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有件事總在心裡，不知怎么處置。近日看《幹校六記》 ，錢鐘書先生在書前的小引中說，若就那次運動(當然是指“文革”)寫回憶的話，一般民眾大約都得寫《記愧》 。這話已觸到我心裡的那件事。錢先生卻還沒完，接著寫道：“慚愧常使人健忘，虧心和丟臉的事總是不願記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記憶的篩眼裡走漏得一乾二淨。”我想，到了把那件事白紙黑字記錄下來的時候了，以免歲月將其遺失。這樣，也恰好有了篇名。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文革記愧
- 外文名：Remember the sham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作者自述,作者簡介,
作者自述
1974年夏天，雙腿癱瘓已兩年，我閒在家裡沒事做。老朋友們怕我寂寞常來看我，帶書來，帶新聞來，帶新的朋友來。朋友的朋友很容易就都成了朋友，在一起什麼都談，儘管對時勢的判斷不全相同，對各種主義和思想的看法也不再能徹底一致。那年我二十三歲，單單活明白了一點：對任何錯誤乃至反動的東西，先要敢於正視，迴避它掩蓋它則是無能和理虧的表現。除此一點之外，如今想來是都可以作為記愧而錄的。
先是朋友A帶來了朋友B。不久，B帶來三篇手抄本小說給我看。現在記得住標題的只有《普通的人》一篇。用今天的標準歸類，它應該屬於“傷痕文學”，應該說那是中國最早的“傷痕文學”。我看了很受震動，許久無言，然後真心相信它的藝術水平很高和它的思想太反動。這樣的評判藝術作品的方法，那時很流行，現在少些了。B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能找到的理論根據比他的多，也比他的現成而且有威力。
“中間人物論”呀，“寫陰暗面”呀，“鼻涕和大糞什麼時候都有”呀，“階級立場”和“時代潮流”呀，等等，足令B無言以對或有話也不再說了。我自視不是人云亦云者流，馬列的書本來讀得不算少，辯論起來我又天生有幾分機智，能為那些乾癟的概念找出更為通順的理由，時而也讓B陷入冥想。現在我知道，為一個給定的結論找理由是一件無論如何可以辦到的事。B為人極寬厚，說到最後他光是笑了，然後問我能否把這些小說給複寫幾份。我也顯出豁達，平息了額與頸上暴漲的血管，說這有什麼不行?一來我反正閒得很，二來我相信真理總是真理，不會因為這樣的小說的存在而不是真理了，存在的東西不讓大家看到才是軟弱或者理屈。我們一時都沒想起世上還有公安局。
我便用了幾個上午幫他抄那些小說。抄了一篇或者兩篇的時候，我忽然抄不下去，筆下流出的字行與我的觀念過於相悖，越抄心裡越彆扭起來，竟覺得像是自己在作那小說。心一驚，停一會兒，提醒自己。這不是我寫的，我只是抄，況且我答應了朋友怎么能不抄完呢?於是又抄，於是又彆扭又心驚，於是自己再提醒自己一回，於是……終於沒有抄完，我給B寫信去，如實說了我再不想抄下去的原因。B來了，一進門就笑，依然笑得寬厚，說那就算了吧，餘下的他另想辦法。我便把抄好的和沒抄的都給他拿去。
不久就出事了。B把稿子存放在A處，朋友C從A處拿了那篇《普通的人》到學校里去看，被她的一個同學發現並向有關部門報告了。C立刻被隔離審問，那篇稿子也落在公安人員手裡。我們聽說了，先還只是為C著急，幾個朋友一起商量怎么救她，怎么為她開脫罪責。想來想去，不僅想不出怎么救C，卻想起了那稿子上全是我的筆跡。這時我還未及感到後果的嚴重，便並不堅決地充了一會兒英雄，我說乾脆就說是我住院時從一個早已忘記了姓名的病友那兒抄來的吧。幾個朋友都說不好，說公安局才不那么傻；我也就不堅持。幾個朋友說先別急，等A和B來了看看有沒有更好的辦法。當然，最好的辦法是眼前的禍事夢一樣地消失。
傍晚，A和B都來了，我們四五個人聚到地壇公園荒蕪的小樹林裡去，繼續商量對策。只是A和B和我與此事有關，其他人都是來出謀劃策。這時問題的焦點已轉到倘若公安局追查下來怎么辦?因為想到C處很可能還留有我的其他筆跡，因為想到C也可能堅持不住。據說這時C還在學校隔離室里堅持著死不交代，大家一會兒為她擔憂，一會兒又怪她平時就是不管什麼事都愛臭顯擺並且對人也太輕信。怪C也晚了，C正在隔離室里。大家又怨A，說C一貫馬里馬虎你還不知道嗎，怎么就把那稿子給她拿到學校去?A後悔不迭，說C是死求活求保證了又保證的。怨誰也沒用了，當務之急還是想想怎么應付公安人員可能的追查吧。B堅定地說，不管怎么樣絕不能說出原作者。大家說這是一定的。那么，公安局追查下來又怎么辦呢?大家絞盡腦汁編了許多枝葉豐滿的謊話，但到底都不是編慣了謊話的人，自己先就看出很多破綻。夜色便在這個問題前無聲地擴散得深遠了。第一個晚上就是這么結束的——什麼辦法也沒想出來，默祈著C能堅持到底，但果真如此又感到對C無比歉疚；幻想著公安局不再深究，但又明白這不會不是幻想。
十四年過去了，我已記不清從事發到警察來找我之間到底是幾天了，也記不住這幾天中的事情是怎樣一個順序了。只記得我們又聚到地壇去商議了好幾回。只記得我一回比一回膽怯下去。記得有一個晚上，還是在那片荒蕪的小樹林裡，A和B都認為還是我一開始編造的那個謊話最為巧妙，若警察根據筆體找到我就由我來堅持那個謊話——就說是我在住院時從一不知名的病友那兒抄來那篇小說的。我未置可否，過了一會兒我只提醒說：我的父母均出身黑五類之首，我的奶奶仍在以地主的資格每日掃街呢。大家於是沉默良久。我本還想說我來承擔是不公平的，因為唯獨我是反對這篇小說，怎么能讓一個人去殉自己的反信念呢?但我沒說。後來A替我說出了這個意思，以後多年，我一直把這邏輯作為我良心的庇護所而記得牢固。可是一年年過去，這邏輯也愈顯得其蒼白了，一是因為我越來越清楚我當時主要是害了怕，二是反對這小說和不反對抄這小說同樣是我當時的信念。信念又怎么樣呢?設若我當時就贊成這小說呢?我敢把這事擔當下來拒不交代嗎?我估計百分之九十還是不敢。因為我還記得，那些天有人對我說：公安局可不是吃素的，我若說不出給我小說原稿的人的姓名，他們就可以判定這小說是我寫的——
作者簡介
史鐵生，男，漢族，1951年生於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隊，1972年雙腿癱瘓回到北京。1974年始在某街道工廠做工，七年後因病情加重回家療養。
1979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著有中短篇小說集《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禮拜日》、《命若琴弦》、《往事等；散文隨筆集《自言自語》、《我與地壇》、《病隙碎筆》等；長篇小說《務虛筆記》以及《史鐵生作品集》。曾先後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魯迅文學獎，以及多種全國文學刊物獎。一些作品被譯成英、法、日等文字，單篇或結集在海外出版。2002年，史鐵生榮獲華語文學傳播大獎年度傑出成就獎，同年，《病隙碎筆》(之六)獲首屆“老舍散文獎”一等獎。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時，59歲的作家史鐵生因腦溢血在北京去世。根據史鐵生生前遺願，他的脊椎、大腦將捐給醫學研究；他的肝臟將捐給有需要的患者。史鐵生年輕時雙腿癱瘓，後來患腎病並發展到尿毒症，一直靠透析維持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