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是201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大木康。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目錄,作者簡介,史學評議,
內容簡介
本書乃根據早在作者1991年發表於《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的特刊，書名為《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的研究》之基礎上重新加以補充和修改而成。由於大木康教授多年研究馮夢龍，由此關注到晚明文學的最大特點，即俗文學的隆盛。這背後既有精神背景又有物質背景，而後者與晚明出版業的發達有著直接關聯。從宋元以來留存的古籍數量來看，晚明出版的圖書並非循序漸進地增長，而是呈現為井噴式的激增，主要有別集·總集、叢書、八股選本、戲曲·小說等。其刻書性質可分為官刻、家刻、坊刻三種。雕版方面，刻書字型改為以直線條為主（日本稱之為“明朝體”）；裝訂方面，蝴蝶裝幾乎被線裝全面替代，出版效率因此大為提高。出版業的發達對晚明的社會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東林和復社等文人團體的活動結束後立即通過刻書傳布擴大其思想，從而形成輿論。李贄等“異端”思想也通過刻本的大量印刷得以迅速傳播，即使官方出面禁毀也無法真正杜絕。同時出現了陳繼儒這樣的“出版文化人”，他通過大量編書刻書，涉及琴棋書畫詩酒花茶等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士人雅趣得以大眾化。正是晚明出版業的勃興成為了其時文化繁榮的契機。
早期有關中國印刷出版史的研究，焦點多著重在印刷技術史與版本目錄的方面。至於印刷出版品涉及到與社會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方面，如書籍價格、閱讀群體、社會效應與識字率等課題問題，較少有研究者關注，研究成果也較少。現明清的印刷出版文化史似乎已成為明清文化史研究的熱點。大木康的著作研究著力於當時書籍的產生、流通過程本身諸問題，並運用了社會史的研究方法。整部著作體系完整，徵引文獻豐富。尤其是添加的附錄文章，話題有趣，頗具可讀性。可以說，大木康的《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是了解明代出版文化史的不可不讀的一本好書。
目錄
序言
第一章 明末江南書籍出版狀況
第一節 出版數量的增加
第二節 刻書地區的變化
第三節 刊刻形態的變化---官刻、家刻、坊刻
第二章 明末江南出版業隆盛的背景
第一節 技術的進步
第二節 原材料的供給與刻工
第三節 書籍的需求
第四節 書籍的價格
第三章 明末江南出版文化諸相
——初期大眾傳媒社會的成立
第一節 李卓吾思想的流行
第二節 華亭董家焚抄事件
第三節 東林和復社
第四節 明清交替時期的信息傳達
第四章 明末江南的出版人
第一節 陳繼儒
第二節 馮夢龍
第五章 《儒林外史》反映的出版活動
第一節 士人與出版
第二節 八股之士
第三節 詩文之士
第四節 再論八股之士
附錄
1．晚明出版文化的成就及其影響
2．明清時期書籍的流通
3．明末畫本的興盛及其背景
4．明清兩代的鈔本
跋
中文版後記
作者簡介
大木康(Oki Yasushi)，1959年出生於日本橫濱。東京大學文學博士。曾任廣島大學文學部副教授、東京大學文學部副教授，現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專攻中國明清文學、明清江南社會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國游里空間——明清秦淮妓女的世界》、《馮夢龍<山歌>研究》、《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明清文人的小品世界》、《冒襄和<影梅庵憶語>研究》等書，及其他相關論文多篇。
史學評議
明末江南出版文化值得研究
在中國，紙的創造（毋寧說是指作為書寫材料的紙的實用化）和印刷術的發明，作為新技術而受人矚目，更使得社會生活發生了巨變。紙的發明被認為是在公元二世紀初；雖然印刷術在十世紀以前就已誕生，但直到十世紀左右為了印刷書籍才開始真正實用化。有關紙的發明暫且不論。印刷術肇始於唐代、盛行於宋代，這種觀點如今已是常識，從以往中國印刷史的相關記述大致可見，人們對宋代的論述耗費了許多篇幅，而對宋以後的歷史，尤其是明清，只停留於比較簡單的陳述。
之所以產生如此傾向，存在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迄今為止，中國的印刷史都是僅僅作為技術發展史而被記述下來的。技術史家的著眼點在於某一技術被發明的某一時間點，對這之後的發展不太關注，這種情況似乎頗為普遍。另一個原因是，出於民族主義立場認為中國的印刷術，特別是活字印刷的發明先於約翰內斯·古登堡的發明。在迄今為止的中國印刷史中，中國的活字印刷被大書特書，仿佛輕重失去了平衡。但是，與能用二十六個字母表記的歐洲語言情況不同，印刷漢字文獻必須製作的活字難以數計，曾經的活字印刷未必是最佳方法。事實上，採用活字印刷的，常限於以宮廷為中心的部分富豪（在此意義上，由乾隆皇帝命名的“聚珍版”頗具象徵性）；相反，廉價的坊刻通俗書籍則是由木版印刷。這才符合當時的真實情形。
偏重於宋代印刷、重視活字印刷，以往的中國印刷史都是在這個框架內書寫而成。筆者出於上述理由對這些印刷史持有懷疑。當然，在年代更久遠、書籍文獻很珍貴這個意義上，同時也在美術價值上，我對宋版受珍視沒有異議。只是，如果從我們今日對圖書館的利用感受來看，偏重宋版的想法實有不妥之處。現在藏於世界各大圖書館的、常為我們查閱的中國圖書幾乎都出版於明代以後——其實大部分是明代後半期，說是嘉靖、萬曆以後的版本也不為過。這不僅對於任何以明代為對象進行研究的人來說是如此，即使是先秦文獻、唐代書籍，我們也幾乎都是依據明代以後的版本來閱讀的。另外，即使存在宋版，人們通常也不是觀看其實物，而是閱讀後世的覆刻本（也包括最近的影印本）。思考中國書籍的歷史時，認為在明朝的嘉靖、萬曆時期發生了某種巨大變化，這不是自然而然的嗎？
論述到此，我們已經可以預設一個反論。宋元版書籍之所以稀少，是由於宋元時代和現代在時間上的間隔巨大，在時間上距離越遠，留存的資料就越少。相反，明清與現代的時間間隔較小，留存的資料也就較多，是否真是這樣呢？晚明時期，以《三國演義》《水滸傳》為首的白話小說的出版數量顯著增多，皇皇巨作開始刊行，在當時白話小說的流行現象背後，是否整個出版業更為普遍地繁榮昌盛？出版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形而下的現象，它又是如何規定了明末以及此後社會、文化的走向的呢？就這樣，我從事起明末出版文化的整體研究。《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日本版於2004年由日本的研文出版刊行。而它最早發表則在1991年，當時我任教於廣島大學文學部，以《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第五十卷特輯號一)的單行本形式刊載了《明末江南における出版文化の研究》。我的本科畢業論文以及碩士論文都以明末蘇州文人馮夢龍為研究對象。馮夢龍和明末江南的出版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並編撰出版了洋洋大觀的書籍，因此我深切認識到要全面理解馮夢龍，就必須把握當時出版文化的總體狀況。這就是我寫作該論文的最初因緣。
我對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的研究，主要著力於探討當時書籍產生、流通過程本身的諸問題，嘗試從社會史的角度去尋找答案。這種思路的形成，與我的“書籍、出版對馮夢龍而言究竟為何物”這一研究的原始動機多少有些關聯。
近年來，中國明清時代的出版文化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有不少富有卓見的論著問世。或許拙著的“賞味期限”早已過期，為此我不免感到一絲惶恐；但如果這本書能受到中國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教、為將來中國的出版文化研究拋磚引玉，那么無疑會令我欣慰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