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作品原文,作品注釋,創作背景,作品鑑賞,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苶有懷子由弟二首
- 其一
西來煙障塞空虛，灑遍秋田雨不如。
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窮苦自招渠。
無人可訴烏銜肉，憶弟難憑犬附書。
自笑迂疏皆此類，區區猶欲理蝗余。
- 其二
霜風漸欲作重陽，熠熠溪邊野菊香。
久廢山行疲犖确，尚能村醉舞淋浪。
獨眠林下夢魂好，回首人間憂患長。
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
作品注釋
⑵烏銜肉：用黃霸典故。《漢書·黃霸傳》說，黃霸為穎川太守，派了一個年長的廉吏出外察訪，囑咐他要保密。這個廉吏不敢住宿郵亭，只好在路邊弄飯吃，卻碰上“烏攫其肉”。這事被人看見，告訴了黃霸。那廉吏察訪回來，黃霸一見面就向他慰勞說：“你真辛苦了，在路邊弄飯吃，老鴉銜走了你吃的肉！”
⑷殺馬毀車：用馮良典故。《後漢書·周燮傳》載：一個叫馮良的人，三十歲，為縣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恥在廝役，因毀車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為跟一個叫杜撫的學者學習去了。家裡人滿以為他死了，過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鄉。
創作背景
《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苶有懷子由弟二首》這兩首詩是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八、九月間，蘇軾將離杭州通判任時所作。是年，蘇軾三十九歲。其弟蘇轍（字子由）時任齊州掌書記，在濟南。《鹹淳臨安志》：“浮雲嶺，在於潛縣南二十五里。”（於潛，浙江境內的縣，在臨安西，位於分水港支流上。）蘇軾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災害，所謂“止水之禱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吳山》）。熙寧七年，京城以東因乾旱鬧蝗災，“餘波及於淮浙”（《上韓丞相論災傷書》）。蘇軾因捕蝗至於潛，作此二詩寄給蘇轍。
作品鑑賞
第一首寫捕蝗所感。首二句寫蝗災嚴重情況。飛蝗成陣，像彌天塞地的煙霧自西方蜂擁而來，雖秋田急雨，也比不上它那樣迅猛、密集。蘇軾這年十一月到密州任上，《上韓丞相論災傷書》追敘這段情況說：“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其至於潛，又有《戲於潛令毛國華長官》詩說：“宦遊逢此歲年惡，飛蝗來時半天黑。”此詩用一“塞”字、“遍”字，極寫蝗勢之烈。
三四兩句痛斥當時官吏蓄意隱瞞災情，不顧人民死活的罪惡行為。當時京東一帶的某些地方官為了獻媚執政，美化新法，公然隱瞞災情，虛報“蝗不為災”，甚至還宣稱蝗蟲能“為民除草”。詩人對這種鬼蜮行徑，義憤填膺，他在《上韓丞相論災傷書》中用自己親身見聞，大聲疾呼地加以駁斥說：“自入境，見民以篙蔓裹蝗而瘞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於官者凡三萬斛。然吏言蝗不為災，甚者或言為民除草。使蝗蟲為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詩中“新法清平那有此”二句正是針對這一事實，為民請命，發出的憤怒呼聲。詩人用揶揄的口吻說：既然你們矢口否認事實，說什麼新法清平，一切都好，蝗蟲不但不能為災，反而會幫助農民除草；但蝗災卻是鐵的事實，否認不了；那么，它又是從哪裡來的呢？也許只能說是我這個倒霉鬼給帶來的了！這是十分荒謬的邏輯。三四句噴薄而出，如聞其聲。
五六句說為官辛苦，欲訴無門，因而更加思念親人。“烏銜肉”用的是黃霸的典故。蘇軾用此事，說自己此次因捕蝗入山，風餐露宿，深感為吏之苦，欲訴無人，因而很想和蘇轍談談；而山川阻隔，寄書無由，這就倍增痛苦了。“犬附書”用的是陸機的典故。二句用事精切，對仗工整，增加了語言的表現力量。
七八句又回到捕蝗的事上來，說雖然滿腔義憤，欲訴無人，但仍然想要“理蝗余”，努力做好蝗災的善後工作，這股傻勁，連他自己都覺得有些可笑了。蘇軾的可貴處，正是這種即使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也要堅持為人民做好事的積極精神。他晚年在寫給老朋友李公擇的一封信上說，他“雖懷坎壈於時，遇時有可尊主澤民者則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一個偉大詩人，是需要這種獻身精神的。
第二首著重寫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點明時令、景物。重陽將近，溪邊野菊已開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紀行。蘇軾久不登山，這次為了捕蝗來到這山石高峻的浮雲嶺，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處在壯年，豪情未減，偶爾喝一杯村酒，仍覺得精力有餘。此二句從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揚。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獨自一人在林木蔭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來，一天的疲勞，暫時忘卻，頓覺寵辱不驚，夢魂安穩；然而，這片刻的安閒卻喚起數年來世路奔波的許多回憶：那時局的動盪，黨派的傾軋，仕途的艱險，以及這場特大蝗災給人民帶來的困苦，他奔走呼號、欲訴無門的憤懣，這一切，湧上心來。詩人用“人間憂患長”五字加以概括，表達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從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揚。全詩經此兩度抑揚，聲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鬱不堪之情，並很自然地帶出了結尾二句。
結尾緊承“人間憂患長”意，他想到此時這種疲於奔走、形同廝役的處境，忿忿然說：我真想像馮良一樣殺馬毀車，從此遁去，至於所謂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著再來和我討論了！蘇軾用馮良之事，也和此時山行疲苦、情緒不好有關。“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這是孔子的教訓。在封建社會裡，一些持身謹嚴的士大夫對自己的出處進退總是比較認真的。蘇軾弟兄也經常談到這一問題。兩年多以前，蘇軾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詩中就說：“眼前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去未能。”說他不願奉行新法，只是由於貪戀君恩，未能決然引去。在捕蝗事後不久，蘇軾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給蘇轍一首《沁園春》詞又說：“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認為出仕或歸隱的主動權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時因捕蝗疲苦這一具體事件的觸發，天秤偏到那一端了。這和組詩中第一首的結尾“理蝗余”的積極態度表面上矛盾，其實不然。在蘇軾的思想上，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驅使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兩首詩的結尾各有側重。《烏台詩案》提到“獨眠林下”這四句詩時，蘇軾自己解釋說：“意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煩雜不可辦，亦言己才力不能勝任也。”這正是蘇軾的痛苦所在。王安石變法在歷史上是一種進步，但新法本身並沒有解決農民的問題；加上新法執行中的某些偏差，給農民帶來了不利。因此，不能因為蘇軾不滿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這兩首詩，更多地體現了他對人民的同情。
這兩首詩寫的是現實生活給詩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衝擊，抑揚頓挫，感慨遙深，用事精切，寫出了內心深處的難言之情，也是親兄弟間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別真切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