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與確定性：東方複雜性思想引論

內容簡介

自17世紀至20世紀初的300多年間，笛卡爾所奠定的、牛頓物理學所代表的線性因果觀與機械決定論，為現代世界持續地擔保著世界觀與方法論上的確定性。自20世紀伊始至今，元數學、現代物理學、後現代哲學、多值邏輯乃至組織理論全面瓦解了這種“笛卡爾—牛頓”體系的確定性。面對“笛卡爾—牛頓”體系的總體危機及其所冊立的確定性之終結，真正意義上的反思與重建運動肇始於經典科學自身內部，複雜性理論正是這場有關“確定性”的反思與重建運動的核心組成部分，20世紀初40年代起逐步形成了由整體觀（系統論、資訊理論、控制論）推進至自組織觀（歐洲學派的耗散結構論、協同論、超循環論與美國聖菲研究所的複雜適應系統，等等）的宏大時代思潮，本書將之統稱為“西方複雜思維”。 20世紀80年代後，科學內部的“西方複雜思維”開始向社會學、歷史學、管理學、經濟學等領域廣泛輻射，顯示出所謂“複雜性理...(展開全部) 自17世紀至20世紀初的300多年間，笛卡爾所奠定的、牛頓物理學所代表的線性因果觀與機械決定論，為現代世界持續地擔保著世界觀與方法論上的確定性。自20世紀伊始至今，元數學、現代物理學、後現代哲學、多值邏輯乃至組織理論全面瓦解了這種“笛卡爾—牛頓”體系的確定性。面對“笛卡爾—牛頓”體系的總體危機及其所冊立的確定性之終結，真正意義上的反思與重建運動肇始於經典科學自身內部，複雜性理論正是這場有關“確定性”的反思與重建運動的核心組成部分，20世紀初40年代起逐步形成了由整體觀（系統論、資訊理論、控制論）推進至自組織觀（歐洲學派的耗散結構論、協同論、超循環論與美國聖菲研究所的複雜適應系統，等等）的宏大時代思潮，本書將之統稱為“西方複雜思維”。 20世紀80年代後，科學內部的“西方複雜思維”開始向社會學、歷史學、管理學、經濟學等領域廣泛輻射，顯示出所謂“複雜性理論”，其本質絕非僅僅是一個科學問題，它引發的是一場人類理性認知模式的變革，這遠非庫恩範式轉換所能達成，其結果將引領人類未來的全新思維。故而，史蒂芬·霍金說：“我相信，21世紀將是複雜性的世紀”。然而，經歷了近60年的狂飆突進之後， “西方複雜思維”思潮在21世紀之初陷入了全體停滯之中，約翰·霍根在其《科學的終結》一書中將之揶揄為“從複雜性走向困惑”。基於對公認的佛典最古老文獻層——韻文部分之理解，《時間與確定性》一書以“東方複雜思維”視角全面反思 “西方複雜思維”為何陷於困惑。首先，通過對自組織的反饋、反饋循環等工作結構的分析和對笛卡爾命題的再解釋，《時間與確定性》一書量化揭示了自組織所蘊含的核心機制——遞歸。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地揭示了“西方複雜思維”以客觀模式界定遞歸機制的理論過失，本書指出遞歸是一種引入了主觀變數的組織機制。因而，對複雜組織的研究，本質上關聯著組織者的認知能力之複雜性。對於“西方複雜思維”困境的反思由此轉入了對於理性的認知能力之考察。《時間與確定性》一書為此著力分析了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該定理指出可解問題僅限於可化歸為一般遞歸函式的問題，而對於一般遞歸函式之外的複雜問題，人類理性則毫無解法——究其原因，遞歸的一致性是以犧牲其完全性為代價的——換言之，遞歸機制必然形成人類理性（以及人工智慧）的“認知盲洞”，這是“複雜性”的真正本質之所在。在分析出遞歸與認知盲洞的必然聯繫之後，《時間與確定性》一書嘗試通過還原佛學的時間觀以探索“遞歸”為何、如何必然地構成“認知盲洞”。依據佛典最古老文獻層——韻文部分的啟發，圍繞著時間與有為法的關係，本書通過將“有為法”隱喻為最本質的（引入了主觀變數）的複雜組織機制，層層析分出有為法與有為相之間的四重投射結構、生相與住相之間的反饋循環等，刻畫了時間所具有同一結構的自複製這一工作機制，該工作機制導致認知突現從而形成背景認知的缺失。那么，逆向地，為了確保認知的完全性(即所謂“觀自在”)，人類理性又應該如何重構一種“不一致性”的認知模式呢？這是《時間與確定性》作為“東方複雜思維”引論，所留給我們的思考線索。耿侃 1967年生於上海。 1990年本科畢業於復旦大學哲學系。 1993年考入復旦大學哲學系佛教思想史專業，攻讀碩士研究生。曾擔任大學教師、報紙編輯和電視導演。現為某文旅項目創始人。譯著有Holmes Wlech的《中國佛教的復興》（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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