大眾吐氣何妨毀譽由人。
輓聯文字精煉老到，內涵極為豐富，既準確地概括了魯迅的偉大精神，又抒發了痛失導師的悲哀之忱。
這說明，現實生活中的李素伯並不總是以謙謙君子的形象示人，有時也展現其“怒目金剛”的一面。
勇於開拓 語文教改先驅
李素伯自1928年從通師畢業後，一直擔任教師工作。他短暫的一生最主要的精力是花在教育上的。他是一位辛勤的園丁，也是一位勇於改革的好老師。他熱愛教育事業，把一生獻給了教育事業。
他在《燃起了守歲燭》一文中寫道：“粉條黑板作教師，我從此得了新生”。他熱愛學生竟然到了如此程度：“他們的影子占了我的心，無從拋卻，也不能拋卻”，只要幾天不見學生，“我的心便懸著，起了輕微的焦躁，還蒙著一層淡淡的悲哀”，“終是盤踞了我的整個心田”。他備課、上課、處理學生的包括作文、日記、課堂扎記、閱讀筆記、課外隨筆甚至書法練習在內的許多作業，都是一絲不苟，絕不懈怠。
李素伯是語文教學改革的先驅。當時，學校教材使用的是全國統一的“部頒教材”，李素伯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果斷摒棄了由周佛海題寫書名的國家教科書，而是以他獨到的眼光和深厚的學力，把開明書店、北新書局的活頁文選作為基礎，自己編撰了一套語文教材。這套教材編選原則極其嚴謹而富有創造性，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地分成若干單元，每個單元的思想性與藝術性各有側重，合起來每學期又自成體系。文章的體例非常全面，有政論、美學、哲學、文藝理論、小說、散文、戲劇、新舊體詩詞、日記、書信、序跋等。文言文、語體文相間，而以語體文為主。每學期厚厚的一本，比部頒教材的容量要大幾倍。這套教材真可謂古今中外，兼容並蓄，既有傳誦千古的世界名著和我國歷代名家名篇，也有當時胡適、陳獨秀的文學評論，俞平伯、周作人、冰心、徐志摩諸家的散文詩歌，而把重點則放在魯迅、郭沫若、茅盾等進步文人的戰鬥作品上，特別是魯迅的作品份量頗重。有魯迅的《故鄉》、《社戲》、《一件小事》、《藥》、《阿Q正傳》、《為了忘卻的記念》、《拿來主義》；有茅盾的《林家鋪子》、《大澤鄉》；有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等。外國的作家，諸如屠格涅夫、莫泊桑、契訶夫、高爾基、有島武郎、廚川白村、夏目漱石、菊池寬等。每一學期，精讀、略讀以及瀏覽的作品，都在150篇以上。較之於近世中學生每學期唯讀30篇左右的作品，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這種教材改革，引進了“五四”新文化的新思想、新觀念和新文風，衝破了傳統教學的固有模式和反動統治對青年學生的思想禁錮，對教育和引導莘莘學子與舊傳統、舊思想、舊觀念決裂，緊跟時代前進的步伐，求取真才實學，是大有裨益的。
不僅自編別開生面的教材，在教學方法上，李素伯也完全拋棄了味同嚼蠟的舊教法，創造出一台嶄新的完整而又先進的符合青少年特點的國文教學法，如啟發式、對照比較法、精講精練、因材施教、精讀與略讀相結合、長文短教等，既靈活多變，又自成體系。
例如，他將頗難理解的魯迅的《阿Q正傳》全文，僅在短短的幾節課里，作了鞭辟入裡的分析，使十幾歲的國中生基本掌握其精髓，以致終身難忘。例如。講朱自清的《背影》，李素伯先把朱自清對父親的深摯情感和朱父的愛子深情闡述得十分清晰深透，然後用一口標準而流利的國語，以清晰的口齒，深情的語調，范讀了課文中抒情較多的段落，感動得學生們立刻鼻酸眼澀，幾乎落下淚來。一堂課下來，李素伯就征服了全班同學的心，博得了每個學生的欽佩與尊敬。因此，一些高年級的師範生，也常常三五成群地慕名前來，站在窗外聽他講課。
在講課之餘，李素伯還指導學生編輯出版文藝期刊《爝火》（刊名取自莊子的話：“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李素伯說：“這是黎明前的火把，祓除邪惡，星火燎原。”《爝火》專門刊登學生的優秀習作。該刊在編輯欄內列名的均是學生，主編李素伯並不具名。他就是用這種方法，把學生推到編輯、寫作的第一線，讓他們通過實踐來提高語文水平。當時擔任編輯的同學在徵稿、審稿、編輯、送排、校對、發行等工作中，都是非常賣力的。但事事都經過李素伯先生的指導，實際上文章最後過目、定稿的，一直是李素伯先生。《爝火》約5個星期出一期，每期印一千份，銷往南通市各大、中學校。在李素伯的指導下，《爝火》一共出了兩卷9期（現收藏於南通市圖書館，並列入了張靜廬編的《中國現代出版史料》）。
此外，李素伯還在他編輯的《南通報》副刊上編髮過不少學生習作。在李素伯的悉心培養和引導下，許多學生奠定了堅實的文學基礎，其中不少學生後來成為優秀的作家、編輯、教育工作者。
“樹人樹木百年事，春雨春風千載心。”（李素伯《次韻謝怡師贈言》）
“病來還把嫁衣縫，度盡神針不計功。辛苦春風剪裁後，回黃轉綠可能同。”（李素伯《偶成》）
李素伯作為一個教師，他無怨無悔地奉獻了他畢生的精力和才華。在中國現代史上，既是教師，又是學者、作家的人，有朱自清、魯迅、葉聖陶、夏丏尊、俞平伯等，李素伯憑藉其實力自可側身其列。“而今天的中學教師，能把這三者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的人，幾乎沒有。”而這“是一個幾乎中斷了的現代中學語文教師的傳統。”（楊桂青《一位中學語文教師的文化追求——訪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特級教師程翔》載2009年12月30日《中國教育報》）一般的語文教師只是別人作品的傳聲筒，學者、作家型的語文教師，才是真正的夠格的語文教師。
跋
1937年3月2日，李素伯因病情惡化，百醫莫救，不幸與世長辭。他原先患痔瘡，曾入南通基督醫院割治，未能根治。後由友人介紹，去西亭一個專治痔病的郎中處求醫。那個醫生用掛線爛的法子醫治，誰知爛破了血管，一直出血。而那個醫生不懂扎血管的辦法，任其放血。後來轉院到南通，給他輸血。誰知輸入的血液中有毒素，他全身各處起了塊粒，成了不治之症。一代英才李素伯年僅三十，微疾而歿，殊為可惜。
“方富賈傅之年，遽短顏回之命，是造物者之忌才，而有心人所共悼者也。”(李素伯《追悼王萬陳三君子》) “至死猶有蘭氣息，他生應有玉精神”，（李素伯《挽莊弟》）這些對其同時代人的贊語，何嘗不是他自己的寫照呢。
在治喪過程中，他的學生都停了課，日夜在遺體旁守靈。李素伯的老師、銀髯飄拂的通師老教導主任顧怡生先生（顧民元的父親）在靈前幾次號啕慟哭。他對守靈的學生們說：“素伯無後，你們就是他的兒子啊！”學生們都嚎啕大哭，一齊跪倒在老師的靈前。
當時，《南通報》登載了李素伯的老師曹勛閣先生挽李素伯聯：
“徵兆在平日孤懷，涼夜一棺陳，苦雨淒清吊荒塔；
期望猶十年舊說，來生諸福具，朝暾燦爛暖春潮。”
李素伯逝世後，他的學生以及家鄉人民沒有忘記他。他的棺木先是埋葬在啟東海復鎮附近。戰時和動亂中，其墓曾多次遭到毀壞。直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由啟東市民政局出面，由他的學生集資，在海復鎮公墓重修了墳墓。
文學創作與研究方面的成就
李素伯在文學創作和研究方面的成就，一直受到文學理論界的重視。1936年袁湧進編的《現代中國作家筆名錄》、1977年美國朱寶梁編的《二十世紀中國作家筆名錄》、1988年欽鴻等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錄》及《中國現代文學辭典》等均錄入了李素伯的資料。《人民日報海外版》、《解放日報》、《福建師大學報》、《教學與研究》、《新文學史料》、《文海星光》等刊物陸續刊登了紀念和研究他的文章。他的傳記先後被收入《海復鄉志》、《啟東縣誌》、《啟東縣教育志》、《南通市教育志》、《江蘇藝文志》。一些大學的中國現代文學教材以及部分中學的語文教參中，也充實了李素伯的有關資料。
1985年2月，李素伯的學生陳象新（原江蘇省海門中學校長）等人編成《李素伯詩文選》在海門油印出版。
1988年9月，啟東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輯了《啟東文史》第九輯——《李素伯專輯》。
1990年1月，李素伯的學生王建白（曾任揚州市教育局長）在揚州由江蘇廣陵古籍刻影社出版了《李素伯詩詞集》。此集由李素伯的生前好友鄭彤（康伯）為之作序，序曰：“素伯先生對新舊詩詞，均所擅長，每以言志抒情，殤詠為樂，頗多勁句。其詩高風逸調，瀟灑清麗，搖曳生姿，蘊藉有致。蓋先生飽嘗世味，故其詩作皆詞短韻長，聲發於心，情溢於懷，令讀者倍感親切。”
1996年3月，經李素伯的學生陳象新、張俊成（曾任上海工讀學校校長）、葛德生（曾任《江蘇教育》雜誌編審、《小學生數學報》主編）等人的不懈努力，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由江蘇教育出版社重新出版。
1999年12月，李素伯的較為詳盡的資料（包括《李素伯年表》）被編入江蘇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南通市政協學習文史委員會編的《文海星光——南通文化名人（一）》中。
2006年11月，“李素伯詩詞散文文論選”《春的旅人》（相當於李素伯全集）收入南通市文聯《江海文庫》第三輯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