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包括論及中國新文學中有關現代文學與新時期文學兩個不同部分的內容。在現代文學方面，首先探討了構成胡適所倡導的五四文學革命的兩個重要支點的白話文運動和文學進化觀念，以及新時期有關五四闡釋的一些問題；其次考察了構成現代性重要內容的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係，作為五四新文學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反對派的學衡派與中國現代文化的關係，作為左翼文學內部異端的胡風的文藝思想。有關新時期文學，對作為“傷痕文學話語”的新時期文學提出了反思，探究了“新寫實小說”、“底層寫作”和“新左翼文學”等新時期文學現象和思潮。重新思考了在現代成為一個重要的範疇並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居於中心地位的文學與政治的問題。本書體現了作者歷史的、客觀的態度與方法。此外，本書還收錄了作者個人化的閱讀和感悟沈從文、郁達夫、張承志的文字。
基本介紹
- 書名：新文學的鏡像
- 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
- 頁數：348頁
- 開本：16
- 品牌：廣東人民出版社
- 作者：曠新年 賀仲明
- 出版日期：2014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18092881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中國新文學批評文庫叢書由著名學者賀仲明、李遇春主編，於可訓、丁帆顧問，是近年來最大型的一套文學、文化批評叢書。這套叢書作者均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全國知名高校的一線中青年學者，具有充分的權威性。
中國新文學批評文庫叢書更注重原創性、系統性與審美性，每本著作都具有一個核心的批評概念，充分體現作者的個性。
中國新文學批評文庫叢書全面涵蓋了目前相關領域的研究範疇，如現代文學、當代文學、海外華文文學、思想史、文化批評等，是極度罕見的一套叢書
中國新文學批評文庫叢書更注重原創性、系統性與審美性，每本著作都具有一個核心的批評概念，充分體現作者的個性。
中國新文學批評文庫叢書全面涵蓋了目前相關領域的研究範疇，如現代文學、當代文學、海外華文文學、思想史、文化批評等，是極度罕見的一套叢書
作者簡介
曠新年，湖南湘鄉人，1963年1月出生，1984年本科畢業於武漢大學，1996年博士畢業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出版有：《1928：革命文學》（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現代文學與現代性》（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二部下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沉默的聲音》（安徽文藝出版社，2001年）、《無居隨筆》（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寫在當代文學邊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把文學還給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文學史視閾的轉換》（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概念》（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年）
圖書目錄
代 序 我的批評觀
第一輯 打開“五四”的話語結構
文學革命：進化文學史觀
胡適與白話文運動
民族主義、國家想像與現代文學
學衡派與現代中國文化
胡風文藝思想研究
“五四”：歷史的闡釋與想像
“五四”與中國現代敘事
“20世紀中國文學”話語的重新考察
文學史：解構與重構
第二輯 在新時期面前
文藝與政治
重新思考左翼文學
新世紀“底層文學”試論——曹征路寫作的意義
寫在“傷痕文學”邊上
“新寫實小說”的潮流
批評空間的開創？
《色 戒》：意識形態的糾結
文學的位置
重讀郁達夫
沈從文的傳奇
張承志：魯迅之後的一位作家
答韓國聖公會大學白元淡教授問
第一輯 打開“五四”的話語結構
文學革命：進化文學史觀
胡適與白話文運動
民族主義、國家想像與現代文學
學衡派與現代中國文化
胡風文藝思想研究
“五四”：歷史的闡釋與想像
“五四”與中國現代敘事
“20世紀中國文學”話語的重新考察
文學史：解構與重構
第二輯 在新時期面前
文藝與政治
重新思考左翼文學
新世紀“底層文學”試論——曹征路寫作的意義
寫在“傷痕文學”邊上
“新寫實小說”的潮流
批評空間的開創？
《色 戒》：意識形態的糾結
文學的位置
重讀郁達夫
沈從文的傳奇
張承志：魯迅之後的一位作家
答韓國聖公會大學白元淡教授問
序言
代 序：我的批評觀
我們在世界中存在，在歷史中生存。我們既是孤獨的個人，又為歷史和時代所塑造。作為60年代出生的人，我們忍受了極端的貧乏和苦難，經歷了無數的災難和震撼。
我與中國新文學的相遇，是因為對自身的關心。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中國“現代”是如何發生的？現代“個人”和“自我”以及現代世界觀是怎樣發生的？五四新文學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重新構造了我們的世界，重新奠定了我們生活的基礎，不僅白話文已經成為中國每個人普遍的書寫工具，而且自由、民主、平等、人權也已經成為普遍的價值理想。
工業革命之後，歐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產生了巨大的危機。19世紀英國批評家馬修·阿諾德深深地感覺到了這種變化和危機。他曾經說自己處在兩個世界之間，一個已經死亡，另一個卻無力誕生。我對阿諾德抱有深刻的同情。阿諾德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他企圖依靠文化的力量來克服這種危機。也正是因此，經典的問題才在19世紀和20世紀明顯地凸現了出來。儘管阿諾德認為，比起創造力來，批評是比較低級的；但是，針對當時的歐洲，阿諾德把批評置於很高的位置，因為他認為當時歐洲所缺乏的正是批評。在阿諾德看來，批評應該不服從任何外在的和實際的考慮，批評應該超然地追求純粹的知識，批評應該成為一種洞察。他在《當代批評的功能》一文中說，批評的任務“是只要知道世界上已被知道和想到的最好的東西，然後使這東西為大家所知道，從而創造出一個純正和新鮮的思想的潮流”。“批評力的任務是，‘就知識的所有部門，神學、哲學、歷史、藝術、科學，探尋事物本來的真面目。’於是它最後可能在理智的世界中造成一個局勢，使創造力能加以利用。它可能建立一個思想秩序，後者即使並不是絕對真實的話，卻也比它所取而代之的東西真實一些；它有可能使最好的思想占了優勢。沒有多少時候，這些新思想便伸入社會，因為接觸到真理，也就是接觸到人生，到處都有激動和成長；從這種激動和成長中，文學的創造時代便來到了。”在阿諾德看來，批評是創造的基礎。
從19世紀末開始流行的“世紀末”這個詞，到20世紀已經成為一種彌散在我們周圍的生活氛圍。1900年死去的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從而把我們領入了一個虛無主義的時代。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不僅宣告了西方文明的沒落，而且同時也把被迫捲入了西方文明的整個世界也帶入了沒落之中。正如葉芝所說的：“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馬克斯·舍勒說“根基的動搖”、“價值的顛覆”——我們來到了一個喪失了基礎的時代。這是理察·羅蒂所說的“後哲學文化”的時代：形上學的崩潰，認識論的崩潰，整體性的崩潰，以致經典的崩潰。在20世紀不僅再也沒有人像19世紀那樣去建立宏偉的體系，而且任何價值都不再具有普遍的意義。解構中心，取消深度，反對闡釋，對“元敘事”的懷疑和否定，知識已經失去了傳統的尊嚴，真理的知識已經變成了知識的無政府主義，用費耶阿本德的話說就是“怎么都行”。後現代主義成為了20世紀獨特的文化景觀。
在這樣一個理性、權威和標準被摧毀了的“後現代”的時代，阿諾德所說的批評早已失去了立足之地。批評，簡單地來說，就是判斷。真正的創造必須以批評作為支持，真正的創造力必然包含了辨識。也就是說，真正的創造無法離開批評。然而，在這個失掉了基礎的時代，在這個價值傾覆的時代，在這個怎么都行的時代，批評如何可能？這樣一個“後批評”的時代，真的能夠給我們帶來多元、寬容、自由、平等和解放嗎？實際上，在一個沒有批評的時代，死去的並不是權力、壓迫、奴役和控制，死去的只是真理、正義、反抗和未來。因此，在我看來，人的重新發現和生命的重建有賴於批評的重建，而批評的重建，則意味著知識的重建，一個新世界的誕生必定是一種新知識的產生。
我們在世界中存在，在歷史中生存。我們既是孤獨的個人，又為歷史和時代所塑造。作為60年代出生的人，我們忍受了極端的貧乏和苦難，經歷了無數的災難和震撼。
我與中國新文學的相遇，是因為對自身的關心。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中國“現代”是如何發生的？現代“個人”和“自我”以及現代世界觀是怎樣發生的？五四新文學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重新構造了我們的世界，重新奠定了我們生活的基礎，不僅白話文已經成為中國每個人普遍的書寫工具，而且自由、民主、平等、人權也已經成為普遍的價值理想。
工業革命之後，歐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產生了巨大的危機。19世紀英國批評家馬修·阿諾德深深地感覺到了這種變化和危機。他曾經說自己處在兩個世界之間，一個已經死亡，另一個卻無力誕生。我對阿諾德抱有深刻的同情。阿諾德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他企圖依靠文化的力量來克服這種危機。也正是因此，經典的問題才在19世紀和20世紀明顯地凸現了出來。儘管阿諾德認為，比起創造力來，批評是比較低級的；但是，針對當時的歐洲，阿諾德把批評置於很高的位置，因為他認為當時歐洲所缺乏的正是批評。在阿諾德看來，批評應該不服從任何外在的和實際的考慮，批評應該超然地追求純粹的知識，批評應該成為一種洞察。他在《當代批評的功能》一文中說，批評的任務“是只要知道世界上已被知道和想到的最好的東西，然後使這東西為大家所知道，從而創造出一個純正和新鮮的思想的潮流”。“批評力的任務是，‘就知識的所有部門，神學、哲學、歷史、藝術、科學，探尋事物本來的真面目。’於是它最後可能在理智的世界中造成一個局勢，使創造力能加以利用。它可能建立一個思想秩序，後者即使並不是絕對真實的話，卻也比它所取而代之的東西真實一些；它有可能使最好的思想占了優勢。沒有多少時候，這些新思想便伸入社會，因為接觸到真理，也就是接觸到人生，到處都有激動和成長；從這種激動和成長中，文學的創造時代便來到了。”在阿諾德看來，批評是創造的基礎。
從19世紀末開始流行的“世紀末”這個詞，到20世紀已經成為一種彌散在我們周圍的生活氛圍。1900年死去的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從而把我們領入了一個虛無主義的時代。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不僅宣告了西方文明的沒落，而且同時也把被迫捲入了西方文明的整個世界也帶入了沒落之中。正如葉芝所說的：“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馬克斯·舍勒說“根基的動搖”、“價值的顛覆”——我們來到了一個喪失了基礎的時代。這是理察·羅蒂所說的“後哲學文化”的時代：形上學的崩潰，認識論的崩潰，整體性的崩潰，以致經典的崩潰。在20世紀不僅再也沒有人像19世紀那樣去建立宏偉的體系，而且任何價值都不再具有普遍的意義。解構中心，取消深度，反對闡釋，對“元敘事”的懷疑和否定，知識已經失去了傳統的尊嚴，真理的知識已經變成了知識的無政府主義，用費耶阿本德的話說就是“怎么都行”。後現代主義成為了20世紀獨特的文化景觀。
在這樣一個理性、權威和標準被摧毀了的“後現代”的時代，阿諾德所說的批評早已失去了立足之地。批評，簡單地來說，就是判斷。真正的創造必須以批評作為支持，真正的創造力必然包含了辨識。也就是說，真正的創造無法離開批評。然而，在這個失掉了基礎的時代，在這個價值傾覆的時代，在這個怎么都行的時代，批評如何可能？這樣一個“後批評”的時代，真的能夠給我們帶來多元、寬容、自由、平等和解放嗎？實際上，在一個沒有批評的時代，死去的並不是權力、壓迫、奴役和控制，死去的只是真理、正義、反抗和未來。因此，在我看來，人的重新發現和生命的重建有賴於批評的重建，而批評的重建，則意味著知識的重建，一個新世界的誕生必定是一種新知識的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