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步走戰略”的框架是十八大以後基本形成。
一、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開啟 “新三步走戰略”的偉大征程
二、在“新三步走戰略”框架內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第一，從“第一步”戰略目標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來看，“四個全面”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施政綱領。
第二，從“第二步、第三步”戰略目標來看，“四個全面”是實現我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總體方略。
三、運用辯證思維把握“四個全面”中的矛盾關係
第一，“四個全面”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關係。
第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與“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關係。
第三，“四個全面”與改革發展的關係。
背景,內容,
背景
從2012年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後階段。該階段，從時間上看，已不足5年，時間緊迫；從地位和作用上看，它承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戰略，是中國社會從小康走向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關鍵一步，意義重大。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立足於“全面從嚴治黨”總根基，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堅持兩手抓，一手抓“全面深化改革”，一手抓“全面依法治國”，逐漸形成了新時期“四個全面”的戰略總布局。這一布局，從邏輯上，有目標，有根基，有抓手，層次清晰；從實踐上，針對問題，切中要害，抓住根本，既系統全面又聚焦重點，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治國理政所做的頂層設計。
內容
一、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開啟 “新三步走戰略”的偉大征程
上個世紀80年代，黨的十三大提出中國社會發展的“三步走”戰略。即：第一步，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進入小康階段；第三步，用50年左右時間進入中等已開發國家行列。
上個世紀90年代，黨的十五大根據變化了的實際，提出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三步走”構想。即：第一個10年，全面建設小康；第二個10年，達到富裕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050年，基本實現現代化。
在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與實踐中，蘊含著“戰略辯證法”的哲學思維。戰略在本質上是一種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強調從根本、全局、長遠上把握各種本質關係，並制定戰略策略。這種思維方式與辯證法有著本質的天然聯繫。習近平既注重從戰略上思考和把握治國理政，又注重運用辯證思維來處理和化解治國理政中的各種複雜的矛盾關係。這種戰略辯證法在治國理政中的根本體現，就是確定好治國理政的戰略目標。這種戰略目標，既包括新一屆中央任內所要實現的戰略目標，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也包括更為長遠的奮鬥目標，即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二者有機統一，構成了“新三步走戰略”：第一步，到建黨一百年周年的時候，即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二步，到建國一百年周年的時候，即到2049年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三步，在前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至此，十八大以後，“新三步走戰略”的框架基本形成。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中，蘊含著“新三步走戰略”。習近平為總書記特彆強調“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實現“中國夢”，指出要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中實現“中國夢”。這裡，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是實現“中國夢”的基礎，它為實現“中國夢”鋪平了道路。
自從提出“新三步走戰略”，意味著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既考慮其任內的根本問題，要承擔起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直接責任；也思考更為長遠的戰略問題，要肩負起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大歷史使命；還要把治國理政的一系列根本問題置於“新三步走戰略”的框架內來把握，並開啟新的偉大歷史征程。
二、在“新三步走戰略”框架內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四個全面”是習近平總書記運用戰略思維和辯證思維對治國理政實踐加以分析概括而提升出來的。
在哲學基礎和方法論上，可運用戰略思維，把“四個全面”置於“新三步走戰略”框架中來把握其定性、定位與實質。
第一，從“第一步”戰略目標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來看，“四個全面”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施政綱領。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任內要實現的戰略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是其治國理政首先必須考慮的根本性、全局性問題。如何才能真正實現這一戰略目標？這就既要破解發展進程中的種種矛盾、問題和難題，通過“破”以消除障礙，還要建立健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通過“立”來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開闢道路。前者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後者需要全面依法治國。無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都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打得堅硬的“鐵”。作為打“鐵”的主體的中國共產黨人，其自身必須要“硬”，即必須全面從嚴治黨，從而為打好“鐵”提供強有力的領導主體。由此，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所要實現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兩條根本路徑或抓手，全面從嚴治黨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要為順利實現這一戰略目標提供強有力的領導主體。這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就構成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施政綱領。這一綱領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整體性、系統性和邏輯性。抓住“四個全面”，就抓住了治國理政的根本、全局和整體。
第二，從“第二步、第三步”戰略目標來看，“四個全面”是實現我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總體方略。在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還要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繼續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更為長遠的戰略性目標。為此，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就必須為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民族復興提供一種總體方略。嚴格來講，這種總體方略必須具有“目標、動力、保障、主體”四個核心要素，而且這四個核心要素能構成一個嚴密、有機的整體。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為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民族復興提供戰略基礎，是關鍵的一步，對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具有決定性意義；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動力，是關鍵一招；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法治保障；全面從嚴治黨是為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民族復興提供強有力的領導主體。顯然，這一總體方略也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整體性、系統性和邏輯性。抓住“四個全面”，就抓住了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根本、全局和整體。
三、運用辯證思維把握“四個全面”中的矛盾關係
在實現“新三步走戰略”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過程中，會遇到諸多矛盾關係尤其是一些根本性的矛盾關係。唯物辯證法及其辯證思維本質上就是一種化解事物各種矛盾關係的根本方法。因而，在哲學基礎和方法論上，可運用辯證思維來把握“四個全面”。
第一，“四個全面”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關係。“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中具有什麼樣的地位？從總體上看，“四個全面”與“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部分與整體的關係，“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整體，“四個全面”是部分，“四個全面”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在實踐層面的一個具有總體性質和戰略意義的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在實踐上的戰略布局和總體方略。我們既不能以局部代替整體、又不能以整體代替局部。
第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與“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關係。“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既包含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又超越和提升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它是“五位一體”中的根本、核心和精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五位一體”的實現目標；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五位一體”的強大動力；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五位一體”的基本方略；全面從嚴治黨是實現“五位一體”的政治保證。
第三，“四個全面”與改革發展的關係。“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集中體現著中國改革發展中的根本問題和工作重點，它直指癥結，切中要害，抓住了“牛鼻子”。就是說，我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根本矛盾、問題、難題與工作重點、核心，都聚焦到“四個全面”之中，都要到“四個全面”中去尋找。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其意義既在於把當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某些無謂之爭引導到需要人們集中精力破解的重大矛盾、問題和難題上來，集中到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上來，又在把目前一些地方在工作中的短視化、碎片化和枝節化傾向引導到注重整體性、根本性、長遠性和戰略性問題和任務上來。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 其根本問題和工作重點，一是“全面性”，二是“完成性。”全面性，決定著小康社會是否覆蓋全中國，是否涵蓋各群體，是否解決好各種關係尤其是人與物的關係；完成性，意味著小康社會的指標是否完成，是否達到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中國小康社會戰略的最後一步，能否完成，關係著下一步我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進程能否順利開啟。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其根本問題和工作重點，是破除體制機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籬。1978年以來，我國改革是沿著“農村改革—城市改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路徑展開的。“農村與城市改革”是一種空間性切入，“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是一種結構性切入。中國改革在進行空間性、結構性開展之後，必將面臨“整體性和核心性”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就是這種推進的必然選項。如果說，農村和城市改革是一種壓力性應對，旨在解決生存性危機；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是一種社會結構轉型，旨在實現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的轉換和發展；那么，在應對生存性危機、完成結構轉型之後，中國就要解決真正阻礙社會發展的深層體制機制弊端和利益固化的藩籬。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以全面性和深化性觸及當今我國改革的新進程及其根本問題、工作重點。
在“全面依法治國”中，其根本問題和工作重點，是由人治走向法治，建構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新秩序。全面依法治國是由社會結構轉型決定的，體現了中央對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自覺應對。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層，是社會結構的總體性變革。本質上，前市場經濟社會是基於種地的傳統社會，依賴於人治；市場經濟社會是基於交換的現代社會，依賴於法治。市場經濟的確立，標誌著現代社會的到來。這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勞動力的流動性增強，人們工作空間越來越陌生化；二是住房的商品化，人們生活空間越來越陌生化。一個人，生活的場景共有3個8小時，工作和生活的16個小時逐漸陌生化，這意味著現代社會的特質基本形成，即“熟人社會”被“陌生人社會”揚棄。在一個陌生人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通過基於契約的遊戲規則實現的，人與人之間的異議和衝突是通過該社會所認同的規則進行裁定的。前者，即強調社會對遊戲規則的依賴性，後者，即強調遊戲規則在社會中的權威性，二者共同構成現代社會的基本要義，其實質和目的，都在於由人治走向法治，建構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新秩序。而這，就是法治的基本精神。在這種意義上，中央提出全面依法治國，既是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必然要求，也體現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建構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新秩序的旨趣。
在“全面從嚴治黨”中，其根本問題和工作重點，是解決好國家政權的控制模式與執政黨自身硬的問題。這是由中國道路決定的，體現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性把握。在當今我國，正處於馬克思主義所指出的商品經濟歷史區間。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該歷史階段，社會的深層次矛盾是商品後面兩大主體—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博弈。這一矛盾從根本上決定了當今我國社會發展道路的選擇：或者以資本為主導，建立基於金權政治的資本主義道路；或者以勞動為主導，建立基於政黨政治的社會主義道路。兩大道路的基本邏輯是：資本的優勢是“有錢”，若資本主導國家政權，其核心制度設計為：軍隊國家化且基於權力分立制衡的資本控制政權模式；勞動的優勢是“有組織化”，若勞動主導國家政權，其核心制度設計是：黨指揮槍且黨管幹部、黨管媒體、黨領導統一戰線，簡稱黨的領導。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核心分野是對國家政權的控制模式：前者是金權控制政權，後者是政黨領導政權。這也是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所在。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該道路，實質是政黨政治，即“黨指揮槍、黨管幹部、黨管媒體、黨領導統一戰線”，這構成黨的領導的基本內涵。基於這一內涵，中國道路的核心要義在於黨的領導。黨的領導能否加強，關鍵在於黨自身的建設。打鐵還需自身硬，只要自身強大了，才會有黨的堅強領導。當今，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打得“鐵”比較堅硬，而作為打“鐵”主體的中國共產黨人自身還不是很硬，還存在著胡錦濤同志所講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民眾、消極腐敗“四種危險。”因此，全面從嚴治黨，不僅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應有之義，更是解決“鐵”很硬而打“鐵”主體還不是很硬之矛盾的必然要求。
第四，“四個全面”之間的關係。“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分項之間，重點突出，各有側重；整體上，邏輯關聯嚴謹，體系框架完整。首先，各分項之間，全面成小康社會是總目標，全面從嚴治黨是總保證，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是具體抓手，且改革是破，法治是立，破立結合，辯證統一。其次，整體上，“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之頂層設計，前有行動性目標，後有組織保證，中間又有執行路徑支撐，“目標—路徑—保證”三者有機統一，顯示出內在的整體性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