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本次列車終點
- 作者：王安憶
- 創作年代：當代
- 文學體裁：短篇小說
- 發表時間：1981年10月
- 字數：約1.7萬字
內容簡介,創作背景,人物介紹,作品鑑賞,作品主題,藝術特色,作品影響,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知青陳信排除重重困難，放棄了自己在新疆的教師崗位，放棄了懵懂的戀情，一心只想回到家鄉上海。剛回上海的陳信不能適應上海的快節奏生活，他甚至學不會像上海人那樣擠公交。當他意識到三弟在家遊手好閒是因為頂替母親工作的名額留給自己時，除了在那擁擠的“違章建築”里嘆息，他什麼也做不了。陳信因為拒絕了一個長相不體面，卻能提供結婚住房的姑娘的相親要求時，大哥一家擔心陳信以後會與他們分房子，於是對母親提出分家的要求，使得家裡的裂縫更加明顯。陳信這時才明白，自己因為替大哥做知青，將離開上海這十年吃的苦當做王牌隨時甩出去，對家人來說也是一種綁架，他們都有著各自的艱辛。在陌生的故鄉、疏遠的親情、拮据的經濟狀況下，陳信不禁開始思考，自己不顧一切選擇回到上海的決定。他不禁對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產生了新的思考，他覺得自己追求的目的地，應該再擴大一點。
創作背景
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創作於1981年，當時正處於“文革”結束的轉折時期，大量的知青返城，社會形勢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王安憶也於1970年赴安徽省蚌埠市五河縣農村插隊，在“文革”結束後人們思想得到極大的解放，作者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和當時社會人們心裡的普遍現象創作了《本次列車終點》。
在談到小說的寫作過程時，王安憶說：《本次列車終點》寫過兩稿，第一稿在藝術上比較多地採用了意識流的手法，寫好後總感到深度不夠，缺少藝術力量，結果重寫了第二稿，她竭力按照生活的本來面貌來寫，力求以生活本身的內容來打動讀者。她想第二稿更好些，表面上看來平淡，但實質上更深沉。
人物介紹
陳信：主人公陳信是上海知青，他主動代替哥哥下鄉勞動，十年後重獲回上海的機會，陳信選擇坐火車回上海，一路上陳信心中若有所思，想到即將面對的熟悉又陌生的上海，心中有著千愁萬緒。回到上海後，由於家庭的貧困，他受到來自工作、家庭和愛情等各方面的壓力。漸漸地他開始意識到回到上海其實不是生活的終點，恰好是人生的開始。
陳仿：陳信大哥。大哥雖然要比陳信大三歲，可從來都受著弟弟的保護。他長得又高又細，小時候，外號叫“長豇谷”。功課雖則很好，室外反應卻很慢，玩起來十分笨拙。跳長繩，繩到他腳下必定絆住；官兵捉強盜，有他的那方必定要輸。當知青上山下鄉面臨“兩丁抽一”、媽媽流著眼淚為兩個兒子“手心手背”犯難時，陳信挺身而出，主動頂替了哥哥。
作品鑑賞
作品主題
小說主要寫上海知青陳信插隊十年，盼望能夠回到上海。然而當他終於回到了上海，卻面臨著許多新的生存煩惱，如家裡人多地狹不夠住的房子糾紛，弟弟無業而自己工作的不如意，大齡找對象成家難等。雖然他感到了在上海生活不容易，但又意識到不能將回上海當作自己最終目的地，自己追求的目的地應該再擴大一點，他人生的列車仍要出發。小說結尾，陳信迷茫而苦惱的思想終於有了堅定的認識：“他只知道，那一定要是更遠，更大的，也許跋涉的時間不止是一個十年，要兩個、三個、甚至整整一輩子。也許永遠得不到安定感。然而，他相信，只要到達，就不會惶惑，不會苦惱，不會惘然若失，而是真正找到了歸宿。”作為返城知青，陳信人生中的迷惘和苦惱具有代表性和時代現實意義，反映了經過十年浩劫後的一些青年的精神面貌。
藝術特色
小說中，有幾個空間設計，即公車、“違章建築”、弄堂和家，非常有年代感和地域特色。陳信初回上海，搭公交時被其他乘客罵道：“外地人擠車子真是笨！”當他見人們井然有序地站好時，陳信感嘆上海人善於在狹小的空間生活。20世紀80年代的上海，到處賓士著這種上海人稱之為“大篷車”“巨龍車”的公車。其作為市民出行的唯一選擇，往往人滿為患。人們擁入城市，希望在其中擁有一席之地，這種對空間占有的排他性，在物質資源匱乏的年代尤其突出。在物理空間上越接近某人，就越會導致一些典型的後果。比如關係的極端情緒化，難以將互動關係理想化。在這樣擁擠的上海，個體與個體之間更需要心理上的距離感來緩解這種衝突和焦慮。車上的乘客默默地搭乘著公交，沒有語言肢體的交流，不想和陌生人有任何交集是對個人自由的保護，對心理空間的捍衛。女乘客對陳信的叫囂是語言上的空間分隔，皆是心理距離需求使然。
小說中的“違章建築”指在弄堂里搭建的小閣樓。即使這樣一個小空間，陳信需要和弟弟共享。陳信難以適應新的生活、新的節奏。快速的生活節奏與農村的輕鬆、散漫大不相同，那是時間上的擠壓，而公車、閣樓、弄堂等每天必處的擁擠空間是對他心理空間的擠壓。“違章建築”是陳信心理的堡壘，是他所需要的空間，是可以將他和上海隔離的一個空間。當他感到城市生活的極度壓力後，他渴望通過生活空間的距離感，來保持內心的完整。而當這樣的需求無法滿足時，他充滿緊張感。
作品影響
短篇小說《本次列車終點》載《上海文學》1981年第10期，被《小說月報》1981年第12期選載。該小說獲得1981年第二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中國作家協會1981年優秀短篇小說獎，並被改編成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