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英國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彼得·曼德爾森的回憶錄。曼德爾森以飽滿的激情、細膩的筆觸描畫了其在英國政壇和歐盟的或輝煌或落寞的歲月，坦誠披露了其在變幻莫測的英國政壇所經歷的一切，尤其是他與布萊爾和布朗在參加競選期間及競選成功後合作共事的細節，從中不難窺見英國當代民主政治的複雜運作過程。此外，曼德爾森還另闢一章，仔細回憶了其在歐盟任職期間與中國的交往，肯定了中國的發展對歐洲甚至世界的積極意義，並認為中國是建設21世紀的國際政治關係的關鍵所在。對於想要了解英國工黨執政時期重大政治事件及其影響以及中歐關係的讀者而言，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
基本介紹
- 書名：拯救工黨:與布萊爾一起的崢嶸歲月
- 作者：彼得·曼德爾森 (Peter Mandelson)
-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頁數：307頁
- 開本：16
- 品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外文名：The Third Man Life At the Heart of New Labour
- 譯者：張浩亮
- 出版日期：2013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3001796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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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彼得·曼德爾森的血管里流淌著的是工黨的血液，從年輕時起他就致力於使工黨重新執政。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他重塑工黨形象，把紅色旗幟換成紅玫瑰，成為英國第一個同時也是飽受爭議的政治化妝師。正是在這一時期他首次接觸了工黨的兩位新星：托尼·布萊爾和戈登·布朗，從此以後這三位現代主義者就再也分不開了。關於這位新工黨的中心人物已有許多報導，現在就讓我們翻開《拯救工黨（與布萊爾一起的崢嶸歲月）》一書，聽一聽他本人親口講述的事實吧！
作者簡介
彼得·曼德爾森男爵，1953年出生於倫敦，畢業於牛津大學，當代英國政治家、外交家。他與布萊爾、布朗一起被譽為工黨“三劍客”，他們重塑了工黨在英國政治中的地位。在布萊爾任首相期間，曼德爾森先後擔任不管部大臣、 貿易工業大臣以及北愛爾蘭事務大臣。2004年至2008年，曼德爾森作為歐盟委員會貿易專員，參與並推動了許多國際貿易協定的談判，取得了積極成果。2008年他回到英國，任布朗政府的商業企業管理改革部國務大臣和副首相。他曾多次訪華，堅持通過對話與合作處理歐中經貿關係，努力推動歐中關係進一步發展。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作為工黨領袖布萊爾和布朗背後的軍師，曼德爾森男爵扮演了工黨“總設計師”的角色，成功謀劃了工黨的復興，開肩了工黨三連任的輝煌時代。在這本回憶錄中，作者對營日同僚的坦誠披露，讓讀者得以窺見英國高層的角力。現代民主政治的運作遠沒有我們想像得那么簡單，這本書向外界展示了現代西方民主的另一面。
——SOHO中國CEO 張欣
它不僅是本個人傳記，還是幫助人們認識英國、歐洲、中國乃至世界政治的歷史書，其中不乏一位具有戰略眼光的政治人試圖改變國家現實的嘗試和探索。
——《財經》雜誌總編輯 王波明
——SOHO中國CEO 張欣
它不僅是本個人傳記，還是幫助人們認識英國、歐洲、中國乃至世界政治的歷史書，其中不乏一位具有戰略眼光的政治人試圖改變國家現實的嘗試和探索。
——《財經》雜誌總編輯 王波明
名人推薦
作為工黨領袖布萊爾和布朗背後的軍師，曼德爾森男爵扮演了工黨“總設計師”的角色，成功謀劃了工黨的復興，開啟了工黨三連任的輝煌時代。在這本回憶錄中，作者對昔日同僚的坦誠披露，讓讀者得以窺見英國高層的角力。現代民主政治的運作遠沒有我們想像得那么簡單，這本書向外界展示了現代西方民主的另一面。
——SOHO中國CEO張欣
它不僅是本個人傳記，還是幫助人們認識英國、歐洲、中國乃至世界政治的歷史書，其中不乏一位具有戰略眼光的政治人試圖改變國家現實的嘗試和探索。
——《財經》雜誌總編輯王波明
——SOHO中國CEO張欣
它不僅是本個人傳記，還是幫助人們認識英國、歐洲、中國乃至世界政治的歷史書，其中不乏一位具有戰略眼光的政治人試圖改變國家現實的嘗試和探索。
——《財經》雜誌總編輯王波明
圖書目錄
第1章出身於工黨
第2章輝煌的失敗
第3章三劍客
第4章左右為難的選擇
第5章做最好的彼得
第6章被解僱
第7章戰鬥，而不是放棄
第8章重返影子內閣
第9章貿易之所
第10章東山再起
第11章新工黨的終結？
第12章來自中國的挑戰
第2章輝煌的失敗
第3章三劍客
第4章左右為難的選擇
第5章做最好的彼得
第6章被解僱
第7章戰鬥，而不是放棄
第8章重返影子內閣
第9章貿易之所
第10章東山再起
第11章新工黨的終結？
第12章來自中國的挑戰
序言
這是一本由英國政治家撰寫的、主要關於英國以及英國政治的書，那么遠在中國的讀者是否會對此感興趣呢？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也需要我們為之尋找答案。
與先後擔任與繼任英國首相的托尼·布萊爾以及戈登·布朗一起，我成功地幫助英國的老牌政治組織實現了它的現代化，使之成為今日的“新工黨”。在這個組織連續三屆贏得大選、執掌政府的過程中，我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在過去這些年的起起伏伏中，我不僅是一個見證者，更是一個親歷其中的參與者。
本書英文原版之所以取名為《第三個人》，主要是因為儘管托尼-布萊爾以及其後的戈登-布朗相繼成為工黨領袖以及英國首相。但是我的影響力依舊持續地存在於幕後，有些時候甚至是在台前。英國政治，正如其他任何國家的政治一樣，公共生活往往與個人的權力、影響交織在一起。本書正是關於我如何生活在這樣一個紛繁蕪雜的世界中的故事。首先，始於英國：然後，作為資深政治家轉戰歐盟；最後，又回歸英國。
在過去的這些年中，尤其是我作為歐盟貿易委員會專員經常到訪中國的幾年間，我有幸結識了許多傑出的中國政治家和官員。其中的一些人更是成了我的朋友。在我們經常思考的問題中，有一點就是，儘管我們的政治體制大異其趣，但是中國和歐洲的政治生活還是有許多相似之處的。
同歐洲的政治一樣，中國政治中也充滿了個性差異、心理因素以及各種理念與爭論。政治家們對其所處社會中發生的巨大變遷的理解方式以及對此的應變是普世皆同的，而且無論是中國還是歐洲，它們都是過去20多年的政治歷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本書的大部分內容是講述在面對英國社會所發生的根本性變遷時，一個英國政黨是如何探尋自我變革的意願：如何摒棄陳規陋習，掙扎求存；如何做到既保存了自身的基本身份認同以及核心價值，同時又得以在巨大的社會變遷中免遭淘汰、成功地生存下來。
在結識托尼·布萊爾以及戈登·布朗之後不久，我就意識到，他倆是極有天賦的政治家。工作上，他們夙夜在公；政治上，他們洞若觀火。同時，他們還非常擅長與尚對工黨政治家心存疑慮的人們進行溝通與交流。他們明白，工黨必須贏得並且保持民眾的信任。
在他們身邊，我負責的工作主要是媒體、統戰以及應對負面評論，也就是確保我們在報刊、電視以及電台新聞中能夠得到儘可能多的正面報導。這樣的工作幫助我確立了自己作為英國“媒體顧問”（spin doctor）第一人的聲望。所謂“媒體顧問”，一般而言，就是指能夠“修補”新聞報導或是撰寫第二天的新聞頭條的人。正如本書中所描述的那樣，從事這一工作往往要求具備很強的紀律性，而這一點無法確保我能夠在己方陣營中一直受到歡迎。在許多方面，與說服執拗的政治記者們相比，改變黨內己方成員們的態度明顯要更加困難。也更加費時費力。
因此，儘管本書主要描述的是我在英國以及布魯塞爾的政治生活，但它所隱含的內容絕不僅限於此。本書聚焦於兩位聞名於世的全球頂級政治精英，然而英國以外的許多讀者對於他們在英國國內的政治生活以及影響力依舊知之甚少。與我的政治經歷一樣，上述兩位政治家的政治生活也是很具吸引力的政治研究樣本：在從政的道路上。要如何才能成功，又有哪些或大或小的失敗與挫折經驗值得借鑑。
在我看來，托尼·布萊爾和戈登·布朗都有著一種對改變與希望的渴求。在為工黨運動而篳路藍縷的歲月中，他們使我確信工黨復興指日可待。這並不是對權力本身的渴望，而是對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黨的渴求，也只有這樣一個工黨，才能夠建立起一個相較於20世紀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期的英國更具人性、更加寬容、更加公正的國家。我們三個人情同手足。我們的人格力量以及我們所組建的職業政治家團隊中的成員們所共同擁有的對於改變的渴望，將會幫助我們在大選中重新贏回執政地位，並且能夠比工黨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執政時期都更加持久。
一路行來，我們成功地轉變了工黨對於經濟、市場、防衛、商業、工會、稅收收入與財政開支、公共事業改革以及個人權利與責任的態度。通過這些轉變，我們創造了“新工黨”，使它得以與現代英國社會的主流融為一體。就政府而言，這一現代化事業創造了一個更加公平、更加寬容、更加開明的英國。這正是我們的政治遺產，也是我為之驕傲的我們共同的政治履歷。我們賴以生存的公共基礎設施以及公共基本服務都得以重建：“冬季危機”（Winter crises）時洶湧的罷工工潮、國家醫療服務體系INHS）下漫長的排隊候診、搖搖欲墜的校舍中的辦公時光。這一切都已恍如隔世。重症，例如癌症的快速治療。拯救了許多生命，而NHs也實現了自其誕生以來最大程度上的“以患者為中心”。
我們對於中國小和大學史無前例的投入是與影響深遠的旨在增加各個階層的受教育機會，尤其是在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受教育階段早期的教育機會的改革相聯繫的。所有這些成就之所以能夠取得，也許主要是因為我們如此努力地致力於將工黨重新改造為英國民眾所希望的那種執政黨。在某些時候，本書也會不可避免地將注意力放在一些肥皂劇般的各種政治關係上。但是，本書的真正內容主要是關於我們塑造的這個國家與社會。
雖然我也有不少缺點，但我是一個忠誠、耿直的人，並視其高於一切。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有過許多次只要我選擇卑躬屈膝或是在合適的時機變換陣營，或許會有對我更有利的結果：假如我在戈登遇宮日緊、首相大位在望的時候，拋棄苦苦掙扎、即將下野的托尼，對我來說將大有裨益；假如我在此後戈登連任無望、木已成舟的情況下拋棄他，我也能贏得黨內許多同志的讚許。或許，在這些情況下我都過於堅持原則、不懂變通，沒有選擇對自己更有利的道路，但是在我看來，堅持自己的信念對於一個信守承諾的人來說絕不是一個錯誤。
在使我招致媒體批評的事件中，有一件是關於我的交友圈。我承認，我會被極具個性的人所吸引，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們鮮明的個性讓我覺得他們很值得交往。相比於他們的意識形態，我對於他們的所思所為更有興趣。我評判他人的標準是他們的性格、他們的個人品質，而不是社會對他們認可與否。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成功人士，無論他們身處政界、商界、傳媒界、時尚界還是藝術界，都會散發出一種能量，都擁有發人深省的真知灼見以及呼朋引伴、嘉賓滿座的吸引力。我也樂此不疲，交遊廣闊，尤其是在政治圈外朋友眾多。我無須為此道歉，我就是一個生性好動的人。
與那些能夠在政治中隨波逐流的人不同，我並不是那種是非皆可的中立派。在我的記憶中，還沒有哪一次我會放棄爭取或是鬥爭，有時候我甚至會直接反擊圍攻我的嘈雜之聲。當然，我也完全有能力調整自己的想法，但絕不會遇事毫無主見。自從我步入政壇，我始終堅守著某些特定的政治信條，歸屬於特定的政治派別。我屬於政治中左派，但是我也一直對能夠踐行我所秉持的價值觀念的所有新穎方式持開放態度。我相信，理念的原則性與方法的靈活性的有機結合是在政治與政府事務中取得成功的關鍵。在我看來，這正可用來描述在過去的20餘年中，我在開展與中國有關的工作時，所接觸到的那些最具遠見卓識的中國政治家。
很自然的。在本書中，中國所占的篇幅要遠遠多於歐洲以外的任何一個國家。我是在布魯塞爾擔任歐盟貿易委員會專員時開始本書的創作的，當時，我幾乎每天都在接觸有關中國的事務。從一個純粹的國內政治家轉而出任歐盟委員會的高級官員。這種轉變迫使我必須迅速地將視野轉向外部，嘗試理解當今世界所發生的變化，而在這些變化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中國。
遠離了倫敦的高壓政治生態，我得以有更多的時間來關注中國的崛起對於歐洲以及全世界的意義。我致力於使自己成為中國政治與政策事務的專家，同時。我也將自己在歐盟委員會中的角色部分地視為一個將中國介紹給歐洲客群的解說者。我深信，在很多方面，歐洲對於中國的反應。正是其自身對於全球化反應的翻版。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遷重塑了歐洲的經濟與市場，而這些改變讓我們變得緊張。將中國的崛起視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積極正面的，這是建設21世紀的國際政治關係的關鍵所在。此類觀點在本書英文版中也有所涉及，但是我為中文版新添了整整一個章節，以便更加細緻地展開描述。我希望對於閱讀這本書的中文讀者而言，我的故事能夠引起他們的興趣，啟發他們的思考。
與先後擔任與繼任英國首相的托尼·布萊爾以及戈登·布朗一起，我成功地幫助英國的老牌政治組織實現了它的現代化，使之成為今日的“新工黨”。在這個組織連續三屆贏得大選、執掌政府的過程中，我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在過去這些年的起起伏伏中，我不僅是一個見證者，更是一個親歷其中的參與者。
本書英文原版之所以取名為《第三個人》，主要是因為儘管托尼-布萊爾以及其後的戈登-布朗相繼成為工黨領袖以及英國首相。但是我的影響力依舊持續地存在於幕後，有些時候甚至是在台前。英國政治，正如其他任何國家的政治一樣，公共生活往往與個人的權力、影響交織在一起。本書正是關於我如何生活在這樣一個紛繁蕪雜的世界中的故事。首先，始於英國：然後，作為資深政治家轉戰歐盟；最後，又回歸英國。
在過去的這些年中，尤其是我作為歐盟貿易委員會專員經常到訪中國的幾年間，我有幸結識了許多傑出的中國政治家和官員。其中的一些人更是成了我的朋友。在我們經常思考的問題中，有一點就是，儘管我們的政治體制大異其趣，但是中國和歐洲的政治生活還是有許多相似之處的。
同歐洲的政治一樣，中國政治中也充滿了個性差異、心理因素以及各種理念與爭論。政治家們對其所處社會中發生的巨大變遷的理解方式以及對此的應變是普世皆同的，而且無論是中國還是歐洲，它們都是過去20多年的政治歷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本書的大部分內容是講述在面對英國社會所發生的根本性變遷時，一個英國政黨是如何探尋自我變革的意願：如何摒棄陳規陋習，掙扎求存；如何做到既保存了自身的基本身份認同以及核心價值，同時又得以在巨大的社會變遷中免遭淘汰、成功地生存下來。
在結識托尼·布萊爾以及戈登·布朗之後不久，我就意識到，他倆是極有天賦的政治家。工作上，他們夙夜在公；政治上，他們洞若觀火。同時，他們還非常擅長與尚對工黨政治家心存疑慮的人們進行溝通與交流。他們明白，工黨必須贏得並且保持民眾的信任。
在他們身邊，我負責的工作主要是媒體、統戰以及應對負面評論，也就是確保我們在報刊、電視以及電台新聞中能夠得到儘可能多的正面報導。這樣的工作幫助我確立了自己作為英國“媒體顧問”（spin doctor）第一人的聲望。所謂“媒體顧問”，一般而言，就是指能夠“修補”新聞報導或是撰寫第二天的新聞頭條的人。正如本書中所描述的那樣，從事這一工作往往要求具備很強的紀律性，而這一點無法確保我能夠在己方陣營中一直受到歡迎。在許多方面，與說服執拗的政治記者們相比，改變黨內己方成員們的態度明顯要更加困難。也更加費時費力。
因此，儘管本書主要描述的是我在英國以及布魯塞爾的政治生活，但它所隱含的內容絕不僅限於此。本書聚焦於兩位聞名於世的全球頂級政治精英，然而英國以外的許多讀者對於他們在英國國內的政治生活以及影響力依舊知之甚少。與我的政治經歷一樣，上述兩位政治家的政治生活也是很具吸引力的政治研究樣本：在從政的道路上。要如何才能成功，又有哪些或大或小的失敗與挫折經驗值得借鑑。
在我看來，托尼·布萊爾和戈登·布朗都有著一種對改變與希望的渴求。在為工黨運動而篳路藍縷的歲月中，他們使我確信工黨復興指日可待。這並不是對權力本身的渴望，而是對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黨的渴求，也只有這樣一個工黨，才能夠建立起一個相較於20世紀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期的英國更具人性、更加寬容、更加公正的國家。我們三個人情同手足。我們的人格力量以及我們所組建的職業政治家團隊中的成員們所共同擁有的對於改變的渴望，將會幫助我們在大選中重新贏回執政地位，並且能夠比工黨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執政時期都更加持久。
一路行來，我們成功地轉變了工黨對於經濟、市場、防衛、商業、工會、稅收收入與財政開支、公共事業改革以及個人權利與責任的態度。通過這些轉變，我們創造了“新工黨”，使它得以與現代英國社會的主流融為一體。就政府而言，這一現代化事業創造了一個更加公平、更加寬容、更加開明的英國。這正是我們的政治遺產，也是我為之驕傲的我們共同的政治履歷。我們賴以生存的公共基礎設施以及公共基本服務都得以重建：“冬季危機”（Winter crises）時洶湧的罷工工潮、國家醫療服務體系INHS）下漫長的排隊候診、搖搖欲墜的校舍中的辦公時光。這一切都已恍如隔世。重症，例如癌症的快速治療。拯救了許多生命，而NHs也實現了自其誕生以來最大程度上的“以患者為中心”。
我們對於中國小和大學史無前例的投入是與影響深遠的旨在增加各個階層的受教育機會，尤其是在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受教育階段早期的教育機會的改革相聯繫的。所有這些成就之所以能夠取得，也許主要是因為我們如此努力地致力於將工黨重新改造為英國民眾所希望的那種執政黨。在某些時候，本書也會不可避免地將注意力放在一些肥皂劇般的各種政治關係上。但是，本書的真正內容主要是關於我們塑造的這個國家與社會。
雖然我也有不少缺點，但我是一個忠誠、耿直的人，並視其高於一切。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有過許多次只要我選擇卑躬屈膝或是在合適的時機變換陣營，或許會有對我更有利的結果：假如我在戈登遇宮日緊、首相大位在望的時候，拋棄苦苦掙扎、即將下野的托尼，對我來說將大有裨益；假如我在此後戈登連任無望、木已成舟的情況下拋棄他，我也能贏得黨內許多同志的讚許。或許，在這些情況下我都過於堅持原則、不懂變通，沒有選擇對自己更有利的道路，但是在我看來，堅持自己的信念對於一個信守承諾的人來說絕不是一個錯誤。
在使我招致媒體批評的事件中，有一件是關於我的交友圈。我承認，我會被極具個性的人所吸引，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們鮮明的個性讓我覺得他們很值得交往。相比於他們的意識形態，我對於他們的所思所為更有興趣。我評判他人的標準是他們的性格、他們的個人品質，而不是社會對他們認可與否。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成功人士，無論他們身處政界、商界、傳媒界、時尚界還是藝術界，都會散發出一種能量，都擁有發人深省的真知灼見以及呼朋引伴、嘉賓滿座的吸引力。我也樂此不疲，交遊廣闊，尤其是在政治圈外朋友眾多。我無須為此道歉，我就是一個生性好動的人。
與那些能夠在政治中隨波逐流的人不同，我並不是那種是非皆可的中立派。在我的記憶中，還沒有哪一次我會放棄爭取或是鬥爭，有時候我甚至會直接反擊圍攻我的嘈雜之聲。當然，我也完全有能力調整自己的想法，但絕不會遇事毫無主見。自從我步入政壇，我始終堅守著某些特定的政治信條，歸屬於特定的政治派別。我屬於政治中左派，但是我也一直對能夠踐行我所秉持的價值觀念的所有新穎方式持開放態度。我相信，理念的原則性與方法的靈活性的有機結合是在政治與政府事務中取得成功的關鍵。在我看來，這正可用來描述在過去的20餘年中，我在開展與中國有關的工作時，所接觸到的那些最具遠見卓識的中國政治家。
很自然的。在本書中，中國所占的篇幅要遠遠多於歐洲以外的任何一個國家。我是在布魯塞爾擔任歐盟貿易委員會專員時開始本書的創作的，當時，我幾乎每天都在接觸有關中國的事務。從一個純粹的國內政治家轉而出任歐盟委員會的高級官員。這種轉變迫使我必須迅速地將視野轉向外部，嘗試理解當今世界所發生的變化，而在這些變化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中國。
遠離了倫敦的高壓政治生態，我得以有更多的時間來關注中國的崛起對於歐洲以及全世界的意義。我致力於使自己成為中國政治與政策事務的專家，同時。我也將自己在歐盟委員會中的角色部分地視為一個將中國介紹給歐洲客群的解說者。我深信，在很多方面，歐洲對於中國的反應。正是其自身對於全球化反應的翻版。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遷重塑了歐洲的經濟與市場，而這些改變讓我們變得緊張。將中國的崛起視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積極正面的，這是建設21世紀的國際政治關係的關鍵所在。此類觀點在本書英文版中也有所涉及，但是我為中文版新添了整整一個章節，以便更加細緻地展開描述。我希望對於閱讀這本書的中文讀者而言，我的故事能夠引起他們的興趣，啟發他們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