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秉彝

支秉彝，電工測量儀器專家、信息處理工程專家，漢字編碼和漢字信息處理和系統研究的開拓者。參加了我國第一個12年科學技術遠景規劃的制訂工作。50年代負責電錶三大關鍵元件（寶石、軸承、遊絲）的質量攻關，組織研究了遊絲的製造工藝和性能測試設備，制定了質量標準，提高了電錶的精度和穩定性，為建立中國的計量標準作出了貢獻。在國內組織了儀表數位化的研究，為數字儀表的普遍推廣套用起到了重要作用。60 年代中研究漢字信息字模，發明了“見字識碼”編碼方法，率先解決漢字進入電子計算機的難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支秉彝
• 祖籍：江蘇省鎮江
• 支秉彝：1911年9─1993年7
• 職業：電信工程和測量儀器的專家

人物介紹

支秉彝，字晴孫，祖籍江蘇省鎮江，1911年9月29日生於江蘇省泰州縣（今泰州市）杜家巷一家書香門第。父親支履謙，字幼晴，清政府時期就讀於江寧（今南京市）江南高等學堂，但英年早逝，由母親吳懷德主持家務。她在詩書之家的傳統文化思想影響下，長子支秉彝遂成為母親精心培育的後代。1918年至1926年，支秉彝在私塾受啟蒙教育，打下了中文的堅實基礎。1931年，以優秀成績考入浙江大學電機系。支秉彝生於辛亥革命年代，受“五四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進步思潮的薰陶，痛感舊中國政局的腐敗和科學技術的落後導致國弱民窮，立志走“科學救國”的道路。1934年，青年時代的支秉彝毅然告別親人，離開祖國，遠渡重洋到德國萊比錫大學求學。1944年，獲萊比錫大學物理學院自然科學博士學位。與此同時，在“奎庭”無線電廠、“蘭旦”無線電廠擔任技師、工程師；在萊比錫大學、馬堡大學中文系任講師，講授和研究中文。他一邊學習，一邊工作，在計量學、無線電傳真、石英晶體鐘長期穩定性等方面先後攻克了許多難關。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仗持其經濟上的優勢，以豐厚的俸祿和優越的物質條件，聘請他去美國工作，並許願可以幫助他移居美國。他斷然拒絕並表示：我千辛萬苦學得的本領為的是報效苦難落後的祖國。1946年，他帶著由岳父資助和自己多年積蓄購買的一批計量測試儀器，義無反顧地回到上海。回國後，任浙江大學、同濟大學和上海航務學院教授。1951年，創辦上海黃河理工儀器廠。他既當教授，又辦實業，成為我國最早研究開發電工儀器儀表的專家之一。

個人生平

支秉彝（1911年9─1993年7）

江蘇泰州人，他本身是電信工程和測量儀器的專家，1976年開始進行漢字編碼及信息化的問題研究，並試製出見字識碼，俗稱為“支秉彝碼”。這編碼在1980年代初期的電腦系統(如華達中文系統)都有提供。1980年成為中國科學院的院士。由於他是中國大陸地區研究漢字處理電腦化的最早一批人物，他被譽為“漢字信息處理開拓者”。

1935年畢業於浙江大學。1940年獲德國萊比錫大學物理學院博士學位。上海儀器儀表研究所名譽所長、總工程師、研究員。參加了我國第一個十二年科學技術遠景規劃的制訂工作，提出的建議對儀器儀表工業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1957年從事錳銅電阻元件老化處理的研究，解決了國產錳銅的質量問題。 負責電錶三大關鍵元件(寶石、軸承、油絲)的質量攻關，組織研究了遊絲的製造工藝和性能測試設備，制定了質量標準，提高了電錶的精度和穩定性，為建立中國的計量標準做出了貢獻。在國內首先組織儀表數位化的研究，為數字儀表在國內獲得普遍的推廣套用做出了貢獻。1976年開始進行見字識碼漢字編輯方法的研究和試製。

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民國23年，浙江大學電機系肄業後留學德國，先攻讀於德累斯登工業大學電機系。民國26年，轉入萊比錫大學物理學院。民國33年，獲該院自然科學博士。其間曾在德國藍點無線電廠任工程師，兼任萊比錫大學和馬堡大學的漢語講師。

民國3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支秉彝指望祖國由弱轉強，急圖科技報國，一再拒絕美國在德引攬人才的聘請。次年，支胸懷“發展科技，儀表先行”的抱負，購置了一批精密標準儀器欣然回國。經友人推薦，擔任中央工業試驗所電子試驗室主任。試驗室科研經費無著，支就用自己帶回國的標準儀器裝備；沒有原材料，就用日本戰敗殘留的通信設備拆下來的零部件，在艱難的條件下，研製出了陰極線示波器、電子管電壓表、石英標準振盪器和高、中頻振盪器。其時先後兼任浙江大學、同濟大學電機系教授。

上海解放後，支秉彝創辦了黃河理工儀器廠，任經理、工程師、並受聘上海航務學院教授。1954年，黃河理工儀器廠併入上海電錶廠，支任廠副總工程師兼中心試驗室主任。支出於發展國產儀器儀表的長遠謀略，組織力量在國內率先創建了實時計量標準體系，也為上海市計量局建立了電量基準。並逐步探索，解決了儀表三大件——軸承、遊絲、錳銅絲電阻的處理工藝和測量等技術難題，使國產儀器的精度和穩定性有了顯著提高，促進了新品的開發。60年代初，支率先組織儀表數位化的研究，研製成功國內第一台5位直流數字電壓表。從此，數字儀表在國內得到了普遍的發展。支參加制訂了中國第一個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負責主編電工儀器部分。1964年，支奉調上海電工儀器研究所，先後任總工程師、副所長、所長、名譽所長。

“文化大革命”中，支秉彝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支為自己的科研活動被中斷而難受，更為國家儀表行業的前途憂心忡忡。一日，支看到隔離室牆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八個大字，低聲默誦，驟然間萌發了一個研究課題：能不能把漢字編成一種有規律的代碼，用以替代打電報沿用4個數字碼的那種碼和字之間沒有規律性聯繫而全賴強記的老方法？能不能進而解決漢字可同西文一樣直接進入計算機？支憑早年在德國任教漢語的根基，潛心思考，運用26個拉丁字母逐個編碼漢字。後來蜚聲國內外計算機界的支秉彝“見字識碼”，又稱“支碼”的科學工程，就從隔離室里開端了。當時，支手頭有筆，卻沒有紙，就利用茶杯蓋子，幾十個漢字編滿了，抹了再編。沒有字典，就憑記憶。1969年9月，支由隔離室出來，一度下放看管廢品倉庫，條件有所改善，小小的倉庫就成了支的實驗室。在悉心研究過程中，支設法得到了美歐、日本、澳、新等已開發國家和台灣的有關漢字信息處理的資料，細加比較，揚長避短，獨闢蹊徑。支的漢字編碼不同於世界上大多用字形分解的輸入方式，而是綜合分析漢字的字音、字形、筆劃和拼音之間的關係，運用1～4個拉丁字母表示一個漢字，制訂了簡單的規則，做到見字能識碼，見字能打碼。

支秉彝經過6年的悉心鑽研，完成了有關“見字識碼”初稿。1974年，支出差北京，專程走訪了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曹維廉，得到曹的支持，曹還特意向上海有關部門推薦“見字識碼”。在上海市計算技術研究所、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協同研究和組織論證下，支秉彝的“見字識碼”輸入系統的研究終於取得了成果並被上海市內電話局採用，從而使率先使計算機的漢字輸入進入了實用階段。“見字識碼”用26個拉丁字母進行編碼，以4個拉丁字母表示一個漢字。這種編碼方案建立在字音和字形的雙重關係上，見字就能識碼，見字就能打碼，不必死記硬背。由於每個漢字的字碼是固定的，就給計算機碼的存貯和軟體的應帶來很大方便。這種編碼曾得到一定程度的套用，為建立中文計算機網路和資料庫打開了大門，並使建立在電子計算機基礎上的照相排版印刷的自動化得以實現。

1978年7月19日，《文匯報》頭版披露這一重大訊息後，美國、聯邦德國等國家的一些公司、大學紛紛函電要求合作。以後，又實現了漢字輸入終端、漢字信息處理系統的研究和生產。其中，和聯邦德國、香港有關公司合作生產的採用“支碼”的1011型漢字自動打字機系列產品廣銷國內外。支秉彝的漢字編碼法的創造贏得了世界計算機界的首肯，對中國漢字碼的發展有倡導推動作用，支成為國際上有名望的漢字信息處理和儀器儀表的專家。

支秉彝於1977年被評為上海市先進工作者。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83年，任政協上海市第六屆委員會委員。支是中國中文信息學會副理事長、中國漢字信息處理研究會理事長、上海儀器儀表學會名譽理事長。

1991年5月，支秉彝80高齡時，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支一貫重視人才培養，在晚年患病休養期間，強調“科學技術是有連續性的”，熱切期望“後來者居上，重振中華儀表事業”。支為了多多造就中青年科技人才，出資人民幣3萬元，在上海儀器儀表研究所設立了“支秉彝獎勵基金”。

支秉彝主要論著有《石英晶體音叉頻率長期穩定性的研究》、《電工儀表工業十年來的發展》、《建立一種漢字編碼新方法》、《“見字識碼”漢字編碼方法及其在套用中實現》、《“見字識碼”漢字編碼方法及其在計算機實現》、《漢字“見字識碼”及其工程裝置》。

學術貢獻

1954年，黃河理工儀器廠併入上海電錶廠，支秉彝任上海電錶廠副總工程師，組建了中心實驗室，並將在德國研究石英晶體鐘長期穩定性研究的成果帶回國內，繼續進行研究，組織和領導了用於天文方面的石英晶體鐘研究。

此後，他率先組織了儀表數位化的研究，為數字儀表在國內作推廣和套用。繼而在國內尚缺乏完善的電量標準和傳遞系統的情況下，他在國家計量局領導下，會同上海市計量局等單位，商議並建立了上海市標準電阻、標準電池等一套傳遞實物標準，為急需的電工儀器的生產創造了條件。他首先開發製造儀器儀表的關鍵材料——錳銅合金，為了打破從聯邦德國高價進口錳銅材料的壟斷局面，建議上海市科委組織聯合攻關，得到市科委的同意，初步確定由上海銅仁合金廠負責高級錳銅合金，由上海電錶廠儀器儀表研究室負責錳銅電阻元件的高精度可靠性測量和專用儀器設備的研究工作。其製造的標準電阻性能通過對比，達到國際的先進水平，為我國精密電阻、計量儀器的製造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建國初期，國家討論第一個五年計畫的科技發展規劃，周恩來總理親筆簽名向他發出請柬，邀他到北京就我國的科技發展共商大計。此後，他又於1956年和1962年先後兩次參加我國“12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的工作，具體負責籌劃我國儀器儀表的開發。

1964年5月，上海電工儀器研究所（上海儀器儀表研究所前身）建立後，支秉彝擔任研究所副所長兼總工程師。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他遭迫害，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被關進了“牛棚”。

這位勤於動腦的科學家在無所事事中油然對標語和貼滿四壁的大字報產生了一個研究念頭：“能不能把漢字都變成一種有規律的代碼？如果成功的話，打電報就可省去很多事，特別是計算機中難以套用中文，如果能發明一種不需記憶而見到字就可按鍵輸入的方法該多好！”他又想：“漢字很多，最常用的也有四千多個，而拉丁文很簡單，只有26個字母，能否將漢字也用26個拉丁字母來代替昵？”身在“牛棚”手頭甚至連一本字典都沒有，但他橫眉冷對“看管者”的審問和責罵，憑藉在德國高等學府曾教過中文和研究漢字的功底，埋頭專注地在茶杯蓋上、地上、牆上點點劃劃地開始了漢字字模的編碼研究，這場“文化大革命”，竟成為他進入新的科研領域的契機，在一間面積僅六平方米的囚室里，舉步邁進研究漢字編碼和漢字信息處理的科研新天地。他的科學思維在漢字編碼的神秘世界中縱橫馳騁。

1969年9月，支秉彝從隔離室出來，被監督勞動，從掃地、擦車床，繼而充當廢品倉庫管理員。他又把小小的倉庫當作自己的“實驗室”，從事他的漢字編碼研究，他借喻魯迅先生的《自嘲》：“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在苦心鑽研過程中，好不容易得到了國外的有關資料，這些資料顯示：從20世紀50 年代以來，日本、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和我國台灣地區的許多專家學者，這對外國拼音文字來說，輕而易舉，只要對20～30個字母選配一串“0”和“1”，便能順當地進入計算機。但使漢字進入電子計算機，煞費苦心，絞盡腦汁，構想了許多編碼方法，設計了若干種鍵盤，努力了近20年，可是，對造形獨特的象形文字中文來說，卻成了一個“世界難題”。支秉彝仔細研究和總結了國外編碼方法的優缺點，創造了打破單一分解漢字字形的方式，與眾不同地綜合分析漢字字音、字形、筆劃和拼音之間的關係，用26個拉丁字母進行編碼，以四個字母表示一個漢字，制定了簡單的規則，見字能打碼的《見字識碼》的編碼方法，解決漢字進入電子計算機的一條捷徑。由此，他以一本《新華字典》作伴侶，把字典上的8500字都編上了碼，每個字填寫一張卡片，從中探索和解決了重複碼的規律。8500個字的漢字編碼是他的心血鑄成！經過六年的奮戰，1974年秋，《見字識碼》初稿完成了，這在當時國內是開創性的成就。1995年11月3日《文匯報》撰文稱：“大陸第一種漢字輸入編碼的發明者叫支秉彝，所以這編碼就叫做“支碼”。芝麻開門，是古代阿拉伯神話里取得深山財富的咒語，而“支碼”打開的，是現代電腦技術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道路”，“支碼開門，萬馬奔騰”。

支秉彝創造的《見字識碼》漢字編碼方法，關鍵是用26個拉丁字母進行編碼，以四個字母表示一個漢字，規則簡單，易於掌握，如“路”字，可拆成口、止、文、口四部分，取部首拼音讀音的第一個字母，即組成“路”的代碼KZWK。由於每個漢字的字碼固定，給計算機的存儲和軟設備的套用帶來很大的方便。打碼的鍵盤由26個拉丁字母組成，即可打中文，也可打西文，還可與西方電傳打字機通用，由於每個漢字由四個字母組成，只需按四下字鍵，而每個西文字平均由六七個字母組成，要按六七下字鍵，所以漢字的打字速度比西文字要快。1977年，上海市市內電話局“114”服務台按照“支碼”漢字編碼法，成功地把用戶單位名稱的漢字變成一種信息，儲存在計算機內，話務員根據用戶要求，按下字鍵，通過電子計算機自動地回答所查到的電話號碼。1976年年底，他的《見字識碼》方案全部完成。

1977年，在上海市科委領導下，由他牽頭，組成了一個漢字信息處理系統的會戰小組。20多個單位的技術人員經過幾次大型討論會後，一致同意採用“支碼”漢字編碼方法。經過協力攻關，1978年5月上旬，漢字編碼輸入系統的研製取得了成功。“見字識碼”是一把開鎖的金鑰匙，打開了漢字進入電子計算機的大門，由於他在漢字編碼上的突出貢獻，1977年他被評為上海市先進工作者。

此後，支秉彝及他的助手們於1978年10月設計了一台同當時計算機通用的電傳打字機差不多的小巧鍵盤，輸入漢字速度之快，可以做到一邊看文稿一邊打字。這樣，漢字就可以同西方文字一樣方便快捷地進入計算機了。實驗成功，是中文信息化時代來臨的先聲。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對支秉彝全面恢復了名譽，先後擔任上海儀器儀表研究所總工程師、副所長、所長、名譽所長。1980年11月，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學部委員（院士）。

為了把已有的成就推向前進，1979年4月他隨同我國第一機械工業部領導赴聯邦德國考察，並同聯邦德國奧林匹亞公司達成技術合作協定，以支秉彝的《見字識碼》編碼方法與奧林匹亞公司的微電腦和噴墨式列印技術相結合研製中文電腦打字機。1980年6、7月間製造出漢字字型檔容量6000字的第二台樣機，並於1981年1月在北京展出。中文電腦打字機的特點是多功能、多用途。有26字母，即可打中文，也可打英文或拉丁字型或同時處理中、英文的文字。它的字是由電子計算機通過信息處理，透過一個列印頭將墨水微滴噴印到紙上，具有無聲、快速的特點。由於裝有微型電腦設備，設有軟碟、熒幕、暫存記憶等，還可把文字儲存在磁卡上。一個熟練的打字員每分鐘可打60～80 個字，當時通用的老式打字機只能打30個字。一般只需10天左右即可掌握操作，練習一個月左右，就能達到熟練程度。中文電腦打字機的出現是對中文打字的突破和革新，但它已絕非一般意義上的打字機，它附有標準電子計算機接口，作為電子計算機的輸入終端裝置，適用於辦公指揮系統、經濟情報、電傳通信、氣象、銀行、鐵路、航空和新聞等部門。

為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中德雙方在兩次試製的基礎上，決定對中文電腦打字機進行批量生產。1982年7月6日負責向國外推銷的新浩泰系統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在該公司策劃下，1011型中文電腦打字機在香港舉辦展銷會和研討會，取得了轟動性的效應。支秉彝在研討會上作了《見字識碼原理》和《中文電腦打字機》的專題演講。香港有十多家報紙、電台和電視台作了介紹和宣傳，稱讚：“電腦打出方塊字，見字識碼顯奇功”。

與此同時，各種層次的中文信息研究會隨之相繼成立。從1980年起，支秉彝先後當選為中國中文信息學會副理事長、中國漢字信息處理研究會理事長、上海市儀器儀表學會理事長等。上海儀器儀表研究所為了使電子計算機在全國加快推廣套用，成立了漢字信息處理研究室，採用“見字識碼”方法作軟體，開展漢字發生器、記錄設備、顯示終端、通用漢字資料庫等研究。1983年，上海儀器儀表研究所為全國50多個單位提供了電腦漢字信息處理技術和設備，套用於郵電、通信、政府機關、高校、工礦企業、科技情報、圖書檔案、體育等部門和行業，標誌著我國電腦漢字信息處理進入了套用推廣階段。

支秉彝幼年起受中國古代詩書的陶冶，具有愛國為民、勤儉節約、廉潔自律、莊重自強的傳統品德。旅居德國12年，德國專家學者的嚴謹治學、一絲不苟的精神，又給了他很大影響。東西方文化的交融，鑄成了他自強不息、迎難攻堅、勇攀高峰的堅強性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中國共產黨的教育下，他的美好品德逐步升華，愛國主義精神和為人民服務思想進一步發揚光大。在他八十高齡的時候，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他嚮往已久的夙願。

支秉彝自律甚嚴，廉潔奉公，把國家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每次出國考察訪問，他嚴格按照國家財務規定辦事。身居領導崗位，古稀之年，上下班經常搭乘公車。他從不利用手中職權和社會影響為自己子女親屬謀利益。例如：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他積極支持自己的獨生子女正心參軍。1983年他還希望把他的孫子分配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1980年，他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後，他謝絕許多單位慕名送來的各種形式的“頭銜”，卻願抽出很多時間培養學子。

在科學的道路上，他勤奮好學，思維敏捷，富有超前意識，不停地追蹤科學發展的脈搏，奮鬥在科研的前沿。他從德國回國後，致力於電工儀器儀表的研究發展，頑強地使我國的電工儀表從落後狀態趕上和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文化大革命”中，獵涉漢字編碼和漢字信息處理，在這個新的科研領域中，獨闢蹊徑，步步領先。晚年患病期間，仍不停地從“字碼”到“辭碼”的研究，以進一步提高漢字進入計算機的速度和質量。

他為人正直，秉公辦事，追求真理，要求進步，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全面恢復名譽，居於領導崗位，對“文化大革命”中曾經迫害過他的人不究既往，寬以待人。他表示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我多年的願望！不久，他向黨組織遞上了入黨申請書，寫到：“根據我國的歷史事實，以及我本人的經歷，深深地感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1991年5月12日，80高齡的他被光榮地接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支秉彝一生走過的是一條崎嶇的路，一條有建樹的路，一條從愛國到信仰共產主義的路。正當支秉彝從事漢字編碼和漢字信息處理的事業處於方興未艾之際，1985年10月，他不幸因患腦中風導致半身不遂而臥病在床，在病魔纏身的情況下，還不停地研究提高“支碼”進入計算機的速度和減少誤碼率，直到最後一息。

人物年表

1911年9月29日 出生於江蘇省泰州縣（今泰州市）。1929-1931年 在上海大同大學理科預科學習。

支秉彝

1931-1934年 在浙江大學電機系學習。

1934-1935年 在德國“道地茲”柴油廠實習。

1936-1937年 在德國德城工業大學學習。

1937-1942年 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物理系學習。

1940-1943年 任德國“奎庭”無線電廠、“蘭旦”無線電廠技師、工程師

1942-1946年 任德國萊比錫大學、馬堡大學中文系講師。

1947-1951年 任浙江大學、同濟大學、上海航務學院教授。

1951-1953年 任黃河理工儀器廠經理兼工程師。

1954-1964年 任上海電錶廠副總工程師。

1964-1967年 任上海電工儀器研究所（上海儀器儀表研究所前身）副所長兼總工程師。

1968-1978年 “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審查”、勞動。

1978-1993年 任上海儀器儀表研究所副所長、總工程師、所長、名譽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上海市第三屆科協常務委員、上海市儀器儀表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中文信息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漢字信息處理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儀器儀表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計量測試學會常務理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科學評議組（工學組）成員。

1993年7月24日 病逝於上海。

主要論著

1 支秉彝.石英晶體音叉頻率長期穩定性的研究.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的博士論文，1945.

支秉彝

2 支秉彝.RC低頻率發生器的研究.中央工業試驗所，1948.

3 支秉彝.電工儀表工業五十年來的發展.電世界，1959 年.

4 支秉彝.建議一種漢字編碼新方法.電工儀器1975.（增刊號）.

5 支秉彝.見字識碼漢字編碼方法及其在套用中實現.上海文匯報1978-08月-19日.

6 支秉彝.淺談見字識碼.自然雜誌1978，1.

7 支秉彝.見字識碼漢字編碼方法及其在計算機實現.中國語文，1979.

8 支秉彝.見字識碼漢字編碼方法編碼本.上海儀器儀表研究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