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小說具有特定的內涵，指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5-1976.10）出版或重版的小說。但由於文學屬於社會意識形態，具有相對獨立性，落後於社會存在，所以76年10月至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之間新出版的相當一部分小說，仍然沒擺脫文革小說“左”的框框，仍然主張“三突出”，仍然以階級鬥爭為綱，文革小說也應該包括這部分小說在內。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文革小說
- 時間：文化大革命”期間
- 屬於：社會意識形態
- 特點：具有特定的內涵
許子東,叛徒罪名受罰,造反派罪名,海外文革研究,
許子東
許子東，“主人公獲得某種罪名，受到某種處罰”是“文革小說”敘事模式中最重要的“情節功能”之一。作家可以替他的主人公選擇不同的落難方式：或通過同事、同學、鄰居“奇怪的目光”，或通過大字報、批判會乃至抄家，主人公才明白險惡處境。“獲得罪名”幾乎是每部有關文革的小說都必須具備的情節：很少有哪個人物形象，可以不經受任何法律、政治、行政及其他名義下的懲罰而成為一部文革小說的主人公。這裡所謂的罪名和處罰，既是指刑事犯罪的指控、法律程式的審判，也是指黨內和幹部隊伍內部政治審查的結果和針對公職人員的行政處分；有時，還包括某種道義上的裁判與懲罰。正因為這是一個“文革小說”的“常規”情節，通過疏理五十部文革小說中主人公們的種種罪名，便可以察看在各種不同文體、不同傾向、不同意義的“文革敘述”中，存在著怎樣複雜而又不無規則的“罪與罰”的關係。
（為了方便理清線索，每部作品皆選取其中一至二個主人公，其餘容後再議。）
叛徒罪名受罰
主人公因“叛徒”罪名而受懲罰的作品有<傷痕> 、《小鎮上的將軍》、《蝴蝶》及<氤氳> 。新版<辭海>里找不到“叛徒”這個辭條。據《現代漢語詞典》，“叛徒”是指“有背叛行為的人，特指背叛祖國或背叛革命的人”。在以上四篇（以及全部五十部）文革小說里，“背叛祖國”的案例一個也沒有。而“叛徒”要背叛革命，總要在以前先參加革命（成為組織里的人）才行。所以，“叛徒”之罪名，在“文革敘述”中實際上是特指受難的黨內幹部，如王曉華的母親、張思遠以及陳世旭筆下的將軍。這些為“叛徒”鳴的作品大都寫於文革剛結束不久。同樣是為飽受苦難的幹部平反，“叛徒”可能是一個比“特務”或“走資派”更叫當事人委屈也更令當時讀者（以及文學獎評審們）同情的罪名。多年以後，林斤瀾又在看似荒誕的寓言<氤氳>中精雕語言、細刻情節：清水後生曾被誤控叛徒，差點被白麻子“處理”，只因野地墳場有隻長著人眼的狼出來打岔，清水後生才沒有被槍斃，狼卻當了犧牲品；後來清水後生又奉命要處理“木頭木腦”，“木頭木腦”正要服從，卻看見清水後生長著綠的狼眼。此時墳地忽然出現神秘女人的聲音，說此地原是豐收寶地，皆因生死仇殺，導致人亡地荒。“我們只曉得活命，你們心高一等，叫做革命。不但也是甚么也都做得出來，還活著稱英雄，死了編烈士。”清水後生和“木頭木腦”於是都嚇跑了。充當迫害者的主人公清水後生，自己被“上邊”的人無緣無故地加害卻仍莫名其妙地去害別人。有“叛徒”罪名的清水後生有點像幹部，“木頭木腦”則是民眾：因為“沒有參加組織”，所以連獲得“叛徒”罪名的資格也沒有。
造反派罪名
還有很多“文革小說”中的主人公，也像陳堅、林鵠一樣，是有“罪”且受迫害的紅衛兵造反派。指控造反派的“罪名”居然是五十部作品中為數最多的一項罪名（14%）。由於文革後中國的整個政治環境和社會思潮的大背景都是“反文革”的，所以紅衛兵造反派的形象通常都是作為反派竤體和負面背景而出現在文學作品裡。但仔細閱讀五十個抽樣文本，只要紅衛兵造反派能在敘述中作為主人公出現，他們通常都是遭迫害、受委屈並顯然令作者（乃至讀者）同情的。如<重逢>里的審判情節出現在“文革”後的公安局裡，葉輝被控在1967年的武鬥中傷人，“實屬打、砸、搶首惡份子”。而審理此案的地委副書記朱春信便是葉輝當年在武鬥中所要保衛的革命幹部…… <爬滿青藤的木屋>里被監督勞動的“犯錯誤的知青”“一把手”，其實是個傳播文明、挑戰黑暗的正面人物。小說講述外號“一把手”的知青李幸福被發配到深山老林綠毛坑服從看林員王木通“教育、改造”，卻與備受虐待的王妻盤青天發生戀情。“一把手”在山裡形同勞改，其罪名卻相當含糊，只是“犯有錯誤的知青”（他在大串連中被火車軋斷一隻手臂）。
海外文革研究
在海外的文革研究中，也有不少對紅衛兵造反派的歷史作用作具體分析乃至辯護的文章。如陳佩華（AnitaChan）、駱思典（StanleyRosen）和安德佳（JonathanUnger）在他們合寫的論文〈學生與階級之戰：廣州紅衛兵衝突的社會根源〉（“StudentsandClassWarfare：TheSocialRootsoftheRedGuardConflictinGuangzhou（Canton）”）中認為，紅衛兵的派性與文革前學生競爭中的家庭階級背景有關。華林山依據陳佩華等人的統計材料，進而將“保守派”與“造反派”區別開來，“保守派中家庭成分好的占82%，中等成分的17%，而出身於階級敵人的只有0.96%。在造反派中，出身紅五類的只有26%，中等成分占62.5%，成分不好的占11.29%”。與出身背景有關，華林山認為“保守派捍衛中共制度的現存社會秩序，造反派則試圖破壞這個社會秩序。……造反派基本上是仇視中共官員的……在他們的夢想中，新的中國社會將不再有官僚，人民的權力得到充分尊重”。在華林山之前，印紅標也將紅五類出身的“老紅衛兵”與後起的“造反派”列為“紅衛兵運動的兩大潮流”，認為“老紅衛兵”主要衝擊“牛鬼蛇神”，“造反派”才“普遍衝擊共產黨、政府甚至部分軍隊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造反派的運動造成了建國以來對黨政軍領導體系和領導幹部空前的巨大衝擊”。但也有一些文章願意為老紅衛兵說話，如米鶴都則將“聯動思潮”視為“人民竤眾在實踐中逐漸覺悟，自發反對錯誤路線的體現，是文革中人民起來反抗四人幫的第一次有組織、有綱領的行動”；宋永毅也將“聯動思潮”與遇羅克<出身論> 、 <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 <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 、 李一哲大字報等並列為“文革中的異端思潮”：“平心而論，“聯動思潮”表達了不少極寶貴的思想，例如他們喊出的“取消一切專制制度”、‘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二個主席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等等口號，應當說是文革中第一次正面挑戰毛澤東及其追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