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撤資事件是2015年9月29日發生的撤資事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嘉誠撤資事件
- 發生時間：2015年9月29日
- 事件人物：李嘉誠
訊息背景,猜想因素,眾說紛紜,首次回應,
訊息背景
這幾天，亞洲首富李嘉誠深陷輿論漩渦，關於他從大陸撤資的爭論，仍然在唇槍舌劍地進行著。是正常的運作，還是道義的失守？是合法的進退，還是無奈的撤離？義憤填膺的道德審視、唱衰中國的負面猜測、恐慌情緒的傳染效應……所有這些元素，使得李嘉誠的撤離變得十分敏感。
李嘉誠
那么，如何看待李嘉誠“投資路線圖”的轉向？一些人選擇從感性的角度來審視。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優惠政策、開放環境、巨大市場，是他走到當下的重要基石；而這幾年來，由於轉方式、調結構，大陸經濟增速主動回調，李嘉誠的選擇就顯得尤為扎眼。從普通人的樸素情感出發，好的時候同享福，遇到困難卻不能共度難關，這在觀感上確實讓一些人覺得有點說不過去。
猜想因素
一、經濟急劇下行的風險
關於中國經濟下行的風險，相關論述已經汗牛充棟。只不過，絕大多數論述只是在中國經濟的需求面做文章，亦即投資、出口、消費這“三駕馬車”，但或多或少都忽略了中國經濟在供給面的嚴峻挑戰。
中國經濟在供給面同樣面臨“三駕馬車”的嚴峻挑戰，亦即勞動力、固定資本和勞動生產率。中國“人口紅利”的下降已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其負面效應將在未來二十年里不斷蔓延。因此，未來二十年，中國如何在沒有“人口紅利”的情況下，繼續尋找經濟高速發展的動力和源泉，這顯然是一個極其嚴峻的挑戰。
天下華山一條路，出路只有一個，即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尤其是提高以創新為主導的核心競爭力。但坦率講，對這一點，許多人信心嚴重不足。試想：在一個素來就不鼓勵創新的傳統教育體系里，在一個素來不鼓勵思想解放的社會氛圍中，忽然要以創新為主導，無異於緣木求魚。
正如我日前在《2015年：四萬億翻版正在重演？》一文中所闡述，從國際的經驗來看，中國經濟調整，大概將經歷是5-8年的時間。這5-8年裡，中國經濟調整須完成三大轉型：一、經濟結構須有第二產業（亦即工業）主導，轉為第三產業（亦即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主導；二、須由生產要素主導轉為創新主導；三、須由基建投資主導轉為消費主導。當5-8年的經濟調整期結束時，上面的三大轉型也將相應完成。屆時，中國經濟一如林毅夫教授所說，還將面臨20年的高速增長期。
問題是：在這5-8年的經濟調整期，我們的改革能否跟上？若改革能相應跟上，那么前景無疑光明；若改革跟不上，那么前景就將相對暗淡。
而實際情況恰恰是：進入2015年，改革似乎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其背後的淺層原因，自然是經濟下行壓力導致人們無暇顧及改革；但深層的原因恐怕更為複雜。人們只要看一下剛出台的《國企改革指導意見》即可大致明白這一點。
如果說，2014年政府的基本方針是“微刺激，強改革”，那么當2015年“微刺激”已經變成“微強刺激”之後，原來的“強改革”是否也該相應變成“超強改革”？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但套用一句富有詩意的話：“理論是豐滿的，現實是骨幹的”。
最關鍵的是：如前所述，由於“人口紅利”的下降，中國未來二十年里，都將在沒有“人口紅利”的情況下，繼續尋找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動力和源泉。
古人說：“民以食為天”。
中國的問題再多，只要經濟在持續發展，一切都可以被暫時掩蓋或拖延，過去若干年我們就是這樣“拖”過來的。但經濟一旦持續下行，那么所有深層的問題就都將浮上表層，很多平日沒有關聯的問題，都將彼此發生邏輯聯繫，形成一個巨大的“併發症”。關於這一點，下文還有闡述。
二、爆發系統性金融危機的風險
所謂系統性金融風險，就是在金融領域裡發生“骨牌效應”式的大滑坡，從而一發而不可收拾。其切入口可以有很多，但基本上繞不開債務危機這一總源頭。
中國的債務槓桿率已經是GDP的200%，其中地方債雖然比例不高，但上升速度之快令人咋舌。短短十年里，中國的地方債幾乎翻了五、六倍，而且還在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
其背後的原因，又涉及到改革的問題，亦即財稅改革。在地方政府事權與財權呈現巨大分離的情況下，地方政府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是土地財政，印證了法國路易十三的一句名言：“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二是大幅舉債。
地方政府之所以敢於大幅舉債，原因只有一個：相信人民相信黨。地方政府深深地相信，在我們體制下，中央政府將為所有的地方債做信用擔保。他們深深地相信，只要不改革，中國就永遠不會出現象美國底特律那樣的城市破產的情況。試想，當下的中國，你能相信哪一個城市將由於舉債過高，無力回天而忽然象底特律那樣宣布破產嗎？
這一切得益於封閉和不改革。但當下的中國的另一面卻是，改革已經進行了一半。從改革已經走到一半的角度來看，中國又早已不是一個典型的計畫經濟國家，銀行的呆賬、壞賬也總有需要清理的那一天。總有一天，中央政府將再也無力為所有的地方債做信用擔保。那一天到來的時候，也許就是中國系統性金融危機爆發之日。
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是資本大幅撤離的時刻，也是資產價格大幅下跌的時刻，所有的“骨牌效應”都會在那一剎那爆發。
也許現在談這個問題為時過早，大家覺得匪夷所思，或危言聳聽。但我告訴你，矛盾就是這樣累計下來的。矛盾的累積永遠是一個“溫水煮青蛙”的過程，從量變到質變，平日不會發覺，但一旦發覺時，一切都為時已晚。
另外，2015年上半年的股市危機，讓所有人都深刻體會到了下面幾點：一、中國的金融體制是何等脆弱；二、中國金融體制內，具有國際視野和專業經驗的人才何其稀缺。
要解決這些問題，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思維切入口：一、中國金融體系之所以相對安全，源於其不開放，因此未來對開放和改革要更為謹慎；二、中國金融體系若不開放，未來累計的問題將更多，因此要加快開放，使其真正具備抵禦一切“病毒”的能力。
兩者孰對孰錯？這裡又用得著莎士比亞的那句話：“是還是不是，這是一個問題。”
三、社會穩定的風險
社會穩定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而是所有轉型期國家的通病，但又具有“中國特色”。
所謂轉型期國家的通病，是指凡是一個國家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型過程中，都會遇到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問題，這在歐美的轉型歷史上屢見不鮮，也有很多例子可以研究、借鑑。
從這個意義上說，對社會穩定問題不必過於敏感，它首先不是一個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而是一個轉型期出現的專業問題。我們的很多官員一遇到社會穩定問題，首先想到是政治問題，用客氣的話說，這多半是由於讀書不夠，因而沒有歷史和國際的視野。
而所謂“中國特色”，是指中國在轉型過程中，舊體制和舊思維依然在相當程度束縛著人們的頭腦和手腳，以致於很多時候印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穿新鞋走老路。”
我在很多場合就發表過這一觀點：當下的中國，有兩個過程在同一時空背景下同時發生，一是發展，二是改革；發展始於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化和現代化進程的延續，而改革則始於1979年，主要是為了改掉計畫經濟體制中的弊端。
在改革開放36年後，當下的人們表面上已很難區分，我們正在做的很多事情，到底哪些是發展，哪些是改革。但只有當問題出現了，而我們又在解決問題的思路上出現嚴重分歧或嚴重偏差的時候，我們才會隱隱發現，我們原來的那些舊體制和舊思維，依然在如此嚴重地束縛我們的手腳。
讀到這裡，您也許會覺得奇怪：讀書不夠，視野不寬，舊思維束縛手腳，這與當今中國的風險有什麼關係？其實，這裡面的關係大著呢。君不見，當下中國的許多社會穩定問題，本來是完全可以處理好的，因為它們本身都是轉型期出現的專業問題。但之所以處理不好乃至激化，都是由於官員的水平不夠造成的。
這就象外科醫生開刀，本身是很專業的問題，考驗醫術，考驗水平，但有的大夫醫術不精卻還滿腦子政治思維，你說這刀能開好嗎？
2012年，我寫過一篇文章，提出一個觀點：當今中國，要把政治問題專業化，切忌把專業問題政治化。三年過去了，這個觀點不但沒有過時，而且還越來越迫切了。
幾年前，我還提出過“兩個速度”的理論，即經濟上升速度能否跑過社會矛盾上升的速度，是未來中國能否長治久安的關鍵。過去若干年，經濟上升的速度跑過社會矛盾上升的速度，因而很多問題被掩蓋或“拖延”了；但如前所述，當下和未來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社會矛盾很有可能跑過經濟成長，屆時一切問題就會浮出水面。
在這個時候，全面提高官員的認知和治理水平，已經不是一句空話。如果用市場經濟的“藥方”治理市場經濟的“病症”，而非用計畫經濟“藥方”治市場經濟之“病”？這是當今中國面臨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四、外部軍事衝突的風險
當下的中國的另一個風險，是戰爭的風險，或者用稍微緩和的話來說，就是外部軍事衝突的風險。
也許你覺得我又在危言聳聽。但只要看看這些年中國外部矛盾頻發的程度，以及我們國內對軍事的關注熱度，就可大致清楚這一點。
這裡的問題看，可分為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從客觀方面來看，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到了一定時候，都會遇到內部轉型期矛盾頻發，以及與外部世界的衝突問題，即所謂內外夾攻的局面。就外部衝突而言，一個國家的國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必定會與外部力量產生矛盾，無論是領土的矛盾，資源的爭奪，市場的劃分，勢力範圍的界定，以及話語權和領導權的確定等，無不如此。
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下中國崛起要繞開這一歷史傳統的“魔咒”，恐怕很難做到。這是這一代中國人在幸運中的宿命。
從主觀的方面來說，中國過去三、五百年，積弱積窮，積攢著一股全民的心理悲情，遇到民族崛起的契機，正好可以一展雄心。這種心理作為中國人都可以感同身受，但卻需要超越，否則即便不導致悲劇，也很容易導致心理扭曲。
從外部世界的角度說，世界秩序五百年河東，五百年河西，西方人面對中國的崛起，心理極其不平衡。在這方面，西方人也需要超越自身的局限。
關鍵是，中國人的自我超越和西方人的自我超越，都只是理論上的討論；在每天的政治實踐中，很少有人有這么高的理論水準和實操能力。
中國人要聲索南海主權，周邊國家和美國認為中國在挑釁，搞得中國人很冤枉；中國的實力發展自然要衝擊美國主導的秩序，美國人心理酸溜溜，但又不明說，於是給中國設定很多障礙。理論上說，中國崛起，中美共管世界，中美可以好好談，但中國人若真的好好和美國談，美國人會願意坐下來真誠地和中國人談嗎？中國人一味相信實力可以改變一切，但我們有沒有看過歷史上西方國家為此走過的彎路？我們是否要重複這些彎路？
這些話聽上去似乎很抽象，很虛，但放在現實政治層面，就會覺得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這個地區，經濟很繁榮，但安全形勢卻最危險。大國崛起及其與周邊的矛盾，也都有一個“溫水煮青蛙”的過程。我們只要看看1995年- ，短短二十年，我們的安全局勢發生了何種變化，我們大概就可明白到了2035年，我們是否會經歷一場戰爭了。
最近，我經常提出“2050年命題”，亦即到了2050年，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是什麼樣的？到2050年，還有35年。35年，不短也不長。1980年我剛上大學，迄今正好35年，其間中國與世界發生了何等翻天覆地的變化？那么再過35年，我們將更和平，還是更危險？我們的內心將是更幸福，還是更焦慮？
說35年之後的事情，似乎太耀眼。但著眼於未來若干年，一旦打仗，我們怎么辦？這是很多人心裡的潛在念頭。普通百姓可以不想，可以依然迷戀於各種軍事節目，但李嘉誠可能不會不想。
眾說紛紜
最近一段時間，不知什麼原因，李嘉誠撤資大陸的事情，一下子成了家喻戶曉的問題，就連中國官方媒體也喊出“別讓李嘉誠跑了”的口號，甚至還有人發出了“不能讓李嘉誠過橋抽板”的說法，讓人覺得頗為詭譎。
李嘉誠的出走，一定有多重原因，絕非單一原因那么簡單。坊間傳聞的種種原因，想必“李超人”聽了，都只會抿嘴一笑而已。但他絕不會告訴你，他的真實目的究竟是什麼。
其實，“李超人”之所以成為高人，就因為他絕不會為了某個單一原因而下大注或撤大注，一定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綜合考慮之後才做出的撤資決定。
既然這樣，大家就不要在某個單一的原因上做過多無謂的“腦力激盪”了。從寬容的角度來看，這充其量就是一次正常的商業行為而已。既然當年可以來投資，當然也可以撤資。很多的恐慌和責難，其實都是無謂的。
至於提出“別讓李嘉誠跑了”的官媒文章稱，李嘉誠早年在中國的發跡，靠的是權力的關照，因此“李超人”未來還有三大使命未完成，這顯然有點過於強人所難了。要讓“超人”成為“聖人”，恐怕一件不合人性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在中國這么一個蓬勃興旺的大市場裡，“李超人”走了，一定還會有“王超人”、“馬超人”等源源不斷地進入。值得注意的是，與“李超人”相比，新近崛起的富豪們，絕大多數本身就是出自中國大陸本土的人士。
當然，鑒於“李超人”的風波及其“教訓”，新崛起的“王超人”、“馬超人”等人，最好不要再與權力有太多的瓜葛。
“與政府可以談戀愛，但千萬不要結婚。”馬雲的這句話，大家忘記了嗎？
首次回應
2015年9月29日，李嘉誠首次公開回應“撤資”“不愛國”等質疑，稱“一篇似是而非的文章，也可引發熱烈討論，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文章的文理扭曲，語調令人不寒而慄，深感遺憾。”在其發給記者的新聞稿中說，所謂“撤資”指控完全不成立。在零售方面，其集團在全球擁有13000間店鋪，其中內地由兩年前的1300間已增至2300間，增幅為77%。
對於“不愛國”質疑，新聞稿中說，李嘉誠傾注大量時間、心血，對有利於中華民族的事業，過去、現在、未來，宗旨不渝。
新聞稿中還表示，李嘉誠對中國充滿信心，對中央堅定不移繼續改革開放，致力於最佳化營商環境有信心。
據介紹，這是李嘉誠首次就事件作出回應，網上一切假李嘉誠之名所流傳的文章均非屬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