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遺產與公眾參與國際培訓班於2014年4月21日，由中國博物館協會主辦，中國博協志願者專業委員會和區域博物館專業委員會承辦，寧波博物館和陝西歷史博物館協辦的為期5天的培訓班，在寧波落下帷幕。參加此次培訓班的學員共102名，分別來自全國40多個省市自治區博物館和文博機構。為培訓班授課的老師共7位，他們分別是：中國博物館協會理事長、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博士，中國博物館協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安來順博士，中國博物館協會戰略合作夥伴、加拿大洛德文化資源公司總裁蓋爾.克斯特.爾女士，加拿大洛德文化資源公司高級顧問、西班牙博物館規劃專家賈維爾.梅內茲先生，世界博物館之友聯盟主席、以色列國家博物館前館長丹尼爾.納坦先生，以及中國博物館協會志願者專業委員會主任、寧波博物館館長兼書記紀雲飛先生。
文化遺產與公眾參與國際培訓班課程緊緊圍繞“文化遺產與公眾參與”主題，集中探索了以下幾個重要議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文化遺產與公眾參與國際培訓班
- 主辦：中國博物館協會
- 承辦：中國博協志願者專業委員會
- 協辦：寧波博物館，陝西歷史博物館
改革與創新,相關概念,重要性,方式與途徑,案例研究,
改革與創新
理事會制度
宋新潮以國際化視野剖析了理事會制度在各國博物館的運行情況，從國家層面剖析了中國博物館理事會制度的建設情況。他指出，中國的博物館應按照《關於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和《關於建立和完善事業單位法人治理結構的意見》等一系列綱領性檔案精神，明確功能定位，建立法人治理結構，完善績效考核機制，推動理事會制度，吸納有關方面代表、專業人士、各界民眾參與管理。他認為中國博物館應了解世界各地博物館理事會的治理模式，例如美國的美國史密森學會、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米蘇拉堡歷史博物館（縣級博物館）；法國的博物館治理結構的變化（國家級公共機構）、行政法人的特點、動機和治理模式；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國立文化財的組織結構。
而中國博物館也經歷過了理事會制度建設的二個主要階段，即1949年前天津博物院、故宮博物院和國立中央博物院的理事會制度和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博物館體制機制改革情況，以及存在的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內部治理行政化、機關化等主要體制機制問題。他提出了中國博物館理事會建設應採取“分類推行、循序漸進、頂層設計”的原則。例如，一些民辦博物館、行業博物館、非營利性或慈善性組織的博物館等正在探索的委託管理的理事會制度。他還強調理事會制度是現代博物館制度設計的方向，在理事會制度建設過程中一定要處理好博物館主管機構與理事會的關係，堅持博物館的機構定位，在現行政策法規層面和運行操作層面解決一些關鍵問題。
相關概念
（1）“文化”與“文化遺產”。洛德女士將文化分為物質文化、體育文化、社會政治文化和藝術文化，她認為遺產和博物館囊括了公共的、有價值的並且是受到保護的，代際間傳承的，有形的和無形的文化，包括物質文化遺產、體育文化遺產、社會政治文化遺產、藝術文化遺產。只有公眾參與時，這些文化遺產才有了生命的意義。因為公眾參與促進了理解力、娛樂、能力、創造力。
（2）基本理念。安來順博士認為公眾參與的理念一直貫穿於博物館事業的發展，可分為五個發展階段，即19世紀以前的蒙昧期、19世紀末—20世紀初濫觴期、20世紀50-70年代形成期、20世紀80年代發展期和21世紀以後勃興期。他指出，公眾參與也是ICOM《博物館職業道德》關於博物館公共性以及為公眾服務的道德倫理所要求的。博物館作為一種文化機構和公共機構，應在一定經濟環境下運行，並制定公眾參與戰略，解決博物館對公眾參與所採取的沉寂的、遲鈍的、冷漠的反應以及由此引起觀眾的各種不滿意。
重要性
蓋爾女士認為公眾參與博物館首先是文化變革時代的要求。因為教育水平提高、城市多元化發展、文化旅遊繁榮、個性化語言和生活方式盛行、少年兒童教育被越來越重視、代際交流方式快速轉變、勞動力資源的全球性競爭、科技更新等一系列新變革中，公眾參與成為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其次，公眾參與是文化遺產和博物館六大功能（規劃、保管、收藏、項目與活動、展覽、科研）所要求的。博物館應堅持開放辦館、聽取外界的多種聲音，通過人際媒介（志願者、博物館之友）和豐富多樣的活動，讓公眾從觀望者變為效仿者、愛好者/分享者、收集者、評論者和創作者。第三，公眾參與博物館的要素既包括內部的自動力（員工培訓與管理、團隊建設、跨學科工作、解讀規劃、技術能力、評估），也需要外部的推動力（社區需求）。總之，作為公眾參與的文化機構，博物館應通過鼓勵“參與”來增強博物館自身發展的內在驅動力，激發公民的實踐能力，讓公眾在被承認感和被授權感、價值感中，提高創造力，分享參與的喜悅，與博物館建立起長久而有意義的聯繫。
方式與途徑
安來順博士認為公眾參與博物館的方式有四種：貢獻型、協作型、共創型和主人翁型，博物館通過任務、目標與結果等指數考察公眾參與。他指出，隨著新科技手段的介入，公眾參與博物館的方式呈現出跨越國界、遠程化和智慧化的特徵。關鍵博士指出，博物館首先套用科學思維意識用心設計詮釋性展覽，讓公眾在參與過程中了解自然與人類文化的關係、自然遺產與教育的關係，參與化石保護、體驗科學家的分類工作。雲南博物館、中國海洋博物館、重慶自然博物館和澄江化石遺址博物館在這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其次，自然類博物館應通過科普化活動或項目讓公眾參與，例如，北京自然博物館在蒙大拿遺產保護地設立工作站並開展一系列活動，國家地理志願者發起考察地球探索活動都是用專業知識與實物證據對公眾進行教育和科普宣傳，為公眾提供科學營養的同時實現自然遺產的社會效益。
丹尼爾.納坦則從國際視角提出博物館之友與志願者應該成為博物館運營的核心夥伴及公眾參與的主要代表。他認為應根據公眾不同需求來設計展陳，例如專業展覽和公眾展覽，在主題選擇與詮釋、互動展具設計、觀眾體驗、觀眾需求的滿足等公眾參與方面應該區別對待，以便有的放矢開展活動。其次要發揮現代傳媒和社會網路的重要作用，讓公眾安全而便捷地參與博物館。第三是通過建章立制方式，制定戰略規劃、招募與工作規範、考量與評估標準等，充分發揮博物館在公眾參與過程中的自主權問題—學術和美學上。
紀雲飛以寧波博物館為例，詳細介紹了公眾參與機制在博物館中的介入。在對公眾參與博物館進行重新界定基礎上，他提出公眾參與博物館有三個價值預期：通過參觀滿足自我實現的需要、通過參與獲得認同感、通過培養參與習慣滿足現代生活方式的需要。他認為通過教育培訓、建立制度、持之以恆、注重平衡等方式“自內而外”、“自外而內”地建立博物館之友或博物館志願者隊伍。博物館和公眾通過合作、支持、遵規和滿足等方式為雙方獲得認同感、支持、和諧、溝通（交流）和培訓等，博物館應該通過理事會制度、學術委員會、多種顧問和諮詢性質的組織搭建公眾參與博物館管理和服務、與博物館溝通的平台。寧波博物館通過組織“展覽由您定”活動、招募志願者、成立“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等舉措使博物館真正成為公眾的一種生活方式。
案例研究
賈維爾.梅內茲以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國立博物館、西班牙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館、泰特現代美術館為例，介紹了歐洲博物館在經濟危機時期通過鼓勵公眾參與的策略讓博物館重新煥發活力。古根海姆博物館通過建築重塑城市形象，增強公眾的文化自信。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國立博物館通過全面更新建築，向公眾開放藏品，成功地與社會融合，採取的辦法包括：故意拼錯標誌引起公眾對其新身份的關注，廣告活動，簡單性和可訪問性的新網站，積極參與的工具，“創造你自己的傑作”，創新性活動包括免費高清圖片的搜尋和下載，可觸摸性與自主設計，數字創新智庫。
西班牙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館通過組織變革，創新管理和運營模式，加強學術研究並迅速社會化，組織選題新穎的臨時展覽，推出谷歌藝術計畫，讓公眾更容易接近藏品。而泰特現代美術館則鼓勵公眾使用新社交媒體體驗參與的快樂，例如，組織交流和推廣活動，搭建與遊客互動、對話的平台，通過觀眾調查，了解遊客的意見和期望，及時評估、反饋遊客的意見。值得一提的是該館設計的“行動中的藝術”互動項目，利用推特(Twitter)與觀眾交流、對話，並對觀眾進行計量學的綜合研究。上述歐洲博物館為適應社會變革而主動創新公眾參與模式，增強博物館發展活力，促進社會和經濟成長。
文化遺產與公眾參與國際培訓班通過國內外公眾參與博物館的理論與實踐探索，讓學員們在經驗交流與分享、學術爭鳴與互動過程中，了解到該領域研究的新視角、新趨勢、新理念、新思維與新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