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智涵

朱永才（1873～1973），幼年入道門後得道號“智涵”，世人敬稱他為“智涵子”居中江六十餘年間，鄉里以其和藹可親，暱稱他“朱老道”。先生生於清朝同治癸酉年（公元1873年）七月十四日，逝於新中國癸丑年（1973年）八月十三日，享年一百歲。

他是一位平生為道而武技超群，生途坎坷而武德超焯名震全川的武林教師前輩。

基本介紹

• 本名：朱永才
• 別稱：智涵子、朱老道
• 所處時代：清朝同治時期
• 出生地：山東
• 出生時間：公元1873年
• 去世時間：1973年
• 主要成就：武術大家
• 信仰：道教
• 道號：智涵

絕途逢生 萬里求技

朱永才祖籍山東泰安，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山東大旱，餓殍蒙地，先生一家十一口人，僅他一人倖存。先生當時年十二，在南下覓食途中，他昏倒在山東滕縣千山頭玄武觀門前，為觀內道士朱教玉收養，並冊為徒弟。朱教玉本四川省中江縣大鎮（鄰龍台鎮）葡萄店人，早年隨四川人鮑超從軍征戰，因憤世嫉俗，毅然在山東泰安出家入道，後到千山頭玄武觀，武功、醫學底子頗深。

先生性誠謹，奉師至篤，練功勤苦，因而在俗時被開過鏢行的師爺看中，破例親授道家“天地人盤”先天氣功和“純陽劍”（相傳為呂洞賓所傳。朱教玉還把自己在戎馬中用過的一口龍泉劍贈他。此劍上鑄銅星七點，排列如北斗七星，現存）。

先生甫弱冠，已偉岸魁梧，盡得師傳。時山東“義和拳”運動如火如荼，先生師徒激於愛國熱情，參加了義和團“坎字團”。朝夕奔走於“拳壇”上下，往來於道觀之間，傳道教武，毀教堂，殺洋人，從事反帝愛國活動。

1899年12月，竊國大盜袁世凱代毓賢署理山東巡撫，帶兵進山東，瘋狂鎮壓義和團團民和老百姓。一時血雨腥風，玄武觀已難存身，朱道長（朱教玉此時已作道長）遂偕先生沿運河南下，既賣藥行醫又尋師幫道。經蘇州玄妙觀、餘杭“洞宵宮”（系道教第三十六洞天）等，入福建，再赴龍門南崑山，潮州老君洞。旋北朝均州武當山，然後往玉虛岩、華陽岩。遍訪異人名師，研練羅浮山道長處所得九勢二十七氣“金鐘罩”氣功，武功和醫術更見精進。

春師沐澤 博採精粹

1904年許（光緒三十年左右），朱教玉道長仙逝，先生於悲慟之中遵囑入川，在合川黃葉觀住數年，又上峨眉山，下成都，後住青羊宮數載。 在此期間，廣交武林人士，遍訪高手名師，探微於武當，少林、峨眉諸家武功和醫理。以後，每年定時到青城山天師洞朝山練功，“幫香火”一個月，與青城九俠（如杜自民、周鳳之、柴俊民等）切磋技藝，過從甚密，還收過不少徒弟（如青羊宮道人周索一）。

光緒年（1907年）左右，先生慕“無敵手”吳春威名，自青羊宮趨勢矯捷，身樁穩健，“巴拿翻掛”、“鏗鏘分明”。尤其在急拳氍毹之際，一個“三挑身”，給人以“千岩灑落，萬壑縈迴”之勢。先生深自嘆服，於是參拜吳春為師。吳春得技於其祖父吳新基（幼年出家少林，壯年還俗）。

吳春既長以後，曾與肖榮松（人稱肖么師、家住中江廣福鄉）王俊亭（“中原大俠”王效榮叔父），先後在清末北京八大鏢局之一的“德勝”鏢局走鏢，人稱“無敵手”，名震華北。晚年載譽回川，由老家柏林鄉穆家樓移居大鎮，收徒傳藝，兼營銀飾作坊。吳春深得少林南派功夫真昧，刀、槍、棍、棒、鞭、鐧、錘、暗器等長短軟硬器械，無一不長，各派功夫幾簡都通。尤其少林，“七八連絲”，“九步連環”（合練謂之“脫節龍”，簡稱“七八九”），僧門“南山拆拗”等拳，由是先生刻苦鑽研吳春所傳拳術，盡得吳門拳術要旨。

1909年左右，吳春以為中江興隆場系小川北去成都咽喉，每多武林高手經過，就讓他暫住興隆城皇廟，授徒傳技以結交往來高手，時逢全國聞名大俠“金彈子李四爺”造訪吳春，途經興隆，先生摯意款待，虛心叩教。李感其誠，遂授之以“鳳凰石”之技。三日後引李四爺到大鎮與吳春暢敘衷懷，互致飲慕，談論技藝，經月乃去。

1911年，吳春去世，先生悲痛不已，便在興隆長住，次年先生遵師囑去川東開縣拜會“南宮派”（清末有名的道家武術流派）首領李青雲老人。李老湖北洞庭人，原為武當道長（當時已年逾百歲，但鶴髮童顏，銀髯垂地，已換下舊牙一包，有照片存留至今）。李老將陳百霞介紹與先生相識，不數日，彼此意氣相投，敬重愈篤，便在李老主持下結為金蘭弟兄（先生時年三十九歲，為弟）。陳百霞，人稱“北俠”晚清武舉出身，曾任清廷大內侍衛，後浪跡江湖，是當時武林中一個傳奇式人物。他對南北派功夫無所不通，尤精武當白錦門“直吐”和“柔吐”內氣擊人功夫（“直吐”擊人可立時重創，“柔吐”擊人後七天方覺內傷且傷勢日加難治），一次，先生與之較藝，殊感吃驚，觸其身如擊棉絮，渾然不能著力，陳用手指倏然一扣，先生掌背已中，頓覺酸麻無力，又疼又熱。一月之後，在一、二掌骨之間，竟留下，終身不散的小氣結。武林中鹹服陳的“神勇”絕技。陳曾贈先生兩對“游球”，先生極愛惜，直至晚年，尚把玩不已。其中一對現存先生門徒處。

1924年11月1日，奉天偵探郝某謀刺直系軍閥吳佩孚不遂，吳慕名聘陳為保鏢，資禮甚厚。

1928年春，吳勢促力窮浮家泛宅於川東開江檀木場顏德厚私第，先生專程前與陳百霞晤面，並勸其及早脫吳。陳以為“玉帥”（吳佩孚字子玉）此時，雖如折翼之鳥，無復沖霄之志，處於殘破窮蹙之中，仍不失為亂世雄才，且在日本人面前尚有中華同胞骨氣。此時離去，恐為武林議論；又感先生長途拜晤之情，當晚即將自己平生得意功夫“五雷掌”傳與先生，以示對先生規勸之謝意，直至吳一行人到河市南居信時，先生才與陳百霞揮淚而別，不料此離竟是永訣，陳後終於飲敵方冷彈藥而亡。此外，先生還有一引起拜把兄弟，如聞名皖鄂的道士“華陰道人”，“李鵬道人”（均居華山，李現健在，已118歲），“高爛傘”（手中持爛傘一把，四時不離，系其防身兵器）和“小掃把”，以及熊克武的保鏢馬某（河南人，能雙手舉馬，圍成都少城公署大壩走圈子）。在先生居興隆、大鎮期間，亦時時互訪，切磋武扭虧為技，研討藥方，先生的功夫亦益愈精妙。

聲聞遐邇 樹下成蹊

近百年來，先生所育桃李，遍及省內外，僅德陽市就不下兩百人。較著名的如海燈法師（范劍英），以少林功夫名傳國內外（嵩山少林寺方丈，現任中國佛教協會理事）。張宗安，現在蘭州授徒，他身材瘦小但勤於研練，日與海燈等師兄弟切磋，步履敏捷異常駐。解放前赴成都打擂，擂主始終不能沾其身而獲“金章”一枚。代自海，早年拜先生為師，六十年代起，即親侍先生直至逝世。得多路拳術和多種器械套路並繼承先生正骨丹丸醫技，1982年逝世，享年七十八歲。德陽周子常，習“彈功”，功夫頗深，現已的逾八旬，一九四七年，嘗被蔣軍軍官無理取鬧，以滾水潑其手臉，但膚色如故，竟無一點燙傷痕跡，後在德陽火神廟授徒。又如現住本縣的劉子千，（現年七十有五）、嚴永達，（現年六十有五）等人，均學有所長，功夫不淺、且能發揚師教，桃李盈門。目前正和其他老前輩一道，繼續哺育和澆灌著中江、德陽以及外地區的民間武術之花。

楷模可范 地久天長

解放後先生年逾古稀，聲名日著但謙虛不驕，研武不息，並十分關注中華武術的繼承和發展。一九五八年，他的師兄王醴泉先生以七十二歲高齡參加四川運動會武術表演，以其“朝天腿、，”“睡佛式”獲得各界盛讚。歸來先生欣喜異常，邀王暢談達旦，抒發探索國術之豪情，老而彌堅。黨和政府對先生也十分關懷，各級黨政領導同志，亦多次看望過他。在三年困難時期，地委書記親自把他接到縣城居住，給予付食特殊供應。由於先生德高望重，被選為縣政協委員。每提及此，先生無不感激涕零，說：“我自幼出家，練武習醫，經滿清、民國至今，只有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才能真正把我們練武的人當人看待。”

先生為人正真，樂善好施。稍有積蓄，則以錢財接濟弟子，鄉鄰和窘於資斧的武林同道，然對於鼠盜狗俞之徒，則嚴加懲訓，以宏正氣。

二十年代中，成都有各名武術家馬寶因事到金堂，有無賴子某詐言於先生曰：“馬寶對你言之不遜”云云，極力攛掇先生越三王廟與馬一會。先生正襟危坐，兩眼微閉，緩緩言道：“來道是非者，當是惹事人”。隨即雙目驟開，恍若電光，無賴子某大驚失色，繼而發“鳳凰石”，碎其瓜皮帽上玉，某抱頭鼠竄而去。事後，先生語於曰：“人只要廉隅自重，於心無愧，何必與人論高低？”又四川軍閥田頌堯二十九軍所屬曾南夫部駐防中江，慕先生威名，欲以高薪聘先生為國術教官，先生冷然一笑曰：“出家人，久甘淡泊，哪堪如此重任！請見諒”。終不受聘。抗戰中，一外省賣藥人流落到大鎮，先生見毅然解劍“幫場”，爾後，又贈之以自制“開弓大力丸”一袋，助其行旅。賣藥人感動得聲淚俱下，跪謝而去。先生的晚年北子劉某，家境地清貧，先生親自為其添置衣褲並多次贈與錢財。一九七三年秋，先生彌留之際，還把自己積蓄的近千元捐獻給龍台醫院作修建之用（在這之前，還多次捐款給龍台“敬老院”）。這種思想品格，為後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先生生前常對人說：“武海無涯，其深無底，要寬以待人，嚴以律己，切不可與人爭強鬥狠，須知貪打必挨打。”他又說：“藝不輕玩，藝不輕傳，海深無底，天外有天。寸有所長，尺有所短，與人搶手（散打），禮重為先。”先生平生屢遇高手上門較藝，他總是禮讓三分，以和為貴，不得已才擺樁看招。

先生十分贊同中華武術“強國、強身、強種”的社會功用，也強調中華武術“立足自衛，擊敗對方，剷除奸凶，賴以自保”的本質特徵。因而，先生認為習練武術，須立足功力訓練，著眼於實戰，講“功道”重“看手”（即散打）練習。這些見解，至今仍不失為方家之議。

先生在中江傳出的拳械和功法計有四十餘個（包括套路和種類）。不少拳術和功法為省內外所罕見。

他膂力驚人，內功深厚，八十歲以前，先生挑吃水極少請人。常以雙手代扁擔，兩手懸百二十斤重的水桶，悠然來去。他的身法招式以自然，迅速，詭毒為風格。“麒麟步”變化多端，“封閉掌”滴水不漏，“近蓋章”神鬼不測，每使來人未戰先怯；其巴、拿、翻、鑽、逼、捺、托、撒等法，每能以柔克剛，借力還力，置人於敗著。他演練功夫時，吞身如鶴縮，吐手如蛇奔，輕捷如猿猴，每使來者折服。

由於社會的、政治的多種原因，先生生活始終未能盡如人意。在“文革”中，還遭到一定的衝擊。他早年練功的器械、著述大多失散，也使他心灰意冷；再則，道門的清規，師教的律條，也或多或少地影響了先生的功夫傳授，因而不少珍貴的功夫，十有六七者未傳出。這是令人痛心的。眼下，黨和政府正在大力發掘整理祖國民間武術遺產，在此形勢下，緬懷吳春、朱永才這樣有全國聲望的武林前輩是適宜的、有價值的。願先生的弟子，及時地投身救祖國武術遺產的活動中來，作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