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風骨:袁宏道傳》講述了袁宏道的一生，同時還展現了晚明社會士人的精神世界。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號石公，湖北省公安縣人，明代文學家，公安派代表人物。反對盲目擬古，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他的散文極富特色，影響極大。
基本介紹
- 書名：晚明風骨:袁宏道傳
- 出版社：陝西人民出版社
- 頁數：297頁
- 開本：16
- 作者：曾紀鑫
- 出版日期：2012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24102741, 7224102741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晚明風骨:袁宏道傳》編輯推薦：明代晚期文學流派——“公安派”領袖袁宏道的第一部傳記。不僅可以了解袁宏道，更可以了解晚明！
作者簡介
曾紀鑫，國家一級作家，《廈門文藝》主編，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公安三袁研究院顧問。近年在海峽兩岸出版、再版的主要作品有文化歷史散文《千秋家國夢》、《永遠的驛站》、《歷史的刀鋒》、《千古大變局》、《一個人能夠走多遠》，長篇小說《楚莊紀事》、《風流的駝哥》，中篇小說選《人鼠之戰》，文化論著《沒有終點的涅槃》，戲劇作品選《人生是條單行道》、《蕭何落難》，個人選集《歷史的可能與限度》等。
圖書目錄
自序 晚明風骨
第一章 生命底色
第二章 儒學禪學
第三章 忘年之交
第四章 南平文社
第五章 再訪麻城
第六章 新官上任
第七章 文學革新
第八章 尷尬縣令
第九章 縱情山水
第十章 葡萄文社
第十一章 公安流派
第十二章 伯修暴卒
第十三章 柳浪煙波
第十四章 禪淨雙修
第十五章 吏部革新
第十六章 典試秦中
第十七章 英年早逝
第十八章 餘音繞樑
附錄一 寂寞與熱鬧
附錄二 尋找袁中郎
附錄三 袁中郎大事記
附錄四 主要參考資料
第一章 生命底色
第二章 儒學禪學
第三章 忘年之交
第四章 南平文社
第五章 再訪麻城
第六章 新官上任
第七章 文學革新
第八章 尷尬縣令
第九章 縱情山水
第十章 葡萄文社
第十一章 公安流派
第十二章 伯修暴卒
第十三章 柳浪煙波
第十四章 禪淨雙修
第十五章 吏部革新
第十六章 典試秦中
第十七章 英年早逝
第十八章 餘音繞樑
附錄一 寂寞與熱鬧
附錄二 尋找袁中郎
附錄三 袁中郎大事記
附錄四 主要參考資料
序言
自序
二十年來，公安派、三袁、袁宏道，總是有意無意、或隱或顯地縈繞在我的心頭，揮之不去，欲罷不能。
時間，實在是拖得太長了，對此，我必須有一個交代與“了結”——對自己，對故鄉，當然也是對三袁，特別是三袁之一的袁宏道。
作為明代晚期的一個重要文學流派，公安派不僅開創了一代新的文風，主宰著當時的文壇，而且影響深遠，實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先導與前驅，直接開啟了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推動著它向縱深發展，橫掃、蕩滌封建專制的污泥濁水。
但是，在今日喧囂浮躁，文學退潮且日益邊緣化的社會，了解公安派的人肯定不多。公安派主要成員十多人，開創者為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音zhòng）道，簡稱“三袁”。因他們為湖北公安縣人，所以這一流派稱為“公安派”。
與公安派結緣，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我的出生之地湖北省公安縣鄭公渡與三袁故鄉孟溪鎮雖然隔著兩條河流，但實際距離只有十多公里。不過呢，直到我十八歲離開故鄉考入公安縣師範學校之前，對三袁知之甚少。
在縣城斗湖堤鎮學習、工作的近十年時間裡，於公安派、三袁聽得就多了，但也沒去認真研讀他們的作品，對這一文學流派的淵源、發展、內容也不甚了了。至今回想起來，當時與三袁有關的兩件事情印象最深，一是在油江河邊見到了一塊刻有“袁中郎故里”的石碑，題字者為袁宏道好友蘇惟霖（字雲浦），只是這碑早已不是原物，而是清嘉慶元年（1796年）的複製品；另一件是1987年5月，縣城舉辦了一次規模較大的公安派文學討論會，我雖然無緣與會，但輾轉得到了一冊會議論文選編《晚明文學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從頭到尾認真地讀了一遍，還對重點句子、段落，用藍色原子筆做了不少記號。
說實話，在公安老家時，我與公安派，與三袁，並未有過什麼實質性的聯繫或“瓜葛”。沒想到1990年正式離開公安，調到湖北黃石市從事專業創作後，卻有了一次走近、了解、研究公安三袁的機會。
那是1993年的事了，某出版社策劃一套《荊楚十大文化名人叢書》，所選人物為屈原、弘忍、袁宏道、李時珍、李四光、陸羽、熊十力、胡風、黃侃、聞一多。負責叢書組稿、統稿等工作的編委之一，是我在湖北師範學院歷史系求學時的老師盧昌德先生，盧老師希望我能承擔袁宏道的創作任務。既然老師盛情相邀，兼與傳主又有同鄉之誼，我二話沒說，當即應承下來。
無論是文學理論的開創，還是創作實踐及影響，三袁兄弟成就最大者，當數老二袁宏道，也即袁中郎。古人對相伴一生的名字十分看重講究，不僅有名，還有字，有號。宏道為名，中郎為字，又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石頭道人、空空居士。宏道者，弘道也，可見父輩對他寄予多大期望！古人一般以字相稱表示尊重，故“中郎”之字，長期以來，比其本名更加響亮。中郎之意，一為官職，二乃次子。作為官職，指宮中護衛、侍從，長官稱中郎將，簡稱“中郎”。袁宏道作為一介文人，從未擔任過“中郎將”之類的武官職務，顯然取其次子之意——他出生時，哥哥袁宗道已有八歲。
於是，我不得不撇開其他俗務，花了大半年時間，全身心地投入到積累資料、系統閱讀、認真研究等準備工作之中。還專門回了一趟公安，在縣城斗湖堤鎮拜訪《三袁傳》作者、時任縣文聯主席的李壽和先生，就有關創作問題當面請教；然後前往三袁故鄉孟溪鎮蒐集素材、尋找靈感，其詳細經過，我已寫入《寂寞與熱鬧》一文（見附錄一），在此即不贅述。
一部十萬字的文稿很快就完成了，但我心頭，有關公安派，有關三袁，特別是與袁宏道相關的一切，卻怎么也割捨不下。
“作為一名公安人，能為袁中郎這位三百八十多年前的同鄉立傳，當然是一件十分快慰的事情。在整個創作過程中，自有一種不可言說的愉悅充斥於胸。”我在1994年11月11日完篇的《袁中郎傳》“後記”中如是寫道。而愉悅之餘，更多的則是意猶未盡。受叢書篇幅、體例的限制，傳記“要以荊楚文化作為貫穿全書的線索”，每冊十萬字，且交稿時間緊迫，大有“囫圇吞棗”之嫌。於是，就想對袁宏道作一番認真細緻的全面研究，然後好好地創作一部書稿，不是為了“交差”。
歲月荏苒，真如白駒過隙，十八年時光一晃而過，我當時怎么也沒有想到會拖得如此之久！
十八年來，我雖然忙於其他方面的創作，以及工作的調動與適應，還有日常生活的諸般瑣事，但對袁宏道，卻一直縈繞於心，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儘可能地將書齋研究與田野考察結合在一起：蒐集資料，沉下心來，廣泛閱讀，鉤沉索隱；實地探訪相關名勝、遺蹟如當陽玉泉寺、公安二聖寺、袁中郎墓等，特別是探訪中郎墓時，可謂充滿曲折，第一次“單槍匹馬”沒有找到，第二次“興師動眾”好不容易才探得墓址，並意外地見到了字跡漫漶得難以辨識的袁中郎墓碑（見附錄二《尋找袁中郎》）。
在此，我想提及一下資料的占有與使用，這對歷史人物的創作來說尤為重要。
這些年來，只要涉及袁宏道的相關資料，全在我的視野與搜求之列，有的來自友人處，有的從圖書館借出複印，有的淘自古舊書店、個體書攤，還有不少則利用網際網路下載或購買。文學家、思想家的一生，最好的註腳就是文本（作品），在他們的生命與文本之間，就某種程度而言，是可以劃上等號的。因此，袁宏道的所有存世作品最起碼得蒐集齊全才是。比如他的《西方合論》，當初應約創作《袁中郎傳》時，只見到錢伯城《袁宏道集箋校》中節選的《引》與《第一剎土門》，第二至第十無從查找，後來，我搜求到了《西方合論》的兩種全文版本；而最令我高興的是，長期以來被認為失傳了的袁宏道兩部禪學著作《金屑編》與《珊瑚林》，也弄到了它們的影印本。此外，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既有如《公安派的文化精神》、《公安派結社考論》、《晚明公安派性靈文學思想研究》等專著，也有發表於報刊的相關論文。三袁新的文本及新的研究成果，從不同側面與角度，或多或少地豐富、加深了我對公安派的認識與理解，也糾正了過去的不少觀點與偏差。比如三袁與李贄之間的關係，不少學者以袁中道的《柞林紀譚》為據，認為李贄曾在公安縣與三袁兄弟會晤對談，其實李贄從未到過荊州，更不用說前往公安了；袁宏道與李贄之間的友誼，因思想的分歧，也經歷了由親密無間到保持一定距離的過程。
在資料的使用方面，最令我感到頭疼的就是大量研究論著或論文中的舛誤與硬傷，可謂比比皆是。有的是論者弄錯，有的是在四百多年的流傳過程中以訛傳訛，還有的則是三袁兄弟自己記混了，我不得不大量檢索、認真查對、嚴加考究，生怕不慎踩了“地雷”。而在引證三袁詩文時，我更是小心謹慎，擔心轉引出錯，總以錢伯城先生的《袁宏道集箋校》為底本，而就是這一嚴謹、規範而權威的版本，經李健章先生考證而出的舛誤與疑問之處，就達一百多條。而有些無法考證、確定之處，我只得經過一番比對之後，採用較合邏輯與情理的說法。比如中郎的上學年齡，有四歲、六歲、七歲、八歲四種說法，並且都是當事人——三袁兄弟的文章所記，對此我必須有所取捨。這一年，三袁母親去世，中郎與弟弟小修同時上學念書。若以中郎八歲發蒙為準，這對天資聰慧的他來說肯定遲了一點；如果是四歲或六歲，而小他兩歲一同入蒙的弟弟小修還只兩歲或四歲，這么小的年齡上學不太合乎情理；於是，我取了七歲之說，並且這一說法是比中郎大八歲的哥哥伯修所記，他當時的記憶力，肯定比兩位年幼的弟弟要可信、可靠一些。
關於袁宏道的傳記，以前只有李壽和先生的《三袁傳》及周群先生的《袁宏道評傳》。《三袁傳》是一部三袁兄弟的合傳，正文近九萬字；《袁宏道評傳》不僅以評為主，還有副篇《袁宗道評傳》、《袁中道評傳》等，涉及袁宏道傳的部分不到三萬字。因此，為袁宏道作傳，便帶有一定的開創意義，僅年代、事實的確證便耗去了我大量時間與精力。
近年來，隨著袁宏道的《西湖遊記》、《滿井遊記》、《虎丘記》、《徐文長傳》等作品長期入選多種版本的大學、中學語文教材，因此，凡受過中等教育者，對他還是有所了解的。當然，也就略知一二而已。即使文學界，談得上真正了解的，為數恐怕也不甚多。
其實，於公安派領袖袁宏道，包括過去的我在內，對他的創作天賦、突出成就及其影響，還是有所忽視，缺少客觀、完整而深刻的認識。
袁宏道只活了四十三歲（虛歲），但創作數量之多，令人驚嘆不已。粗略計算，《袁宏道集箋校》三冊中，其詩文約八十萬字；未編稿三卷及佚文《西湖總評詩》等十多篇，約一百萬字；歷經三年編纂而成、現已失傳的《公安縣誌》，未知的散軼文稿等，約一百萬字；加上《花事錄》兩卷等其他散存文稿，字數達三百多萬。此外，他還編輯、參校、參閱、評點了不少著作，如編輯《青藤書屋文集》，編選《韓歐蘇三大家詩文選》、《六祖壇經節錄》、《宗鏡攝錄》，為《西漢演義》題序，評點《徐文長文集》、《四聲猿》、《虞初志》，參校《紅梅記》、《古事鏡》、《唐詩訓解》，參閱《東坡詩選》、《三蘇文選》等。
古人著書寫字，用的是毛筆，還得不時停下研磨墨汁，速度遠遠不如今天，而天寒地凍之時，更是大打折扣。袁宏道之刻苦勤勉，由此可見一斑。與他給世人留下的遊山玩水、參禪打坐、逍遙閒適判然有別。
當然，這只是數量，而袁中郎的作品質量，更是經歷了時間的淘洗與歷史的考驗。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性靈說”的文學理論橫空出世，開創了一代文學新風，一掃前後七子復古之陰霾；他對通俗文學極力推崇，提高了小說、戲曲、傳奇的文學地位；他於詩歌、遊記、雜感、小品、傳記、尺牘、疏、策、論等體裁的創作，堪稱一流，而尤以散文（包括遊記、尺牘、雜感、小品等）最為突出，位居中國古代十大散文家之列；他在佛學領域的貢獻，至今仍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他由禪入淨，禪淨雙修，於禪宗、淨土宗皆有深入研究，創作、編著了《珊瑚林》、《金屑編》、《西方合論》、《宗鏡攝錄》、《壇經刪》等佛學著作。淨土宗九祖藕益大師選定的佛教經典《淨土十要》，他的《西方合論》不僅選入其中，還予以特別評點，袁中郎的佛學造詣由此可見一斑。其研究之深，著述之多，成果之豐，在中國古代文學家中首屈一指，無人能出其右。
袁宏道沒有留下真實的畫像，見得到的也是出自後代畫家、雕塑家之想像。隨著認識與了解的日漸深入，中郎的形象在我眼前日漸凸顯——
中等個子，面容清癯，為人極其灑脫，兩袖常呈飄逸之狀；為官清正廉潔，超然物外，從不妄取他人一錢；極其能幹，遊刃有餘，卻無意於經濟仕途；很懂生存策略與處事藝術，但楚人的率性豪放之風，常使得他在關鍵時刻拍案而起；廣交天下士人，極重友情，雖未視金錢如糞土，卻也不甚看重，如丘坦之手頭拮据，他當即解下腰上銀帶相贈；為人處世極有氣度涵養，總以善意的眼光看待世界，常苛求自己，卻不計較他人過失，有門客負他，仍善待如初；酒量不大，飲時大呼小叫，興之所至，通宵達旦，喜飲不善飲，喜酒不嗜酒，但精於酒道，品酒、評酒極其內行；不苛刻自己，曾吃素三年，後來禁不住嘴饞，便又開葷了；遇悲則大慟大哭，遇喜則大歡大笑，毫不掩飾，是一個真正的性情中人，瀟灑並非出自表面，而是內心的自然流露；極喜讀書，讀到會心之處，哪怕深更半夜，也要大聲呼叫，將僕人從夢中驚醒；嗜好茶道，能準確分辨各種名茶的細微差別；極喜遊歷，縱情山水，賞花玩竹，對插花藝術尤有研究；隨和而諧趣，常出幽默之語，令人捧腹；天賦極高，靈感須臾而至，詩文於談笑間一揮而就；生就“懶癖”，發起懶來什麼事都不想做，卻又透有著一股難得的勤勉、追求與執著……
我最為推崇的，是中郎身上所體現出來的一種適度與適意。比如修禪，他追求禪淨結合，沒有當時流行的狂禪之風；受晚明時代士風影響，他娶小妾，挾妓女，好孌童，並直言不諱地說自己有“青娥之癖”，但不任情，不放縱，節制有度，不像同時代的屠隆那樣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他的性格，既無李贄的偏執孤傲，更無徐渭的怪誕狂放，為人既豁達又嚴謹，既非道貌岸然、迂腐酸朽，也非放浪行跡、狂盪不羈，而是疏密有致、放逸有度；他認為人生天地之間，不外乎入世、出世、玩世、適世四種，儒家的入世、佛教的出世是兩種極端，而道家的玩世又點不恭，遂取一種適世而稱心的姿態，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做“凡間仙，世中佛，無律度的孔子”，將道、佛、儒三者結合在一起；他獨善其身，追求個性，彰顯自我，卻表現得自然而隨意，散淡而通達……
唯有適度，才不致於走火入魔墮入極端，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與理智的行為；而適意方能得意，得其意忘其形，才能進入一種超然的境界。
說實話，當初我滿腔熱忱地為他作傳，既有老師的難辭之請，也有紀念、宣傳鄉賢之意。近些年來，隨著閱讀、研究的不斷深入，中郎的形象在我心中不僅越來越明晰，而且越來越高大，其意義與價值，早已突破鄉賢的範疇，上升為一個符號、一種象徵——他的身上，集中體現了晚明時代知識分子所特有的風骨，是中國古代文學史、文化史、宗教史上不可或缺的一個璀璨亮點！
當然，人無完人，中郎也有他的“軟肋”與不足，這是世上任何一個人所不可避免的。
比如受傳統文化的局限，他與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過從甚密，據袁中道《游居沛錄》卷四所記：“竇與縉紳往來中郎衙舍，數見之。”在當時，中郎與徐光啟、李贄等人，是與利瑪竇有著較多交往的開明士人，但西方文化在他身上似乎沒有留下過多的碰撞與影響，他留存的詩文中竟無一處提及。這對好學善思的他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遺憾。
比如他的詩文，因追求“性靈說”的文學革新主張，矯枉過正，有時靈動到了飄逸的程度，沒有往內里深掘，免不了直白淺露，不夠深刻深遠。中郎為文之不足，與他不急不躁、不溫不火、適意豁達的個性特徵及生活態度多少有些關聯，人生沒有大起大落，文字缺少大氣魄、大氣象。後來雖有改進，特別是典試陝西後創作的《華嵩游草》，詩文格局大變，袁中道稱其“深厚蘊藉，有一唱三嘆之趣”，惜乎英年早逝，無以繼續拓展……
資料充實了，生命線索清晰了，中郎的形象也如浮雕般凸顯而出了，當我感覺著準備得差不多了動手重寫之時，新的問題又出現了：以何種體裁表達最為合適呢？
最先想到的是長篇歷史小說，有虛有實，虛實結合，能夠盡情發揮。可是，文學家、思想家比不得政治家、軍事家那樣轟轟烈烈充滿傳奇色彩，可以寫得跌宕起伏曲折有致。文學家、思想家無甚驚天動地的社會事件，他們留給世人的，只是閃光的思想與作品，人生歷練則顯得相對平淡，送別、出行、遊覽、看書、寫作及其他瑣碎之事居多，虛構、想像的空間十分有限，以歷史小說的形式切入，缺少波瀾壯闊的氣勢與大起大落的情節，恐怕很難入“戲”吸引讀者。
那么，還是寫成傳記吧，與過去相比，充實豐滿多了。可是，若按傳統傳記形式，受體例的限制與約束，只能在既定的框架內循規蹈矩、一五一十地寫來，根本就放不開“手腳”，難以反映晚明的社會現實與時代風貌，無從敘寫公安派變革的歷史淵源，不便描摹袁中郎的內在精神情狀，而最“致命”的是，許多內容根本無法展開論述，更不用說表達自己的思想與認識了……創作一旦受到束縛，先自“心虛氣短”，根本就別指望寫出什麼好文。而我最欣賞最喜愛最愜意的“筆耕”，便是袁中郎所提倡的“以心攝境，以腕運心”，“不拘格套，獨抒性靈”。
經過一番三易其稿的折騰與躊躇，我決定在不失嚴謹學風、嚴密考證、冷靜思索、客觀敘述的前提下，打破某一固定體裁的限制，盡情抒寫，就像黃遵憲所說的那樣“吾手寫吾心”。只要能夠很好地釐清事實、闡明原委、塑造人物、反映時代、表達思想，即使人物傳記、論著、紀實文學、文化散文等體裁的元素兼而有之，哪怕弄成一個“四不象”，我也在所不惜。
其實，前行途中，若能找準合適而理想的“路徑”，也就意味著目的在即，成功可期了。
當然，不論何種寫法，只有得到讀者的認可，才算成功。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盧昌德老師當初的盛情相約，感謝公安三袁研究院院長李壽和先生、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左東嶺先生、公安派資料收藏家李明柱先生、武漢大學副教授戴紅賢女士提供相關資料，感謝公安縣美術家協會秘書長、公安縣文化局辦公室主任侯麗女士蒐集、提供相關照片，感謝黃學農（雪壟）兄、李鈞兄、黃秋葦兄、胡長明兄、鄧正清兄對本書創作予以的熱情鼓勵與支持。
2012年2月於廈門
二十年來，公安派、三袁、袁宏道，總是有意無意、或隱或顯地縈繞在我的心頭，揮之不去，欲罷不能。
時間，實在是拖得太長了，對此，我必須有一個交代與“了結”——對自己，對故鄉，當然也是對三袁，特別是三袁之一的袁宏道。
作為明代晚期的一個重要文學流派，公安派不僅開創了一代新的文風，主宰著當時的文壇，而且影響深遠，實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先導與前驅，直接開啟了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推動著它向縱深發展，橫掃、蕩滌封建專制的污泥濁水。
但是，在今日喧囂浮躁，文學退潮且日益邊緣化的社會，了解公安派的人肯定不多。公安派主要成員十多人，開創者為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音zhòng）道，簡稱“三袁”。因他們為湖北公安縣人，所以這一流派稱為“公安派”。
與公安派結緣，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我的出生之地湖北省公安縣鄭公渡與三袁故鄉孟溪鎮雖然隔著兩條河流，但實際距離只有十多公里。不過呢，直到我十八歲離開故鄉考入公安縣師範學校之前，對三袁知之甚少。
在縣城斗湖堤鎮學習、工作的近十年時間裡，於公安派、三袁聽得就多了，但也沒去認真研讀他們的作品，對這一文學流派的淵源、發展、內容也不甚了了。至今回想起來，當時與三袁有關的兩件事情印象最深，一是在油江河邊見到了一塊刻有“袁中郎故里”的石碑，題字者為袁宏道好友蘇惟霖（字雲浦），只是這碑早已不是原物，而是清嘉慶元年（1796年）的複製品；另一件是1987年5月，縣城舉辦了一次規模較大的公安派文學討論會，我雖然無緣與會，但輾轉得到了一冊會議論文選編《晚明文學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從頭到尾認真地讀了一遍，還對重點句子、段落，用藍色原子筆做了不少記號。
說實話，在公安老家時，我與公安派，與三袁，並未有過什麼實質性的聯繫或“瓜葛”。沒想到1990年正式離開公安，調到湖北黃石市從事專業創作後，卻有了一次走近、了解、研究公安三袁的機會。
那是1993年的事了，某出版社策劃一套《荊楚十大文化名人叢書》，所選人物為屈原、弘忍、袁宏道、李時珍、李四光、陸羽、熊十力、胡風、黃侃、聞一多。負責叢書組稿、統稿等工作的編委之一，是我在湖北師範學院歷史系求學時的老師盧昌德先生，盧老師希望我能承擔袁宏道的創作任務。既然老師盛情相邀，兼與傳主又有同鄉之誼，我二話沒說，當即應承下來。
無論是文學理論的開創，還是創作實踐及影響，三袁兄弟成就最大者，當數老二袁宏道，也即袁中郎。古人對相伴一生的名字十分看重講究，不僅有名，還有字，有號。宏道為名，中郎為字，又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石頭道人、空空居士。宏道者，弘道也，可見父輩對他寄予多大期望！古人一般以字相稱表示尊重，故“中郎”之字，長期以來，比其本名更加響亮。中郎之意，一為官職，二乃次子。作為官職，指宮中護衛、侍從，長官稱中郎將，簡稱“中郎”。袁宏道作為一介文人，從未擔任過“中郎將”之類的武官職務，顯然取其次子之意——他出生時，哥哥袁宗道已有八歲。
於是，我不得不撇開其他俗務，花了大半年時間，全身心地投入到積累資料、系統閱讀、認真研究等準備工作之中。還專門回了一趟公安，在縣城斗湖堤鎮拜訪《三袁傳》作者、時任縣文聯主席的李壽和先生，就有關創作問題當面請教；然後前往三袁故鄉孟溪鎮蒐集素材、尋找靈感，其詳細經過，我已寫入《寂寞與熱鬧》一文（見附錄一），在此即不贅述。
一部十萬字的文稿很快就完成了，但我心頭，有關公安派，有關三袁，特別是與袁宏道相關的一切，卻怎么也割捨不下。
“作為一名公安人，能為袁中郎這位三百八十多年前的同鄉立傳，當然是一件十分快慰的事情。在整個創作過程中，自有一種不可言說的愉悅充斥於胸。”我在1994年11月11日完篇的《袁中郎傳》“後記”中如是寫道。而愉悅之餘，更多的則是意猶未盡。受叢書篇幅、體例的限制，傳記“要以荊楚文化作為貫穿全書的線索”，每冊十萬字，且交稿時間緊迫，大有“囫圇吞棗”之嫌。於是，就想對袁宏道作一番認真細緻的全面研究，然後好好地創作一部書稿，不是為了“交差”。
歲月荏苒，真如白駒過隙，十八年時光一晃而過，我當時怎么也沒有想到會拖得如此之久！
十八年來，我雖然忙於其他方面的創作，以及工作的調動與適應，還有日常生活的諸般瑣事，但對袁宏道，卻一直縈繞於心，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儘可能地將書齋研究與田野考察結合在一起：蒐集資料，沉下心來，廣泛閱讀，鉤沉索隱；實地探訪相關名勝、遺蹟如當陽玉泉寺、公安二聖寺、袁中郎墓等，特別是探訪中郎墓時，可謂充滿曲折，第一次“單槍匹馬”沒有找到，第二次“興師動眾”好不容易才探得墓址，並意外地見到了字跡漫漶得難以辨識的袁中郎墓碑（見附錄二《尋找袁中郎》）。
在此，我想提及一下資料的占有與使用，這對歷史人物的創作來說尤為重要。
這些年來，只要涉及袁宏道的相關資料，全在我的視野與搜求之列，有的來自友人處，有的從圖書館借出複印，有的淘自古舊書店、個體書攤，還有不少則利用網際網路下載或購買。文學家、思想家的一生，最好的註腳就是文本（作品），在他們的生命與文本之間，就某種程度而言，是可以劃上等號的。因此，袁宏道的所有存世作品最起碼得蒐集齊全才是。比如他的《西方合論》，當初應約創作《袁中郎傳》時，只見到錢伯城《袁宏道集箋校》中節選的《引》與《第一剎土門》，第二至第十無從查找，後來，我搜求到了《西方合論》的兩種全文版本；而最令我高興的是，長期以來被認為失傳了的袁宏道兩部禪學著作《金屑編》與《珊瑚林》，也弄到了它們的影印本。此外，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既有如《公安派的文化精神》、《公安派結社考論》、《晚明公安派性靈文學思想研究》等專著，也有發表於報刊的相關論文。三袁新的文本及新的研究成果，從不同側面與角度，或多或少地豐富、加深了我對公安派的認識與理解，也糾正了過去的不少觀點與偏差。比如三袁與李贄之間的關係，不少學者以袁中道的《柞林紀譚》為據，認為李贄曾在公安縣與三袁兄弟會晤對談，其實李贄從未到過荊州，更不用說前往公安了；袁宏道與李贄之間的友誼，因思想的分歧，也經歷了由親密無間到保持一定距離的過程。
在資料的使用方面，最令我感到頭疼的就是大量研究論著或論文中的舛誤與硬傷，可謂比比皆是。有的是論者弄錯，有的是在四百多年的流傳過程中以訛傳訛，還有的則是三袁兄弟自己記混了，我不得不大量檢索、認真查對、嚴加考究，生怕不慎踩了“地雷”。而在引證三袁詩文時，我更是小心謹慎，擔心轉引出錯，總以錢伯城先生的《袁宏道集箋校》為底本，而就是這一嚴謹、規範而權威的版本，經李健章先生考證而出的舛誤與疑問之處，就達一百多條。而有些無法考證、確定之處，我只得經過一番比對之後，採用較合邏輯與情理的說法。比如中郎的上學年齡，有四歲、六歲、七歲、八歲四種說法，並且都是當事人——三袁兄弟的文章所記，對此我必須有所取捨。這一年，三袁母親去世，中郎與弟弟小修同時上學念書。若以中郎八歲發蒙為準，這對天資聰慧的他來說肯定遲了一點；如果是四歲或六歲，而小他兩歲一同入蒙的弟弟小修還只兩歲或四歲，這么小的年齡上學不太合乎情理；於是，我取了七歲之說，並且這一說法是比中郎大八歲的哥哥伯修所記，他當時的記憶力，肯定比兩位年幼的弟弟要可信、可靠一些。
關於袁宏道的傳記，以前只有李壽和先生的《三袁傳》及周群先生的《袁宏道評傳》。《三袁傳》是一部三袁兄弟的合傳，正文近九萬字；《袁宏道評傳》不僅以評為主，還有副篇《袁宗道評傳》、《袁中道評傳》等，涉及袁宏道傳的部分不到三萬字。因此，為袁宏道作傳，便帶有一定的開創意義，僅年代、事實的確證便耗去了我大量時間與精力。
近年來，隨著袁宏道的《西湖遊記》、《滿井遊記》、《虎丘記》、《徐文長傳》等作品長期入選多種版本的大學、中學語文教材，因此，凡受過中等教育者，對他還是有所了解的。當然，也就略知一二而已。即使文學界，談得上真正了解的，為數恐怕也不甚多。
其實，於公安派領袖袁宏道，包括過去的我在內，對他的創作天賦、突出成就及其影響，還是有所忽視，缺少客觀、完整而深刻的認識。
袁宏道只活了四十三歲（虛歲），但創作數量之多，令人驚嘆不已。粗略計算，《袁宏道集箋校》三冊中，其詩文約八十萬字；未編稿三卷及佚文《西湖總評詩》等十多篇，約一百萬字；歷經三年編纂而成、現已失傳的《公安縣誌》，未知的散軼文稿等，約一百萬字；加上《花事錄》兩卷等其他散存文稿，字數達三百多萬。此外，他還編輯、參校、參閱、評點了不少著作，如編輯《青藤書屋文集》，編選《韓歐蘇三大家詩文選》、《六祖壇經節錄》、《宗鏡攝錄》，為《西漢演義》題序，評點《徐文長文集》、《四聲猿》、《虞初志》，參校《紅梅記》、《古事鏡》、《唐詩訓解》，參閱《東坡詩選》、《三蘇文選》等。
古人著書寫字，用的是毛筆，還得不時停下研磨墨汁，速度遠遠不如今天，而天寒地凍之時，更是大打折扣。袁宏道之刻苦勤勉，由此可見一斑。與他給世人留下的遊山玩水、參禪打坐、逍遙閒適判然有別。
當然，這只是數量，而袁中郎的作品質量，更是經歷了時間的淘洗與歷史的考驗。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性靈說”的文學理論橫空出世，開創了一代文學新風，一掃前後七子復古之陰霾；他對通俗文學極力推崇，提高了小說、戲曲、傳奇的文學地位；他於詩歌、遊記、雜感、小品、傳記、尺牘、疏、策、論等體裁的創作，堪稱一流，而尤以散文（包括遊記、尺牘、雜感、小品等）最為突出，位居中國古代十大散文家之列；他在佛學領域的貢獻，至今仍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他由禪入淨，禪淨雙修，於禪宗、淨土宗皆有深入研究，創作、編著了《珊瑚林》、《金屑編》、《西方合論》、《宗鏡攝錄》、《壇經刪》等佛學著作。淨土宗九祖藕益大師選定的佛教經典《淨土十要》，他的《西方合論》不僅選入其中，還予以特別評點，袁中郎的佛學造詣由此可見一斑。其研究之深，著述之多，成果之豐，在中國古代文學家中首屈一指，無人能出其右。
袁宏道沒有留下真實的畫像，見得到的也是出自後代畫家、雕塑家之想像。隨著認識與了解的日漸深入，中郎的形象在我眼前日漸凸顯——
中等個子，面容清癯，為人極其灑脫，兩袖常呈飄逸之狀；為官清正廉潔，超然物外，從不妄取他人一錢；極其能幹，遊刃有餘，卻無意於經濟仕途；很懂生存策略與處事藝術，但楚人的率性豪放之風，常使得他在關鍵時刻拍案而起；廣交天下士人，極重友情，雖未視金錢如糞土，卻也不甚看重，如丘坦之手頭拮据，他當即解下腰上銀帶相贈；為人處世極有氣度涵養，總以善意的眼光看待世界，常苛求自己，卻不計較他人過失，有門客負他，仍善待如初；酒量不大，飲時大呼小叫，興之所至，通宵達旦，喜飲不善飲，喜酒不嗜酒，但精於酒道，品酒、評酒極其內行；不苛刻自己，曾吃素三年，後來禁不住嘴饞，便又開葷了；遇悲則大慟大哭，遇喜則大歡大笑，毫不掩飾，是一個真正的性情中人，瀟灑並非出自表面，而是內心的自然流露；極喜讀書，讀到會心之處，哪怕深更半夜，也要大聲呼叫，將僕人從夢中驚醒；嗜好茶道，能準確分辨各種名茶的細微差別；極喜遊歷，縱情山水，賞花玩竹，對插花藝術尤有研究；隨和而諧趣，常出幽默之語，令人捧腹；天賦極高，靈感須臾而至，詩文於談笑間一揮而就；生就“懶癖”，發起懶來什麼事都不想做，卻又透有著一股難得的勤勉、追求與執著……
我最為推崇的，是中郎身上所體現出來的一種適度與適意。比如修禪，他追求禪淨結合，沒有當時流行的狂禪之風；受晚明時代士風影響，他娶小妾，挾妓女，好孌童，並直言不諱地說自己有“青娥之癖”，但不任情，不放縱，節制有度，不像同時代的屠隆那樣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他的性格，既無李贄的偏執孤傲，更無徐渭的怪誕狂放，為人既豁達又嚴謹，既非道貌岸然、迂腐酸朽，也非放浪行跡、狂盪不羈，而是疏密有致、放逸有度；他認為人生天地之間，不外乎入世、出世、玩世、適世四種，儒家的入世、佛教的出世是兩種極端，而道家的玩世又點不恭，遂取一種適世而稱心的姿態，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做“凡間仙，世中佛，無律度的孔子”，將道、佛、儒三者結合在一起；他獨善其身，追求個性，彰顯自我，卻表現得自然而隨意，散淡而通達……
唯有適度，才不致於走火入魔墮入極端，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與理智的行為；而適意方能得意，得其意忘其形，才能進入一種超然的境界。
說實話，當初我滿腔熱忱地為他作傳，既有老師的難辭之請，也有紀念、宣傳鄉賢之意。近些年來，隨著閱讀、研究的不斷深入，中郎的形象在我心中不僅越來越明晰，而且越來越高大，其意義與價值，早已突破鄉賢的範疇，上升為一個符號、一種象徵——他的身上，集中體現了晚明時代知識分子所特有的風骨，是中國古代文學史、文化史、宗教史上不可或缺的一個璀璨亮點！
當然，人無完人，中郎也有他的“軟肋”與不足，這是世上任何一個人所不可避免的。
比如受傳統文化的局限，他與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過從甚密，據袁中道《游居沛錄》卷四所記：“竇與縉紳往來中郎衙舍，數見之。”在當時，中郎與徐光啟、李贄等人，是與利瑪竇有著較多交往的開明士人，但西方文化在他身上似乎沒有留下過多的碰撞與影響，他留存的詩文中竟無一處提及。這對好學善思的他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遺憾。
比如他的詩文，因追求“性靈說”的文學革新主張，矯枉過正，有時靈動到了飄逸的程度，沒有往內里深掘，免不了直白淺露，不夠深刻深遠。中郎為文之不足，與他不急不躁、不溫不火、適意豁達的個性特徵及生活態度多少有些關聯，人生沒有大起大落，文字缺少大氣魄、大氣象。後來雖有改進，特別是典試陝西後創作的《華嵩游草》，詩文格局大變，袁中道稱其“深厚蘊藉，有一唱三嘆之趣”，惜乎英年早逝，無以繼續拓展……
資料充實了，生命線索清晰了，中郎的形象也如浮雕般凸顯而出了，當我感覺著準備得差不多了動手重寫之時，新的問題又出現了：以何種體裁表達最為合適呢？
最先想到的是長篇歷史小說，有虛有實，虛實結合，能夠盡情發揮。可是，文學家、思想家比不得政治家、軍事家那樣轟轟烈烈充滿傳奇色彩，可以寫得跌宕起伏曲折有致。文學家、思想家無甚驚天動地的社會事件，他們留給世人的，只是閃光的思想與作品，人生歷練則顯得相對平淡，送別、出行、遊覽、看書、寫作及其他瑣碎之事居多，虛構、想像的空間十分有限，以歷史小說的形式切入，缺少波瀾壯闊的氣勢與大起大落的情節，恐怕很難入“戲”吸引讀者。
那么，還是寫成傳記吧，與過去相比，充實豐滿多了。可是，若按傳統傳記形式，受體例的限制與約束，只能在既定的框架內循規蹈矩、一五一十地寫來，根本就放不開“手腳”，難以反映晚明的社會現實與時代風貌，無從敘寫公安派變革的歷史淵源，不便描摹袁中郎的內在精神情狀，而最“致命”的是，許多內容根本無法展開論述，更不用說表達自己的思想與認識了……創作一旦受到束縛，先自“心虛氣短”，根本就別指望寫出什麼好文。而我最欣賞最喜愛最愜意的“筆耕”，便是袁中郎所提倡的“以心攝境，以腕運心”，“不拘格套，獨抒性靈”。
經過一番三易其稿的折騰與躊躇，我決定在不失嚴謹學風、嚴密考證、冷靜思索、客觀敘述的前提下，打破某一固定體裁的限制，盡情抒寫，就像黃遵憲所說的那樣“吾手寫吾心”。只要能夠很好地釐清事實、闡明原委、塑造人物、反映時代、表達思想，即使人物傳記、論著、紀實文學、文化散文等體裁的元素兼而有之，哪怕弄成一個“四不象”，我也在所不惜。
其實，前行途中，若能找準合適而理想的“路徑”，也就意味著目的在即，成功可期了。
當然，不論何種寫法，只有得到讀者的認可，才算成功。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盧昌德老師當初的盛情相約，感謝公安三袁研究院院長李壽和先生、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左東嶺先生、公安派資料收藏家李明柱先生、武漢大學副教授戴紅賢女士提供相關資料，感謝公安縣美術家協會秘書長、公安縣文化局辦公室主任侯麗女士蒐集、提供相關照片，感謝黃學農（雪壟）兄、李鈞兄、黃秋葦兄、胡長明兄、鄧正清兄對本書創作予以的熱情鼓勵與支持。
2012年2月於廈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