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京學術人物傳》是一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綜合性的人物傳記，融思想性、學術性、知識性於一體，是供廣大讀者使用的學術資料參考書。《明代南京學術人物傳》選錄範圍是，凡有明一代原籍南京，也包括寓居南京，學術上有所建樹，產生較大影響的知名學者，均在選錄之列。選錄的學術人物，包括思想家、科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教育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藏書家、地方文獻學家，等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原則，正確地為傳主立傳，實事求是，不溢美，不隱惡，不誇張附會。對所寫人物以記行、記事、記言為主，觀點寓於史實材料中。排列順序，依其生年先後排列；生年無考者，以在世年代先後為序。傳記中所敘事實，力求翔實可靠。凡記載有分歧的，或作必要的考證；或採擇一說；或存疑待考。
內容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內容簡介
《明代南京學術人物傳》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媒體推薦
序 徐美林
繼《清代南京學術人物傳》出版之後，《明代南京學術人物傳》即將出版。南京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周直教授囑余為序，事涉桑梓，敢不命筆。
在我國歷代封建王朝中，朱元璋所建立之政權，頗得史家稱道，孟森即云：“中國自三代以後，得國最正者，唯漢與明。匹夫起事，無憑藉威柄之嫌；為民除害，無預窺神器之意。”朱元璋於元順帝至正十六年（1356)攻占江寧，改稱應天府。1368年朱元璋政權建立，國號大明，年號洪武，以應天為南京，洪武十一年（1378）稱京師。這是歷史名城南京首次作為大一統政權之京城，前此建都南京的三國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均為偏安一隅之政權。明成祖朱棣於永樂十八年（1420）詔示天下，遷都北京，但南京作為明王朝首都也有數十年之久。其後，又復稱南京，作為明王朝留都，中央機構仍保留不動，唯官員人數略有減少，如六部缺左侍郎等，而國子監和科道官員齊備。直至明亡清興，南京改稱江寧府。由此可見，明朝與南京的關係極為重要。
朱明王朝自洪武元年（1368)至崇禎十七年（1644）甲申之變，有國二百七十六年，其後南明四帝又延續十八年之久。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起自草莽，深知社會弊端、小民困苦，建國之初，採取寬鬆政策，以恢復生產、穩定社會為政要，採取和實施發展生產、興隆文教、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種種措施，無論物質文明建設還是精神文明建設，都取得了很大成績。僅以南京地區而言，朱元璋建都之初，即徵調二十萬戶工匠，以二十一年工期構築了舉世聞名的南京城垣。明初，南京人口多達四十七萬三千餘，手工業者近二十萬，匠戶有四萬五千戶，占全國二十三萬戶五分之一。商業、手工業有了相當發展，三山門等城外瀕水之處還設立塌坊—貯存商品的倉庫，以利貿易。城內百貨有專賣街市，如弓箭在弓箭坊、木器在木匠營、顏料在顏料坊、錦繡在錦繡坊，等等。這些街市名稱，至今未變。當時東起大中橋，中經鎮淮橋，西至三山門，秦淮河兩岸商鋪林立，百貨紛陳。明人所繪《南都繁會圖卷》畫面上，有一百零九種店鋪招牌。市面如此繁榮，是與生產發展分不開的。江、浙兩省的漕糧占全國四分之三，糧食產量極豐；僅緞機即多達三萬張，可見南京紡織業之興盛。
明統治者於發展生產同時，又大力興辦文教。據《南雍志》所記，洪武十四年（1381），開始在雞明山陽建國子監，有正堂一座及支堂六座，每座支堂有屋十五間；學生所住號舍多至一千餘間；尚有日本、高麗、琉球、暹羅等國留學生專用宿舍；最多時學生有九千餘人，官師四十餘人（祭酒、司業、五經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簿、典籍等）；教授內容除四書五經、律令、書數、大誥以外，還有少數生員專習外國語；並設有歷事之法，類似今日之實習。規模之宏大、制度之完備，堪稱當時世界一流。除國子監外，南京還有府、縣學以及私人講授之書院，最著者有崇正書院、新泉書院等。同時，永樂遷都前，鄉、會試均在南京舉行；遷都後則為江蘇、安徽士人參加鄉試之所在。三年一次的鄉試，東南俊傑之士雲集南京，參加考試。在參加鄉試之餘，彼此以文會友，切磋學問。還有國外學者也來南京講學，如德國數學大師
克拉維斯（1537—1612）弟子、傳教士利瑪竇曾於萬曆十一年（1583)來我國傳教，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前六卷；又與李之藻合作，根據克拉維斯《實用算術概論》和程大位《算法統宗》編譯成《同文算指》。利瑪竇曾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來南京與福建泉州人、進步思想家李贄相晤，交流學術。由於來往文士極多，南京文風極盛，並且帶動了印刷業的繁榮，國子監中存有宋元以來江南各地板刻，多次刷印，稱為“南監本”。三山街一帶書坊極多，如世德堂、富春堂、繼志齋等所刻圖書行銷全國。總之，建國之初為京師、爾後為留都的南京，無論是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都呈現一派繁榮景象。
……
繼《清代南京學術人物傳》出版之後，《明代南京學術人物傳》即將出版。南京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周直教授囑余為序，事涉桑梓，敢不命筆。
在我國歷代封建王朝中，朱元璋所建立之政權，頗得史家稱道，孟森即云：“中國自三代以後，得國最正者，唯漢與明。匹夫起事，無憑藉威柄之嫌；為民除害，無預窺神器之意。”朱元璋於元順帝至正十六年（1356)攻占江寧，改稱應天府。1368年朱元璋政權建立，國號大明，年號洪武，以應天為南京，洪武十一年（1378）稱京師。這是歷史名城南京首次作為大一統政權之京城，前此建都南京的三國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均為偏安一隅之政權。明成祖朱棣於永樂十八年（1420）詔示天下，遷都北京，但南京作為明王朝首都也有數十年之久。其後，又復稱南京，作為明王朝留都，中央機構仍保留不動，唯官員人數略有減少，如六部缺左侍郎等，而國子監和科道官員齊備。直至明亡清興，南京改稱江寧府。由此可見，明朝與南京的關係極為重要。
朱明王朝自洪武元年（1368)至崇禎十七年（1644）甲申之變，有國二百七十六年，其後南明四帝又延續十八年之久。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起自草莽，深知社會弊端、小民困苦，建國之初，採取寬鬆政策，以恢復生產、穩定社會為政要，採取和實施發展生產、興隆文教、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種種措施，無論物質文明建設還是精神文明建設，都取得了很大成績。僅以南京地區而言，朱元璋建都之初，即徵調二十萬戶工匠，以二十一年工期構築了舉世聞名的南京城垣。明初，南京人口多達四十七萬三千餘，手工業者近二十萬，匠戶有四萬五千戶，占全國二十三萬戶五分之一。商業、手工業有了相當發展，三山門等城外瀕水之處還設立塌坊—貯存商品的倉庫，以利貿易。城內百貨有專賣街市，如弓箭在弓箭坊、木器在木匠營、顏料在顏料坊、錦繡在錦繡坊，等等。這些街市名稱，至今未變。當時東起大中橋，中經鎮淮橋，西至三山門，秦淮河兩岸商鋪林立，百貨紛陳。明人所繪《南都繁會圖卷》畫面上，有一百零九種店鋪招牌。市面如此繁榮，是與生產發展分不開的。江、浙兩省的漕糧占全國四分之三，糧食產量極豐；僅緞機即多達三萬張，可見南京紡織業之興盛。
明統治者於發展生產同時，又大力興辦文教。據《南雍志》所記，洪武十四年（1381），開始在雞明山陽建國子監，有正堂一座及支堂六座，每座支堂有屋十五間；學生所住號舍多至一千餘間；尚有日本、高麗、琉球、暹羅等國留學生專用宿舍；最多時學生有九千餘人，官師四十餘人（祭酒、司業、五經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簿、典籍等）；教授內容除四書五經、律令、書數、大誥以外，還有少數生員專習外國語；並設有歷事之法，類似今日之實習。規模之宏大、制度之完備，堪稱當時世界一流。除國子監外，南京還有府、縣學以及私人講授之書院，最著者有崇正書院、新泉書院等。同時，永樂遷都前，鄉、會試均在南京舉行；遷都後則為江蘇、安徽士人參加鄉試之所在。三年一次的鄉試，東南俊傑之士雲集南京，參加考試。在參加鄉試之餘，彼此以文會友，切磋學問。還有國外學者也來南京講學，如德國數學大師
克拉維斯（1537—1612）弟子、傳教士利瑪竇曾於萬曆十一年（1583)來我國傳教，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前六卷；又與李之藻合作，根據克拉維斯《實用算術概論》和程大位《算法統宗》編譯成《同文算指》。利瑪竇曾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來南京與福建泉州人、進步思想家李贄相晤，交流學術。由於來往文士極多，南京文風極盛，並且帶動了印刷業的繁榮，國子監中存有宋元以來江南各地板刻，多次刷印，稱為“南監本”。三山街一帶書坊極多，如世德堂、富春堂、繼志齋等所刻圖書行銷全國。總之，建國之初為京師、爾後為留都的南京，無論是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都呈現一派繁榮景象。
……
圖書目錄
●總序
●《明代南京學術人物傳》序
●凡例
●浙東兩大儒 修史金陵城
——宋濂、王禕傳略
●“渡江策士無雙 開國文臣第一
——劉基
●權高位重的勛臣 勉為其難的文人
——李善長
●天才絕特 變元開雅
——高啟
●“讀書種子”的血腥悲劇
——方孝孺的人生道路
●布衣詞臣 功鑄《大典》
——《永樂大典》都總裁陳濟
●台閣重臣 文壇巨擘
——楊士奇
●福兮禍兮“奪天手”
——明初才子、一代名臣解縉
……
●《明代南京學術人物傳》序
●凡例
●浙東兩大儒 修史金陵城
——宋濂、王禕傳略
●“渡江策士無雙 開國文臣第一
——劉基
●權高位重的勛臣 勉為其難的文人
——李善長
●天才絕特 變元開雅
——高啟
●“讀書種子”的血腥悲劇
——方孝孺的人生道路
●布衣詞臣 功鑄《大典》
——《永樂大典》都總裁陳濟
●台閣重臣 文壇巨擘
——楊士奇
●福兮禍兮“奪天手”
——明初才子、一代名臣解縉
……
文摘
隨著以徐達為首的朱元璋部在戰場上的節節勝利，朱元璋建立全國性政權的條件也基本成熟。李善長乃率領文臣謀士積極醞釀朱元璋南面登基的各項準備工作。在明朝國初規模的制定過程中，李善長擔當了主持者的重任，他秉承朱元璋意旨，率眾儒臣以儒家傳統思想為圭臬，制定出適時的規章典制。他們制禮訂樂，纂修典籍，頒定刑律，為國是定製殫精竭慮，這也從不同側面折射出了李善長深厚的學術思想。
國基未穩，李善長就與劉基裁定律令，以使朱元璋依此建立正常的統治秩序。朱元璋初下武昌時，即下令議定律令，至正二十七年(1367)冬十月命李善長為律令總裁官，劉基、楊憲等二十八人為議律官修訂律令。朱元璋鑒於唐宋都有成律斷獄，而元不仿古制，惟取便宜行事為標準，致使胥吏依違其間，滋生弊端，便諭之曰：“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著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為奸，非法意也。夫納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考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明史·刑法志一》)後朱元璋每次上西樓，都召諸臣賜坐，議論律令，李善長因之請法律務求寬簡，自大逆以外全予革除。十二月，書成，共為令一百四十五條，律二百八十五條。李善長稟朱元璋親自閱視，朱元璋恐百姓不能周知，又命大理卿周楨等人取所定律令，自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把民間所行之事分類編寫，訓釋其義，頒行郡縣，取名《律令直解》。朱元璋觀其書後非常高興地說：“吾民可以寡過矣。”(《明史·刑法志一》)劉惟謙則在以往律令基礎上起草《大明律》，每奏一篇，朱元璋即命書於牆上，親加裁酌。洪武七年(1374)二月成，篇目一準唐律，受唐律影響較大，這也體現了朱元璋“懲元縱弛之後，刑用重典”的指導思想。後朱元璋屢次下詔，對《大明律》加以厘定，至三十年“始申畫一之制”(《明史·刑法志一》)。
李善長在率領文武群臣奉表請朱元璋稱帝的同時，又親自製定朱元璋即位的各項禮儀。他還親自書寫“天下太平至，皇帝萬歲”作為儀仗的前導旗幟。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日，朱元璋上祀天地於南郊，即皇帝位。李善長領百官和都民耆老拜賀舞蹈呼萬歲。祀畢，明太祖詣太廟追尊四代祖父母、父母為皇帝、皇后，再祭告社稷。在奉天殿受賀後，李善長捧金冊玉璽立馬氏為皇后，世子標為太子，再分封諸王。這整個過程始終由李善長充當大禮使。
為教育皇太子，朱元璋又置東宮官署，以李善長為太子少師，並授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同時下令在宮中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置其中，延名儒教太子及諸王，選才俊之士充伴讀。他要求李善長等人要注重對太子的品德教育，用儒家思想加以正確引導，使之不受私慾蒙蔽。朱元璋認為：“蓋師者，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存國家天下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所以要求他們“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為本……卿等宜輔以實學”(《明實錄·太祖實錄》卷四十四)。李善長等乃反覆講授二帝三皇，相傳“心法”，申明正心治國之要。
洪武元年(1368)五月，太祖巡視汴梁，留李善長據守南京，其間大小事務皆由其按定規、據時勢自行處置。此後，朱元璋更把除軍事外的一切朝廷事務統歸李善長掌管。九月，李善長奏定六部官制，部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各有定品，分理庶務。十二月，定官民喪服之制。二年(1369)正月承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其他諸如制定三師朝賀東宮儀禮、功臣爵賞、榷設科賦、給恤死者等，事無巨細，悉由李善長行之。
李善長裁定典禮、刑賞、封拜之時，在帝國文化事業上亦頗有建樹。纂修《元史》可以說是洪武初文化建設的一件盛事。明太祖為懲“元雖亡，國事當記載。況史紀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之戒(《明實錄·太祖實錄》卷三九)，於洪武二年(1369)二月正式下詔，命李善長為監裁，宋濂、王柿為總裁，征山林逸士汪克寬等十六人開局於天界寺，以元《經世大典》、十三朝實錄等書為參考，並命各地蒐集有關故元人物傳記資料報送京師。八月書成，李善長奉《進{元史)表》，闡述著述意旨，發凡體例，宣稱“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爝火熄，率士生輝；迅雷鳴而眾響銷，鴻音斯播”。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李善長統率士人纂修《元史》意在樹立朱明王朝的正統地位，宣告新建立的明王朝是“天命”所歸，人心所向，以斷絕元朝殘餘勢力復辟故元之心和攘奪宣傳優勢，爭取眷顧舊元士人的歸附。從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出發，強調改朝換代的合理性，宣揚自己是“天命所歸”的正統政權及獲取多數士人的支持，無疑是明朝的當務之急，這也正如邱樹森所說：“明太祖朱元璋擔心殘元勢力捲土重來這是很自然的。於是發動一場元朝已亡，九州統一的輿論戰、心理戰和政治戰，實在是時局的需要，……”(邱樹森《關於(元史)修撰的幾個問題》，《賀蘭集》)洪武三年(1370)二月，朱元璋命續修《元史》，七月，書成。《元史》成書雖較草率，但綜觀之，仍大體上反映了有元一代的歷史狀況及治理得失，勾勒出了元朝作為中國歷史上頗具特點的一個階段的概貌。而且也基本上達到了客觀總結元朝滅亡的經驗教訓，並以之作為明朝施政借鑑的目的，以及通過徵召山林逸士參加修史，從而在較大程度上實現了朱元璋羈縻籠絡對新王朝尚處於觀望、敵視狀態的士人的政治意圖。
朱元璋初定天下，百廢待興，他首先想到要制禮訂樂，議定典章制度。他認為“禮義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明實錄·太祖實錄》卷六六)吳元年(1367)，朱元璋開律、禮、誥三局，征四方處士，令李善長領之分典共事。洪武元年(1368)，又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司定擬祀典，緒司乃歷敘沿革之由，酌定郊廟議以進。朱元璋還多次下令議禮，命李善長、宋濂等編輯成書，同時又詔郡縣舉高潔之士徐一夔等至京師同修禮書。洪武三年(1370)九月，李善長領制的《大明集禮》成，詔刊行之，是書準吉、凶、軍、賓、嘉五禮而益以冠服、儀仗等，其下各有具體數目。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明先聖之道無不備載，使吏民舉止有禮可依。朱元璋在位期間，共制禮書《祖訓錄》《孝慈錄》《存心錄》等多種。對於李善長等人的貢獻，查繼佐在其所著《罪惟錄》中說到：“諸大典制，皆基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稽定。”
國基未穩，李善長就與劉基裁定律令，以使朱元璋依此建立正常的統治秩序。朱元璋初下武昌時，即下令議定律令，至正二十七年(1367)冬十月命李善長為律令總裁官，劉基、楊憲等二十八人為議律官修訂律令。朱元璋鑒於唐宋都有成律斷獄，而元不仿古制，惟取便宜行事為標準，致使胥吏依違其間，滋生弊端，便諭之曰：“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著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為奸，非法意也。夫納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考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明史·刑法志一》)後朱元璋每次上西樓，都召諸臣賜坐，議論律令，李善長因之請法律務求寬簡，自大逆以外全予革除。十二月，書成，共為令一百四十五條，律二百八十五條。李善長稟朱元璋親自閱視，朱元璋恐百姓不能周知，又命大理卿周楨等人取所定律令，自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把民間所行之事分類編寫，訓釋其義，頒行郡縣，取名《律令直解》。朱元璋觀其書後非常高興地說：“吾民可以寡過矣。”(《明史·刑法志一》)劉惟謙則在以往律令基礎上起草《大明律》，每奏一篇，朱元璋即命書於牆上，親加裁酌。洪武七年(1374)二月成，篇目一準唐律，受唐律影響較大，這也體現了朱元璋“懲元縱弛之後，刑用重典”的指導思想。後朱元璋屢次下詔，對《大明律》加以厘定，至三十年“始申畫一之制”(《明史·刑法志一》)。
李善長在率領文武群臣奉表請朱元璋稱帝的同時，又親自製定朱元璋即位的各項禮儀。他還親自書寫“天下太平至，皇帝萬歲”作為儀仗的前導旗幟。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日，朱元璋上祀天地於南郊，即皇帝位。李善長領百官和都民耆老拜賀舞蹈呼萬歲。祀畢，明太祖詣太廟追尊四代祖父母、父母為皇帝、皇后，再祭告社稷。在奉天殿受賀後，李善長捧金冊玉璽立馬氏為皇后，世子標為太子，再分封諸王。這整個過程始終由李善長充當大禮使。
為教育皇太子，朱元璋又置東宮官署，以李善長為太子少師，並授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同時下令在宮中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置其中，延名儒教太子及諸王，選才俊之士充伴讀。他要求李善長等人要注重對太子的品德教育，用儒家思想加以正確引導，使之不受私慾蒙蔽。朱元璋認為：“蓋師者，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存國家天下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所以要求他們“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為本……卿等宜輔以實學”(《明實錄·太祖實錄》卷四十四)。李善長等乃反覆講授二帝三皇，相傳“心法”，申明正心治國之要。
洪武元年(1368)五月，太祖巡視汴梁，留李善長據守南京，其間大小事務皆由其按定規、據時勢自行處置。此後，朱元璋更把除軍事外的一切朝廷事務統歸李善長掌管。九月，李善長奏定六部官制，部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各有定品，分理庶務。十二月，定官民喪服之制。二年(1369)正月承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其他諸如制定三師朝賀東宮儀禮、功臣爵賞、榷設科賦、給恤死者等，事無巨細，悉由李善長行之。
李善長裁定典禮、刑賞、封拜之時，在帝國文化事業上亦頗有建樹。纂修《元史》可以說是洪武初文化建設的一件盛事。明太祖為懲“元雖亡，國事當記載。況史紀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之戒(《明實錄·太祖實錄》卷三九)，於洪武二年(1369)二月正式下詔，命李善長為監裁，宋濂、王柿為總裁，征山林逸士汪克寬等十六人開局於天界寺，以元《經世大典》、十三朝實錄等書為參考，並命各地蒐集有關故元人物傳記資料報送京師。八月書成，李善長奉《進{元史)表》，闡述著述意旨，發凡體例，宣稱“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爝火熄，率士生輝；迅雷鳴而眾響銷，鴻音斯播”。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李善長統率士人纂修《元史》意在樹立朱明王朝的正統地位，宣告新建立的明王朝是“天命”所歸，人心所向，以斷絕元朝殘餘勢力復辟故元之心和攘奪宣傳優勢，爭取眷顧舊元士人的歸附。從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出發，強調改朝換代的合理性，宣揚自己是“天命所歸”的正統政權及獲取多數士人的支持，無疑是明朝的當務之急，這也正如邱樹森所說：“明太祖朱元璋擔心殘元勢力捲土重來這是很自然的。於是發動一場元朝已亡，九州統一的輿論戰、心理戰和政治戰，實在是時局的需要，……”(邱樹森《關於(元史)修撰的幾個問題》，《賀蘭集》)洪武三年(1370)二月，朱元璋命續修《元史》，七月，書成。《元史》成書雖較草率，但綜觀之，仍大體上反映了有元一代的歷史狀況及治理得失，勾勒出了元朝作為中國歷史上頗具特點的一個階段的概貌。而且也基本上達到了客觀總結元朝滅亡的經驗教訓，並以之作為明朝施政借鑑的目的，以及通過徵召山林逸士參加修史，從而在較大程度上實現了朱元璋羈縻籠絡對新王朝尚處於觀望、敵視狀態的士人的政治意圖。
朱元璋初定天下，百廢待興，他首先想到要制禮訂樂，議定典章制度。他認為“禮義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明實錄·太祖實錄》卷六六)吳元年(1367)，朱元璋開律、禮、誥三局，征四方處士，令李善長領之分典共事。洪武元年(1368)，又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司定擬祀典，緒司乃歷敘沿革之由，酌定郊廟議以進。朱元璋還多次下令議禮，命李善長、宋濂等編輯成書，同時又詔郡縣舉高潔之士徐一夔等至京師同修禮書。洪武三年(1370)九月，李善長領制的《大明集禮》成，詔刊行之，是書準吉、凶、軍、賓、嘉五禮而益以冠服、儀仗等，其下各有具體數目。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明先聖之道無不備載，使吏民舉止有禮可依。朱元璋在位期間，共制禮書《祖訓錄》《孝慈錄》《存心錄》等多種。對於李善長等人的貢獻，查繼佐在其所著《罪惟錄》中說到：“諸大典制，皆基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稽定。”
序言
繼《清代南京學術人物傳》出版之後，《明代南京學術人物傳》即將出版。南京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周直教授囑余為序，事涉桑梓，敢不命筆。
在我國歷代封建王朝中，朱元璋所建立之政權，頗得史家稱道，孟森即云：“中國自三代以後，得國最正者，唯漢與明。匹夫起事，無憑藉威柄之嫌；為民除害，無預窺神器之意。”朱元璋於元順帝至正十六年（1356)攻占江寧，改稱應天府。1368年朱元璋政權建立，國號大明，年號洪武，以應天為南京，洪武十一年（1378）稱京師。這是歷史名城南京首次作為大一統政權之京城，前此建都南京的三國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均為偏安一隅之政權。明成祖朱棣於永樂十八年（1420）詔示天下，遷都北京，但南京作為明王朝首都也有數十年之久。其後，又復稱南京，作為明王朝留都，中央機構仍保留不動，唯官員人數略有減少，如六部缺左侍郎等，而國子監和科道官員齊備。直至明亡清興，南京改稱江寧府。由此可見，明朝與南京的關係極為重要。
朱明王朝自洪武元年（1368)至崇禎十七年（1644）甲申之變，有國二百七十六年，其後南明四帝又延續十八年之久。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起自草莽，深知社會弊端、小民困苦，建國之初，採取寬鬆政策，以恢復生產、穩定社會為政要，採取和實施發展生產、興隆文教、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種種措施，無論物質文明建設還是精神文明建設，都取得了很大成績。僅以南京地區而言，朱元璋建都之初，即徵調二十萬戶工匠，以二十一年工期構築了舉世聞名的南京城垣。明初，南京人口多達四十七萬三千餘，手工業者近二十萬，匠戶有四萬五千戶，占全國二十三萬戶五分之一。商業、手工業有了相當發展，三山門等城外瀕水之處還設立塌坊—貯存商品的倉庫，以利貿易。城內百貨有專賣街市，如弓箭在弓箭坊、木器在木匠營、顏料在顏料坊、錦繡在錦繡坊，等等。這些街市名稱，至今未變。當時東起大中橋，中經鎮淮橋，西至三山門，秦淮河兩岸商鋪林立，百貨紛陳。明人所繪《南都繁會圖卷》畫面上，有一百零九種店鋪招牌。市面如此繁榮，是與生產發展分不開的。江、浙兩省的漕糧占全國四分之三，糧食產量極豐；僅緞機即多達三萬張，可見南京紡織業之興盛。
明統治者於發展生產同時，又大力興辦文教。據《南雍志》所記，洪武十四年（1381），開始在雞明山陽建國子監，有正堂一座及支堂六座，每座支堂有屋十五間；學生所住號舍多至一千餘間；尚有日本、高麗、琉球、暹羅等國留學生專用宿舍；最多時學生有九千餘人，官師四十餘人（祭酒、司業、五經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簿、典籍等）；教授內容除四書五經、律令、書數、大誥以外，還有少數生員專習外國語；並設有歷事之法，類似今日之實習。規模之宏大、制度之完備，堪稱當時世界一流。除國子監外，南京還有府、縣學以及私人講授之書院，最著者有崇正書院、新泉書院等。同時，永樂遷都前，鄉、會試均在南京舉行；遷都後則為江蘇、安徽士人參加鄉試之所在。三年一次的鄉試，東南俊傑之士雲集南京，參加考試。在參加鄉試之餘，彼此以文會友，切磋學問。還有國外學者也來南京講學，如德國數學大師
克拉維斯（1537—1612）弟子、傳教士利瑪竇曾於萬曆十一年（1583)來我國傳教，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前六卷；又與李之藻合作，根據克拉維斯《實用算術概論》和程大位《算法統宗》編譯成《同文算指》。利瑪竇曾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來南京與福建泉州人、進步思想家李贄相晤，交流學術。由於來往文士極多，南京文風極盛，並且帶動了印刷業的繁榮，國子監中存有宋元以來江南各地板刻，多次刷印，稱為“南監本”。三山街一帶書坊極多，如世德堂、富春堂、繼志齋等所刻圖書行銷全國。總之，建國之初為京師、爾後為留都的南京，無論是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都呈現一派繁榮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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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歷代封建王朝中，朱元璋所建立之政權，頗得史家稱道，孟森即云：“中國自三代以後，得國最正者，唯漢與明。匹夫起事，無憑藉威柄之嫌；為民除害，無預窺神器之意。”朱元璋於元順帝至正十六年（1356)攻占江寧，改稱應天府。1368年朱元璋政權建立，國號大明，年號洪武，以應天為南京，洪武十一年（1378）稱京師。這是歷史名城南京首次作為大一統政權之京城，前此建都南京的三國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均為偏安一隅之政權。明成祖朱棣於永樂十八年（1420）詔示天下，遷都北京，但南京作為明王朝首都也有數十年之久。其後，又復稱南京，作為明王朝留都，中央機構仍保留不動，唯官員人數略有減少，如六部缺左侍郎等，而國子監和科道官員齊備。直至明亡清興，南京改稱江寧府。由此可見，明朝與南京的關係極為重要。
朱明王朝自洪武元年（1368)至崇禎十七年（1644）甲申之變，有國二百七十六年，其後南明四帝又延續十八年之久。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起自草莽，深知社會弊端、小民困苦，建國之初，採取寬鬆政策，以恢復生產、穩定社會為政要，採取和實施發展生產、興隆文教、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種種措施，無論物質文明建設還是精神文明建設，都取得了很大成績。僅以南京地區而言，朱元璋建都之初，即徵調二十萬戶工匠，以二十一年工期構築了舉世聞名的南京城垣。明初，南京人口多達四十七萬三千餘，手工業者近二十萬，匠戶有四萬五千戶，占全國二十三萬戶五分之一。商業、手工業有了相當發展，三山門等城外瀕水之處還設立塌坊—貯存商品的倉庫，以利貿易。城內百貨有專賣街市，如弓箭在弓箭坊、木器在木匠營、顏料在顏料坊、錦繡在錦繡坊，等等。這些街市名稱，至今未變。當時東起大中橋，中經鎮淮橋，西至三山門，秦淮河兩岸商鋪林立，百貨紛陳。明人所繪《南都繁會圖卷》畫面上，有一百零九種店鋪招牌。市面如此繁榮，是與生產發展分不開的。江、浙兩省的漕糧占全國四分之三，糧食產量極豐；僅緞機即多達三萬張，可見南京紡織業之興盛。
明統治者於發展生產同時，又大力興辦文教。據《南雍志》所記，洪武十四年（1381），開始在雞明山陽建國子監，有正堂一座及支堂六座，每座支堂有屋十五間；學生所住號舍多至一千餘間；尚有日本、高麗、琉球、暹羅等國留學生專用宿舍；最多時學生有九千餘人，官師四十餘人（祭酒、司業、五經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簿、典籍等）；教授內容除四書五經、律令、書數、大誥以外，還有少數生員專習外國語；並設有歷事之法，類似今日之實習。規模之宏大、制度之完備，堪稱當時世界一流。除國子監外，南京還有府、縣學以及私人講授之書院，最著者有崇正書院、新泉書院等。同時，永樂遷都前，鄉、會試均在南京舉行；遷都後則為江蘇、安徽士人參加鄉試之所在。三年一次的鄉試，東南俊傑之士雲集南京，參加考試。在參加鄉試之餘，彼此以文會友，切磋學問。還有國外學者也來南京講學，如德國數學大師
克拉維斯（1537—1612）弟子、傳教士利瑪竇曾於萬曆十一年（1583)來我國傳教，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前六卷；又與李之藻合作，根據克拉維斯《實用算術概論》和程大位《算法統宗》編譯成《同文算指》。利瑪竇曾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來南京與福建泉州人、進步思想家李贄相晤，交流學術。由於來往文士極多，南京文風極盛，並且帶動了印刷業的繁榮，國子監中存有宋元以來江南各地板刻，多次刷印，稱為“南監本”。三山街一帶書坊極多，如世德堂、富春堂、繼志齋等所刻圖書行銷全國。總之，建國之初為京師、爾後為留都的南京，無論是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都呈現一派繁榮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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