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非文化化屬現代詞，指的是當下“一切都文化”、“無所不文化”的顯現，而呈現“一切都不文化”、“無所文化”，對文化的泛濫、虛胖豈不導致文化的消解。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文化的非文化化
- 定義：一切都文化
- 性質：現代詞
- 時期：二戰後
歷史根源,根本原因,效果,出路,
歷史根源
現代社會的歷史源頭在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和啟蒙時期。
當時進步的思想家、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家號召打破封建神權政治，結束中世紀一千年的宗教統治。他們肯定人類和人性，質疑上帝和神性（或主張人性與神性分離，政教分離）。他們強調人的世界中心地位、人的主體性、理性、自主、自由，強調哲學、科學和文學藝術的作用和力量，要求恢復和發展古希臘時期的哲學、科學和文學藝術。他們重視經濟的作用，呼籲摧毀阻礙17世紀以來逐漸興起的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桎梏。他們“為民請命”，提出“人生而自由平等”、“自由、平等、博愛”、“社會契約”、“人民主權”、“民主政治”、“法治國家”、“三權分立”、“尊重和維護人的基本權利”等等誘人的口號，呼籲民主革命、結束神權和君權統治、建立現代民主制度和法治國家。可以說，他們滿懷著革命的激情，揣著一顆浪漫主義的心靈，構想一個美好的、理想的未來社會——現代社會，醞釀現代社會實現的藍圖和計畫。在他們的啟蒙、感染、激勵、鼓舞和推動下，西方人勇敢地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民主革命，最終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起了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國家，人類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現代社會的篇章。啟蒙思想家們的偉大理想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實現。
然而，就像一個新生事物總是有它的產生、發展、壯大、衰落規律一樣，隨著民主革命的勝利、民主的敵人的消滅，西方人的革命熱情消失了，進步的精神、進取心衰弱了，開始想著享受革命的果實——人權。於是享樂型個人主義逐漸盛行，大行其道。啟蒙思想家們構想的現代社會的理想計畫逐步被人遺忘或遭到質疑。啟蒙思想家們提倡的科學理性、經濟理性與人文理性（或道德理性）相結合、相協調的想法被“肢解”，人們拋棄了人文理性，一味強調科學理性和經濟理性。科技與經濟都變成了人的工具，科學理性和經濟理性結合成為工具理性。失去了人文精神的人最終也變成了工具——自己是自己的工具，也是別人的工具。但是，享樂型的個人主義的自私自利性決定了人與人之間的衝突、集團與集團之間的衝突、階級與階級之間的衝突、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衝突（國家主義是放大的個人主義）。於是，工人與資本家、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出現（資本家的“貪婪個人主義”是引起矛盾的重要原因）。工人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共產主義社會蓬勃興起。兩次世界大戰則主要是因為資本主義強國之間的矛盾衝突（國際政治經濟利益分配不均，尤其是殖民地的利益）達到不可調和的程度而爆發的。
二戰後，大傷元氣的西方國家一心一意發展本國經濟，治療戰爭的“創傷”。西方國家30年（1945-1975）的“經濟奇蹟”出現了，“福利國家”建立，“消費型社會”崛起。曾經因為階級衝突和戰爭被抑制的享樂型個人主義重新抬頭，並在新的基礎——“福利國家”和“消費型社會”——上，試圖摧毀一切阻礙它的因素——傳統、紀律、基督教的道德或啟蒙思想家們弘揚的道德、團隊精神導向的社會組織方式和結構。
在吉爾·利波維斯基看來，正如19世紀法國政治哲學家托克維爾所觀察到的，當時已經產生了享樂型個人主義，只是這種思潮在當時不是主流，當時的主流是符合民主革命需要的“英雄個人主義”、“革命個人主義”；但是，處於暗流的享樂型個人主義“頑強”存在，並一直努力地爭奪生存空間；到了“光榮的三十年”期間，享樂型個人主義終於戰勝了“革命個人主義”和團隊精神，再也遇不到對手了，並且“變本加厲”，獲得了新發展：不但是享樂型，而且是自戀型，成為自戀型、享樂型的個人主義。於是，建立在這一新型個人主義基礎之上的“個人時代”出現，西方社會逐漸步入了“個人主義社會”，西方現代文化逐步被“後現代文化”排擠、取代。“後現代文化”取代現代文化，其本質就是“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亞文化化”。
根本原因
後現代社會“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亞文化化”的根本原因
享樂型個人主義最終戰勝“英雄個人主義”和團隊精神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托克維爾認為是一種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人性的趨勢，即人心要求“平等”（“條件均等”）。因此他表現出對現代民主社會的深深擔憂，然而他過於樂觀地認為他在美國民主中找到了解決問題的鑰匙——發展宗教、協會、媒體等。論者認為，托克維爾的觀點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但並不能令人相當信服。那么，享樂型個人主義最終成為歷史的勝者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是人的精神狀態的改變。
早在兩千多年前，柏拉圖就已斷言：不是哲學家的普通人絕對不能知道自己的高層次利益——道德完善、追求真理，也不會區分真和假，他們最終會成為自己內心潛藏的欲望和衝動的奴隸。所以柏拉圖在《理想國》里構想由一個哲學王來統治國家，即理性治國。他的意思是：絕大多數人都是缺乏理性的，是“感性動物”，只有哲學家才具有真正的理性，不會“感情用事”，而以理性辦事。論者認為柏拉圖對人的觀察和判斷是基本準確的。
到了啟蒙時期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這種大多數人是“感性動物”、少數人（真正的學者）是“理性動物”的狀態並沒有真正地得到改變，所以現代文化的踐行者其實是啟蒙時期和革命時期的真正學者（尤其是啟蒙思想家們，如康德）。盧梭就曾說過，（革命）個人主義是一個哲學家的產品。而對於當時的大多數人，他們對於現代文化的內涵是了解不多的，甚至一無所知，所以他們不可能成為現代文化的真正踐行者。但是，他們是被歷史推著走的：啟蒙思想家、民主革命家和新興資產階級都推著他們走，當然，在種種推動下，他們的覺悟也有所提高，不過並未達到現代文化要求的高度。即使他們能夠實踐“革命個人主義”，做出自我犧牲，也往往是由於革命激情的推動，而不是理性的訴求。當然，他們的感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他們內心潛藏的享樂型個人主義傾向受到了“革命個人主義”和“團隊精神”的制約。
到了“後現代時代”，大多數人依然是“感性動物”，而只有真正的學者是“理性動物”，但歷史條件不可同日而語：革命結束了，政治高壓降低了，消費時代來臨了，換言之，社會環境寬鬆了。於是，大多數人的感性逐漸可以解脫壓抑，自由地表達了，潛藏的享樂型個人主義傾向也逐步得到了解放，得到了承認，取得了“合法地位”，被“合理化”和“合法化”了。這一切顯得自然而然，“後現代人”並沒有清醒地意識到這一變化。相反，“後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敏銳地覺察到了這個變化，進行反思，提出了“後現代時代”、“後現代社會”、“後現代人”、“後現代個人主義”等等新概念，然而“後現代人”對這一大堆高深的學術用語是並不理解的，甚至莫名其妙，他們只是以最自然的方式踐行“後現代個人主義”，做“後現代人”。
效果
自從二戰後“光榮的三十年”(1945-1975)以來，西方社會逐步進入了一個文化
嬗變的時期：“精英文化”步步退卻，“大眾文化”蓬勃興起，空前“繁榮”。置身當代西方社會中，感到似乎一切都可以稱為“文化”：消費文化、時裝文化、飲食文化、建築文化、電影文化、音樂文化、沙龍文化、咖啡文化、香水文化、足球文化、旅遊文化、商業文化、企業文化、麥當勞文化、肯德基文化、塗鴉文化、紋身文化、性文化、色情文化、天體文化、裸奔文化......無所不“文化”。只要是人進行的活動，似乎都可以稱之為“文化活動”；只要是人生產的產品，似乎都可以稱之為“文化產品”。而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也逐漸步入了一個文化“多元化”的時期。與西方社會“接軌”，中國社會中文化“泛化”、“大眾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
出路
期待“人類的進步”、“靈魂的覺醒”、“理性的回歸”
正如柏拉圖所觀察的，大多數人是“感性動物”，只有少數人（哲學家或真正的學者）是“理性動物”。這種狀況從兩千多年前至今，並沒有多大的改變，改變的只是歷史的背景、社會的環境和人類生存的條件。過去，人類更多的是處於“兵荒馬亂”的戰爭和衝突時期，當時的科技與經濟也比較落後，人們不得不為了生存、保存生命、“掙口飯吃”、“養家餬口”而艱苦鬥爭，可以說生存的環境比較嚴峻，生存的條件比較惡劣，所以為了適應環境，求得生存，大多數人不得不自我抑制其感性的因素，而多少有一些理性的因素。進入了“後現代時代”——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由於科技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人類的生存環境和生存條件得到了巨大改善，大多數人不必再為“保住性命”和“填飽肚子”而苦苦地掙扎了。生活環境安逸了，生活條件舒適了，“飽暖思淫慾”，大多數人內心深處的一些東西、本能的東西、感性的因素就自然而然地暴露出來了，並且一發不可收拾，“勢不可擋”。這就是後現代社會“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亞文化化”的深刻根源和原因，如前所述。所以，如果我們希望遏制這一歷史“潮流”，拯救“高雅文化”，就只能期待人類社會的再進步、人們“靈魂的覺醒”和“理性的回歸”。
在康德看來，人既有人性，又有動物性，既有理性，又有感性，然而正是人的理性將人與動物區別開來，使人高於動物。也就是說，在康德那裡，人雖然有感性，但人身上主要的因素還是理性因素。當然，這只是康德的一個超驗的理論假設，事實上這個假設也未必符合現實。康德的實用人類學就承認了人身上感性因素的頑固和強大。康德的倫理學認為人實踐道德的前提條件就是“無動於衷”，也就是通過內心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控制、駕馭人的感性，達到心靈的寧靜和內心的平衡，達到人與自身的和諧。康德認為人類的最終目的是道德的完善，這一目的的實現有待於人類社會的進步。他期待哪些進步呢？首先是科學的進步。盧梭認為科學和藝術導致人類的墮落，康德覺得盧梭的觀點是錯誤的。在康德看來，知識可以淨化人的靈魂，對真理的追求、對科學的“愛慕”可以“掐死”、“窒息”人身上一些“骯髒的欲望”，幫助人成為自己的主人，避免成為自己的感性的奴隸。其次是教育的進步。康德認為教育包括家庭的教育和學校的教育。在他眼裡，良好的教育是幫助人達到道德完善的一個有效途徑。但他觀察到他所處的時代的教育水平是比較糟糕的，當局者們也並不熱心於提高教育水平，而熱衷於創造國家的繁榮和財富。不過，康德沒有放棄他的希望——人類道德的完善。他預計這一希望只能在幾個世紀以後得到實現了。
時至今日，康德的希望尚未得到實現。到底有沒有可能實現呢？論者不是占卜家，覺得很難對這一棘手的問題進行占卜。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康德的希望的實現有待於人類社會的進步、人們“靈魂的覺醒”、“理性的回歸”。人類社會有沒有可能進步呢？論者覺得是有可能的。其實當代社會已經顯露出一些要求進步的跡象：以享樂型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後現代文化”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文化與文化之間的衝突、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衝突（國家是放大的個人），為滿足人類無止境的欲望而進行的對環境和資源的“掠奪式”、“榨取式”、“殺雞取卵式”開發利用引起了環境危機、氣候危機、資源危機、能源危機等等，使人類的生存環境受到幾千年來最大的破壞，人類的生存條件重新遭到威脅。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產生了沉重的危機感，進行反思和呼籲，尋求解決危機的辦法。種種解決辦法可以歸結為：人類必須超越享樂型個人主義，克制欲望，駕馭感性，回歸理性，重新找到人與自身、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平衡和和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