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門日報

新石門日報

1947年11月18日,《新石門日報》創刊,當日出套紅四版,歡慶解放。《新石門日報》社與新華通訊社石門分社合署辦公。社務委員會由陳道、週遊、何紀榮、石虹等5人組成。週遊兼新華通訊社石門分社社長。1948年1月1日,石門市正式改稱石家莊市,中共石家莊市委機關報《新石門日報》隨之更名為《石家莊日報》。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新石門日報
  • 成立時間:1947年11月18日
  • 辦公地點:新華通訊社石門分社合署辦公
  • 改名時間:1948年1月1日
背景,內容,

背景

革命戰爭年代,我們的前輩為民族獨立和人民的解放事業拋頭顱灑熱血。一邊拿起槍桿子,一邊拿起筆桿子,在艱苦環境中克服重重困難,利用簡陋的印刷設備、粗糙的自製紙張,出版發行過大量的報紙,積極有效地宣傳了黨的政策與主張,這些報紙中有的是石印,有的是鉛印,有的是油印。時過經年,這些早已定格在歷史長河中的革命文獻遺存,經歷了戰火洗禮,經歷了滄海桑田,還會有多少尚存於世間? 日前筆者有幸在朋友處見到一套1947年創刊的《新石門日報》合訂本,從1947年11月18日到1947年12月31日,計44期,分別用邊區草紙、粉連紙印刷,四開四版,創刊號為套紅印製。新石門市即現在的石家莊市,之所以叫“新石門市”是區別於舊政權時期的“石門市”,這也是關內解放的第一座城市。朋此合訂本是5年前在湖北連藏會上拍回來的,賣主是北京一個藏家。據聞,原主人為文化界的一位老前輩。老人過世後,子女覺得這些髒乎乎的老報紙礙眼就處理掉了,其實,在民間所藏諸多革命歷史文獻何嘗不是如此命運呢?
報紙自清末民初始已有百餘年歷史。一般講在圖書檔案部門館藏報紙大致是以國統區與解放區分類的。翻看館藏書目你會發現,國統區報紙在每個館藏記錄中都相對完整,有的從創刊到終刊,有的從第一年到後十幾年,大都存之有序。但再來看解放區根據地出版的報紙就不那么令人樂觀了,不是缺頭少尾就是僅存十份八份,有的甚至是館藏空白。原因顯而易見,在戎馬倥傯、滿目硝煙的歲月里,革命根據地環境條件備受制約,印刷技術簡陋,報紙數量、質量都難以得到保證,再加上這些報紙當時是作為黨內和軍隊“機密材料,不得外傳”的,敵人進犯解放區時大肆收繳毀壞,再就是我軍在戰略轉移時,為避免把行蹤與信息暴露給敵人,自己也會在行前銷毀或者深埋。幾十年風雨滄桑歲月濯洗,解放區報紙的命運可謂一波三折。雖然在建國初期國家相關部門曾在民間廣泛徵集這些文獻資料,但到上世紀80年代隨著很多文博機構復建,對館藏進行清庫整理擴容,這些看上去粗糙簡陋的革命歷史文獻,很多又被從廳堂之上棄於江湖。這冊《新石門日報》合訂本不就是在這么一種人棄我取的情況下被朋友買下收藏么?

內容

事有湊巧,前陣兒因寫北平《解放報》的稿子,在查閱晉冀兩省新聞出版局合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晉察冀邊區新聞出版史》時,在北平《解放報》條目下看到如下文字:新石門報:新華社晉察冀總分社前線分社主辦,1947年11月12日創刊,17日停刊,共出版5期,社長李希庚。18日改出《石家莊日報》,為市委機關報,由原《晉察冀日報》和《冀晉日報》大部分人員創辦,總編輯張春橋。看罷頓生疑惑,從介紹的內容上雖與朋友藏《新石門日報》同屬現《石家莊日報》前身,但卻有一“日”之差,不僅如此,其出版時間、期數均與筆者見到的大相逕庭。難道會有另外一個版本的《新石門報》不成?帶著這個疑問,筆者查了晉察冀邊區新聞出版方面的文獻史料、回憶錄,以及國內幾家大型圖書館的報紙目錄,得出的答案均是當年只有這一份《新石門日報》,由此可以看出此條目紕漏百出。再看這冊《晉察冀邊區新聞出版史》後記:本書在徵集資料和編寫過程中,曾得到在晉察冀邊區新聞出版界工作過的諸多革命前輩的關懷和幫助。他們除提供了親身經歷和耳聞目睹的史料外,還對本書的徵求意見稿進行了認真的審閱,並提出中肯詳實的具體意見,有的還提供了幾十年保存下來的報刊、圖書等實物資料。在該書成稿過程中,還承蒙北京圖書館、中央檔案館等單位的大力協助。由此可看出此書在編撰時是頗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么編撰這么嚴謹的一部資料書,又有當年的出版工作者參與審校,怎么還會出現如上之錯誤呢?道理顯而易見,記述歷史若無實物佐證,單憑記憶去解讀回憶具有很大局限性,尷尬謬誤也就在所難免了。綜上所述,朋友手裡所藏這個完整無損的《新石門日報》合訂本珍稀程度自不必說,其最大意義在於矯正了新聞出版史上的一段史實。
文獻,最大價值在於它能準確地把你帶回到歷史原點。在民間,目前有一些起步較早的革命文獻遺存的拾荒者或收藏家,從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懷著一種歷史責任感與對革命前輩的敬仰,搶救式地蒐集了一大批革命戰爭年代重要歷史文獻,從版本學角度,有的已是孤品。比如這冊1947年《新石門日報》合訂本,比如1939年陳莊殲滅戰《抗敵報》號外,還有目前國內唯一發現存世的1943年延安版連月足本《參考訊息》,以及1941年延安版整套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等等。這些表面看似粗糙的革命歷史文獻,卻見證了我黨新聞出版事業由小到大的發展歷程。對於文化遺產,作家舒乙先生有過一段精闢論述,他說,文化遺產之所以要延續它,傳承它、弘揚它、是因為它能告訴你是從哪裡來的,要到哪裡去。其實解放區出版的報紙,作為革命文化的精髓與寶貴財富,同樣闡述了這樣一個道理。如何行之有效地整合這些民間資源,很好地開發利用,使之成為愛黨、愛國主義教育的活教材,才是這些散落民間的革命歷史文獻最大的意義之所在。文/滕長富(按:載2012年5月7日《齊魯晚報》,刊發時題目為珍稀的文獻《新石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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