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武術發展至明代，其體系已漸形成。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
- 時期：明清
- 作用：促進了手工業、商業和城鎮的繁榮
- 背景： 明清農民起義連綿不斷
正文,發展,
正文
明清(1368～1911)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兩個封建朝代，也是封建經濟高度發展，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進一步強化並走向衰敗的時期。明初所採取的一系列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措施，促進了農業、手工業、商業和城鎮的繁榮。清代初期封建經濟又有恢復和發展。從明初到清中葉，體育活動如武術、摔跤、冰嬉、圍棋、導引等較活躍，有的還有發展。清代中期之後，封建社會的經濟政治日趨衰退，傳統的體育活動也逐漸沒落。
明清農民起義連綿不斷，特別是明代多次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徹底衝破了不許民間練習槍棒的禁令,出現了武藝大發展大提高的盛況。隨著民間武藝的廣泛開展，其健身、娛樂的作用日益明顯，主要用於軍事作戰技術的武藝，分化出一個專門的運動形式──武術。從武藝演進到作為運動項目的武術，經歷了極為漫長的歲月，到明代才基本完成。武術運動在技術上的重要標誌，是從“著著必須臨陣實用”的局限性超脫出來，即保留攻防、技擊的內涵不變；編成有利於全面身體鍛鍊、連貫而緊密的套路；兼顧引人入勝的優美形態。三者兼備，缺一不可。
嵩山少林寺僧普遍練武並以武功見長，是明清武術高度發展的典型事例之一。明正德年間(1506～1521),少林寺已“以搏名天下”（ 曹秉仁《寧波府志》）。嘉靖三十二年(1553)，少林僧眾參加了江南御倭之戰,“驍勇雄傑”，數年間屢立戰功（張鼐《吳淞甲乙倭變志》卷下）。可見少林武術具有實戰之效。另一方面，少林寺僧常以精彩的武術表演接待香客和遊人，明王士禎《嵩遊記》說：寺僧四百餘，“各習武，武藝俱絕”，表演時“拳棍搏擊如飛”，有“為猴擊者，盤旋踔躍，宛然一猴也”。表明少林武術還具有形象生動富於觀賞價值的套路。少林寺至今尚存明天啟年間(1621～1627)所樹“少林觀武”碑一座，刻有“暫息招提試武僧，金戈鐵棒技層層”的詩句，為該寺亦以武術表演見長的物證。清統治者雖禁民間習武，但少林僧仍暗地習練不輟，如道光八年(1828)清廷大員麟慶至少林，經其再三要求，寺僧方作“校拳”表演(圖1)，他看後認為“熊經鳥伸，果然矯捷”(麟慶《鴻雪因緣圖記》)。由於少林武術影響較大，逐漸形成著名的“少林派”。
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武術發展至明代，其體系已漸形成：①建立了有特定內容的武術系統。對形形色色的拳械之術，綜合歸併，並統稱為十八般武藝。於十八般大類中，又按其不同特點劃分種屬，如對當時流傳的各種槍法歸納為“十七家槍”。明代武術從拳法的不同內容與風格形成“ 內家”和“外家”（即武當和少林）兩大流派。清初學者黃宗羲在他寫的《王征南墓志銘》中說：“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即仆，故別少林為外家。”至今廣泛流傳之太極拳即為內家拳有代表性之優秀拳種。②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技術結構。拳械之術由各種招勢形成完整的套路並定名，多完成於明代，如精通武術的軍事家俞大猷所著《劍經》中的招勢。在戚繼光《紀效新書·拳經捷要》中，記載了拳法32勢，同一書《劍經》中有棍法14勢，均為常用之招勢。在王介祺《十三刀法》中，記載了“劈、打、磕、扎、搧、撩、提、托、老、嫩、遲、急、等”諸法，均為刀術的基本動作。由各種基本動作組成不同“招勢”，再由若干招勢間以騰躍、旋轉、進退，編排出不同形式、不同風格的套路，此種完整的技術結構，形成了武術運動的重要特徵。③總結了較為豐富的理論。歷史上長期的實踐經驗，為明清的武術理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此一時期已總結出練習武術應由拳法入門的原理，並強調套路演習的重要性。如晚明武術家程沖斗在《單刀法選》中說：“以前刀法，著著皆是臨敵實用，苟不以成路刀勢演習精熟,則持刀運用,進退跳躍環轉之法不盡,雖雲著著實用,猶恐臨敵掣肘, 故列成套路刀法一圖……以便演習者觀覽。"程氏所著《少林棍法闡宗》中也繪有棍法線路圖(圖2),實為武術套路圖之首創(見程宗猷)。這一時期武術理論上的另一特色，是開始將拳械技術要領編成歌訣，既有利於把握技術關鍵，又便於記誦。如《紀效新書·劍經》俞公棍法歌訣謂：“陰陽要轉，兩手要直；前腳（腿）要曲，後腳（腿）要直；一打一揭，遍身著力；步步前進，天下無敵。”④創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訓練方法。明末武術家石敬岩訓練槍法時，先教“一戳一革 ”的基本技術；“ 戳革既熟，然後教以連環，……既熟既精，然後教以破法”（吳殳《手臂錄》附卷上）。戚繼光亦總結了武藝訓練的若干法則，《紀效新書·賞罰》中記載了全面身體訓練和從難從嚴的要求，還注意到根據士兵的不同體型和年齡等條件，分配使用不同的兵器。
騎射之術，在明清的軍營和學校中，仍然受到重視。洪武六年(1373)的《教練軍士律》規定：“騎卒必善馳射、槍、刀；步兵必善弓弩、槍”（《明史·兵志》）。科舉考試中，騎射亦列為主要科目， 就連文科也包括騎射在內， 如洪武三年(1370)的鄉試，初試四書經義和策論，合格者於10天后“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明實錄》）。因此，不僅軍中將士嫻習騎射，儒生文臣中善於騎射的也屢見不鮮。明代民間騎射也有廣泛的開展，正德年間農民起義的劉六、劉七“膽力弓矢絕倫”；而明末農民軍領袖李自成尤“善騎射”。他們領導的農民軍士兵大都精通騎馬射箭。
清初除軍中強調騎射外，並令八旗子弟以騎射為本務，不得荒疏。“士子應試，必先試其騎射，合式方準入闈”（《清文獻通考·選舉考》）。以射箭為交遊娛樂的現象，清代有突出表現。“士大夫家居，亦以習射為娛，家有射圃，良朋三五，約期為會”。這種娛樂的射法很多，如“射鵠子”，其中又分“射羊眼”、“射花籃”以及“射綢”、“射香火”等（ 徐珂《 清稗類抄·技勇類》）。由於紈袴子弟以射箭為賭博，賭箭場也應運而生。
努爾哈赤及其子皇太極在關外時，效法古制，通過“狩獵”,演習行軍作戰。經清聖祖玄燁提倡，並定“秋獮”之制，選擇蒙古翁牛特旗作為圍場基地。清高宗弘曆對狩獵也很重視，乾隆六年(1741)諭諸王大臣曰:“夫行圍出獵，既以操演技藝，練習勞苦，尤足以奮發人之志氣”（《清文獻通考·王禮考》）。明確提出了狩獵具有軍事演習和體育鍛鍊的雙重意義。
古代各項傳統球戲，至明代仍有所發展。明代流行的球戲，主要有"踢鞠",“蹴球”、“打球”。打球又分為“擊球”、“捶丸”兩種。
踢鞠 有各種“單個解數”與“成套解數”。遊戲時一般為 1～10人，以2～3人的輪踢最為常見。此種球戲不設球門， 1人雜踢名“廝弄”(或滾弄)， 2人對踢名“白打”，3人輪踢名“ 小官場 ”，4人同踢名“下火”,5人同踢名“小出尖”,6人同踢名“大出尖”,7人同踢名“落花流水”,8人同踢名“涼傘兒”,9人同踢名“踢花心”，10人同踢名“全場”（見汪雲程《蹴鞠圖譜》）。明代宮廷中常行踢鞠之戲。《明宣宗行樂圖》長卷中繪有朱瞻基觀看踢鞠的場面(圖3、4)。宮中嬪妃們當時也愛好踢球,並有“齊雲社”的組織。女子踢鞠,在民間也已流行。洪武間,民間女子彭秀雲善踢鞠,她“挾是技游江海”,被譽為“女流清芬”（陳繼儒《太平清話》）。明人詠婦女踢鞠的詩詞不少，如袁華《和鐵崖先生踢鞠篇》、李漁《美人千態詞》等，均有女子踢鞠的描述。文人也常以踢鞠為樂,如王圻《三才圖會》、汪雲程《蹴鞠圖譜》中均有儒生踢鞠的形象(圖5)。明清時期的一些瓷器上，也留下兒童們踢鞠的情景。
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蹴球 與“踢鞠”近似，所不同者是設有球門並分隊比賽，規則方法備載於汪雲程《蹴鞠圖譜》中：“初起，球頭用腳踢起與驍色，驍色挾住至球頭右手，頓在球頭膝上，用膝築起，一築過。不過，撞在網上攧下來，守網人踢住與驍色，驍色復挾住，仍前去頓在球頭膝上，築過。左右軍同。或賽二籌，或賽三籌，……。”
捶丸 到明代依然流行。明人周履靖《丸經》跋謂：“予壯遊都邑間，好事者多尚捶丸”，反映了城市中愛好捶丸的風尚。宮廷中亦有此戲。
擊球 明代仍有擊球、射柳之舉。成祖朱棣常至東苑閱視擊球、射柳，參加者為宗室子弟和文武官員，四夷朝使、在京耆老也到場陪觀，每於端陽節和重九舉行，成為制度（《續文獻通考·樂考》）。民間的盛大節目中也有擊球、射柳活動，如吳寬《匏翁家藏集》中有詩云：“京師勝日稱燕九，少年盡向城西走，白雲觀前作大會，射箭擊球人馬蹂。”可見當時青少年對觀看擊球的濃厚興趣。至於“拍球”、“踢石球”等非正式球戲，遍及城鄉各地，在婦孺中尤為流行。
到了清代，由於滿族習俗尚騎射，善溜冰，喜摔跤，從而取代了各種球戲。除拍球、踢石球尚在民間流行外，一些大型球戲逐漸衰落。
摔跤和冰嬉至清代列為軍事訓練科目，並有專掌其事的相應機構和人員，使這兩項傳統體育項目獲得空前發展。
摔跤 宋、元時期的相撲之風對明代有一定影響。明萬曆間刊行的《萬法全書》中已繪有“柔術”圖形。浙江人陳元贇通少林拳法，於1638年東渡，曾助日人創柔道，為日本“柔道發達史上亦不可忽視之人”（胡錫年譯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這時期，相撲仍在南方各地流行，並常於節日中演出。明人張岱《陶庵夢憶》“揚州清明”條謂該地清明節時，雜戲紛呈，其中有“浪子相撲”。
清代摔跤活動得到空前發展。軍中設有"善撲營",人員是從“八旗精練”勇士中選出，其任務為“凡大燕享皆呈其伎”；“ 與藩部之角牴者較優劣 ”（《清稗類抄·技勇類》）。蒙古王公貝勒朝見清帝時，常舉行滿、蒙摔跤力士的競技，並有賞賜(圖6)。清代的摔跤, 有“官跤”、“私跤”之分,“善撲營”和“八旗”的摔跤活動屬於官跤；民間的摔跤活動屬於私跤。私跤又有用以健身娛樂和藉以謀生者兩類,後者除2人對抗形式外，還有一種“跤人子”，即1人負兩偶人作互抱之勢，模擬2人摔跤的表演，即宋代之“喬相撲”一類。這個項目至今仍出現於雜技表演中。
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冰嬉 冰嬉原為北方各地傳統的冬季活動。據劉若愚《明宮史》記載,德陽門外的河流“至冬冰凍時,可拉拖床,……一人在前引繩,可拉三四人,行冰上如飛”。又《燕京歲時記》轉引《倚晴閣雜抄》記載：“聞明時積水潭嘗有好事者聯十餘床”，作冰上娛樂活動，可見明代的冰嬉中，以冰床活動較為流行。
滿族聚居關外時,早有冰嬉習俗,並有擅長溜凍的軍隊。天命年間(1616～1626),努爾哈赤的將官費古烈,"所部兵皆著烏喇滑子,善冰行……一日夜行七百里"（《清語擇抄》）。清人入主中原後，每年“於太液池冬月表演冰嬉, 以簡武事而修國俗”(《日下舊聞考》)。故宮博物院藏有乾隆時期的《冰嬉圖》(圖7)，繪有各種冰嬉的形象,如花樣滑冰、射天球、冰上舞幡……等等。
冰球 清代已有冰球競賽，“每隊數十人，各有統領、分伍而立，以皮作球，擲於空中，俟其將墮，群起而爭之，以得者為勝；或此隊之人將得，則彼隊之人蹴之令遠，喧笑馳逐，以便捷勇敢為能”（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又有一種從高3、4丈的“冰山”上下滑的活動。名為“打滑撻”，“乃使勇健兵士，著帶毛豬皮履，其滑更甚，自其巔挺立而下，以到地不仆者為勝”（《清稗類抄·技勇類》）。滑速競賽也是一個主要項目，“冰上滑擦者，所著之履皆有鐵齒，滑行冰上，如星馳電掣, 爭先奪標取勝”(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以上多為當時軍中的冰上項目。
冰上雜戲 清代民間的冰嬉活動亦頗為普遍，與軍中項目大致相同。另有一種“冰上雜戲”，即將雜戲移在冰上進行，如舞獅、龍燈、彩船、飛叉、彈弓等，表演者均著冰鞋，滑行中作各種雜戲表演，頗受民眾歡迎。
具有數千年歷史的導引，傳至明清，在全面繼承的基礎上又有創新和發展。有關導引的著述增多，並廣泛採用繪圖說明，以利傳播。此一時期，還對前代的導引著述進行了整理、校訂工作。如梁代陶弘景《養性延命錄》中所記東漢華佗創編的五禽戲，只有關於肢體動作的敘述，缺少行氣方法的記載，在明人有關“五禽戲”的著述中，就增補了行氣的內容。周履靖《赤鳳髓》所載"五禽戲", 其中提到“閉氣”、“放氣”、“吞氣”等，突出了行氣的要求。宋代的八段錦，僅有“武八段”的記載，明高濂《遵生八箋》與王圻《三才圖會》中始有"文八段"的圖文記述(圖8)。宋人陳希夷創編的“ 十二月坐功”，具體方法也是到明代才有記載的, 《三才圖會·人事卷》載有圖文，與《遵生八箋》中“十二月坐功”相同，但稱之為“二十四氣修真圖”。晚明以前，有關導引著述的插圖，練功人均為道裝，所謂“靈劍子導引”、“逍遙子導引”等所冠人名亦為道家；《三才圖會》中的導引圖又有“修真”二字。充分說明導引與道家的密切關係。
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天啟四年(1624)易筋經的出現，標誌著導引發展史上的一個新階段。據目前所見史料，《易筋經》創始於明代。“達摩創傳”之說實為清人之附會。清道光間(1821～1850)來章氏《易筋經》中的"十二勢”(圖9)和據稱於鹹豐甲寅(1854)得自少林寺藏書的《內功圖》中“易筋經十二勢”圖，均為僧人形象。特別是王祖源《內功圖說》中“十二段錦”（“八段錦”的變式）圖，只是將練功者的道裝改為僧服，表明釋門導引與道家導引有著淵源關係。
導引術為釋門研習後，有明顯的發展變化，如《易筋經》中提出了“內壯神勇”和“外壯神勇”之說，並謂：“內壯既熟，骨力堅凝”才可以習練“外功”。外功有八法：“ 曰舉、 曰提、曰推、曰拉、曰揪、曰按、曰抓、曰墜，依此八法，日行三次，久久成功，則力充周身矣。”在以前的導引主要練“內功”的基礎上，增加了“外功”；亦即在“行氣”的基礎上，增加了“力”的練習。原來多為文人實行的導引，從此也為武術家所研習了。當時江南有名的武技家甘鳳池善導引術，並曾用氣功為人治病（《清史稿·甘鳳池傳》），即為一例。
繼魏晉南北朝、隋唐之後,明清時期出現了中國圍棋史上第 3個高峰。明初的相子先，“知詩工畫，尤精於弈，洪武中，（應）召至京，燕王與對弈，所賜有龍鳳弈具”（《青浦縣誌》）。永樂初，相子先和樓得達同被驛召至京， 成祖朱棣“ 命二人對弈……得達弈屢勝……遂命吏部給冠帶" (《寧波府志》)。弘治間,“九成以棋游京師,一時棋士對局皆屈焉”，孝宗朱佑樘召九成試之,"果壓流輩",乃譽為"國手"，“命官鴻臚，序班供御”《寧波府志》。
這一時期,婦女中也不乏弈棋能手,如永樂中，唐理“家有竹素園，楸枰滿座，諸妾臧獲無不能之”（《無錫縣誌》）。
由於弈棋的廣泛開展和棋藝的不斷提高，還形成了弈棋流派，如“永嘉派”、“新安派”、“京師派”等。明代除稱弈棋名手為“國手”、“國工”外，並已使用過“冠軍”的稱號（馮元仲《弈旦評》）。
清代的圍棋活動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出現了新的高潮。清初的周懶予最有名，幼時，常觀伯父周慕松弈棋，已解攻守應變之法。少年即達國手水平,常與明末第1名手過柏齡對弈,多能取勝（徐星友《兼山堂弈譜》）。康熙間，名手輩出，棋風更盛。當時有“棋聖”之稱的儀征人黃龍士，自幼成名，與前輩盛大有對弈，戰而勝之。龍士棋藝高超，能自出新意，窮極變化，著有《弈話》。當時對弈常以10局評定高下，並錄成棋譜，廣為傳閱。
象棋 在民間更為普遍，清人所寫的《象棋歌》中謂：“市夫牧童靡不能”，反映出連一般市民和牧童都會下象棋。流傳至今的象棋譜如《桔中秘》、《象棋百局》，《適情雅趣》等，皆為近幾百年間有關象棋的重要作品。
明清的雜伎、舞蹈，流行甚為廣泛。明初在大的宴會、慶典中常有“百戲”演出，其中有“觔斗、隊舞”及“呈藝於馬上”的“走獬”。清代宮廷宴會時，“散樂百戲”的演出，包括“尋橦、高絙、承盌、轉碟、跳丸、胡旋”等項。 並謂“諸蕃樂伎並陳”，即將各族流行的“散樂”，列於殿廷，隸于樂府,…………亦所以示覆疇之廣也"（《清文獻通考·樂考》）。表明了使體育為政治服務的意圖。
民間雜伎活動，在明代亦很活躍。如有些地方每年有演“目蓮戲”的習俗，結合戲中情節，有“度索舞絙、翻桌翻梯、觔斗、蜻蜓、蹬壇蹬臼、跳索跳圈、竄火竄劍"等雜伎表演（張岱《陶庵夢憶》“目蓮戲”條）,反映了雜伎、舞蹈與戲曲結合表演的情況。北方除經常性的雜伎演出外，上元“燈市”和清明節，均有雜戲表演，有筒子、倒喇、扒竿、蹬梯、馬彈解數、隊舞、細舞等項（劉侗《帝京景物略》“燈市”、“高梁橋"條）。明代圖畫中常見雜伎表演的形象,如《三才圖會·人事卷》中即有雜伎圖多幅(圖10、11)。
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到了清代，民間雜伎活動有進一步的開展。除城鄉各地經常有藉以謀生的“雜耍把戲”演出外，集市、廟會和節日中常有雜伎演出，有的表演者是業餘的。有的表演不設舞台，邊走、邊演，故名“走會”。因武伎節目居多，又名“武會”。 常見的項目有鋼叉、 五虎棍、少林棍、 白蠟桿、扛子、 蹬石擔載人、舞獅、弄幡等（《北平風俗類征》下冊）。此外尚有雜戲與舞蹈相結合的節目，如旱船、高蹺、蓮簫、腰鼓、秧歌等（《北京走會圖》）。這類項目，也是民間體育活動。
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
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
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
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
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
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
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
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
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
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
明清農民起義連綿不斷，特別是明代多次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徹底衝破了不許民間練習槍棒的禁令,出現了武藝大發展大提高的盛況。隨著民間武藝的廣泛開展，其健身、娛樂的作用日益明顯，主要用於軍事作戰技術的武藝，分化出一個專門的運動形式──武術。從武藝演進到作為運動項目的武術，經歷了極為漫長的歲月，到明代才基本完成。武術運動在技術上的重要標誌，是從“著著必須臨陣實用”的局限性超脫出來，即保留攻防、技擊的內涵不變；編成有利於全面身體鍛鍊、連貫而緊密的套路；兼顧引人入勝的優美形態。三者兼備，缺一不可。
嵩山少林寺僧普遍練武並以武功見長，是明清武術高度發展的典型事例之一。明正德年間(1506～1521),少林寺已“以搏名天下”（ 曹秉仁《寧波府志》）。嘉靖三十二年(1553)，少林僧眾參加了江南御倭之戰,“驍勇雄傑”，數年間屢立戰功（張鼐《吳淞甲乙倭變志》卷下）。可見少林武術具有實戰之效。另一方面，少林寺僧常以精彩的武術表演接待香客和遊人，明王士禎《嵩遊記》說：寺僧四百餘，“各習武，武藝俱絕”，表演時“拳棍搏擊如飛”，有“為猴擊者，盤旋踔躍，宛然一猴也”。表明少林武術還具有形象生動富於觀賞價值的套路。少林寺至今尚存明天啟年間(1621～1627)所樹“少林觀武”碑一座，刻有“暫息招提試武僧，金戈鐵棒技層層”的詩句，為該寺亦以武術表演見長的物證。清統治者雖禁民間習武，但少林僧仍暗地習練不輟，如道光八年(1828)清廷大員麟慶至少林，經其再三要求，寺僧方作“校拳”表演(圖1)，他看後認為“熊經鳥伸，果然矯捷”(麟慶《鴻雪因緣圖記》)。由於少林武術影響較大，逐漸形成著名的“少林派”。
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武術發展至明代，其體系已漸形成：①建立了有特定內容的武術系統。對形形色色的拳械之術，綜合歸併，並統稱為十八般武藝。於十八般大類中，又按其不同特點劃分種屬，如對當時流傳的各種槍法歸納為“十七家槍”。明代武術從拳法的不同內容與風格形成“ 內家”和“外家”（即武當和少林）兩大流派。清初學者黃宗羲在他寫的《王征南墓志銘》中說：“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即仆，故別少林為外家。”至今廣泛流傳之太極拳即為內家拳有代表性之優秀拳種。②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技術結構。拳械之術由各種招勢形成完整的套路並定名，多完成於明代，如精通武術的軍事家俞大猷所著《劍經》中的招勢。在戚繼光《紀效新書·拳經捷要》中，記載了拳法32勢，同一書《劍經》中有棍法14勢，均為常用之招勢。在王介祺《十三刀法》中，記載了“劈、打、磕、扎、搧、撩、提、托、老、嫩、遲、急、等”諸法，均為刀術的基本動作。由各種基本動作組成不同“招勢”，再由若干招勢間以騰躍、旋轉、進退，編排出不同形式、不同風格的套路，此種完整的技術結構，形成了武術運動的重要特徵。③總結了較為豐富的理論。歷史上長期的實踐經驗，為明清的武術理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此一時期已總結出練習武術應由拳法入門的原理，並強調套路演習的重要性。如晚明武術家程沖斗在《單刀法選》中說：“以前刀法，著著皆是臨敵實用，苟不以成路刀勢演習精熟,則持刀運用,進退跳躍環轉之法不盡,雖雲著著實用,猶恐臨敵掣肘, 故列成套路刀法一圖……以便演習者觀覽。"程氏所著《少林棍法闡宗》中也繪有棍法線路圖(圖2),實為武術套路圖之首創(見程宗猷)。這一時期武術理論上的另一特色，是開始將拳械技術要領編成歌訣，既有利於把握技術關鍵，又便於記誦。如《紀效新書·劍經》俞公棍法歌訣謂：“陰陽要轉，兩手要直；前腳（腿）要曲，後腳（腿）要直；一打一揭，遍身著力；步步前進，天下無敵。”④創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訓練方法。明末武術家石敬岩訓練槍法時，先教“一戳一革 ”的基本技術；“ 戳革既熟，然後教以連環，……既熟既精，然後教以破法”（吳殳《手臂錄》附卷上）。戚繼光亦總結了武藝訓練的若干法則，《紀效新書·賞罰》中記載了全面身體訓練和從難從嚴的要求，還注意到根據士兵的不同體型和年齡等條件，分配使用不同的兵器。
騎射之術，在明清的軍營和學校中，仍然受到重視。洪武六年(1373)的《教練軍士律》規定：“騎卒必善馳射、槍、刀；步兵必善弓弩、槍”（《明史·兵志》）。科舉考試中，騎射亦列為主要科目， 就連文科也包括騎射在內， 如洪武三年(1370)的鄉試，初試四書經義和策論，合格者於10天后“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明實錄》）。因此，不僅軍中將士嫻習騎射，儒生文臣中善於騎射的也屢見不鮮。明代民間騎射也有廣泛的開展，正德年間農民起義的劉六、劉七“膽力弓矢絕倫”；而明末農民軍領袖李自成尤“善騎射”。他們領導的農民軍士兵大都精通騎馬射箭。
清初除軍中強調騎射外，並令八旗子弟以騎射為本務，不得荒疏。“士子應試，必先試其騎射，合式方準入闈”（《清文獻通考·選舉考》）。以射箭為交遊娛樂的現象，清代有突出表現。“士大夫家居，亦以習射為娛，家有射圃，良朋三五，約期為會”。這種娛樂的射法很多，如“射鵠子”，其中又分“射羊眼”、“射花籃”以及“射綢”、“射香火”等（ 徐珂《 清稗類抄·技勇類》）。由於紈袴子弟以射箭為賭博，賭箭場也應運而生。
努爾哈赤及其子皇太極在關外時，效法古制，通過“狩獵”,演習行軍作戰。經清聖祖玄燁提倡，並定“秋獮”之制，選擇蒙古翁牛特旗作為圍場基地。清高宗弘曆對狩獵也很重視，乾隆六年(1741)諭諸王大臣曰:“夫行圍出獵，既以操演技藝，練習勞苦，尤足以奮發人之志氣”（《清文獻通考·王禮考》）。明確提出了狩獵具有軍事演習和體育鍛鍊的雙重意義。
古代各項傳統球戲，至明代仍有所發展。明代流行的球戲，主要有"踢鞠",“蹴球”、“打球”。打球又分為“擊球”、“捶丸”兩種。
踢鞠 有各種“單個解數”與“成套解數”。遊戲時一般為 1～10人，以2～3人的輪踢最為常見。此種球戲不設球門， 1人雜踢名“廝弄”(或滾弄)， 2人對踢名“白打”，3人輪踢名“ 小官場 ”，4人同踢名“下火”,5人同踢名“小出尖”,6人同踢名“大出尖”,7人同踢名“落花流水”,8人同踢名“涼傘兒”,9人同踢名“踢花心”，10人同踢名“全場”（見汪雲程《蹴鞠圖譜》）。明代宮廷中常行踢鞠之戲。《明宣宗行樂圖》長卷中繪有朱瞻基觀看踢鞠的場面(圖3、4)。宮中嬪妃們當時也愛好踢球,並有“齊雲社”的組織。女子踢鞠,在民間也已流行。洪武間,民間女子彭秀雲善踢鞠,她“挾是技游江海”,被譽為“女流清芬”（陳繼儒《太平清話》）。明人詠婦女踢鞠的詩詞不少，如袁華《和鐵崖先生踢鞠篇》、李漁《美人千態詞》等，均有女子踢鞠的描述。文人也常以踢鞠為樂,如王圻《三才圖會》、汪雲程《蹴鞠圖譜》中均有儒生踢鞠的形象(圖5)。明清時期的一些瓷器上，也留下兒童們踢鞠的情景。
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蹴球 與“踢鞠”近似，所不同者是設有球門並分隊比賽，規則方法備載於汪雲程《蹴鞠圖譜》中：“初起，球頭用腳踢起與驍色，驍色挾住至球頭右手，頓在球頭膝上，用膝築起，一築過。不過，撞在網上攧下來，守網人踢住與驍色，驍色復挾住，仍前去頓在球頭膝上，築過。左右軍同。或賽二籌，或賽三籌，……。”
捶丸 到明代依然流行。明人周履靖《丸經》跋謂：“予壯遊都邑間，好事者多尚捶丸”，反映了城市中愛好捶丸的風尚。宮廷中亦有此戲。
擊球 明代仍有擊球、射柳之舉。成祖朱棣常至東苑閱視擊球、射柳，參加者為宗室子弟和文武官員，四夷朝使、在京耆老也到場陪觀，每於端陽節和重九舉行，成為制度（《續文獻通考·樂考》）。民間的盛大節目中也有擊球、射柳活動，如吳寬《匏翁家藏集》中有詩云：“京師勝日稱燕九，少年盡向城西走，白雲觀前作大會，射箭擊球人馬蹂。”可見當時青少年對觀看擊球的濃厚興趣。至於“拍球”、“踢石球”等非正式球戲，遍及城鄉各地，在婦孺中尤為流行。
到了清代，由於滿族習俗尚騎射，善溜冰，喜摔跤，從而取代了各種球戲。除拍球、踢石球尚在民間流行外，一些大型球戲逐漸衰落。
摔跤和冰嬉至清代列為軍事訓練科目，並有專掌其事的相應機構和人員，使這兩項傳統體育項目獲得空前發展。
摔跤 宋、元時期的相撲之風對明代有一定影響。明萬曆間刊行的《萬法全書》中已繪有“柔術”圖形。浙江人陳元贇通少林拳法，於1638年東渡，曾助日人創柔道，為日本“柔道發達史上亦不可忽視之人”（胡錫年譯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這時期，相撲仍在南方各地流行，並常於節日中演出。明人張岱《陶庵夢憶》“揚州清明”條謂該地清明節時，雜戲紛呈，其中有“浪子相撲”。
清代摔跤活動得到空前發展。軍中設有"善撲營",人員是從“八旗精練”勇士中選出，其任務為“凡大燕享皆呈其伎”；“ 與藩部之角牴者較優劣 ”（《清稗類抄·技勇類》）。蒙古王公貝勒朝見清帝時，常舉行滿、蒙摔跤力士的競技，並有賞賜(圖6)。清代的摔跤, 有“官跤”、“私跤”之分,“善撲營”和“八旗”的摔跤活動屬於官跤；民間的摔跤活動屬於私跤。私跤又有用以健身娛樂和藉以謀生者兩類,後者除2人對抗形式外，還有一種“跤人子”，即1人負兩偶人作互抱之勢，模擬2人摔跤的表演，即宋代之“喬相撲”一類。這個項目至今仍出現於雜技表演中。
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冰嬉 冰嬉原為北方各地傳統的冬季活動。據劉若愚《明宮史》記載,德陽門外的河流“至冬冰凍時,可拉拖床,……一人在前引繩,可拉三四人,行冰上如飛”。又《燕京歲時記》轉引《倚晴閣雜抄》記載：“聞明時積水潭嘗有好事者聯十餘床”，作冰上娛樂活動，可見明代的冰嬉中，以冰床活動較為流行。
滿族聚居關外時,早有冰嬉習俗,並有擅長溜凍的軍隊。天命年間(1616～1626),努爾哈赤的將官費古烈,"所部兵皆著烏喇滑子,善冰行……一日夜行七百里"（《清語擇抄》）。清人入主中原後，每年“於太液池冬月表演冰嬉, 以簡武事而修國俗”(《日下舊聞考》)。故宮博物院藏有乾隆時期的《冰嬉圖》(圖7)，繪有各種冰嬉的形象,如花樣滑冰、射天球、冰上舞幡……等等。
冰球 清代已有冰球競賽，“每隊數十人，各有統領、分伍而立，以皮作球，擲於空中，俟其將墮，群起而爭之，以得者為勝；或此隊之人將得，則彼隊之人蹴之令遠，喧笑馳逐，以便捷勇敢為能”（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又有一種從高3、4丈的“冰山”上下滑的活動。名為“打滑撻”，“乃使勇健兵士，著帶毛豬皮履，其滑更甚，自其巔挺立而下，以到地不仆者為勝”（《清稗類抄·技勇類》）。滑速競賽也是一個主要項目，“冰上滑擦者，所著之履皆有鐵齒，滑行冰上，如星馳電掣, 爭先奪標取勝”(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以上多為當時軍中的冰上項目。
冰上雜戲 清代民間的冰嬉活動亦頗為普遍，與軍中項目大致相同。另有一種“冰上雜戲”，即將雜戲移在冰上進行，如舞獅、龍燈、彩船、飛叉、彈弓等，表演者均著冰鞋，滑行中作各種雜戲表演，頗受民眾歡迎。
具有數千年歷史的導引，傳至明清，在全面繼承的基礎上又有創新和發展。有關導引的著述增多，並廣泛採用繪圖說明，以利傳播。此一時期，還對前代的導引著述進行了整理、校訂工作。如梁代陶弘景《養性延命錄》中所記東漢華佗創編的五禽戲，只有關於肢體動作的敘述，缺少行氣方法的記載，在明人有關“五禽戲”的著述中，就增補了行氣的內容。周履靖《赤鳳髓》所載"五禽戲", 其中提到“閉氣”、“放氣”、“吞氣”等，突出了行氣的要求。宋代的八段錦，僅有“武八段”的記載，明高濂《遵生八箋》與王圻《三才圖會》中始有"文八段"的圖文記述(圖8)。宋人陳希夷創編的“ 十二月坐功”，具體方法也是到明代才有記載的, 《三才圖會·人事卷》載有圖文，與《遵生八箋》中“十二月坐功”相同，但稱之為“二十四氣修真圖”。晚明以前，有關導引著述的插圖，練功人均為道裝，所謂“靈劍子導引”、“逍遙子導引”等所冠人名亦為道家；《三才圖會》中的導引圖又有“修真”二字。充分說明導引與道家的密切關係。
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天啟四年(1624)易筋經的出現，標誌著導引發展史上的一個新階段。據目前所見史料，《易筋經》創始於明代。“達摩創傳”之說實為清人之附會。清道光間(1821～1850)來章氏《易筋經》中的"十二勢”(圖9)和據稱於鹹豐甲寅(1854)得自少林寺藏書的《內功圖》中“易筋經十二勢”圖，均為僧人形象。特別是王祖源《內功圖說》中“十二段錦”（“八段錦”的變式）圖，只是將練功者的道裝改為僧服，表明釋門導引與道家導引有著淵源關係。
導引術為釋門研習後，有明顯的發展變化，如《易筋經》中提出了“內壯神勇”和“外壯神勇”之說，並謂：“內壯既熟，骨力堅凝”才可以習練“外功”。外功有八法：“ 曰舉、 曰提、曰推、曰拉、曰揪、曰按、曰抓、曰墜，依此八法，日行三次，久久成功，則力充周身矣。”在以前的導引主要練“內功”的基礎上，增加了“外功”；亦即在“行氣”的基礎上，增加了“力”的練習。原來多為文人實行的導引，從此也為武術家所研習了。當時江南有名的武技家甘鳳池善導引術，並曾用氣功為人治病（《清史稿·甘鳳池傳》），即為一例。
繼魏晉南北朝、隋唐之後,明清時期出現了中國圍棋史上第 3個高峰。明初的相子先，“知詩工畫，尤精於弈，洪武中，（應）召至京，燕王與對弈，所賜有龍鳳弈具”（《青浦縣誌》）。永樂初，相子先和樓得達同被驛召至京， 成祖朱棣“ 命二人對弈……得達弈屢勝……遂命吏部給冠帶" (《寧波府志》)。弘治間,“九成以棋游京師,一時棋士對局皆屈焉”，孝宗朱佑樘召九成試之,"果壓流輩",乃譽為"國手"，“命官鴻臚，序班供御”《寧波府志》。
這一時期,婦女中也不乏弈棋能手,如永樂中，唐理“家有竹素園，楸枰滿座，諸妾臧獲無不能之”（《無錫縣誌》）。
由於弈棋的廣泛開展和棋藝的不斷提高，還形成了弈棋流派，如“永嘉派”、“新安派”、“京師派”等。明代除稱弈棋名手為“國手”、“國工”外，並已使用過“冠軍”的稱號（馮元仲《弈旦評》）。
清代的圍棋活動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出現了新的高潮。清初的周懶予最有名，幼時，常觀伯父周慕松弈棋，已解攻守應變之法。少年即達國手水平,常與明末第1名手過柏齡對弈,多能取勝（徐星友《兼山堂弈譜》）。康熙間，名手輩出，棋風更盛。當時有“棋聖”之稱的儀征人黃龍士，自幼成名，與前輩盛大有對弈，戰而勝之。龍士棋藝高超，能自出新意，窮極變化，著有《弈話》。當時對弈常以10局評定高下，並錄成棋譜，廣為傳閱。
象棋 在民間更為普遍，清人所寫的《象棋歌》中謂：“市夫牧童靡不能”，反映出連一般市民和牧童都會下象棋。流傳至今的象棋譜如《桔中秘》、《象棋百局》，《適情雅趣》等，皆為近幾百年間有關象棋的重要作品。
明清的雜伎、舞蹈，流行甚為廣泛。明初在大的宴會、慶典中常有“百戲”演出，其中有“觔斗、隊舞”及“呈藝於馬上”的“走獬”。清代宮廷宴會時，“散樂百戲”的演出，包括“尋橦、高絙、承盌、轉碟、跳丸、胡旋”等項。 並謂“諸蕃樂伎並陳”，即將各族流行的“散樂”，列於殿廷，隸于樂府,…………亦所以示覆疇之廣也"（《清文獻通考·樂考》）。表明了使體育為政治服務的意圖。
民間雜伎活動，在明代亦很活躍。如有些地方每年有演“目蓮戲”的習俗，結合戲中情節，有“度索舞絙、翻桌翻梯、觔斗、蜻蜓、蹬壇蹬臼、跳索跳圈、竄火竄劍"等雜伎表演（張岱《陶庵夢憶》“目蓮戲”條）,反映了雜伎、舞蹈與戲曲結合表演的情況。北方除經常性的雜伎演出外，上元“燈市”和清明節，均有雜戲表演，有筒子、倒喇、扒竿、蹬梯、馬彈解數、隊舞、細舞等項（劉侗《帝京景物略》“燈市”、“高梁橋"條）。明代圖畫中常見雜伎表演的形象,如《三才圖會·人事卷》中即有雜伎圖多幅(圖10、11)。
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到了清代，民間雜伎活動有進一步的開展。除城鄉各地經常有藉以謀生的“雜耍把戲”演出外，集市、廟會和節日中常有雜伎演出，有的表演者是業餘的。有的表演不設舞台，邊走、邊演，故名“走會”。因武伎節目居多，又名“武會”。 常見的項目有鋼叉、 五虎棍、少林棍、 白蠟桿、扛子、 蹬石擔載人、舞獅、弄幡等（《北平風俗類征》下冊）。此外尚有雜戲與舞蹈相結合的節目，如旱船、高蹺、蓮簫、腰鼓、秧歌等（《北京走會圖》）。這類項目，也是民間體育活動。
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發展
明清時期全面繼承了古代傳統體育活動，除個別項目如球戲自清代起明顯衰落外，多數項目如武術、摔跤、冰嬉、圍棋、導引等均有發展與提高；雜伎、舞蹈至近代雖愈益成為獨立的文藝項目，但與體育仍然存在內容上的交叉與密切聯繫。清嘉慶以後，隨著清王朝的日益腐敗，中國的體育也逐漸衰落。縱觀歷史，明清兩代仍不失為中國古代民間體育的最盛時期。 (見彩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