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3年至410年，羅馬人在不列顛島設立不列顛尼亞行省進行統治，並在不列顛島東南沿海及對岸特定地區構築了一套史稱“撒克遜海岸”的沿海防禦體系。撒克遜海岸是羅馬帝國在帝國西部展現其統治力量及海洋權力的重要標誌之一，除具有軍事防禦的一般性功能外，還在帝國統一與分裂、集權與割據的政治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時對促進羅馬不列顛的經濟發展、保障帝國西部與不列顛進行跨海貿易方面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撒克遜海岸
- 所屬地區：不列顛島東南沿海
- 地理位置：東瀕北荷蘭等國；西鄰愛爾蘭，橫隔大西洋與美國、加拿大海，面對比利時遙遙相對
歷史背景,注釋,
歷史背景
自公元43年羅馬皇帝克勞狄一世率兵征服不列顛起，至410年羅馬人結束在不列顛的統治為止，羅馬人在不列顛的統治歷時300餘年，史稱羅馬不列顛時期。不列顛北部邊境的哈德良長城和東南沿海地區的撒克遜海岸要塞，就是這一時期標誌性的歷史見證。與哈德良長城相比，關於撒克遜海岸要塞的原始文獻極少，成書於4世紀末5世紀初的《百官志》首次提及了撒克遜海岸(Saxon Shore)。《百官志》是有關羅馬帝國晚期國家機構官吏設定的重要歷史文獻，記載了帝國宮廷、各行省、外交使團和軍團設定中的各級官員。其中，第28卷提到不列顛的“撒克遜海岸戍兵長官”(Comes Litoris Saxoniciper Britanniam)這一官職，列舉了在這片海岸範圍內受其控制的要塞名單，並簡要記述了該戍兵長官的轄制地區即東南不列顛和高盧兩側的軍隊駐紮情況。[1]然而，從這些簡略的記載中很難得知撒克遜海岸的詳情。
撒克遜海岸要塞作為羅馬不列顛的重要歷史遺存，國內學界尚未予以關注。國外學者則很早就開始關注和研究。據記載，早在16世紀30年代英國古文物學者約翰·利蘭就已經開始收集和整理有關該海岸要塞的一些歷史資料，為後來學者開展深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2]1586年威廉·卡姆登出版《不列顛尼亞》一書，記述了羅馬人的不列顛行省機構設定沿革，並對《百官志》中所記載的撒克遜海岸要塞進行了考察。[3]到了17世紀末，有人進一步撰文考證了《百官志》中另外一些地名與當時英國沿海市鎮之間的對應關係，並被收錄到1695年卡姆登《不列顛尼亞》的再版書中。[4]18世紀出版的有關羅馬不列顛歷史遺址的論著，較為系統地考證了《百官志》中有關撒克遜海岸要塞的具體地址。[5]19世紀以來，隨著現代考古學的興起，撒克遜海岸要塞遺址得到了更加系統的挖掘和考察，並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6]這些研究成果推動了學者們對撒克遜海岸要塞的重新認識，在要塞的起源、內涵和功能等方面出現了多種不同的觀點，至今仍難達成共識。有鑒於此，本文試圖在國外學者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對“撒克遜海岸”的名稱起源、歷史內涵和社會功能等進行系統的梳理，以期推動該問題研究，從而深化對羅馬不列顛歷史的理解。
一、“撒克遜海岸”名稱的緣起
從地理角度看，“撒克遜海岸”指的是一個被冠以“撒克遜”之名的具有大體界線的海岸邊境地區。該區域範圍包括不列顛海岸的沃什至索倫特邊境，高盧海岸的阿莫里卡和塞康達邊境以及不列顛海岸與高盧海岸之間的海域。問題在於，在羅馬不列顛時期這片海岸為什麼被冠之以“撒克遜”之名。關於“撒克遜海岸”名稱的緣起，目前國際學術界大體有“海名說”“定居說”和“侵擾說”三種主要觀點。
“海名說”認為，“撒克遜海岸”就是以“撒克遜海”(Saxon Sea)來命名的海岸。持“海名說”觀點的主要學者是欣德，他從古代海洋地理名稱的變遷出發，認為到3世紀晚期日耳曼海(Germanic Ocean)以及北海的特定部分或整個區域，已經成為“撒克遜海”，並進而認為如果日耳曼海在3世紀已經被改名為“撒克遜海”，那么與之相關的術語出現在4世紀末期的《百官志》中就不足為奇了。他據此推論，“撒克遜海岸”可以被認為是“撒克遜海的海岸”(shore on the Saxon Sea)，而不是“遭到撒克遜人進攻的海岸或者撒克遜人定居的海岸”。[7]這個觀點雖然容易理解，但其邏輯弱點也很明顯。例如，日耳曼海在3世紀被改名為“撒克遜海”的證據何在？即使有據可查，那么同樣還是要回答這片海域為什麼被冠以“撒克遜”之名這一問題。而且還要說明，如果說日耳曼海在3世紀被改名為“撒克遜海”，為什麼在接下來的年代裡未見於其他文獻記載，也沒有得到普遍認可和使用，而僅見於4世紀末的《百官志》中呢？可見，該說不足為信。
“定居說”認為，“撒克遜海岸”之得名，最大的可能是因為這片海岸是撒克遜人最早在不列顛定居的區域。簡而言之，撒克遜海岸就是“撒克遜人定居的海岸”(shore settled by the Saxon)，羅馬人在這裡建造要塞是為了監控這些撒克遜人。[8]持“定居說”的學者有兩項主要論據：其一，在羅馬帝國統治後期，羅馬統治者為應對不斷加劇的邊疆危機，提出了“以蠻治蠻”政策，即一方面以“蠻族化”的方式補充帝國軍隊，另一方面主動邀請蠻族進入相對富裕的邊疆地區居住，以抵禦其他蠻族的入侵。這樣既可以補充羅馬軍隊的兵員，也有利於邊境地區的穩定與和平。在東盎格利亞諾維奇凱斯特地區的盎格魯—撒克遜公墓的考古發現表明，那裡可能存在一個撒克遜人的社區，或許意味著這些定居在東盎格利亞的蠻族，就是上述羅馬帝國晚期政策導致的結果。[9]此外，在英國東部的撒克遜海岸要塞中，像在布蘭卡斯特、伯格堡和里奇伯勒發現許多羅馬—撒克遜風格的陶器，[10]也可以證明撒克遜海岸在羅馬時期是由撒克遜人定居的，而隨著撒克遜人定居區的不斷擴大，這片“海岸”被自然而然地冠以“撒克遜”之名。其二，《百官志》中列出高盧地區不同地方的非正規蠻族僱傭軍，如巴塔維亞人駐紮在諾曼第的貝葉和庫唐斯，法蘭克人居住在布列塔尼的雷恩等。[11]在羅馬不列顛後期，羅馬軍隊中雇用蠻族軍隊，這是一個延續了多年的傳統，而這些蠻族或者獨自居住在某一地區，或者與羅馬人混居，逐漸在當地形成特色。“定居說”也經不起進一步的推敲，該觀點最大的缺陷是時間順序問題。事實上，幾乎沒有文獻資料和出土文物可以證明4世紀不列顛曾經存在過撒克遜人定居區，在對岸的高盧也沒有。不列顛真正形成有規模的撒克遜人定居區，是在5世紀羅馬帝國崩潰以後的事情。然而，撒克遜海岸的系列要塞絕大多數修建於3世紀中後期，個別要塞建造得可能還要更早一些。從時間維度考慮，起初的要塞設計不太可能是出於“監視”撒克遜定居區的目的。因此，該說也難以立足。
“侵擾說”的代表人物是史蒂芬·詹森，他首先批駁了撒克遜“定居說”：作為羅馬邊境政策的一部分，如果撒克遜人被安置在海岸地區，撒克遜人應該聯合起來保護該地免受其他蠻族的侵擾，而不會出現文獻中記載的撒克遜人進攻撒克遜海岸的情況，因而該說不合邏輯。在批駁“定居說”的同時，他藉助文獻資料中的零星記載，描繪出撒克遜人的侵擾軌跡，繼而明確指出“撒克遜海岸”只能是指從3世紀末開始不斷遭到撒克遜人進攻的高盧和不列顛海岸區域。[12]撒克遜人之所以出現在羅馬帝國的邊境上，他們主要是進攻者而非定居者，儘管按照羅馬帝國的“以夷制夷”政策，這個地區的帝國軍隊中也有許多日耳曼僱傭軍，但在《百官志》中列舉駐紮在這個地方的日耳曼將領中極少有撒克遜人，只有埃及邊境的一座要塞里有一次撒克遜人擔任將領的情況。[13]因此，4世紀末期《百官志》中所使用的“撒克遜海岸”這一術語，只能是因為這裡經常遭到撒克遜人的進攻，“撒克遜海岸”的意思無疑是“被撒克遜人攻擊的海岸”，而不管該地是否有撒克遜人或其他日耳曼人定居。[14]
相對而言，“侵擾說”的解釋有最古老文獻的直接支撐，也得到了後來學者更多的關注和肯定。從威廉·卡姆登到大衛·休謨，再到現代英國的溫斯頓·邱吉爾，以及一些現代西方學者均贊成此說。[15]事實上，晚期羅馬帝國的親歷者尤特羅庇烏斯就曾寫道：卡勞修斯曾經憑藉出色的軍事成就獲得了顯赫的聲譽，他在博諾尼亞得到任命，“以保護從比爾基卡(Belgica)到阿莫里卡(Armorica)一帶的沿海免受屢屢來犯的法蘭克人和薩克森人的侵擾。他常常俘虜人數眾多的蠻族，他被懷疑：他故意放蠻族入境，然後將這群掃蕩而過的人俘獲住，而他們搶奪來的戰利品則收入了本人的囊中，以這樣的方式他讓自己變得富裕起來”。[16]這段文獻記載表明，早在卡勞修斯反叛之前，在3世紀中期，不列顛東南部沿海就確實存在法蘭克人和撒克遜人的侵擾問題，而且還是“屢屢來犯”，以至於需要委任重臣專門主持這裡的沿海防禦事宜。在當時羅馬帝國範圍內，可能還沒有任何一處邊境地區這樣長期反覆地遭受單一部落的侵擾。這無疑會給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於是就有了這樣不多見的命名方式。
二、“撒克遜海岸”的軍事防禦體系
正因為“撒克遜海岸”的緣起是基於撒克遜人的侵擾，“撒克遜海岸”的本質就是在羅馬不列顛時期逐漸形成的，由戍兵長官統轄，以海岸防禦要塞、邊防駐軍為基本要素，地處沿海邊境區域的綜合性軍事防禦體系。
首先，專職的撒克遜海岸戍兵長官是該軍事防禦體系的最高統帥。在君士坦丁一世統治期間(Constantinus I，306—337)，他實行軍政分開的政策，把地方行政長官轉變成較為專職的管理民事行政事務的官員，創建了專門負責指揮部隊的軍事統帥職位。後來經過逐步發展，羅馬軍隊被編製成由皇帝、軍事統帥(Magister)和戍兵長官(Comes)統轄的國家層面的機動部隊與由各省軍區指揮官(Dux)指揮的地方常駐邊防部隊兩大部分。[17]戍兵長官在帝國軍事等級中低于軍事統帥而稍高於省軍區指揮官，他們在各地行省直接控制著國家層面的機動部隊。在羅馬軍隊系統中，戍兵長官級別的指揮官為數不多，《百官志》中總共只列舉了八位，帝國東部有兩位，帝國西部有六位，其中不列顛就有不列顛尼亞戍兵長官(Comes Britanniarum)和撒克遜海岸戍兵長官。[18]除了戍兵長官，《百官志》中記載不列顛還有級別稍低的不列顛尼亞指揮官(Dux Britanniarum)。[19]目前，還沒有足夠證據可以對撒克遜海岸戍兵長官的具體任命和設立時間做出準確判斷。有學者認為，大約在3世紀中期，不列顛尼亞指揮官成為負責羅馬不列顛北部邊境地區的軍事長官。不列顛的北部邊境與撒克遜海岸一樣都屬於羅馬帝國的邊境地帶。比較而言，撒克遜海岸在此時所受的威脅沒有北方邊境所面臨的威脅大，由此可以推斷，撒克遜海岸戍兵長官的設定時間可能會稍晚於不列顛尼亞指揮官，但不會相差太多。卡勞修斯可能是首位得到任命的撒克遜海岸戍兵長官。[20]
按照羅馬軍事建制慣例，負責掌控邊境駐軍的首領，通常授予的是指揮官(Dux)頭銜，而《百官志》中，負責英吉利海峽區域的邊境指揮官分別是不列顛一側的撒克遜海岸戍兵長官(Comes)、高盧一側的第二比爾基卡行省指揮官(Dux Belgicae Secundae)和阿莫里卡與內爾維邊境指揮官(Dux Tractus Armoricani et Nervicanilimitis)。戍兵長官的級別稍高於邊境指揮官，為什麼海峽兩岸的邊境指揮官級別不同？這裡有兩種可能性：一是不列顛的撒克遜海岸戍兵長官的職權範圍可能已被削減至指揮官級別。初始時撒克遜海岸戍兵長官的管轄範圍除“不列顛海”兩側邊境外，可能還包括內陸的部分地方，指揮的軍隊包括機動部隊與邊境軍隊。後來羅馬皇帝汲取卡勞修斯反叛的教訓，在高盧地區另設了兩個指揮官，不列顛撒克遜海岸的戍兵長官雖然級別沒有變化，但權力和轄區已大為縮減，其轄區的野戰機動部隊則交由後期才建制的不列顛尼亞戍兵長官(Comes Britanniarum)來負責。[21]二是撒克遜海岸指揮官的地位可能得到了提高。在初期，撒克遜海岸並沒遭到較大規模的外族侵擾，防禦地位也不如北方的不列顛尼亞指揮官。4世紀中後期，撒克遜人等蠻族不斷增多的侵擾使羅馬皇帝決定分割撒克遜海岸軍事系統，分別設定了3個邊境指揮官。因為不列顛一側海岸的重要性，羅馬皇帝康斯坦斯在342—343年冬季巡視不列顛，修建佩文西新要塞，對原有要塞進行改造，撒克遜海岸指揮官的級別被提高至戍兵長官。[22]除指揮地方邊防軍外，部分國家層面的機動部隊也歸他節制，以便對登入海盜或蠻族圍剿時進行統一有效的指揮。以上兩種意見的合理性難分伯仲，但是在撒克遜海岸設定戍兵長官已是不爭的史實。
其次，“撒克遜海岸”包括一系列軍事要塞。撒克遜海岸不列顛一側的要塞，也就是在不列顛東部和東南部的沃什至索倫特的沿海區域，自北向南依次為：諾福克的布蘭卡斯特(Brancaster)要塞，保護著沃什通道；諾福克的伯格堡(Burgh Castle)保護著耶爾河河口；埃塞克斯的布拉德維爾(Bradwell)要塞監控著通往布萊克沃特(Blackwater)和科恩河的入口，而科恩河通向重要的羅馬城鎮科爾切斯特；[23]肯特的里卡爾弗(Reculer)和里奇伯勒(Richborough)要塞分別保護泰晤士河河口[24]和保護進入瓦恩特薩姆海峽(Wantsumchannel)的南部通道；[25]與里卡爾弗南北呼應，肯特的另外兩座要塞多佛和林姆尼(Lympne)，則監控羅姆尼濕地的低地地區，阻止入侵者途經最短的路線穿越海峽；[26]東蘇塞克斯的佩文西(Penvensey)和漢普郡的波特切斯特(Portchester)要塞，主要是保護朴茨茅斯海港。[27]此外，還應當包括諾福克的濱海凱斯特(Caister-on -Sea)要塞，實際上它保護的是通向大雅茅斯的海域；另一座要塞是薩福克的沃爾頓城堡(WaltonCastle)，在17世紀因海水和海風侵蝕而沉入大海。[28]除不列顛一側的要塞外，撒克遜海岸要塞還包括位於歐陸地區的在阿莫里卡和內爾維邊境公爵和第二比爾基卡公爵領土中的兩處要塞：格蘭諾納(Grannona)和馬克(Marcae)。[29]
再次，這些要塞是駐紮羅馬邊防軍團的重要軍事基地。這些海岸要塞除了服務于海軍艦隊外，也用來為參與海岸防禦的步兵和騎兵以及與海盜進行戰鬥的其他軍團提供後勤保障及安全防護。[30]作為早期羅馬帝國的正規軍隊，這些駐防部隊的番號設定十分清晰且獨具特色。部隊番號通常由兵種、部隊序列號和原初部落名(建立者、榮譽稱號)幾部分組成，例如，CohorsⅠAnquitanorum，分別代表了步兵、第一營、來自阿基坦；legionis secundae Augustae，第二軍團，由奧古斯都建立。在不列顛一側海岸的布蘭卡斯特要塞，先後駐紮過阿基坦第一步兵隊(前期)[31]和達拉馬提亞騎兵隊(後期)，伯格堡要塞里駐紮著斯特拉托爾騎兵隊，里卡爾弗要塞由巴塔松第一步兵隊駐防，里奇伯勒要塞由奧古斯塔第二軍團駐防，波特切斯特要塞駐紮著一支偵察兵部隊。[32]在高盧一側的第二比爾基卡行省海岸上，馬克要塞駐紮著達拉馬提亞騎兵隊，霍恩西斯要塞是索姆河艦隊的基地，伊塔普雷斯要塞由內爾維部隊駐防，[33]後兩個要塞不歸撒克遜海岸戍兵長官管轄。《百官志》中要塞的名稱和實際駐軍的情況可能並非一一對應，其中記載的某個地方也許僅僅是某個部隊的總部駐地而已。邱吉爾評論說，關於建立這些據點的戰略構想，存在某些爭論，但海岸的這一系列新堡壘只有作為羅馬不列顛艦隊的基地才有其特定的價值或理由。[34]
在羅馬帝國後期，出於補充兵員的需要，或者出於與不同蠻族軍事對抗的需要，帝國開始臨時徵召輔助作戰的盟軍。這種部隊沒有什麼光榮傳統或榮譽稱號。由於輔助軍的出現，原有的番號特色逐漸淡化，撒克遜海岸要塞就駐紮著3支這樣的輔助軍隊，即佩文西、多佛和林姆尼要塞的步兵輔助部隊。[35]君士坦丁進行軍事改革後，原有的軍團和輔助軍的界限消失，混合編制於機動部隊和邊防軍中。他們平時駐紮在各自的要塞中，戰時彼此合作對抗外族入侵，或者相互配合鎮壓本地區的叛亂。
三、“撒克遜海岸”的歷史作用和政治影響
在長達幾百年的羅馬不列顛時期，“撒克遜海岸”在軍事、經濟和政治等方面均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歷史意義。在軍事方面，“撒克遜海岸”的整體戰略布局為羅馬帝國西部沿海邊境的安全提供了堅實的保障。從地理形態角度觀察，“撒克遜海岸”的軍事防禦體系清晰地呈現出一個巨大的不規則的“沙漏”形狀：以不列顛與高盧之間距離最近的多佛海峽為中心束口，束口兩端分別向東北和西南方向呈擴展狀態。面對這個“沙漏”狀的防禦系統，當撒克遜或法蘭克等蠻族從歐洲北部和西北方向進入“不列顛海”海域時，將受到三重防禦的阻擋。布蘭卡斯特、伯格堡、布拉德維爾和沃爾頓城堡四座要塞作為第一重防禦，負責攔截試圖沿該區域河流向內陸滲透的海盜。第一重屏障一旦被擊破，等待蠻族的是以多佛海峽為中心的、防禦更加集中的第二層防禦。多佛、里卡爾弗、里奇伯勒和林姆尼四座要塞控制著泰晤士河口進入倫敦的通道，這裡也是入侵者進入較富裕的不列顛南部和高盧北部地區的航海路線。如果蠻族能夠突破第二層防禦，他們洗劫南部後勢必會再次經過多佛海峽返回，這時必將遭到第二層防禦要塞和第三層海上艦隊的前後夾擊，侵擾者也難有勝算。[36]
“撒克遜海岸”自建成以來，其早期的軍事防禦戰例極少見於歷史文獻，以至於很多人對當時是否真正存在蠻族侵擾這一問題產生懷疑。[37]其實，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在保障羅馬帝國西部邊境安全方面，“撒克遜海岸”的軍事震懾力要遠遠大於其實戰功能。這主要是因為當時撒克遜人侵擾的能力有限。他們沒有或者只有粗糙的航海圖，按照當時蠻族的造船和航海技術，即使能夠以穩定的速度行駛，最短也要2個月才能到達撒克遜海岸。[38]這也就是說，他們入侵的途中所面臨的危險和可能付出的成本是很大的，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侵擾能力。另外，當時的“撒克遜海岸”防禦力量相當強大。在不列顛的羅馬軍事建築的防禦城牆比對岸歐陸的同類型護牆修建得更高更厚，外擴式塔樓安置於新式防禦城牆的內角，為弓箭手和火器提供了射擊平台。[39]伯格堡的塔樓更加牢固，在頂端有較大的神秘凹孔，推測是用於安置弩炮，佩文西、林姆尼和多佛等也都有類似的設計。[40]以這種堅固厚重的要塞來防禦當時蠻族的海上侵擾，綽綽有餘。“一座用柵欄圍護的營地”就已經可以有效遏制“僅由少數日耳曼士兵組成的小隊就妄圖掠奪戰利品的想法”。[41]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4世紀中後期，隨著羅馬帝國的逐漸衰敗和蠻族力量的增強，撒克遜海岸防禦失敗的事例才開始有所增加。
在經濟方面，“撒克遜海岸”維護水陸通道暢通，促進了商業貿易的發展。在撒克遜海岸範圍內，從羅馬占領不列顛伊始，如何保障這一地區的商路安全就一直是羅馬軍隊需要優先考慮的問題。不列顛艦隊分別駐紮於兩岸的布洛涅和多佛等永久性基地，不僅擔負著保障航線暢通的任務，而且也經常直接參與海峽兩岸的物資運輸。對不列顛維爾德地區的鐵礦及鐵製品運輸的保護就是重要例證。維爾德地區是羅馬不列顛行省的冶鐵中心，其鐵製品大約占到行省鐵製品總量的62%。[42]因此，從經濟角度而言，海岸要塞可以被視為具有防禦功能的轉運海港。這些要塞有必要的防禦設施和駐軍，確保從周邊地區徵集來的實物稅收以及其他需要通過此處集散的貨物，可以安全地在這裡臨時貯藏和轉運。[43]
建設“撒克遜海岸”要塞也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海岸附近地區為修建要塞提供了大部分建築材料，推動了當地建築材料如木材、石灰岩和沙子等的開採和利用。同時，運送這些建築材料和軍隊後勤補給等，還促進了陸路、水路或混合運輸方式的發展。儘管當時沒有文獻對修建每座要塞所需的人力予以明確記載，但後來有學者根據要塞的性質、規模、同期修建的數量及季節氣候變化等因素，推斷出建造多佛要塞需39 000個人工，建造佩文西要塞需要103 000個人工，平均建造的時間約280天。[44]海岸要塞的建設僅僅依靠軍隊是不夠的，通常情況下還需要徵召大量民間工匠及普通勞力，也會不斷湧來各種其他從業人員，逐漸形成以要塞為中心的平民定居區。
如此一來，以海岸要塞為核心向外輻射，就促進了民用定居點和城鎮的發展。著名史學家亨利·皮朗在分析古代城鎮起源時指出，要塞分布在商人旅行經過的河流沿岸，多是河口、河灣或兩條河流的交匯處，或是便於貨物卸載的淺灘，要塞的民用物資需要附近農民和商人的支持，而人們也需要要塞軍隊對其安全的保護。在戰爭期間，要塞成為附近居民的避難所。久而久之，要塞周圍逐漸形成新的商業中心，城鎮由此誕生。[45]以波特切斯特要塞遺址為例，大量出土文物清楚地表明，4世紀時期要塞的日常生活與平民定居區沒有什麼不同，甚至這裡就是居民社區的一部分。[46]最近又有不少與海岸要塞相關的考古新發現，最明顯的要塞外定居點是在布蘭卡斯特，當代的空中攝像顯示在要塞遺址周邊有一系列複雜的圍牆，且與要塞東面、西面和南面的古道相連。儘管因長期的風雨侵蝕，其四周圍欄標定的範圍已經有所縮減，但仍然可以辨認出當時的定居區是經過深思熟慮設計的。這些定居點並不局限于海岸要塞防禦內的區域，還有大量定居點坐落在防禦城牆的外圍。這些定居點有些形成了小規模的工業和貨物貿易中心，有些則經過不斷擴張，逐漸發展成為城市。[47]
撒克遜海岸要塞不僅在軍事和經濟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而且在政治方面也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從羅馬帝國內部治理的角度看，“撒克遜海岸”是用來統攝和控制不列顛行省，維持帝國政治安全的重要形式之一。對不列顛而言，羅馬就是外來的武力征服者，即使征服者具有更高的文明程度，被征服者也要有一個逐漸接受的過程。這些要塞在當時就是羅馬帝國存在的標誌，是羅馬管理和控制其殖民地以及維護帝國統一的政治工具。有學者對此已有所研究並明確指出，奧爾良的繼位者普羅布斯通過在不列顛和高盧建立數量相當的海岸要塞，進一步控制了海峽兩岸。“從普羅布斯不止一次平息的不列顛反叛的嚴重態勢可以想見此時的‘撒克遜海岸’主要用來保持帝國內部穩定而不是作為邊疆的防衛。不列顛是帝國的主要財產——在帝國危機四伏的年代更是如此”。[48]
從羅馬帝國的大局考慮，“撒克遜海岸”具有把海峽兩岸的不列顛與高盧地區密切聯結的政治意義。儘管“撒克遜海岸”的指揮部及所轄的要塞和駐軍都是以不列顛一側為主，但高盧北部的部分地區也是其編制的重要部分。以“撒克遜海岸”的形式來維護羅馬帝國統一的政治意義不言而喻。早在“愷撒時期，南不列顛與北高盧就已建立了密切聯繫。考古發現表明兩地人民和貨物往來主要有兩條航線。最重要的航線是布列塔尼和下諾曼第(在古代統稱為阿莫利卡)與西南不列顛之間，尤其是經過多塞特郡亨吉斯特伯里角的一個港口。另一條航線是從位於塞納河和萊茵河之間的上諾曼第和低地國家到英格蘭南部和東部”。[49]海峽是溝通高盧地區和不列顛的海上通道，不列顛的防禦與高盧的防禦互為依靠，唇亡齒寒。如果高盧被敵人控制，不列顛與歐陸的聯繫將被切斷；如果不列顛被敵人掌控，那么，高盧又將再次被敵對的部落或敵人所包圍，而且來自不列顛的礦物收益和出口通道將會喪失。正如巴特勒博士所觀察的那樣，將3世紀晚期英國的歷史與北部行省其他地方的歷史割裂開來是不可能的。[50]對於羅馬帝國來說，海峽兩岸相互依存，因此其對外防禦必須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統籌考慮，集中指揮。
綜上所述，“撒克遜海岸”這一概念雖然首見於4世紀末5世紀初的《百官志》，但其發展脈絡則可以一直追溯到羅馬不列顛之始。早在羅馬不列顛初期的1世紀，一部分要塞，或者類似於要塞的軍事建築，就已經開始出現在單純地理概念的“撒克遜海岸”上了。但在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海盜的威脅和撒克遜人的入侵還遠沒有達到需要特別設立一個專門的海岸防禦系統加以防範的程度，當然也就更談不到需要專門設定“撒克遜海岸戍兵長官”這個重要職務來統一指揮這個防禦系統。時過境遷，到3世紀中後期，羅馬帝國終於露出了晚年的疲態，居住在帝國周邊的異族紛紛在邊界附近發動越來越多的侵擾，在羅馬帝國內外形勢發生如此劇變的情況下，這個需求才應運而生。
完整意義上的“撒克遜海岸”是一個由海岸戍兵長官指揮，以海峽兩岸的不列顛沃什——索倫特邊境和比爾基卡——阿莫里卡邊境中的海域和沿岸為駐防範圍，以海岸要塞作為系統運行的基礎設施，以軍事功能為主體，集軍事、政治和經濟功能於一身的國家海疆防禦體系。從發展的角度看，“撒克遜海岸”既是羅馬不列顛早期海防建設的歷史延續，又是一個適應時代變遷需求的新生產物。因為，在4世紀的“撒克遜海岸”系統中，受“撒克遜海岸戍兵長官”轄制的九支部隊中就有七支部隊是新組建的；而且此時撒克遜海岸要塞的建築風格與早前的不列顛北部邊境的類似軍事建築有明顯區別，而與4世紀歐洲大陸的要塞卻有許多共同之處。
古往今來，任何海洋國家都會在其歷史進程中形成適應本國國情的海疆防禦戰略的思考和實踐，以便有效地保護本國利益和行使自己的海洋權力。與此同時，還要根據國家實力和海洋權益的變遷，為適應新的時代要求，完成新的歷史使命，而實施必要的軍事改革，重新建制軍事轄區和重新編制軍隊。這一點對現代社會海洋國家的海疆防禦體系建設也同樣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注釋
[1]撒克遜海岸戍兵長官統轄的海岸要塞分布在三片沿海區域，不列顛東部和東南海岸9座，高盧的第二比爾基卡海岸1座，阿莫里卡和內爾維海岸1座，共11座要塞。參見Notitia Dignitatum, ParsOcc.XXVIII，3－11；XXXVII，3；XXXVIII，3.本文依照國際古典學學術慣例，所引用的《百官志》只標註章、節、段、行碼。《百官志》原文參見http：//www.thelatinlibrary.com/notitia1.html(2019－04－23)．
[2]參見Toulmin Smith, ed., The Itineraryof John Leland in or about the Year 1535－1543, Vol.4, London: Chiswick Press, 1909, pp.180－182, 37－71.
[3]該書於1586年首次以拉丁文出版，1610年被譯成英文出版。在該書中卡姆登考察了《百官志》中一些地名與當時英國沿海市鎮地名之間的對應關係。參見William Camden, Britain, or a Chorographicall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Flourishing Kingdoms,Trans.by Philemon Holland, London: Impensis Georgii Bishop and Ioannis Norton,1610, pp.335, 341－342, 344, 349, 443,477, 488.
[4]參見William Somner, A Treatise of the Roman Ports and Forts in Kent with Notes by Edmund Gibson, Oxford: Theater, 1693; William Camden, Britannia, New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Large Additions and Improvements, London: F．Collins, 1695, pp.165－167.
[5] John Horsley, Britannia Romana, London: John Osborn & Thomas Longman, 1732, pp.487－489.
[6]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Stephen Johnson, The Roman Forts of the Saxon Shore,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76; Valerie A．Maxfield,The Saxon Shore, a Handbook,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1989; John Cotterill, “Saxon Raiding and the Role of theLate Roman Coastal Forts of Britain，”Britannia, Vol.24(1993), pp.227－228; Andrew Pearson, The Roman Shore Forts: Coastal Defences of Southern Britain, Stroud: Tempus Publishing Ltd., 2002.
[7] J．G.F.Hind, “Litus Saxonicum: The Meaning of Saxon Shore，” in W．S.Hanson and L．J.F.Keppie, eds., Roman Frontier Studies，Oxford: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Publishing, 1980, p．322.
[8] Philip Bartholomew, “Forth－Century Saxons，” Britannia, Vol.15 (1984), p．185.
[9] B．Green and J．N.L.Myres, TheAnglo－Saxon Cemeteries of Caistor -by- Norwich and Markshall, Norfolk, London: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 1973, pp.44－45.
[10] W．J.Rodwell, “Some Romano－Saxon Pottery from Essex，” Antiquaries Journal, Vol.50(1970), pp.262－276.
[11] Notitia Dignitatum, ParsOcc.XLII, 33－44.
[12] Stephen Johnson, TheRomanFortsoftheSaxonShore, p．9.
[13] Notitia Dignitatum, ParsOr.XXXII, 37.
[14] J．C.Man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Saxon Shore，” in Valerie A．Maxfield, TheSaxonShore, aHandbook，pp.9－10.
[15]參見William Camden, Britain, or a Chorographicall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Flourishing Kingdoms, p．325; Andrew Pearson，The Roman Shore Forts:Coatal Defences of Southern Britain，p.10，[英]溫斯頓·邱吉爾著，劉會梁譯：《邱吉爾論民主國家：大不列顛的誕生》，上海三聯書店2017年版，第39頁。
[16] [古羅馬]尤特羅庇烏斯著，謝品巍譯：《羅馬國史大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104頁。
[17] Pat Southern and Karen R．Dixon, TheLateRomanArmy,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57－60.
[18] Notitia Dignitatum, ParsOcc.XXVIII, 1; XXⅨ， 1.
[19] Notitia Dignitatum, Pars Occ.XL,1.
[20] Stephen Johnson, The Roman Forts of the Saxon Shore, p．142.
[21] Tomlin Roger, The Emperor Valentinian I, 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1973, p．4.
[22] Stephen Johnson, The Roman Forts of the Saxon Shore, p．144.
[23] Nic Fields，Rome's Saxon Shore: Coastal Defences of Roman Britain AD 250－500,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06, pp.29－32.
[24]M．W.C.Hassall,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Military Units of the Saxon Shore，”inD．E.Johnson, ed., The Saxon Shore，CBA Research Report(18), 1977, p．9.
[25]NicFields，Rome's Saxon Shore: Coastal Defences of Roman Britain AD 250－500, p．33.
[26]Adrian Pettifer,English Castles：A Guide by Counties,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1995, pp.123, 116.
[27]Andrew Pearson,The Roman Shore Forts: Coastal Defences of Southern Britain, p．36.
[28]NicFields,Rome'sSaxon Shore: Coastal Defences of Roman Britain AD 250－500, pp.25－29.
[29]Notitia Dignitatum,ParsOcc.XXXVII, 3；XXXVIII,3.
[30]Stephen Johnson,The Roman Forts of the Saxon Shore, p．7.
[31]M．W.C.Hassall,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Military Units of the Saxon Shore，” p．8.
[32]Notitia Dignitatum,ParsOcc.XXXVII, 6, 7, 8, 9, 11.
[33]Notitia Dignitatum,ParsOcc.XXXVIII, 3, 4, 5.
[34]溫斯頓·邱吉爾：《邱吉爾論民主國家：大不列顛的誕生》，第39－40頁。
[35]Notitia Dignitatum,ParsOcc.XXVIII，9，3，4.
[36]Stephen Johnson,The Roman Forts of the Saxon Shore, pp.126－127.
[37]懷特認為與3世紀時期蠻族侵擾不列顛和高盧海岸的頻率和激烈程度相比，要塞的修建更多是源於以不列顛島為核心的分裂政權抵抗來自歐陸羅馬皇帝的進攻，4世紀後半期逐漸用於制衡海盜襲擊；約翰·科特里爾則認為沿海要塞主要起到支持內陸駐軍和開發當地資源的作用。參見D.A.White, Litus Saxonicum:The British Saxon Shore in Scholarship and Histor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61, pp.19－54; John Cotterill, “Saxon Raiding and the Role of the Late Roman Coastal Forts of Britain，” p．326.
[38]John Cotterill,“Saxon Raiding and the Role of the Late Roman Coastal Forts of Britain，” pp.227－228.
[39]Nic Fields, Rome's Saxon Shore: Coastal Defences of Roman Britain AD 250－500, p．18.
[40]Stephen Johnson,The Roman Forts of the Saxon Shore, p．119.
[41]D．A.White, Litus Saxonicum: The British Saxon Shore in Scholarship andHistory, p．40.
[42]Lan Scott, “Iron work and Its Production，” in David Bird, ed.,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South－Eastern Roman Britain, Oxford: Oxbow Book, 2017, p．286.
[43]James Ellis Jones,The Maritime Landscape of Roman Britain: Water Transport on the Coasts and Riversof Britainnia, Oxford: BARBritish Series 556, 2012, p．60.
[44]Andrew Pearson,The Roman Shore Forts: Coastal Defences of Southern Britain, pp.78－79.
[45] [比]亨利·皮朗著，樂文譯：《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1年版，第40－42頁。
[46]Barry Cunliffe,“The Saxon Shore：Some Problems and Misconception，” in D．E.Johnson, ed., The Saxon Shore，CBA Research Report(18), 1977, p．5.
[47]Andrew Pearson,The Roman Shore Forts: Coatal Defences of Southern Britain, p．149.
[48] [英]肯尼斯·O.摩根著，王覺非等譯：《牛津英國通史》，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39頁。
[49]肯尼斯·O.摩根：《牛津英國通史》，第12頁。
[50]J．S. Johnson, “The Dat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axon Shore Fort at Richborough，” Britannia, Vol.1(1970), p．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