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撤資事件

李嘉誠撤資事件

李嘉誠撤資事件是2015年9月29日發生的撤資事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嘉誠撤資事件
  • 發生時間:2015年9月29日
  • 事件人物:李嘉誠
訊息背景,猜想因素,眾說紛紜,首次回應,

訊息背景

這幾天,亞洲首富李嘉誠深陷輿論漩渦,關於他從大陸撤資的爭論,仍然在唇槍舌劍地進行著。是正常的運作,還是道義的失守?是合法的進退,還是無奈的撤離?義憤填膺的道德審視、唱衰中國的負面猜測、恐慌情緒的傳染效應……所有這些元素,使得李嘉誠的撤離變得十分敏感。
李嘉誠撤資事件
李嘉誠
那么,如何看待李嘉誠“投資路線圖”的轉向?一些人選擇從感性的角度來審視。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優惠政策、開放環境、巨大市場,是他走到當下的重要基石;而這幾年來,由於轉方式、調結構,大陸經濟增速主動回調,李嘉誠的選擇就顯得尤為扎眼。從普通人的樸素情感出發,好的時候同享福,遇到困難卻不能共度難關,這在觀感上確實讓一些人覺得有點說不過去。

猜想因素

一、經濟急劇下行的風險
關於中國經濟下行的風險,相關論述已經汗牛充棟。只不過,絕大多數論述只是在中國經濟的需求面做文章,亦即投資、出口、消費這“三駕馬車”,但或多或少都忽略了中國經濟在供給面的嚴峻挑戰。
中國經濟在供給面同樣面臨“三駕馬車”的嚴峻挑戰,亦即勞動力、固定資本和勞動生產率。中國“人口紅利”的下降已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其負面效應將在未來二十年里不斷蔓延。因此,未來二十年,中國如何在沒有“人口紅利”的情況下,繼續尋找經濟高速發展的動力和源泉,這顯然是一個極其嚴峻的挑戰。
天下華山一條路,出路只有一個,即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尤其是提高以創新為主導的核心競爭力。但坦率講,對這一點,許多人信心嚴重不足。試想:在一個素來就不鼓勵創新的傳統教育體系里,在一個素來不鼓勵思想解放的社會氛圍中,忽然要以創新為主導,無異於緣木求魚。
正如我日前在《2015年:四萬億翻版正在重演?》一文中所闡述,從國際的經驗來看,中國經濟調整,大概將經歷是5-8年的時間。這5-8年裡,中國經濟調整須完成三大轉型:一、經濟結構須有第二產業(亦即工業)主導,轉為第三產業(亦即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主導;二、須由生產要素主導轉為創新主導;三、須由基建投資主導轉為消費主導。當5-8年的經濟調整期結束時,上面的三大轉型也將相應完成。屆時,中國經濟一如林毅夫教授所說,還將面臨20年的高速增長期。
問題是:在這5-8年的經濟調整期,我們的改革能否跟上?若改革能相應跟上,那么前景無疑光明;若改革跟不上,那么前景就將相對暗淡。
而實際情況恰恰是:進入2015年,改革似乎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其背後的淺層原因,自然是經濟下行壓力導致人們無暇顧及改革;但深層的原因恐怕更為複雜。人們只要看一下剛出台的《國企改革指導意見》即可大致明白這一點。
如果說,2014年政府的基本方針是“微刺激,強改革”,那么當2015年“微刺激”已經變成“微強刺激”之後,原來的“強改革”是否也該相應變成“超強改革”?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但套用一句富有詩意的話:“理論是豐滿的,現實是骨幹的”。
最關鍵的是:如前所述,由於“人口紅利”的下降,中國未來二十年里,都將在沒有“人口紅利”的情況下,繼續尋找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動力和源泉。
古人說:“民以食為天”。
中國的問題再多,只要經濟在持續發展,一切都可以被暫時掩蓋或拖延,過去若干年我們就是這樣“拖”過來的。但經濟一旦持續下行,那么所有深層的問題就都將浮上表層,很多平日沒有關聯的問題,都將彼此發生邏輯聯繫,形成一個巨大的“併發症”。關於這一點,下文還有闡述。
二、爆發系統性金融危機的風險
所謂系統性金融風險,就是在金融領域裡發生“骨牌效應”式的大滑坡,從而一發而不可收拾。其切入口可以有很多,但基本上繞不開債務危機這一總源頭。
中國的債務槓桿率已經是GDP的200%,其中地方債雖然比例不高,但上升速度之快令人咋舌。短短十年里,中國的地方債幾乎翻了五、六倍,而且還在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
其背後的原因,又涉及到改革的問題,亦即財稅改革。在地方政府事權與財權呈現巨大分離的情況下,地方政府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是土地財政,印證了法國路易十三的一句名言:“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二是大幅舉債。
地方政府之所以敢於大幅舉債,原因只有一個:相信人民相信黨。地方政府深深地相信,在我們體制下,中央政府將為所有的地方債做信用擔保。他們深深地相信,只要不改革,中國就永遠不會出現象美國底特律那樣的城市破產的情況。試想,當下的中國,你能相信哪一個城市將由於舉債過高,無力回天而忽然象底特律那樣宣布破產嗎?
這一切得益於封閉和不改革。但當下的中國的另一面卻是,改革已經進行了一半。從改革已經走到一半的角度來看,中國又早已不是一個典型的計畫經濟國家,銀行的呆賬、壞賬也總有需要清理的那一天。總有一天,中央政府將再也無力為所有的地方債做信用擔保。那一天到來的時候,也許就是中國系統性金融危機爆發之日。
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是資本大幅撤離的時刻,也是資產價格大幅下跌的時刻,所有的“骨牌效應”都會在那一剎那爆發。
也許現在談這個問題為時過早,大家覺得匪夷所思,或危言聳聽。但我告訴你,矛盾就是這樣累計下來的。矛盾的累積永遠是一個“溫水煮青蛙”的過程,從量變到質變,平日不會發覺,但一旦發覺時,一切都為時已晚。
另外,2015年上半年的股市危機,讓所有人都深刻體會到了下面幾點:一、中國的金融體制是何等脆弱;二、中國金融體制內,具有國際視野和專業經驗的人才何其稀缺。
要解決這些問題,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思維切入口:一、中國金融體系之所以相對安全,源於其不開放,因此未來對開放和改革要更為謹慎;二、中國金融體系若不開放,未來累計的問題將更多,因此要加快開放,使其真正具備抵禦一切“病毒”的能力。
兩者孰對孰錯?這裡又用得著莎士比亞的那句話:“是還是不是,這是一個問題。”
三、社會穩定的風險
社會穩定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而是所有轉型期國家的通病,但又具有“中國特色”。
所謂轉型期國家的通病,是指凡是一個國家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型過程中,都會遇到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問題,這在歐美的轉型歷史上屢見不鮮,也有很多例子可以研究、借鑑。
從這個意義上說,對社會穩定問題不必過於敏感,它首先不是一個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而是一個轉型期出現的專業問題。我們的很多官員一遇到社會穩定問題,首先想到是政治問題,用客氣的話說,這多半是由於讀書不夠,因而沒有歷史和國際的視野。
而所謂“中國特色”,是指中國在轉型過程中,舊體制和舊思維依然在相當程度束縛著人們的頭腦和手腳,以致於很多時候印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穿新鞋走老路。”
我在很多場合就發表過這一觀點:當下的中國,有兩個過程在同一時空背景下同時發生,一是發展,二是改革;發展始於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化和現代化進程的延續,而改革則始於1979年,主要是為了改掉計畫經濟體制中的弊端。
在改革開放36年後,當下的人們表面上已很難區分,我們正在做的很多事情,到底哪些是發展,哪些是改革。但只有當問題出現了,而我們又在解決問題的思路上出現嚴重分歧或嚴重偏差的時候,我們才會隱隱發現,我們原來的那些舊體制和舊思維,依然在如此嚴重地束縛我們的手腳。
讀到這裡,您也許會覺得奇怪:讀書不夠,視野不寬,舊思維束縛手腳,這與當今中國的風險有什麼關係?其實,這裡面的關係大著呢。君不見,當下中國的許多社會穩定問題,本來是完全可以處理好的,因為它們本身都是轉型期出現的專業問題。但之所以處理不好乃至激化,都是由於官員的水平不夠造成的。
這就象外科醫生開刀,本身是很專業的問題,考驗醫術,考驗水平,但有的大夫醫術不精卻還滿腦子政治思維,你說這刀能開好嗎?
2012年,我寫過一篇文章,提出一個觀點:當今中國,要把政治問題專業化,切忌把專業問題政治化。三年過去了,這個觀點不但沒有過時,而且還越來越迫切了。
幾年前,我還提出過“兩個速度”的理論,即經濟上升速度能否跑過社會矛盾上升的速度,是未來中國能否長治久安的關鍵。過去若干年,經濟上升的速度跑過社會矛盾上升的速度,因而很多問題被掩蓋或“拖延”了;但如前所述,當下和未來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社會矛盾很有可能跑過經濟成長,屆時一切問題就會浮出水面。
在這個時候,全面提高官員的認知和治理水平,已經不是一句空話。如果用市場經濟的“藥方”治理市場經濟的“病症”,而非用計畫經濟“藥方”治市場經濟之“病”?這是當今中國面臨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四、外部軍事衝突的風險
當下的中國的另一個風險,是戰爭的風險,或者用稍微緩和的話來說,就是外部軍事衝突的風險。
也許你覺得我又在危言聳聽。但只要看看這些年中國外部矛盾頻發的程度,以及我們國內對軍事的關注熱度,就可大致清楚這一點。
這裡的問題看,可分為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從客觀方面來看,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到了一定時候,都會遇到內部轉型期矛盾頻發,以及與外部世界的衝突問題,即所謂內外夾攻的局面。就外部衝突而言,一個國家的國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必定會與外部力量產生矛盾,無論是領土的矛盾,資源的爭奪,市場的劃分,勢力範圍的界定,以及話語權和領導權的確定等,無不如此。
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下中國崛起要繞開這一歷史傳統的“魔咒”,恐怕很難做到。這是這一代中國人在幸運中的宿命。
從主觀的方面來說,中國過去三、五百年,積弱積窮,積攢著一股全民的心理悲情,遇到民族崛起的契機,正好可以一展雄心。這種心理作為中國人都可以感同身受,但卻需要超越,否則即便不導致悲劇,也很容易導致心理扭曲。
從外部世界的角度說,世界秩序五百年河東,五百年河西,西方人面對中國的崛起,心理極其不平衡。在這方面,西方人也需要超越自身的局限。
關鍵是,中國人的自我超越和西方人的自我超越,都只是理論上的討論;在每天的政治實踐中,很少有人有這么高的理論水準和實操能力。
中國人要聲索南海主權,周邊國家和美國認為中國在挑釁,搞得中國人很冤枉;中國的實力發展自然要衝擊美國主導的秩序,美國人心理酸溜溜,但又不明說,於是給中國設定很多障礙。理論上說,中國崛起,中美共管世界,中美可以好好談,但中國人若真的好好和美國談,美國人會願意坐下來真誠地和中國人談嗎?中國人一味相信實力可以改變一切,但我們有沒有看過歷史上西方國家為此走過的彎路?我們是否要重複這些彎路?
這些話聽上去似乎很抽象,很虛,但放在現實政治層面,就會覺得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這個地區,經濟很繁榮,但安全形勢卻最危險。大國崛起及其與周邊的矛盾,也都有一個“溫水煮青蛙”的過程。我們只要看看1995年- ,短短二十年,我們的安全局勢發生了何種變化,我們大概就可明白到了2035年,我們是否會經歷一場戰爭了。
最近,我經常提出“2050年命題”,亦即到了2050年,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是什麼樣的?到2050年,還有35年。35年,不短也不長。1980年我剛上大學,迄今正好35年,其間中國與世界發生了何等翻天覆地的變化?那么再過35年,我們將更和平,還是更危險?我們的內心將是更幸福,還是更焦慮?
說35年之後的事情,似乎太耀眼。但著眼於未來若干年,一旦打仗,我們怎么辦?這是很多人心裡的潛在念頭。普通百姓可以不想,可以依然迷戀於各種軍事節目,但李嘉誠可能不會不想。

眾說紛紜

最近一段時間,不知什麼原因,李嘉誠撤資大陸的事情,一下子成了家喻戶曉的問題,就連中國官方媒體也喊出“別讓李嘉誠跑了”的口號,甚至還有人發出了“不能讓李嘉誠過橋抽板”的說法,讓人覺得頗為詭譎。
李嘉誠的出走,一定有多重原因,絕非單一原因那么簡單。坊間傳聞的種種原因,想必“李超人”聽了,都只會抿嘴一笑而已。但他絕不會告訴你,他的真實目的究竟是什麼。
其實,“李超人”之所以成為高人,就因為他絕不會為了某個單一原因而下大注或撤大注,一定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綜合考慮之後才做出的撤資決定。
既然這樣,大家就不要在某個單一的原因上做過多無謂的“腦力激盪”了。從寬容的角度來看,這充其量就是一次正常的商業行為而已。既然當年可以來投資,當然也可以撤資。很多的恐慌和責難,其實都是無謂的。
至於提出“別讓李嘉誠跑了”的官媒文章稱,李嘉誠早年在中國的發跡,靠的是權力的關照,因此“李超人”未來還有三大使命未完成,這顯然有點過於強人所難了。要讓“超人”成為“聖人”,恐怕一件不合人性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在中國這么一個蓬勃興旺的大市場裡,“李超人”走了,一定還會有“王超人”、“馬超人”等源源不斷地進入。值得注意的是,與“李超人”相比,新近崛起的富豪們,絕大多數本身就是出自中國大陸本土的人士。
當然,鑒於“李超人”的風波及其“教訓”,新崛起的“王超人”、“馬超人”等人,最好不要再與權力有太多的瓜葛。
“與政府可以談戀愛,但千萬不要結婚。”馬雲的這句話,大家忘記了嗎?

首次回應

2015年9月29日,李嘉誠首次公開回應“撤資”“不愛國”等質疑,稱“一篇似是而非的文章,也可引發熱烈討論,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文章的文理扭曲,語調令人不寒而慄,深感遺憾。”在其發給記者的新聞稿中說,所謂“撤資”指控完全不成立。在零售方面,其集團在全球擁有13000間店鋪,其中內地由兩年前的1300間已增至2300間,增幅為77%。
對於“不愛國”質疑,新聞稿中說,李嘉誠傾注大量時間、心血,對有利於中華民族的事業,過去、現在、未來,宗旨不渝。
新聞稿中還表示,李嘉誠對中國充滿信心,對中央堅定不移繼續改革開放,致力於最佳化營商環境有信心。
據介紹,這是李嘉誠首次就事件作出回應,網上一切假李嘉誠之名所流傳的文章均非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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