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賢（1888-1947），字竹如，派名樂道，湖北省黃陂縣人，陸軍中將。早年如湖北陸軍國小堂，後轉入廣西陸軍幹部學堂步兵科。後被公派留學日本，在東京入宏文學院，參加同盟會。辛亥武昌起義後，自日本留學歸來應召加入湖北新軍第三師補充隊，任排長、連長、中校參謀。
基本介紹
- 本名：方賢
- 字號：竹如
- 所處時代：民國
- 出生地：湖北省黃陂縣
個人簡介,生平事跡,少小從軍,日本留學,辛亥革命,陸大進修,軍閥混戰,參加北伐,討伐石友三,加入中央軍,抗戰八年,
個人簡介
南北議和後任北京國民政府陸軍部任中級官侯差員，再接任陸軍部第八師額外少校參謀。後進入陸大第五期學習，1919年畢業後進入皖系部隊。直皖戰爭後被馮玉祥收編，任第十一師四十三團團附（團長是韓復榘）。1924年10月25日西北軍組建國民軍總司令部，任第十一師參謀長。1925年5月任西北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1926年8月商震調任綏遠省都統，任綏遠都統署參謀處長，旋代理都統署參謀長。1927年7月，參加北伐，任北方國民革命軍左路總指揮部參謀長。1928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左路指揮部參謀長。1929年任山西軍事整理委員會教育處處長。1929年8月19日正式參加中國國民黨，黨證號為軍書字07378號。1931年方賢任三十二軍司令部總參議兼後方留守司令。1934年6月，調任南京任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總務廳第一處少將處長，主管人事工作。1937年3月1日到本部高參辦公室供職。1945年底退伍，返回湖北武昌定居。1947年8月3日去世，終年五十九歲。
生平事跡
少小從軍
方賢，字竹如，派名樂道，清末光緒十四年，農曆戊子年六月初九日（即公元1888年7月17日）出生於湖北省黃陂縣（即今武漢市黃陂區）方家集(現黃陂西鄉李家集鎮)。父親方永琳，在家務農。
晚清末年，內憂外患，積貧積弱，民不聊生。有志青年均憤然崛起，投身革命。當下時尚青年習武成風。方樂道決心投筆從戎先在武漢上陸軍國小，後改名方賢，少小離家遠奔廣西陸軍幹部學堂入步兵科，畢業後進學兵營見習，從此踏入戎馬征程。
日本留學
滿清皇族為挽救危局，被迫推行變法維新，大量選派留學生出洋留學，方賢為了出國深造，在幹部學堂十分勤學刻苦，入伍後見習亦兢兢業業，頗得好評，終被選送公派留學日本。雖是“公費”旅途盤纏少不了花錢。方氏家底不厚，是勉強賣掉兩斗薄田集資上路的，而方賢的胞弟和胞妹都未能出山念書，始終是在家務農，勞碌一生。
廿世紀初期湖廣總督張之洞治鄂，大力推行洋務運動，辦實業，建新學，練新兵，兩湖一帶雖處內陸，但革新求變之風在全國領先，湖北的留日學生也特別多，建有湖北同鄉會，大多數留日學生都參加了孫中山黃興領導的同盟會，革命風氣十分高漲。方賢在東京入宏文學院，參加同盟會。
辛亥革命
1911年辛亥首義，革命軍一舉光復武昌。 清廷派欽差大臣蔭昌及湖廣總督袁世凱 率重兵由京漢鐵路到漢企圖消滅革命軍。湖北軍政府於10月14日發布募軍告示：“凡往日具有軍事閱歷、軍人資格或留學東西各國者，均可即時來編練處報名……”，並於16日頒發諭令稱：“本府現已編成陸軍三鎮，並急招募新兵，戰守之計已定”。11月3日黃興到鄂，拜將于軍政府門前閱馬場，受命戰時總司令，在漢陽苦戰一月 ， 以接應各省之回響，但陽夏保衛戰出師不利，被迫退守武昌。北方清軍大兵壓境，形勢十分緊迫。
軍政府招募人才，興師北伐，方賢自日本留學歸來應召加入湖北新軍第三師補充隊。沒想到遇到了昔日在廣西陸軍幹校的同窗學友熊斌（湖北紅安人氏），原來熊自廣西陸軍幹部學校步兵科畢業後，任北洋新軍第二十鎮差遣委員，旋入東三省講武堂。武昌起義後，南下任湖北軍政府北伐第一軍參謀。從廣西畢業後，兩人在此重逢，相見甚歡。方在補充隊充任排、連長。1912年元月開始按北伐軍參謀部作戰計畫，布防於黃陂、孝感一帶，與北方清軍對陣，頑強抵抗。迫使清軍向廣水、信陽退卻，直到二月停戰議和，清帝退位、實現共和(注1)。方賢在戰鬥中身先士卒奮勇當先，頗得好評，不久即升任師部中校參謀。從方的履歷表（注2）可見，“介紹服務人”正是熊斌。
1912年初南北議和，孫中山先生辭去臨時大總統，由袁世凱接任，將國民政府遷都北京。是年4月，熊斌任北京國民政府參謀本部二局參謀（注3），不久方賢即前往北京國民政府陸軍部任中級官侯差員。再接任陸軍部第八師額外少校參謀。
陸大進修
陸軍大學的前身保定軍校1905年創立於河北保定，初名陸軍行營軍官學校，由段祺瑞氏辦理。第一期學員均來自北洋各鎮，第二期學員除北洋各鎮外並及湖北江蘇等省，第三期學員已遍及參與編練新軍之各省，1910年改名陸軍預備大學堂。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學員暫時解散，待民國成立後1912年4月重新入學，校址由保定遷至北京西直門內崇元觀。學校改善管理教育制度，定名為陸軍大學校，廢除外籍總教官，改設教育長，由國人充任，學校辦學始歸自主。陸大為中國培養了許多軍事人才，熊斌於陸大第四期畢業，方賢則於陸大第五期畢業。在陸大第五期同學中，湖北漢川的晏勛甫，晏道剛以及淅江黃岩的方策，都曾參加過辛亥革命。（注4）
軍閥混戰
1919年底方賢自陸大畢業時，正值皖系段祺瑞在北京掌權，招兵買馬，擴充皖系軍隊編制。於是加入皖軍，任安徽補充旅第一團團附。
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皖軍大敗，全軍覆沒。殘部被直系軍隊收編。
馮玉祥部原屬直系第十六混成旅，1920年7月打敗皖系。1921年月馮部奉命第二次入陝，打敗陝西督軍陳樹藩，所部改編為中央陸軍第十一師，馮升任師長兼陝西督軍。方賢所部被收編後任第十一師四十三團團附（團長是韓復榘）。
1922年馮玉祥調任河南省督軍，11月調任陸軍檢閱使，1923年，方賢任陸軍檢閱使署訓練總監部教育科科長。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馮部改編為直系討逆軍第三軍，10月23日馮於熱河省古北口率部倒戈，次日聯合胡景翼、孫岳等部發動“北京政變”推翻直系曹錕政權。馮、胡、孫各部改稱“中華民國國民軍”（簡稱“國民軍”）。次年元月4日馮出任“西北邊防督辦公署”行政長官，（簡稱“西北邊防督辦”）通電撤銷“國民軍”名義，所部相繼屯踞於翼、察、綏、甘諸地，通稱為西北軍。（注5）
1924年10月25日西北軍組建國民軍總司令部，馮玉祥任國民軍第一軍總司令兼軍長，下轄一、二、三以及第十一師。宋哲元任第十一師師長，方賢任第十一師參謀長。1925年5月熊斌任西北邊防督辦公署參謀長。方賢任西北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
1926年初，國內政局發生變化。吳佩孚盤據西湖，東山再起，與張作霖捐棄前嫌，重建盟約，並聯合晉系閻錫山與陝甘等地的地方軍閥，全力向馮玉祥國民軍進攻。1926年3月馮玉祥通電下野，赴前蘇聯訪問。國民軍與奉直聯軍在南口苦戰多日，失敗後全線往西北撤退。（注6）1926年8月商震調任綏遠省都統，方賢任綏遠都統署參謀處長，旋代理都統署參謀長。
方賢是西北軍派系，此後一直跟隨馮玉祥、宋哲元、商震等。任職主要是參謀長、總參議之類。
參加北伐
1924年1月孫中山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為推動國民革命、進行北伐準備了條件。1926年7月1 日廣東國民政府發布《北伐宣言》，國民革命軍以蔣介石為總司令正式出師北伐。
1926年9月馮玉祥從前蘇聯回國，接受廣州國民政府任命，就任國民政府委員及國民聯軍總司令，率全軍將士集體加入國民黨。9月17日，馮玉祥在綏遠省五原誓師，參加國民革命。
北伐軍出師不到半年，從珠江流域打到長江流域，聲震全國。1927年初國民政府由廣州遷到武漢，3月北伐軍占領南京、上海。與此同時，國民聯軍組建中、左、右、南、北、東六路軍，東出潼關發動援鄂入豫戰役，與南方來的北伐軍在中原會師。4月5日國民聯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馮玉祥任總司令。北路軍總指揮為宋哲元，副指揮是商震、鄭金聲。
1927年7月，商震任北方軍第一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兼左路軍總指揮。方賢任北方國民革命軍左路總指揮部參謀長，在河北一帶與北洋軍閥吳佩孚殘部及奉軍、直魯軍作戰，1928年6月攻抵京、津一帶。
1928年1月，蔣、馮、閻、李組成新北伐軍，蔣為第一集團軍，馮為第二集團軍、閻為第三集團軍，李宗仁為第四集團軍，聯合進行“二次北伐”，討伐奉系張作霖以及山東軍閥孫傳芳等。
按照蔣介石的部署，河北省以及京津地區的管轄權交給第三集團軍，1928年商震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前敵總指揮、河北省主席、河北“剿匪”總司令、平津衛戍總司令。方賢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左路指揮部參謀長，以及河北“剿匪”司令部參謀長、天津電話總局局長、直隸陸軍測量局局長。1928年12月北伐戰爭結束。蔣介石作為總司令初步實現了軍令政令的統一。也就在這年，方賢買下北京東四牌樓十條胡同二十六號的房屋，在北京定居。原配夫人育有一子一女，之後不久病故於此。
1929年方賢任山西軍事整理委員會教育處處長。（商震是山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廳廳長）
1929年8月19日方賢正式參加中國國民黨，黨證號為軍書字07378號。
1931年方賢任三十二軍司令部總參議兼後方留守司令。（商震為第三十二軍軍長）
1931年10月方賢與先母張淑瑛在北京結婚，母親是北京通州人氏，粗通文字，能寫家書。在家相夫教子勤儉持家，膝下育有二女一子。外公是北京有名的老中醫，生平一向樂善好施，對於窮人特別關照免費送藥，鄰居稱之“張善人”。家住崇文門外大石橋火神廟街3號。
討伐石友三
從1920年到1930年十年間，北洋軍閥各派系之間以及後來的蔣、馮、閻、桂各派之間展開大規模軍閥混戰，方賢作為職業軍人，以守土衛國，抗敵保家為己任，沒有政治野心，不願介入各派系之間的政治鬥爭，唯在1931年參加過討伐“倒戈將軍”漢奸石友三的戰役。
石友三，行伍出身，原是馮玉祥的護兵，追隨馮南征北戰、敢拼敢打，升遷很快，1925年秋，任第五軍軍長。但此人吃喝嫖賭、橫行霸道、亂殺無辜。特別是利慾薰心、毫無信義、反覆無常，他先追隨馮玉祥，馮蔣反目時，背馮投蔣，不久又叛蔣投閻，中原大戰後馮、閻失敗，蔣介石以華北軍政大權委於張學良，此時石友三又背叛閻錫山投張學良。1931年2月親赴瀋陽晉見張，表示投效。
但是不久之後，1931年5月，汪精衛、陳濟棠等在廣州開非常會議，決定另立國民政府，到順德串聯石友三反蔣，許以高官厚祿。石見有利可圖，便接受了汪、陳的任命以廣州“國民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團軍總司令”名義於7月20日出師伐張。其時，張學良已經截知其起事密電。24日南京國民政府免去石友三本兼各職，通令拿辦。張學良也以副總司令名義電致華北各將領譴責石友三，並且採取“誘敵深入、節節後退”策略吸引石部北上保定、進入了東北軍的包圍圈。此時方賢任三十二軍司令部總參議兼後方留守司令，參與指揮部署，配合東北軍在保定南大冉與石軍激戰三晝夜，石友三數萬人全軍土崩瓦解，落荒而逃。討伐石友三戰役取得全勝。
抗日戰爭開始後，石投靠日本人被改編為汪偽之“中央軍”，反共、屠殺抗日軍民，最終被其部下逮捕，於1940年12月被槍決。作惡多端，死有餘辜。
加入中央軍
1930年中原大戰之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基本上實現了全國統一，許多地方部隊包括西北軍、東北軍、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部都整編加入“中央軍”（非蔣嫡系）。1934年6月，方賢被調到南京任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總務廳第一處少將處長，主管人事工作。
先父方賢為人一向誠實本分。忠於職守，克己奉公；事必躬親，認真負責。當時國民黨部隊各級官長貪污腐敗成風，剋扣軍餉，吃空名，軍隊走私等事屢見不鮮，在其軍政中央機關也有反映。方賢對此類情形均秉公核查，認真處理。例如：1935年11月2日親擬的《簽呈》報告稱：
“竊查本部現在奉命減發經費，情形異常支絀。少將高級參謀楊廷溥顧問高爾登上校參謀鄭介民等三員從未到部服務，擬請開缺。又查少將高級參謀周磐、趙錦雯二員，及其他調赴行營服務各員本部薪水擬自十一月份起停支……是否有當，理合簽請
鑒核示遵。謹呈
委員長 蔣 職方賢”
如此認真秉公辦事難免得罪人，也不一定能討上級的好評。例如1937年2月方賢由參謀本部總務廳第一處少將處長調到本部任少將高參是平調、考績等第為“乙”，而接任的李健侯為第一處第一課上校課長，升任少將處長，考績等第則為“甲”。很明顯方賢是屬於“不會做官”的一類人。
抗戰八年
方賢在第一處任處長近三年，1937年3月1日到本部高參辦公室供職。當時參謀總長是程潛，參謀次長是熊斌、楊傑，主任高級參謀是張元祜。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全面抗戰開始，1938年1月參謀本部撤消，改設軍令部。徐永昌任部長，熊斌、林蔚任次長，張華甫任主任高級參謀。高級參謀的人選也有所調整和增加，由1937年的12人到1938年的19人，再到1939年的23人（方賢留任到1939年）（注7）
先父方賢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資歷頗深、軍事素養較高，可以算是一員“儒將”，但是窮其一生都未擔任高級指揮官，所以一般抗戰資料少見報導。其主要任職就是聯絡參議、總參議、參謀長之類。在抗戰時期也不乏看到他的一些活動身影：
其一 盧溝橋事變：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是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也是中國進行全面抗戰的開始。當時方賢在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任少將高參、駐鄭州。
中國方面當時蔣介石已經決心全力抗戰；而這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冀察綏靖公署主任、兼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正在天津千方百計地設法與新上任的“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商談妥協條件，幻想與日苟和。
7月9日，蔣介石令第二十六路軍孫連仲等部多個師團開赴石家莊、保定一帶應援，並將派兵北上的決定電告正在樂陵老家的宋哲元，要求其“速回保定指揮”。同時還電令在四川的何應欽即回南京主持抗戰工作。
宋哲元沒有遵命離鄉，當日回電蔣介石：“此間戰事業於今晨停息”，“華北部隊守土有責，自當努力應付當前現況。職決遵照鈞座‘不喪權、不失土’之意旨，誓與周旋”，宋哲元意在以談判求得和平解決。
10日，蔣介石再電告宋哲元：“守土應具決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應付。至談判，尤須防其奸狡之慣伎，務期不喪絲毫主權為原則”。同時又電令其“務望在此期間，從速構築預定之國防線工事，星夜趕築，如限完成為要”。
何應欽於7月10日返回南京，主持抗日軍事、政治日常工作。
經國民黨中央兩次電催，宋哲元方於11日離開樂陵；但宋並未返回華北軍政中心的北平或保定，而是去了天津，仍希圖與日軍進行求和的接觸。
何應欽得知宋哲元停留天津、無意回北平或赴保定，於12日晚以特急電催宋到保定指揮。蔣介石得知宋哲元滯留天津，一心與日軍談判求和而毫無抗戰準備，於13日致電宋哲元：“盧案必不能和平解決。無論我方允其任何條件，而對方的目的，則以冀察為不駐兵區域與區內組織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東。若不做到此步，則彼必得寸進尺，決無已時。中正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以保我國家和個人之人格”。並要求其“與中央共同一致，無論和戰，萬勿單獨進行”。
但宋哲元並未按政府的指示奉行，而且於13日夜下達命令：從14日起，解除北平戒嚴，釋放被捕日人，嚴禁與日人摩擦。並將此命令向日軍通報。14日，宋致電何應欽：“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當衝要，故先到津部署，俟稍有頭緒，即行赴保”。實際上拒絕了中央的命令，繼續留津與日軍進行妥協談判。何應欽曾不斷地提請宋在對日交涉中注意，指出日軍的和談是緩兵之計，待兵力集中後即會對第二十九軍發動進攻。
正在保定的參謀次長熊斌看到，中央電令執行受阻，抗命不遵，危在旦夕。當此危難之時他除派楊宣誠處長赴天津之外，又派出高參方賢赴津代表戰區司令部與宋直接聯繫，熊斌曾是方的入伍介紹人，對方特別了解和信任，深知方忠誠可靠而且留學日本、通曉日語，一則可以原原本本貫徹中央戰略意圖，再則必要時對日接觸談判也是一個幫手。方深感此行責任重大，由鄭州乘軍列日夜兼程奔赴天津。
方與宋在津密室緊急磋商，方提出當今形勢緊迫，日軍步步進逼，全國軍民抗日情緒高漲總裁已經明示要全力抗戰，望明軒兄當機立斷親赴保定坐鎮指揮。宋則認為當前敵強我弱、正面交鋒，勝負難料，一旦開戰，我軍裝備不如人必傷亡慘重，我部實力將受重創；況且和平努力尚未到絕望時期，如今開戰並非上策。方又提醒宋：最高當局希望二十九軍與中央保持一致，切勿表現出地方與中央之不同步調、以免被日本人分化瓦解利用。宋竟表示：你我都是西北軍馮玉祥部下，深知我們帶出這一支西北子弟兵談何容易？如今老蔣高調要抗日，他的嫡系部隊裝備精良不上，倒要我們這些雜牌軍首當其衝，這叫二十九軍上上下下的將士們如何好想？方為此行難以復命，面有難色，宋接著說：請竹如兄回去面見程、熊二位司令長官代為表示：余將奉委員長指示“不喪權”、“不失土”之原則誓與日方繼續周旋以求得和平解決為妥。——宋為了保存地方軍隊實力，仍遲遲不動。(注8)
15日下午6時，何應欽急電宋哲元：“日軍正在集中，……希圖將我二十九軍一網打盡。形勢顯然，最為可慮。望即確實注意，計畫應付為禱”，宋顯然對此不以為然。他在16日中午給何的回電中說：“茲奉電令各節，倘不幸而真成事實，則是現在已陷絕境，應請中央作第二步準備，以待非常之變也”
16日晚11時，蔣介石於廬山又密電宋哲元和副軍長秦德純，指出：“連日對方盛傳兄等已與日方簽訂協定，……已簽地方協定為局部解決之基礎”一語，並足證明，此基礎之外另有文章也。“務希兄等特別注意於此，今事決非如此已了。只要吾兄等能堅持到底，則成敗利鈍，中正願獨負其責也”。
中央如此警告，宋哲元竟仍不為所動，未做任何抵抗的軍事準備。
中國政府外交部就盧溝橋事變問題曾多次與日本駐華使節談判，期望由兩國政府直接交涉，以爭取在“不喪權、不失土”條件下和平解決。但日本予以拒絕。蔣介石還試圖通過第三國和國際外交活動阻止日本侵略。也沒有任何結果。
在此情況下，蔣介石於7月17日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指出：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蔣介石的講話，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
事實表明：幻想苟和是平津之戰迅速失敗的主要原因。
宋哲元於7月29日致電蔣介石請求處分。公開對盧溝橋事變及平津作戰表示自責：
“處置不當，實應受國家嚴重處分”。
宋哲元確實對平津作戰失敗負有責任。
其二 豫北抗戰：
在平津戰敗後原宋哲元所部幾個軍擴編為第一集團軍，沿平漢線向南向西且戰且退到豫北的黃河邊，司令部設在靠近山西的博愛。華北日軍第一軍司令部香月清司中將指揮的108師團是進攻黃河以北地區第一集團軍的主力。
這一次攻擊，108團可是準備十足。輝縣出發的108團主力步兵第25旅團配屬裝甲車和飛機大炮總兵力近萬人，由步兵第25團旅團長中野直三少將指揮，氣勢洶洶的直撲第一集團軍駐地博愛。
宋哲元認為：“這次進攻之敵兵力很大，應力求避免與敵決戰，以免部隊作無謂的犧牲。”副司令秦德純向前線各軍下達了向西逐次抵抗的命令。各部向西轉移的時候，部隊跑的都很快。大部分都爭先恐後地向西撤去，他反而跟在後頭髮號施令，造成了一個極不正常的混亂局面。當宋和他的總部人員乘火車從獲嘉縣西退時，如果不是鐵路與公路岔開，幾乎被敵人的裝甲車追上，當了俘虜。宋率領總部人員到達沁陽時，敵人已追至沁水對岸、宋急命手槍隊把一座木結構橋樑燒毀，敵人的裝甲車才沒能夠衝過來。
宋在獲嘉時因決定退往山西，為避免累贅，總部人員除留少數人隨宋行動外，大部分送往孟津過河去了。宋自己還是不走，非要在這裡吃飯不可，飯後又到河岸巡視一周。一直遲延到天黑，得悉總部人員都已安全渡過黃河，宋才說我們可以走了，當時他說：“在這種軍心不穩的時候，如果不是我走在後頭，各部分隊伍還不知道會拉到哪裡去呢。”
宋的部隊繼續連夜向西撤，黎明時到了濟源。停了一天，經封門口進入中條山，在王屋停留了幾天，敵人向西追來，在邵原鎮打了一仗，宋又命各部續向西撤。宋走到距垣曲縣不遠地一個小材莊，聽說北面的敵人已到聞喜，其裝甲部隊正向垣曲方向移運，未敢停留，即連夜越過公路，徑向西走，到了茅津渡。宋哲元這種行為讓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十分氣憤，宋哲元部把黃河以北的戰略要地丟了個乾淨，鄭州就直接暴露在日軍的攻擊目標之下了。頓時整個華北前線的氣氛緊張起來。
程潛司令長官命令河防部隊封鎖黃河渡口，沒有長官部的命令不得放一兵一卒過河。宋哲元部來到黃河邊，不料那裡的渡口已被南岸的部隊封鎖，傳達命令，所有北岸的部隊一律不準過河。宋不得已，乃命部隊折回東北山區，總部則回到黃河北岸的老鴉石。
宋的部隊給養十分困難，乃派吳錫祺過河接治給養的補給問題。吳以電話向鄭州司令長官程潛報告部隊行動情況，程命吳即到鄭州一談。吳到後，程說中央已調宋為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希望即日來鄭。
當時程看到宋在平津戰役作戰不力有錯誤，再加上韓復榘因在山東不戰而逃受軍法處置被槍決心有餘悸，還怕宋不肯來，於是又派高參方賢為代表，備了一列專車，命方、吳過河表示歡迎。方以司令長官聯絡參議身份代表程潛過黃河去接宋哲元來鄭州開會。宋和方同是西北軍將領，早在1924年西北軍組建國民軍總司令部時，馮玉祥任國民軍第一軍總司令兼軍長，下轄有第十一師，宋哲元任師長，方賢是師參謀長。宋對方信得過，隨即過河到了鄭州。（注9）
宋到鄭州後，第一集團軍的番號被撤銷，宋的部隊被削弱，蔣把他的軍隊拆散，最後又拿掉他的軍權，給了一個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的空頭銜。命馮治安以第十九軍團長的名義指揮七十七軍和石友三的六十九軍，在黃河北岸擔任游擊任務。這使宋意識到蔣對他是不懷好意的。他怕蔣有一天會找他的麻煩，說不定落得象韓復榘那樣下場，他說：“華北的事究竟是誰的責任呢，是不是完全由我們來負這個責？一個人，在台上的時候，誰都來恭維你，可是在你倒了楣的時候，那就會牆倒眾人推，甚至落井下石。”
方賢對抗戰初期平津戰役那一段情況很了解，知道宋的苦衷，勸慰宋不必太過慮，提醒他冀察政委會與日方接觸談判時，委員長曾表示：“連日對方盛傳兄等已與日方簽訂協定，……今事決非如此已了。只要吾兄等能堅持到底，則成敗利鈍，中正願獨負其責也”。方說最高當局並未將一切責任怪罪於宋，並且委員長在7月17日廬山談話會上講話時還強調說過：“……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我們還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經過方如此解釋，宋這才安心一點了。
當時中國軍隊派系複雜，內斗不斷，方作為“聯絡參議”遊走於各部隊高級將領之間斡旋協調厲害關係，實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三 西安辦事處：
方賢1941—1942年由軍訓部派駐西安辦事處，任主任。
辦事處設在原楊虎誠的公館裡，位置在城內西南的九府街附近，一個大院子進門是一幢二層樓房辦公用，後面兩排平房作為家眷住宿、廚房、以及衛兵、勤務兵住房。院內一角是防空洞入口。辦事處的職能是管理後備兵員的徵集、訓練、補充、校閱等事務，當時是國共合作時期八路軍在西安也有辦事處，在城內東北方向，相距不遠。方對於張、楊發動西安事變持同情支持態度，認為八路軍是共同抗日的友軍，在平日公務接觸中對八路軍辦事處給予了許多的方便。
在西安時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1942年陝西河南鬧旱災，關中平原赤地千里餓殍遍地，饑民流離失所，西安大街小巷沿街乞討十分悽慘。先父有感於民眾太苦，想做一點好事，將自家配給的麵粉節約下來一些，又在市場買一些加在一起做成乾糧饃，他自己穿上便服帶上副官、勤務兵，用兩輛黃包車拉著上街發放施捨。從辦事處出發經城隍廟、鼓樓快到鐘樓時大量饑民越聚越多，一擁而上出現爭搶，一時間秩序大亂。過後聽母親講，當時作者很小，還沒上學吵著要跟著去看，見此情形嚇得哇哇大哭起來。副官張鳳儀見勢不妙拔出手槍對天放了一槍，這才解圍，可是也引來了警察的盤問。本想作點好事，結果狼狽收場。作者被驚嚇發高燒病了兩天。為這事，母親還老是責怪父親。
其四 重慶壁山縣：
國民政府遷往陪都重慶時，軍訓部（即原訓練總監部，於1938年改為軍訓部）駐在壁山縣城關旁邊一處山溝里，1940年方賢任少將步兵監、1941年任中將部副（注10）（部長是白崇禧上將、次長是劉士毅、王俊中將）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
軍訓部組織系統下設有總務廳、會計處、人事處、各兵種兵監、各兵種學校、校閱處、軍學編譯處、軍事雜誌社等等。“部附”一職不是“副部長”，而官階級別與“次長”相同，大體上和現在行政領導機關的“調研員”類似，一般由“退居二線”的資深幹部充任，平時沒有多少事，只搞一些“臨時交辦事項”，也不一定天天去上班。
方賢是西北軍出身，非蔣嫡系，所以並未得到重用。而且對於蔣的獨裁、排除異己的作風也看不慣。平時喜歡穿便裝，不穿軍裝。但每周星期一“紀念周”開會是必須參加的，要軍容整齊，還要扣“風紀扣”，那時父親已經有些發胖，穿一身呢制服很不自在，每到這時就不高興，有時還發脾氣。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重用黃埔系“少壯派”軍官，積極準備打內戰，將一批非蔣嫡系資深的將官安排退役或轉為備役，方賢時年57歲，亦被“裁減”下來，於1945年底退伍，返回湖北武昌定居。
方賢的一生戎馬生涯，正值中國封建帝制解體、開創民主共和的過渡時期，社會劇烈動盪，身經無數戰役，積勞成疾。1946年以後身患心臟疾病，眼見內戰又起民不聊生，大江南北生靈塗炭。每念及此，常感嘆唏噓。1947年8月3日因心臟病復發救治無效，與世長辭，終年59歲。
後記
作者系方賢之幼子。1947年先父逝世時，作者只有9歲。由於抗戰八年，第三次國內戰爭三年，以及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先父遺物，蕩然無存。2003年元月以來，經過在湖北省檔案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以及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前清及民國歷史檔案，並參考中國近現代史文獻，結合母親臨終前的回憶、交代，對於先父的生平歷史資料蒐集、整理，形成此文，遺漏與不足之處，待修訂時再行修訂補充、更正。
値此辛亥百年紀念之際，緬懷父親生平事跡既是對先輩革命黨人的深切懷念，也是對我等後世子孫的激勵與鞭策，斯人已去心潮起伏，感是為記。
注釋
（注1）《湖北軍政府文獻資料彙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86年11月第一版
（注2）《軍官佐履歷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資料，（檔案號：七六七/82）
（注3）熊斌，《民國將領錄》辛平編著、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P.324。
（注4）《陸軍大學校同學錄》，湖北檔案館，檔號LSC1.15-90。P.26、P.29。宴勛甫，宴道剛，《民國將領錄》，（如前）P.252。
（注5）《中華民國時期軍政職官志》（上）郭卿友主編甘肅人民出版社P.401。
（注6）《西北軍將領》馬先陳主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P.72。
（注7）《民國職官年表》劉壽林等編，中華書局1995年8月第一版。P.476，P.477
（注8）《盧溝橋事變後中日高層決策》郭汝瑰 黃玉章 《炎黃春秋》2002年第七期
（注9）《抗日之快意恩仇》豫北風雲百四十六 歷史慣性 （網路版）
（注10）《軍訓部職官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號“七七二/140”
（2010年11月修正定稿）
方山愚
2010年11月感恩節 於武昌水果湖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