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方步舟
- 別名：原名項昇平，字充如
- 出生日期：1900
- 逝世日期：1990
- 信仰：中國共產黨
人物生平,人物評價,
人物生平
方步舟（1900～1990年），原名項昇平，字充如，又名向光如，湖北省大冶市金湖街道辦事處項谷文村人。民國16年（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歷任大冶縣立工業學校校長、大冶縣農民協會秘書、國民革命軍二十軍三師六團班長、中共陽大縣委組織部長、縣委書記、陽新縣委書記、鄂東特委組織部長、中共湘鄂贛省鄂東南道委書記兼軍區北路指揮部政治委員、中國工農紅軍十六師政治委員、師長、湘鄂贛軍區參謀長、湘鄂贛省委組織部長。
抗日戰爭時期，自任武（昌）鄂（城）陽（新）大（冶）邊區政府主席，歷任國民黨第五戰區第二縱隊游擊司令、第九戰區第八挺進隊司令、國民黨國防部綏靖總隊副總隊長兼第六大隊大隊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定為十八級國家幹部。歷任安徽省宣城農場副場長、南京市民政局副科長、青龍山農場生產科副科長兼農業科學研究所所長。
投身革命
方步舟民國3年（1914年）畢業於大冶縣立高級國小，民國9年畢業於縣立中學，民國14年畢業於湖北省外國語專門學校。民國15～16年曾從事工農運動。民國16年，由中共黃石港地方委員會農委書記李實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北伐軍賀龍部駐紮在黃石期間，以“東征討蔣”名義進行整軍擴軍。在周恩來的指導和中共黃石港地委的發動下，包括方步舟（時擔任大冶農協秘書）在內的700多名黃石地區革命民眾和青年知識分子參加了這支部隊。方步舟（參軍後改名為項昇平）等人被編入侯鏡如（黃埔一期生）為團長、李奇中（建國後曾任國務院參事室主任）為副團長的第6團，大冶農民自衛軍負責陳珍如為該團三營副營長，殷維建、費國勝任三營九連正副連長。地委領導李襄群（李實）、魏亮生等人都到賀龍部隊中任職，全都編入新組成二十軍教導團或第六團。
在鄂東南地區
1929年春，中共大冶中心縣委成立，方步舟任委員，至此鄂東南革命根據地初具規模。同時期鄂東南地區的紅軍武裝已發展有五百多人，三百多支槍，被編為鄂東南獨立師，方步舟兼任師長。
1930年中心縣委改為鄂東南特委，方步舟任委員。同年5月，方步舟隨何長工、吳致民、徐策等赴上海參加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
1931年4月，根據湘鄂贛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決議，為了加強邊區的武裝鬥爭，平（江）、修（水）、銅（鼓）分區，成立獨立紅一師；瀏（陽）、宜（豐）、萬（載）分區，成立獨立紅二師，鄂東南獨立師改名為獨立紅三師。同年 6月，方步舟改任中共鄂東南道（地）委書記，主持地方工作。
1933年3月，鄂東南道委根據上級指示，決定以湘鄂贛軍區紅軍獨立第三師為基礎，與贛北獨立師、河北指揮部合編為紅十七軍。8月1日，紅十七軍在湖北省通山縣黃石洞成立，軍長張濤，方步舟任政委，下轄第一、二、三師。1934年2月，受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路線的影響，經過鄂東南地區一系列戰鬥的十七軍，被縮編為紅三師第七團。
游擊戰爭初期
1934年，中共湘鄂贛省級機關及湘鄂贛革命根據地主力紅十六師1000 餘人在奉新龍門山區,因陷國民黨軍重圍而遭受慘痛損失，師長高永生犧牲，史稱“六七月事件”。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也宣告失敗，比中央根據地早三個月進入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時期。
同年8月，在參加完省委緊急會議後，擔任省委巡視員的方步舟受省委指派，到詠生縣和鄂東南聯繫分散的紅軍地方武裝。他在詠生縣找到譚鳳鳴率領的獨立營後，與譚率部到鄂東南與紅3 師第7 團餘部取得聯繫，並把獨立營併入第7 團，隨後又與省軍區參謀長嚴圖閣所率的部隊在冷水坪會師，總計部隊800餘人。9月上旬，省委副書記傅秋濤所率的7人短槍隊趕到，向他們傳達了省委 8 月緊急會議的精神和關於恢復紅16 師的決議及計畫。他們一起研究後決定部隊邊打仗，邊擴大隊伍，返回黃金洞地區。傅秋濤、嚴圖閣、方步舟等旋即率這支部隊南下，由通山向崇陽、臨湘、平江方向挺進。部隊在經過平江的伍公市、新牆、新市街、南江橋等地時，搗毀了許多國民黨區、鄉政府，連續打了幾個小勝仗，其中擊潰了敵新 7 旅一部，在南江橋殲敵駐軍 1 個排，俘敵七八十人，繳槍百餘支和大批物資，並在沿途動員了許多民眾參軍，部隊擴大到 1100 餘人。
1934年11月，鄂東南道委正式宣布恢復紅十六師，部隊共1200餘人，由徐彥剛任師長，方步舟任師政治委員，魏平任副師長，譚鳳鳴任師參謀長，袁洪國任師政治部主任，石成富任第 46 團團長，梅子益任副團長。同時，師下還轄1 個特務營，張玉清任營長。該月末，在崇陽、通城之間的老虎洞、老鴉尖與國民黨軍的遭遇戰中，省委書記陳壽昌負傷犧牲，部隊減員至700餘人，由方步舟、譚鳳鳴率領到崇陽金塘休整。
1934 年底，國民黨軍為集中兵力“追剿”中央紅軍和紅 2、6 軍團，不得不暫時放鬆對湘鄂贛邊游擊區的“清剿”，將駐紮於這一地區的第 26、第 50 師調往湘黔邊境，同時其第 33 師也被北調至湖北陽新、大冶，這樣湘鄂贛邊游擊區的敵情頓時緩解。湘鄂贛省委雖因電台損壞無法與中央取得聯繫，不明其中緣由，但明顯感到敵人兵力的減少和“清剿”次數的減少。於是，省委抓住這一有利時機，猛烈擴紅， 12 月，紅 16 師又發展至 1200 餘人。
1935 年初，湘鄂贛省委繼年前 1 個多月的擴紅運動後，又提出“一二三月擴紅戰鬥計畫”，號召最好的黨員、最好的幹部到紅軍中去掌握部隊，並在前線和後方開展殺敵、擴紅競賽，提出“前線消滅兩團敵人，後方動員兩團新兵”、“前方飛兵前進，後方跑步擴軍”的口號。地方幹部積極開展擴紅工作，游擊區民眾踴躍參軍，出現了許多母送子、妻送夫加入紅軍的動人事跡，游擊區內再度掀起了擴紅運動的高潮，在 1935 年的頭 3 個月裡，僅西北的修通等縣就擴紅 700 餘人，東南的平江、瀏陽、長沙、詠生、宜萍、萬載、修水、銅鼓 8縣擴紅 1200 餘人，使紅 16 師擴大到 2500 人，1400 支槍。擴紅運動的深入開展，推動了紅 16 師的發展壯大，先是該師進入湘鄂贛的藥姑大山後，於 4 月收編了廖海清帶領的一支約有三四百人的綠林武裝，並以該部為基幹，編成紅 16 師第 48 團，由廖海清任團長，趙改中任政委。繼而，在省委提出擴紅的“紅五月衝鋒計畫”後不到兩個月，全游擊區又動員了 2500 餘人加入紅 16 師。於是，6 月下旬在平江縣小水嶺又成立了紅 16師第 47 團。至此，紅 16 師 3 個團建制全部恢復。徐彥剛任師長，方步舟任師政委，魏平任副師長兼第 46 團團長，譚鳳鳴任師參謀長兼第 48 團團長，鐘期光任師政治部主任；趙改中任第 46 團政委；錢林往第 47 團團長，曹茂柏任團政委；袁洪國任第 48 團政委。全師發展到 5000 餘人。
同時期紅十六師也頻頻對敵出擊，1935年元旦，敵軍第五十師戴岳部的一個團，由修水的廬坊向大源開進。紅十六師得到情報後。在修水與崇陽交界的大源附近伏擊敵人，繳獲敵軍重機槍四挺，步槍300餘支，彈藥一部分，俘敵200餘人。大源之戰不久，紅十六師又打敗了敵軍一零五師一部分東北軍張學良的部隊，其中一個偵察連全部被紅軍俘虜。事後第三天，紅十六師又襲擊了敵軍一零五師的一個營，俘敵400餘人，繳獲輕機槍36挺，步槍200餘支。4月，紅十六師在虹橋設伏殲滅敵軍第十九師成鐵俠旅兩 個團，俘其 500 餘人，繳槍 400 余支。
麥市突圍
1935年6月，敵軍調動進攻江西的湯恩伯、樊松甫等主力部隊，配合駐在湖南的長沙、平江、瀏陽，江西的萬載、銅鼓、修水；湖北的通城、崇陽等縣的敵人，向湘鄂贛邊蘇區的紅十六師進攻。進攻的重點集中在南江橋、鐘坪一帶。四周形成了大小數十道包圍圈，建立了數不清的碉堡群。敵人的總兵力大於紅十六師數十倍，他們企圖在此次“圍剿”中一舉全殲紅十六師。面對這突如其來的險惡形勢，紅十六師領導制定了應急的兩個突圍方案：第一個方案是，由鐘坪、南江橋出發，經過修水突圍，開到修（水）銅（鼓）宜（春）奉（新）邊，打下幾個縣，開闢一個蘇區，呆個把月，靜觀形勢變化，能立足就堅持下去，如情況實在嚴重，就沿羅霄山脈暫時開到湘贛邊，以至到中央老蘇區，然後視情況再打回湘鄂贛邊來。第二個方案是，由通城到崇陽，從通山、陽新、鄂城過長江，到鄂豫皖的大別山。如果在湖北不能突圍過長江，就改由湖北到修水、永修、瑞昌、德安。
7 月中旬，按第一個突圍方案，紅 十六 師掩護著省級機關及由省保衛大隊、詠生縣區幹部和家屬組成的特務團共三四千人馬向修水方向突圍，部隊進至修水渣津西北一線時，遭到敵火力的嚴密封鎖，在遭受很大傷亡後，一道碉堡封鎖線也沒有突破。當夜，紅 十六 師折回白沙橋。途中，又同敵軍第 四 師激戰了四五個小時，紅十六師雖給第四師以嚴重殺傷，自己亦傷亡 300 餘人，被迫撤出戰鬥。
從修水方向突圍不成，省委、省軍區遂決定採用第二方案，率領部隊於7 月 16 日夜改向西行，越過幕阜山，再由天岳關北行進入通城的盤石、雲溪地區，在此地將 300 多名傷員分散安置在民眾家裡後，決定分 3 路由通城的麥市突圍，通過麥市河，向崇陽方向進擊。按照部署，徐彥剛、明安樓率領第 46 團為中路；嚴圖閣、劉玉堂率領紅 47 團為右路；方步舟、魏平和鐘期光率領紅 48 團為左路；傅秋濤率領省級機關和保衛大隊組成的特務團隨中路跟進。黎明前，中路、左路順利渡過麥市河，而傅秋濤部在途中休息時，由於疲倦耽誤了時間，沒有跟上中路的行動，待趕至麥市河邊時，天已大亮，敵人用機槍封鎖了河面，無法過去，右路第 47 團和左路第 48 團的 1 個後衛連也未能突過河去。
傅秋濤率領的特務團在麥市河突圍不成，即返回通城雲溪白石嶺，在這裡與第 47 團和第 48 團後衛連會合，幾部加在一起共有 1700 餘人。這時，國民黨軍發覺紅 16 師仍有一大部分沒有突過麥市河，立即以 1 個師從白沙嶺追來，以 1 個師從天岳關前來堵擊。傅秋濤率部從三眼橋、燕岩之間乘夜息聲悄步地穿過敵六七個土圍子和碉堡，在雷家灘渡過一條河後，終於突出敵圍，安然返回黃金洞地區。
徐彥剛、方步舟等率領的中路、左路部隊渡過麥市河後，因不見右路和特務團過河，加之敵人以主要兵力迫擊未過河的紅 16 師部隊，他們未遇大股敵人的追擊，便在通城與崇陽交界地帶等候右路和特務團。五六天后，敵軍數路人馬包圍過來，徐彥剛遂率部隊向陽新方向轉移。部隊進至陽新太子廟後，在下一步向何處行動的問題上徐彥剛與方步舟發生意見分歧。方步舟主張從陽新黃顙口橫渡長江，取道黃梅、薪春到大別山去；徐彥剛則認為紅 16師是湘鄂贛游擊區的主力紅軍，不能離開湘鄂贛游擊區，主張從黃顆口沿長江而下，經瑞昌碼頭鎮，到靖安、奉新一帶開闢新的游擊區。多數指揮員贊同徐彥剛的意見。於是，部隊在太子廟稍作休整後，以紅 46 團組成先頭部隊，由徐彥剛率領，紅 48 團和師機關組成後續部隊，由方步舟率領，兩部先後由太子廟向黃穎口開進。徐彥剛卒 46 團到黃顙口後，找到一些船隻，即乘船順流而下，並擬登岸後，再由這些船返回運載師部和第 48 團。然而，當方步舟率師部和第 48 團趕至黃顙口時，船隻尚未返回，追兵已近，方步舟只好率部返回太子廟，並擬經鳳凰山向黃金洞靠攏。在途經鳳凰山的鳳凰寺時，遭敵堵擊，後面敵人又揮兵追上，在敵前後夾擊下，師部和第 48 團指戰員雖奮勇衝殺，但終因寡不敵眾，部隊大部傷亡，只有方步舟、鐘期光、魏平等十餘人突自至大冶龍角山隱蔽起來，方步舟被認為在突圍過程中指揮失誤而因此降為師參謀長，爾後至 11 月，這支部隊餘部歷經艱險，輾轉返回黃金洞地區。徐彥剛率領紅 46 團從黃顙口順江而下後又等待了紅48團幾日，遭到國民黨軍圍攻，部隊潰散。徐彥剛受傷後被歹徒殺死，全團僅存六七十人由明安樓率領於 10月返回黃金洞地區。
西安事變
麥市突圍後，紅十六師又數次出擊，均遭慘痛失敗，最後僅剩七、八十人，這時湘鄂贛省委才痛定思痛，開始逐步轉變鬥爭策略，開展廣泛的民眾性的游擊鬥爭，經過一年左右時間，形勢有所恢復。
“兩廣事變”發生後，1936年7 月初，方步舟、劉玉堂率領游擊隊從省委、省軍區駐地辜家洞出發，深入敵後作戰，取得了一定勝利。於是省委、省軍區於 7 月底決定再次復建紅 16 師。重建的 16 師沒設團的編制，只轄 3 個營和 1 個偵察大隊，另有師部直屬的 1個重機槍連和 1 個通信排。全師約 700 餘人。方步舟任師長，劉王堂任政委，譚鳳鳴任參謀長，黃加高任政治部主任。經過幾個月的深入敵後作戰，紅16師擊潰敵人8 個團，游擊區再一次度過艱難的歲月，麥市突圍後的被動局面得到了改變，以平瀏為中心的湘鄂贛邊游擊區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紅 16 師和各地區獨立營、游擊隊亦更加壯大。
1936 年 12 月中旬，第三次深入敵後的紅 16 師返回通城地區後，從民眾口中得知通城、崇陽一帶敵兵力空虛，方步舟遂派人去通城偵察，去人帶回了從國民黨報紙上得知的“西安事變”發生的訊息。方步舟當即寫信給省委書記傅秋濤，建議省委乘機出山，前往鄂東南與紅 16 師會合，以領導開展游擊戰爭的新局面。接到方步舟信後的傅秋濤，經省委會議談論後，立即決定前往鄂東南於紅16師會和。
但此時國民黨軍一面與陝北和談，一面繼續在南方加緊進行對紅軍的清剿活動，玩弄兩面手法。對於國民黨軍重新調集重兵“清剿”湘鄂贛游擊區，方步舟率領的紅 16師亦全然不曉。為同省委會師，全師轉戰於鄂東南的大冶、鄂城、崇陽、鹹寧、通山之間。1937 年 1 月，方步舟率紅 16 師由通城白虎橋轉往大幕山時，行至通山梅州市梅縣區與新調來的國民黨軍新 8 師 1 個團遭遇。交戰中，由於敵強我弱，紅 16 師受到不少損失，遂撤出戰鬥。與省委回合後，傅秋濤責怪方步舟不該錯判形勢以及指揮戰鬥失利，並決定撤銷其紅16師師長一職。方步舟不服，與傅秋濤展開爭論，因而受到集中批判並被開除黨籍。
適值此時，方步舟身懷六甲的妻子在反清剿戰鬥中由於腿部受傷，被國民黨軍俘獲。敵軍送信給方步舟，威脅若不投降便中斷治療，在這種情況下，方步舟終於經受不住考驗，於1937年3月21日隻身攜槍離隊，5天后在龍港向國民黨軍第121師投降，成為了可恥的叛徒。
變節後經歷
變節之後的方步舟雖向國民黨軍要求不做有害我軍的事情，但實際上他的行動仍給我軍造成了不小損失。由於向國民黨軍透露了紅十六師預定的行軍路線，紅軍再次遭到敵軍圍攻，僅剩200餘人。受其叛變影響，湘鄂贛游擊區活動再次陷入低潮，紅16師代師長馮育雲、湘鄂贛軍區參謀長張玉清、紅16師政治部主任方天寶、東北軍分區司令員聶海如、東北特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趙龍、東北特委組織部長黎荷村、少共書記王佛生，全都叛變投敵，給當地我黨組織造成了巨大損失。
方步舟投奔國民黨後，出任國民黨武漢行轅參議。1938年，日本侵略軍占領南京並進行大屠殺後，沿江西進，進逼武漢。他再次回到鄂東南重整舊部，組織抗日游擊隊，稱“方部”。後為國民黨軍隊收編，任國民黨鄂南第八游擊縱隊司令、綏靖總隊司令等職。武漢保衛戰時，被部署在長江北岸，因拒絕調往湖南衡陽整訓，辭去司令職務，回家鄉抗日，不到數月發展到人槍1000餘，下轄三個支隊。1939年曾與共產黨談判將其所部改編為八路軍或新四軍，未果。
在鄂南地區對日軍的數年游擊作戰期間，方步舟部頗有斬獲。與新四軍地方武裝也發生過零星衝突，曾在武昌湖泗區包圍襲擊新四軍梁湖游擊大隊，游擊大隊大部分被打散。
1943年，方步舟因保護其內部的中共地下黨員，被國民黨九戰區以“縱匪殃民”罪被捕入獄。1948被保釋出獄後在漢口做煤炭生意。
四明山起義
1947年冬，方步舟的同鄉兼同學國民黨國防部綏靖總隊長劉培初，深知方有軍事才能，便多次上門拉方當其副手，於是被任命為綏靖總隊副總隊長兼第六大隊大隊長。次年方步舟與中共沔陽縣委書記陳秀山取得聯繫，被命令繼續留在武漢做秘密工作。
1949年2月，方步舟奉令率部從武漢調防浙江鄞縣護衛蔣介石。其實早在開拔之前，經中共江漢地委城工部的策動，方步舟已準備待機起義。在調防後，他也曾數次派人尋找共產黨，積極準備起義。但其動向被其手下人向劉培初告密。劉培初知悉欲拘捕方步舟，方步舟乃於4月23日毅然率800餘人(整編時為650餘人)在浙江寧波望春橋起義，後抵達東部四明山烏岩村（鄞西石嶺村）攜重機槍1挺，輕機槍24挺，步槍240支，卡賓槍24支，短槍35支，擲彈筒3隻（浙東縱隊根據地）。 幾天后，四明工委書記陳布衣，四明工委委員、宣傳部長薛駒親率四明主力部隊來到了烏岩村（今愛中鄉政府所在地），借該村一廟宇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大會，當地民眾送酒送肉，熱情犒勞起義官兵。會上，四明工委授予方部以“光明部隊”的番號。 此後，“光明部隊”配合縣中隊，打下了鄞西最後一個蔣軍據點黃古林，並參加了解放樟村、梁弄、上虞等地的戰鬥。紹興解放後，該部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2軍64師191團。
此時接管方步舟反正的王建安、譚啟龍七兵團覺得不好處理，便將方步舟送到南京第三野戰軍司令部來。“全國解放後，，改名為向光如，任安徽省宣成農場副場長、南京青龍山林場副科長等職。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拘捕入獄。1982年12月改為離休，1990年3月在南京逝世。
方步舟著有《紅十六師歷史》、《鄂東南革命鬥爭史》、《抗日戰爭史》、《讀書筆記》、《方步舟詩詞》、《愚公評紅》、《方步舟自傳》。
人物評價
方步舟其人經歷複雜，他既為中共黨的事業做過貢獻，又背叛了中共；投靠了國民黨，卻又率部起義。
對此，安徽省軍區原副司令員阮賢榜少將在《憶鄂東南土地革命鬥爭史實》說：“鄂東南蘇區創始人之一方步舟叛變投敵了。他在創建鄂東南蘇區的革命鬥爭中是有重大貢獻的，他軍政、文武雙全，當時在民眾和紅軍中有很高的威信。此人1936年（應為1937年）叛變投敵，1949年又率部隊起義回到人民的懷抱。”
鐘期光上將回憶說：“方步舟是大冶人，和徐彥剛共同指揮了虹橋戰役，在‘八·一’南昌起義中當過士兵，後來對開闢和發展鄂東蘇區有過貢獻。當過鄂東南道委書記，會打游擊戰，但以後在1937年逃跑叛變，當了國民黨第八游擊縱隊司令。解放戰爭時，他在浙東四明山率人槍各千餘舉行起義，由王建安、譚啟龍同志的七兵團接管。他門覺得不好處理，以後將他送到南京三野司令部來。
蔣經國自述：“……我當下對他說：你要特別小心，方步舟（劉的副手）一定有問題。劉先生極力為方辯護，說我多疑。我從他的辦公室出來時，方步舟穿一件長棉袍，頭上戴一個鴨舌帽，低著頭，眯著眼坐在火盆邊，原來他在外邊偷聽。他是鄂南紅軍的師長，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春不能立足，便投降過來，和劉先生是小同鄉，劉先生對他很佩服，請他當副總隊長。我因為信任老明友，沒有把這種情形告訴經國和俞濟時兩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