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論美學誠然流派眾多,各有其背景和追求,文學語旨化關於請言的重受性的傳統另一方面又強調在語言論基礎上適當地改造和借鑑以往的模仿論、表現論和實用論的某些思路。這樣,文化論美學是一種以語言論為基礎但更注重語言的社會文化意義的美學傾向。在文化論美學看來,藝術是作為語言與審美現象存在的,但它是更廣泛而又根本的文化現象的顯示。文化論美學有三個理論來源。第一個是索緒爾現代語言學、結構主義和符號學傳統。按照這種現代傳統,任何藝術都不過是包羅萬象的符號系 統一文化的一 種形態 而 已, 重要 的不是藝術這一種符號本身,,而是它在整個人類符號系統即文化中的位置。正是由此出發,法國的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者巴爾特(Gada..1-1年)尋求建立一個把藝文和解他文化現象如神話、時裝、香水、廣告、埃非爾鐵塔等統合到一起的符號學分析系統,這為後來的文化論美學分析提供了理論依據方法論模型和實踐範例。文化論美學的第2個理論來源,是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學派。雷蒙,威廉斯RaymondWlliams,1921-1988年)和理察.霍加特(RichardHoggart,1918一)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分別出版了(文化和社會)(CultureandSociety,1958年)和《文字能力的用途》(UsesofLiteracy,1957年)兩部開創性著作,後者還在60年代創建了後來被稱為“伯明罕學派”的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forContemporaryCnluralSudiesatBirmingharmUniversity).這標誌著英國“文化研究”的興起這個學派在研究中注重發掘被資產階級主流文化所壓抑的工人階級通俗文化,以及在大眾傳播媒介中被製作和傳播的大眾文化如電影和電視,為美學研究帶來了更寬闊的文化視野和思考方向。它啟示人們,美學研究不應局限在高雅文化中,而應關注通俗文化;不應滿足於欣賞藝術本文的審美意義,而需要關注這些審美意義是如何受制於更實際的社會功利需要的;不應只研究高雅藝術本身,而需要把它同電影、電視、日常生活等大眾文化形態結合起來研究。文化論美學的第三個理論來源,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現代性”(modernity)和“全球化”(globaliztion)話語。進人90年代以來,“冷戰”格局的消除給西方人帶來了新的“現代性”或“全球化”幻覺,促使他們相信,跨越各種界限的包羅萬象的“文化研究”是可能的,而藝術不過是這種“文化研究”中的一方面而已。正是這樣,英美文學界出現了從寬廣的文化視野、運用跨學科手段、在高雅文化和大眾文化的互動中考察藝術的“文化研究”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