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維德《戀歌》在中世紀西歐經歷了複雜的傳播歷程。在中世紀早期，包含《戀歌》的鈔本數量較少，相應的文本譜系也比較清晰，基本形成了以法國北部為中心向德、意等地的傳播線路。在教堂和修道院學堂中的使用是促進該文本傳播的主要推力。至中世紀中期，伴隨著古典文化的復興，包含《戀歌》的鈔本數量及其傳播範圍迅速增加、擴大，最終形成了法、德兩種風格傳統。教堂和修道院對文本傳播的推動作用仍然重要，但伴隨著私人閱讀的發展，相關鈔本中出現了評註、選集等新的文本形式。到了中世紀晚期，在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背景之下，包含《戀歌》的鈔本成為世俗性的私人藏書，受人文主義者們嗜古情懷的影響，其文本質量愈益奢華、精美。《戀歌》的傳播既顯示出中世紀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文化發展，還反映了中世紀基督教與古典文化之間關係的變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戀歌
- 作者：奧維德
- 創作年代：古羅馬時期
歷史背景
奧維德《戀歌》在中世紀西歐經歷了複雜的傳播歷程。在中世紀早期，包含《戀歌》的鈔本數量較少，相應的文本譜系也比較清晰，基本形成了以法國北部為中心向德、意等地的傳播線路。在教堂和修道院學堂中的使用是促進該文本傳播的主要推力。至中世紀中期，伴隨著古典文化的復興，包含《戀歌》的鈔本數量及其傳播範圍迅速增加、擴大，最終形成了法、德兩種風格傳統。教堂和修道院對文本傳播的推動作用仍然重要，但伴隨著私人閱讀的發展，相關鈔本中出現了評註、選集等新的文本形式。到了中世紀晚期，在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背景之下，包含《戀歌》的鈔本成為世俗性的私人藏書，受人文主義者們嗜古情懷的影響，其文本質量愈益奢華、精美。《戀歌》的傳播判去戲既顯示出中世紀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文化發展，還反映了中世紀基督教與古典文化之間關係的變化。
一般而言，歷史上人們對古典文獻的接受行為影響著文本傳播，進而決定鈔恥院詢本的傳抄需求，並最終促成文本保存。但反言之，在理清文本傳播線路和關係的前提下，也有利於我們洞察隱於其後的人類行為。奧維德的《戀歌》在中世紀西歐的傳播就是如此承洪判。奧維德是公元1世紀古羅馬著名的拉丁詩人，其作品不僅數量豐富，語言優美，還往往能反映古羅馬人在愛情、宗教、神話等方面的觀念和認知，所以從古至今一直為人所接受，並通過引述、摘錄、模仿等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戀歌》是他輓歌體愛情詩作的一部，主要內容為作者表達對愛情的讚美，及對戀人科瑞娜(Corinna)的愛慕。出於後人的青睞，《戀歌》文本在中世紀西歐的傳播範圍日益擴大，人們對作品的傳抄次數也逐漸增多，相應的鈔本數量也有明顯增長，這最終有利於文棕己主察本的保存。《戀歌》的現代文本也是根據中世紀鈔本中的文本整理出來的。那么，《戀歌》在中世紀西歐傳播的具體表現為何，其背後又反映著怎樣的社會背景和人類活動呢?
現代校勘學的發展對於明確《戀歌》的文本傳播問題貢獻頗大。“校勘工作的任務是推出一個與祖本(original)儘可能接近的文本(constitutio textus)。”①而《戀歌》最早的校勘本在15世紀的時候就已經出現，這說明當時的編者已經以追求祖本為目的，對《戀歌》的文本傳播及相應的鈔本傳承進行了考察。②19世紀中葉以後，“拉赫曼方法”(Lachmann’sche Methode)作為科學的校勘法被廣泛套用於實踐，用以確定不同文本之間的傳播譜系。③具體到奧維德的作品，19世紀的學者們也以該方法出版了經過校勘的奧維德全集(opera)，《戀歌》即是其中的一部分。例如，1862年默克爾版的《奧維德全集》中就列出編者在校勘《戀歌》時所用到的各類文本，並大致分析了彼此間的傳播譜系。④進入20世紀以後，隨著研究技術的進步，研究者們對文本進行對校、審查時更為細緻，往往能夠提供更多的案例以確定不同文本的傳播關係，進而印證、更新或挑戰傳統觀點。⑤特別是在20世紀60年代之後，隨著更多中世紀鈔本被發現，學者們不僅提供了更多譜系中或譜系之外的文本信息炒辣，而且還力圖解釋校勘者在對校之後如何經過思考作出正確的文本選擇。⑥另外，歷史學家們還開始思考文本傳播背後所體現的社會行為，意識到在中世紀學堂中，教師和學生們的教學、學習活動是推動其傳播的重要因素。⑦近十幾年來，學者們還深入到一些更具體的問題之中，諸如含有《戀歌》的鈔本在中世紀晚期英國修道院中的保存狀況，⑧《戀歌》等奧維德作品在中世紀義大利地區的傳播狀況等。⑨
儘管學術界目前已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研究成果，但筆者發現仍有不少問題有待進一步解決。例如，基於運用譜系學的研究方法，學者們往往著重考察中世紀早期《戀歌》的文本傳播情況，而對中世紀中後期文本特徵的變化，及其經歷了怎樣的傳播路線等問題關注甚少。在原因分析方面，儘管學者們已經意識到學堂教育中對元達慨虹《戀歌》的使用是促使其傳播的主要因素，但當教學環境隨著社會背景的變化而發生改變時，是否會對文本傳播和相關鈔本的物質形態等造成影響?筆者不揣淺陋，擬就上述問題做進一步的論證與闡釋，以求教於學界方家。
一、中世紀早期《戀歌》文本的原始類型及最初傳播
事實上，在8世紀之前，西班牙地區可能就已經存在包含《戀歌》的鈔本。而到了8世紀時，奧爾良主教特奧多夫(Theodulf of Orléans，750-821)將包括《戀歌》在內的奧維德愛情詩文本從西班牙帶至法國，使其開始以法國北愚享淚部為中心在中世紀西歐進行傳播。⑩現存最早的奧維德愛情詩文本大致形成於9世紀，包含《戀歌》的主要有R、P兩部鈔本。R本，編號為巴黎7311號拉丁鈔本(Parisinus 7311)，製作於巴黎地區的某一學堂中，共103頁，前49頁是12世紀的手抄筆跡，包含了部分《擬情詩》的內容。(11)自50頁起為奧維德的三部愛情詩，抄於9世紀，其中《愛的藝術》分布於第50r至第88v頁；《情傷良方》分布於第88v至第102r頁；《戀歌》分布於第102v至103v頁。《戀歌》的內容不全，僅包含文本的1.1.3至1.2.19，以及1.2.25至1.2.50的一部分。(12)P本的編號為巴黎8242號拉丁鈔本(Parisinus 8242)，發源於法國北部科爾賓修道院(Corbie Abbey,Corbie,Picardy.)，共99頁，文本內容相對簡單，抄寫者進行抄寫時也未添加多餘的修飾，頁邊注和行間注也相對較少，且其中大多是語法方面的提示性注釋。(13)這說明這部鈔本的抄寫者和使用者的文化程度相對較低。(14)就製作年代而言，R、P兩部大致相當，只是後者稍晚，大約形成於9、10世紀之交。P本第1至54頁記錄的是《擬情詩》的部分內容，第55至56頁是空白頁；第57至96頁為《戀歌》，內容包括1.2.51至3.12.26的部分；第97、98頁缺失，第99頁為《戀歌》3.14.3至3.15.8的部分，其後數行再度缺失。
研究者們一般通過《戀歌》的文本內容來判斷R、P兩部鈔本之間的傳承關係。學術界目前存在兩種猜測，一種觀點主張R本的文本內容僅是一部完整文本的前半部分，後半部分已經散佚，而P本可能就是抄自這遺失的後半部分。這種觀點的形成與研究者們對奧維德愛情詩祖本的構想有關。有關祖本，泰佛爾的看法是：“中世紀奧維德愛情詩的祖本應當包含他所有的愛情詩作品”。(15)上文已經提到R本目前呈現的文本順序，而《戀歌》內容缺失嚴重，且文本內容在第103v頁末端驟停(abrupt halt)，這意味著其後必定還有內容。再據其他年代稍晚的文本顯示，《擬情詩》往往位列《戀歌》之後，故我們有理由猜測，《擬情詩》可能與《戀歌》被截斷的後半部分一同包含在完整文本的遺失部分里。當前R本中所呈現的《擬情詩》位列其他三部愛情詩之前的狀況明顯是不早於12世紀的後人所為，畢竟將多種不同來源的文本結合是中世紀鈔本中經常出現的現象。
那么，中世紀的這種將完整的文本分離，並對分離後的部分文本進行二次傳抄的行為背後，反映著抄寫者和鈔本擁有者之間怎樣的借閱和傳抄關係呢?英國文獻學研究者喬治·古爾德對這一問題提供了可能性分析。他認為：“《戀歌》的開頭很有可能與《情傷良方》的結尾同處一頁，出借鈔本的原主不想將頁面撕毀，借閱者(鈔本後半部分的抄寫者)也無法要求原主放棄《戀歌》的開頭。所以很明顯，R本之後的部分應始於目前R本末頁的左下尾端。”(16)透過古爾德的分析可知，為了方便傳抄，R本的完整文本可能在成型後不久即遭到拆分。P本以R本的後半部分為底本進行抄寫，內容也就只能從被截斷處，即《戀歌》的1.2.51處而始，之前的內容不得已而喪失。正因如此，最終造就了當前R、P兩部鈔本的模樣。
儘管上述觀點有一定說服力，但這兩部鈔本中確實存在有違此種觀點的證據。首先，從文本內容上看，P本並不一定抄於R本的後半部分。在P本的第57頁，《戀歌》文本開始部分的頁眉空隙處，存在一行標題，這使它看起來像是自此記錄了一部新的作品。(17)但中世紀的抄寫者們往往習慣於對文本開篇處第一個單詞的首字母採用大寫形式，有時他們還會以精妙、繁複的藝術性圖案對之加以修飾，而P本開篇單詞的首字母與後文字母的寫法並無二致。所以，認為一部新的文本自此而始的猜測證據並不充分。其次，P本第55至56頁是空白頁，這也容易使人產生疑惑：是否這張空白頁取代了先前包含《戀歌》內容的文本頁?基於目前P本存在的這兩個疑點，麥凱認為其可能並非來自R本的遺失部分，這二者應該分別是出於同一原本(archetype)的獨立作品。兩部鈔本在剛剛完成之時，應當均包含各部愛情詩的文本內容，但在傳播過程中它們的文本都有損失，內容上的恰巧互補，只能歸為“巧合”。(18)
雖然學術界對R、P兩部鈔本的傳承關係存在爭議，但研究者們以這兩者中的文本為基礎建立起了包含《戀歌》的α組鈔本。(19)後來，研究者們還發現了由此二者衍生出的新的文本線索。其中的一部是S本，編號為聖高爾864號鈔本(Sangallensis 864)，原創於11世紀的德國某地，文本囊括《戀歌》的大部分內容。(20)就S本與早期鈔本的關係而言，學者們普遍認為S本中除含有α組鈔本的文本特徵之外，還包括某些β組鈔本的文本特徵，(21)像愛德華·肯尼就認為其可看作是一種“墮落的中間狀態”(anintermediate state of depravation)。(22)具體表現為，一方面，它具有α組的文本優勢，能夠校正β組中的文本缺失和錯誤。例如，S本中的很多正確內容與P本相同，如，2.1.33處，有的β組鈔本(ω)中錯寫為“laudate,ut laudata est,laudata est,laudataque”，P、S本將其更正為“laudata”，等等。另一方面，S本中的一些源自β組鈔本的文本要素也可以糾正α組鈔本中的一些文本錯誤，其中的一些對校定文本內容的價值尤為珍貴。如，1.6.17處，P本中為“ut uideas”，S本中更正為“ut inuideas”，等等。當然，S本中的很多內容也受到了一些β組鈔本中文本錯誤的影響。如，1.6.20處，P本中為“tremente”，S本中錯寫為“tremenda”，等等。(23)
除S本之外，11世紀還有一部包含《戀歌》文本的鈔本——Y本。它發源於義大利，現存於德國柏林，編號為漢密爾頓471號鈔本(Hamilton 471)。(24)相較於R、P、S三部鈔本而言，(25)學術界目前對Y本的研究還相對不足，但在一些學者看來，其至少有兩點可以肯定：“第一，Y本是一部頗具價值的獨立文本證據，優於S本，與P本的價值類似；第二，同樣重要的是，Y本使不少仍在‘未知迷霧’掩蓋下的大量文本傳統變得更加透明。”(26)
上述4部鈔本為奧維德的《戀歌》提供了文本傳播證據。經過分析，我們能夠發現，“α”、“β”系統是以恢復《戀歌》祖本為目的而擬構的兩組原本，而“α”是更加貼近祖本的原本。若不考慮所謂的“Y”本，《戀歌》的文本譜系就涉及三個不同的原本分支，換言之現存的《戀歌》文本主要有三個不同的文本來源。(27)另外，根據各部鈔本的原產地我們還可推測，在9、10世紀之交，對《戀歌》的閱讀、使用仍主要集中在法國北部的學堂中，且由於物質材料珍貴等客觀條件所限，借閱與傳抄活動經常發生，從而使它們以巴黎為中心，向周圍地區，至少向北，朝科爾賓修道院方向輻射。到了11世紀時，文本傳播範圍逐漸擴展到德國和義大利等地，不幸的是，“我們幾乎難以了解傳授細節和給予學生的信息質量”。(28)但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我們可大致推斷，《戀歌》文本的傳播與不同地區對知識的需求息息相關。“加洛林文藝復興”期間，亞琛是帝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在皇權支持下，巴黎附近也新興了不少教堂和修道院，這些機構中設立的學堂在保存文化和實施教育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R本的存在說明《戀歌》可能在9世紀時由奧爾良傳播至巴黎。科爾賓修道院是一座加洛林王朝的皇家修道院，始建於7世紀，其中包含一座圖書館。在皇室的支持和幾任修道院長的共同努力下，至9世紀中葉，圖書館幾乎囊括了當時所有重要的基督教和古典文學作品。《戀歌》的出現說明其有可能作為語法學習的輔助書籍被搜羅至此。(29)到了10-11世紀時，法國新興的卡佩王朝勢力衰弱，皇室很難像當初加洛林王朝那樣給予教會和修道院足夠的支持以助其發展文化。而此時東部神聖羅馬帝國建立，薩克森王朝控制了德國和義大利北部地區，以奧托一世為首的封建皇帝為了鞏固“神聖王權”，支持基督教的發展，故而受到皇權庇護的教堂、修道院等在帝國境內紛紛創建。教士和修士們需要學習文化為皇權提供智力支持，而他們所使用的文本很大程度上依賴加洛林王朝留下的遺產，所以這最終促成了包括《戀歌》在內的古典文本從法國北部向東傳播。(30)同樣，11世紀中期以降，教皇權力增長，也需要僧眾提供智力支持，而且像蒙特卡西諾修道院等宗教機構在此時迎來古典文化的復興高潮等也是導致包含《戀歌》的鈔本在義大利出現的重要因素。(31)
自9-11世紀，隨著鈔本證據的出現，《戀歌》文本在中世紀西歐的傳播情況相對清晰，其主要以法國北部為中心向德國、義大利等地拓展。另外，教堂和修道院依然重視《戀歌》文本在促進語法教學方面的作用，它們是促成文本傳播的主要力量，而其背後不同政治力量的興衰、博弈對於文本傳播狀況的發展、變化產生著決定性影響。
二、中世紀中期《戀歌》文本的進一步傳播及繁榮
上文基本呈現出12世紀之前《戀歌》大致的文本傳播線路和相關鈔本的傳承關係。而12世紀之後，伴隨著拉丁古典文化的復興，包含《戀歌》的鈔本在中世紀西歐各地數量激增，彼此間的傳承關係也變得愈加複雜，難於梳理。許多鈔本來源也愈發撲朔迷離，這是由於像海因西烏斯(D.Heinsius，1580-1655)等早期對包含奧維德作品鈔本進行整理的學者沒能提供詳盡、充分的信息，後世學者對前人的研究也沒有足夠的重視，再加上很多當時記錄在冊的鈔本後來不幸遺失等因素造成的。(32)另外，隨著大學中的三藝教育使得更多學者加入使用古典著作學習語法、修辭，甚至創作新作品的行列，一些學者對教堂、修道院等傳統機構在促進古典著作傳播方面的作用提出了質疑，特別對於修道院而言，“自12世紀之後，修道院的重要性逐漸衰退，對(古典文化的)研究逐漸轉向世俗學校。對於修道院的修士來說，他們可能仍是對奧維德抱有興趣的讀者，但世俗教師已經開始擴展它的內容，並模仿他的敘事方式和寫作風格”。(33)而在筆者看來，自中世紀中期以後，教堂、修道院在保存和傳抄鈔本方面對《戀歌》傳播的貢獻仍然非常重要，且傳播差異主要體現在不同時代的地域差別上。
從目前發現的證據來看，在12世紀上半葉，《戀歌》在西歐的傳播程度依然比較有限。法國作為中世紀早期包含《戀歌》鈔本的核心發源地，在此時卻未在促進文本傳播上取得長足進步，甚至還有排斥之嫌，理由是一部源自克呂尼修道院的鈔本僅包含《愛的藝術》《情傷良方》和《黑海書簡》三部奧維德輓歌體作品，唯獨不見《戀歌》。(34)筆者認為，這一方面與基督教同拉丁古典文化的矛盾相關，(35)因為《戀歌》過分世俗化的內容難免會遭到拉丁基督教作家們的抵制和排斥。但更重要的是，這可能還與其他作品的受重視程度超過《戀歌》有關。12世紀之所以被稱為“奧維德世紀”，(36)更多是針對拉丁基督教作家們對《變形記》等神話史詩的模仿和引用而言，即便在愛情詩中，奧維德《愛的藝術》和《情傷良方》的重要性也遠遠超過了《戀歌》。(37)所以，此時這些作品的流行趨勢可能掩蓋了《戀歌》的傳播。
不過此時德國等地還是出現過一些比較重要的包含《戀歌》的鈔本，且與之前相比，其中的文本質量也有了明顯提升。例如，V[，b]本(Vatican Palatinus 1655)的第104r至132v頁包含奧維德的《戀歌》文本，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12世紀的德國某地。相較於之前比較重要的P本而言，V[，b]本的抄寫者對章節各部進行了明確的劃分，而且還在各章節首字母以及文本邊緣等位置上增加了紅褐色的複雜裝飾。V[，b]本注者對《戀歌》的閱讀也更為細緻、深入。行間頻繁出現一些字詞的變體，可能是來自鈔本的謬誤，注者在正文裡以正確的形式替換之。例如，在1.1.1之前的4句警句中，作者將“quos”更正為“qui”，將“fuerama”更正為“fueramus”等。另外，相對而言，正文旁的頁邊注也豐富了很多，且內容大多為注者針對正文內容發表的看法。例如，在第104v頁，針對原文1.2.30至31處“心靈會被牽著走，雙手被緊縛於她的背後”兩句，注者在頁邊作注，認為其代表著“他愛慕著這個美麗的女孩”。又如，在第105r頁，針對奧維德在1.3.1至3處表達對女孩的愛意，注者在其旁註釋說：“詩人通過女孩給自己極少的愛(作為回報)來顯示自己對她的強烈愛慕。”(38)這樣類似的頁邊注釋在V[，b]本鈔本中出現的非常頻繁。(39)豐富的注釋源於注者對《戀歌》的深刻理解，反映出文本注者的文化程度較高，其可能是某位學堂教師，或是某位學識淵博的私人讀者。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拉丁基督教作家對古典文化態度的變化，“古典著作並非僅僅為神學打基礎，它們值得閱讀是由於它們自身的原因”。(40)總之，隨著時代的發展，《戀歌》在傳播過程中，正經歷著從單純的語法教材向供私人閱讀、研究的書籍轉變，讀者對文本內容的理解也在逐漸加深，他們對文本的影響程度也越來越強。
12世紀末至13世紀，西歐範圍內包含奧維德著作的鈔本數量以及文本的傳播範圍激增，僅這一時期的鈔本產量就是此前發現總量的數倍。先就法國而言，12世紀中後期是拉丁古典文化復興最具活力的時期，各地出現了多種包含或涉及《戀歌》的文本形式。奧爾良地區主教座堂學校的教師們依然重視《戀歌》的教學功能，但在教學方式上已然超越了語法解讀層面。為了幫助學生理解作品內容，當地的一些著名教師，如阿爾努夫(Arnulf of Orléans，約生活於1170年前後)、威廉(William of Orléans，約生活於1200年前後)等會將作品內容編輯成概要(accessus)，或創作評註，在精簡內容的同時融入自己的想法。(41)甄選古典著作中部分內容編訂成選集也是當時一種流行和便利的學習方式，於12世紀末形成的《高盧選集》(Florilegium Gallicum)即是顯例。它流行於奧爾良和弗勒里修道院(Fleury Abbey,Saint-Benot-sur-Loire,Loiret.)，但該本並沒有選入奧維德的作品。(42)而於13世紀初形成的《高盧選集》，即巴黎17903號拉丁鈔本(Parisinus 17903)，則選入了奧維德的一些作品，《戀歌》即是其中的一部分。這說明在選集流傳的過程中，熟悉奧維德著作的編者對其進行了增補。(43)再從文本內容來看，13世紀的鈔本雖說更加精緻，但它的讀者也逐漸失去了一些對文本進行解讀的自由，就像巴黎17903號鈔本中對正文的解釋常以彩色字型工整地注於其旁，這明顯不是產生於讀者的閱讀過程中，而是抄自其他文本，表明其不容隨意更改的嚴肅性和權威性。(44)概要、選集這些新形式的出現是以包含全文文本的鈔本為基礎，但是後者在數量豐富性和傳播廣度上逐漸落後於前者。從現有的目錄證據來看，此時包含《戀歌》全文內容的鈔本通常也含有《愛的藝術》《情傷良方》，以及《歲時記》《黑海書簡》等奧維德其他類型作品，以大部頭的面貌呈現，這反映出它們在供閱讀之外，有了更多保存、收藏的功用。例如，形成於克魯西修道院(Cuissy Abbey,Cuissy-et-Geny,Soissons.)的羊皮紙卷8號鈔本(In-80 sur vélin)，就幾乎包含所有奧維德以及其他古典作家的作品，《戀歌》也是其中之一。(45)
《戀歌》在法國的傳播經歷繁榮之際，德國地區的人們對它也保持著濃厚的興趣，甚至在13世紀時，不少源自德國的文本還轉而自東向西影響到了法國。一個比較直觀的案例是，第戎497號拉丁鈔本(Dijon 497)中的《戀歌》文本大致抄自法蘭克福大學圖書館110號鈔本(Frankfurt A.M.,Stadt-u.Universittsbibl.Barth.110)的相關內容。(46)另外，《戀歌》的析出文本——《論香眠》(De Sompno)的傳播經歷也可反映這一自東向西的影響過程。《論香眠》節選自《戀歌》第3章第5節，早在10世紀時，就有相關鈔本出現在德國東部的萊比錫地區，(47)而直至11至12世紀，法、意等地才出現了抄有《論香眠》的鈔本。(48)《論香眠》的形成必須依託《戀歌》的完整文本，故而我們還可推測在S本於11世紀產生之前，德國東部必定已經存在包含《戀歌》完整文本的鈔本。至於這種“反向”傳播現象的形成原因，筆者認為，這既與德國在“12世紀文藝復興”中的特殊地位有關，亦與發生在當時的修會改革有關。現代學者羅德尼·湯普森認為，“在11至12世紀之前，相對於英、法兩國而言，德語地區表現出更強的延續性。”(49)那是因為封建皇帝和教皇之間持續了幾個世紀的主教敘任權之爭決定了各種政治勢力對知識始終保持著較強的需求，這也刺激了教士和修士們通過學習古典著作提升自己在語法、修辭方面的造詣。而在法國迎來拉丁古典文化復興時，德國良好的文學傳統和豐碩的鈔本存量也能夠為其提供必要的文化給養。此外，自11世紀末至13世紀，隨著加爾都西會、西多會等新會規的建立和發展，其所倡導的遠行與苦修精神不僅對傳統克呂尼修會的奢侈靡費之風提出挑戰，還影響了西歐範圍內的修會改革。特別是西多會所主張的類似封建封臣制的修會發展模式，使得13世紀德國地區修道院數量明顯上升，“母、女”修道院的修士們之間相互探訪的機制也刺激了法、德等地頻繁的人員交往，從而使德國地區質量較優的包含《戀歌》的鈔本被攜帶入法國成為可能。(50)
總之，經歷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到13世紀時，《戀歌》文本基本呈現出三種傳播模式：一種是源自法國北部的文本傳統，(51)另一種是延續德國的文本傳統，(52)還有一類兼具這兩種文本特徵。(53)教堂和修道院在推動《戀歌》傳播方面仍保持著較強的生命力，而讀者除了使用《戀歌》文本學習拉丁語之外，還形成了對這部作品本身的重視，這成為促進文本傳播的新動力。
三、中世紀晚期《戀歌》文本傳播形式的改變和精緻化
14世紀之後，隨著經院哲學在西歐的擴散以及統治力的增強，以及在義大利文藝復興初期人們對希臘文化熱情的高漲，拉丁古典文化復興相形見絀，甚至陷於停滯，這導致《戀歌》在西歐大部分地區的傳抄也受到限制。總體而言，西歐各地包含《戀歌》全文文本的鈔本數量有所減少，各個機構基本不再重新製作集成式的大部頭文本，僅有的少數文本也基本以節選內容的形式進行編輯。(54)然而，儘管傳播受限，《戀歌》還是於14世紀晚期以選本的形式傳播到了英國。(55)彼得伯勒修道院(Peterborough Abbey,Northamptonshire.)的藏書目錄中有多處與《戀歌》相關的記錄，且據其顯示，以節選內容居多，這明顯受到來自歐洲大陸抄寫傳統的影響。如在彼得伯勒座堂15號鈔本(Peterborough Cathedral MS15)顯示的書單中，M.Vj號鈔本的第7部分文本就是《奧維德的論香眠》(Ouidius de sompno)。它的第12部分——《奧維德的論戒指》(Ouidius de anulo)也是節選自《戀歌》的內容(第2章第15節)，(56)E.ij號鈔本中對這兩部作品也有相似的記錄。(57)如此，我們可以推測這兩份鈔本間可能存在相似的傳抄關係。另外，彼得伯勒修道院的書單中也有對包含《戀歌》全文鈔本的記錄，他們經常被冠以“奧維德無題”(Ouidius sine titulo)之名。到了15世紀，埃塞克斯沃爾瑟姆的聖十字修道院(Abbey of Holy Cross,Waltham,Essex.)還出現過以“奧維德無題”命名的《戀歌》全文單行本。(58)不過總的來說，儘管中世紀晚期《戀歌》開始了在英國的傳播，但在傳播的規模和程度上還是比較有限。
事實上，自11世紀Y本出現之後，《戀歌》《愛的藝術》這類世俗性比較強的著作在義大利地區的傳播也很有限，即使學堂里的教師和學生會使用奧維德作品作為學習教材，但像《變形記》《黑海書簡》等這類作品才更受他們青睞，包含這些作品的鈔本數量也更加豐富。(59)直到15世紀，隨著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深入，義大利的人文主義者成為西歐大陸推動古典文化傳播的新生力量。出於對古典文化的濃厚興趣，也是為了迎合社會上流行的嗜古情懷，新興的城市貴族作為贊助人會支持人文主義者在西歐各地蒐集含有古典著作鈔本的活動，他們常會到義大利，以及義大利以外的教堂和修道院圖書館中蒐集、換購鈔本。例如，佛羅倫斯著名的人文主義者尼科洛·尼科利(Niccolò de’ Niccoli,1364-1437)在美第奇家族的支持下，在盧貝克等地的修道院圖書館中蒐集了不少包含古典著作的鈔本。他的代理人波吉奧(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還曾去德國南部的修道院中蒐集鈔本。(60)除了佛羅倫斯之外，羅馬、威尼斯等城市均有類似的搜書活動。雖然與奧維德《戀歌》傳播相關的直接證據並不清晰，但是我們可以大概估計，15世紀出於人文主義者之手的《戀歌》鈔本應該與他們在教堂、修道院圖書館中的搜書活動密切相關。
在文本質量方面，我們倒是能夠明確判斷15世紀的義大利文本與之前西歐各地的文本相比更加精緻、華麗。首先，通過字型可以看出這些文本的抄寫員明顯受過專業的抄寫訓練，有些還會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其次，文本裝飾往往也都奢華、精美，這增加了相應鈔本的收藏價值。比如說，現藏於牛津博德利圖書館的拉丁15號鈔本(Bodleian Library MS.Canon.Class.Lat.15)就是一部形成於15世紀的包含《戀歌》全文的義大利鈔本。在第56r頁《戀歌》文本的開始部分，文本抬頭是由羅馬著名抄寫員巴托洛莫·塞文托(Bartolomeo Sanvito,1433-1511)題寫，以不同色彩交替著色的6行大寫題詞，它與金色的大寫首字母“Q”構成塞文托獨特的書寫風格。此外，文本頁邊還有繁複的植物藤蔓裝飾圖案。整部鈔本正文文本的抄寫者名為“約翰內斯”(Johannes，見第222v頁)，文本字跡纖瘦、工整，且幾乎沒有注釋。(61)另外一部名為聖馬利諾亨廷頓圖書館HM01038號(San Marino,Huntington Library,HM 01038)的15世紀義大利鈔本在文本裝飾上更加華麗。它的頁邊邊緣由紫、綠兩色摩洛哥香緣木浮繪，書皮內部由摩洛哥綠松石襯裡，還有金線鍍邊、描工，這反映出鈔本製作不論在用料還是做工方面都格外奢華、考究。《戀歌》文本分布在第141v至186v頁，開始頁的頁邊圖繪中含有鳳凰、龍、格里芬等古典神話形象，以及古代建築、陶瓷等飾物，這些均顯露出鮮明的古典風格。正文文本由抄寫員克萊門斯·薩勒尼塔努斯(Clemens Salernitanus，生活於1500年前後)抄於那不勒斯，同樣幾乎沒有注釋內容，這說明鈔本的收藏價值大於它的閱讀價值。(62)
由此可見，到了中世紀晚期，包含《戀歌》的大部頭集成式文本以及奢侈昂貴的文本裝飾都反映出人們對古典著作的喜好在很多情況下是一種附庸風雅的行為，形式上的滿足感只是能讓城市中新興的權貴們迎合社會上流行的嗜古品位。雖然教堂、修道院在促進文本傳播方面的影響逐漸衰退，但其中的收藏仍是人文主義者們繼續推進文本傳播的基礎。
四、結語
縱觀《戀歌》在中世紀西歐的文本傳播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從始至終來自宗教、世俗等不同層面的影響因素在促進文本傳播方面均發揮著重要作用。一方面，教堂、修道院等宗教機構是文本傳播的主要場所，壟斷並掌握知識的教士、修士們是《戀歌》文本的主要製作者和使用者。另一方面，中世紀《戀歌》的文本傳播也經歷著從基督教化向世俗化轉變的過程。使用者們最初只是用其進行拉丁語教學，為研讀《聖經》和其他基督教作品的宗教目的服務。後來，他們逐漸發掘出古典著作本身的價值，還認識到這樣做的必要性，顯示出人類思想意識的進步。
著名歷史學家哈斯金斯曾論道：“在西歐，從羅馬帝國的滅亡直到現代，拉丁古典文化是每一個時期文化的晴雨表。”(63)而《戀歌》等古典文本在中世紀西歐的傳播狀況除了可以反映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文化興衰，實際上還體現著基督教對古典文化態度的變化。基督教一直是中世紀西歐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在中世紀早期，基督教剛剛形成之際，對異教文化往往持較牴觸的態度，即使對古典著作有限的利用也僅僅停留在拉丁語學習等較初級的層面。很多拉丁基督教作家主張對任何古典著作本身產生興趣都是無益徒勞，甚至有害身心的行為，所以早期《戀歌》的文本傳播範圍比較有限，文本質量也相對簡陋。中世紀中期以後，儘管基督教對古典文化的敵視態度依然存在，但是一種理性與人文精神悄然復興，它促使人們逐漸傾向於關注古典著作的自身價值，鼓勵人類產生自己的看法。於是《戀歌》不僅表現為相應鈔本數量的增加和文本傳播範圍的擴大，在注釋內容方面也出現了更多注者本人的獨立見解。而到了中世紀晚期，伴隨著義大利文藝復興，人類在基督教的影響之外，表現出更強烈的個人意識，對於古典文化也有了更濃厚的興趣，所以人文主義者的搜書活動成為推動《戀歌》文本傳播的新的推動力，而教堂、修道院長期深厚的鈔本蘊藏則是搜書活動開展的前提和基礎。總而言之，《戀歌》在中世紀西歐的文本傳播不僅是不同時期文化發展的晴雨表，同時也體現著基督教與古典文化之間的文化張力。
儘管學術界目前已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研究成果，但筆者發現仍有不少問題有待進一步解決。例如，基於運用譜系學的研究方法，學者們往往著重考察中世紀早期《戀歌》的文本傳播情況，而對中世紀中後期文本特徵的變化，及其經歷了怎樣的傳播路線等問題關注甚少。在原因分析方面，儘管學者們已經意識到學堂教育中對《戀歌》的使用是促使其傳播的主要因素，但當教學環境隨著社會背景的變化而發生改變時，是否會對文本傳播和相關鈔本的物質形態等造成影響?筆者不揣淺陋，擬就上述問題做進一步的論證與闡釋，以求教於學界方家。
一、中世紀早期《戀歌》文本的原始類型及最初傳播
事實上，在8世紀之前，西班牙地區可能就已經存在包含《戀歌》的鈔本。而到了8世紀時，奧爾良主教特奧多夫(Theodulf of Orléans，750-821)將包括《戀歌》在內的奧維德愛情詩文本從西班牙帶至法國，使其開始以法國北部為中心在中世紀西歐進行傳播。⑩現存最早的奧維德愛情詩文本大致形成於9世紀，包含《戀歌》的主要有R、P兩部鈔本。R本，編號為巴黎7311號拉丁鈔本(Parisinus 7311)，製作於巴黎地區的某一學堂中，共103頁，前49頁是12世紀的手抄筆跡，包含了部分《擬情詩》的內容。(11)自50頁起為奧維德的三部愛情詩，抄於9世紀，其中《愛的藝術》分布於第50r至第88v頁；《情傷良方》分布於第88v至第102r頁；《戀歌》分布於第102v至103v頁。《戀歌》的內容不全，僅包含文本的1.1.3至1.2.19，以及1.2.25至1.2.50的一部分。(12)P本的編號為巴黎8242號拉丁鈔本(Parisinus 8242)，發源於法國北部科爾賓修道院(Corbie Abbey,Corbie,Picardy.)，共99頁，文本內容相對簡單，抄寫者進行抄寫時也未添加多餘的修飾，頁邊注和行間注也相對較少，且其中大多是語法方面的提示性注釋。(13)這說明這部鈔本的抄寫者和使用者的文化程度相對較低。(14)就製作年代而言，R、P兩部大致相當，只是後者稍晚，大約形成於9、10世紀之交。P本第1至54頁記錄的是《擬情詩》的部分內容，第55至56頁是空白頁；第57至96頁為《戀歌》，內容包括1.2.51至3.12.26的部分；第97、98頁缺失，第99頁為《戀歌》3.14.3至3.15.8的部分，其後數行再度缺失。
研究者們一般通過《戀歌》的文本內容來判斷R、P兩部鈔本之間的傳承關係。學術界目前存在兩種猜測，一種觀點主張R本的文本內容僅是一部完整文本的前半部分，後半部分已經散佚，而P本可能就是抄自這遺失的後半部分。這種觀點的形成與研究者們對奧維德愛情詩祖本的構想有關。有關祖本，泰佛爾的看法是：“中世紀奧維德愛情詩的祖本應當包含他所有的愛情詩作品”。(15)上文已經提到R本目前呈現的文本順序，而《戀歌》內容缺失嚴重，且文本內容在第103v頁末端驟停(abrupt halt)，這意味著其後必定還有內容。再據其他年代稍晚的文本顯示，《擬情詩》往往位列《戀歌》之後，故我們有理由猜測，《擬情詩》可能與《戀歌》被截斷的後半部分一同包含在完整文本的遺失部分里。當前R本中所呈現的《擬情詩》位列其他三部愛情詩之前的狀況明顯是不早於12世紀的後人所為，畢竟將多種不同來源的文本結合是中世紀鈔本中經常出現的現象。
那么，中世紀的這種將完整的文本分離，並對分離後的部分文本進行二次傳抄的行為背後，反映著抄寫者和鈔本擁有者之間怎樣的借閱和傳抄關係呢?英國文獻學研究者喬治·古爾德對這一問題提供了可能性分析。他認為：“《戀歌》的開頭很有可能與《情傷良方》的結尾同處一頁，出借鈔本的原主不想將頁面撕毀，借閱者(鈔本後半部分的抄寫者)也無法要求原主放棄《戀歌》的開頭。所以很明顯，R本之後的部分應始於目前R本末頁的左下尾端。”(16)透過古爾德的分析可知，為了方便傳抄，R本的完整文本可能在成型後不久即遭到拆分。P本以R本的後半部分為底本進行抄寫，內容也就只能從被截斷處，即《戀歌》的1.2.51處而始，之前的內容不得已而喪失。正因如此，最終造就了當前R、P兩部鈔本的模樣。
儘管上述觀點有一定說服力，但這兩部鈔本中確實存在有違此種觀點的證據。首先，從文本內容上看，P本並不一定抄於R本的後半部分。在P本的第57頁，《戀歌》文本開始部分的頁眉空隙處，存在一行標題，這使它看起來像是自此記錄了一部新的作品。(17)但中世紀的抄寫者們往往習慣於對文本開篇處第一個單詞的首字母採用大寫形式，有時他們還會以精妙、繁複的藝術性圖案對之加以修飾，而P本開篇單詞的首字母與後文字母的寫法並無二致。所以，認為一部新的文本自此而始的猜測證據並不充分。其次，P本第55至56頁是空白頁，這也容易使人產生疑惑：是否這張空白頁取代了先前包含《戀歌》內容的文本頁?基於目前P本存在的這兩個疑點，麥凱認為其可能並非來自R本的遺失部分，這二者應該分別是出於同一原本(archetype)的獨立作品。兩部鈔本在剛剛完成之時，應當均包含各部愛情詩的文本內容，但在傳播過程中它們的文本都有損失，內容上的恰巧互補，只能歸為“巧合”。(18)
雖然學術界對R、P兩部鈔本的傳承關係存在爭議，但研究者們以這兩者中的文本為基礎建立起了包含《戀歌》的α組鈔本。(19)後來，研究者們還發現了由此二者衍生出的新的文本線索。其中的一部是S本，編號為聖高爾864號鈔本(Sangallensis 864)，原創於11世紀的德國某地，文本囊括《戀歌》的大部分內容。(20)就S本與早期鈔本的關係而言，學者們普遍認為S本中除含有α組鈔本的文本特徵之外，還包括某些β組鈔本的文本特徵，(21)像愛德華·肯尼就認為其可看作是一種“墮落的中間狀態”(anintermediate state of depravation)。(22)具體表現為，一方面，它具有α組的文本優勢，能夠校正β組中的文本缺失和錯誤。例如，S本中的很多正確內容與P本相同，如，2.1.33處，有的β組鈔本(ω)中錯寫為“laudate,ut laudata est,laudata est,laudataque”，P、S本將其更正為“laudata”，等等。另一方面，S本中的一些源自β組鈔本的文本要素也可以糾正α組鈔本中的一些文本錯誤，其中的一些對校定文本內容的價值尤為珍貴。如，1.6.17處，P本中為“ut uideas”，S本中更正為“ut inuideas”，等等。當然，S本中的很多內容也受到了一些β組鈔本中文本錯誤的影響。如，1.6.20處，P本中為“tremente”，S本中錯寫為“tremenda”，等等。(23)
除S本之外，11世紀還有一部包含《戀歌》文本的鈔本——Y本。它發源於義大利，現存於德國柏林，編號為漢密爾頓471號鈔本(Hamilton 471)。(24)相較於R、P、S三部鈔本而言，(25)學術界目前對Y本的研究還相對不足，但在一些學者看來，其至少有兩點可以肯定：“第一，Y本是一部頗具價值的獨立文本證據，優於S本，與P本的價值類似；第二，同樣重要的是，Y本使不少仍在‘未知迷霧’掩蓋下的大量文本傳統變得更加透明。”(26)
上述4部鈔本為奧維德的《戀歌》提供了文本傳播證據。經過分析，我們能夠發現，“α”、“β”系統是以恢復《戀歌》祖本為目的而擬構的兩組原本，而“α”是更加貼近祖本的原本。若不考慮所謂的“Y”本，《戀歌》的文本譜系就涉及三個不同的原本分支，換言之現存的《戀歌》文本主要有三個不同的文本來源。(27)另外，根據各部鈔本的原產地我們還可推測，在9、10世紀之交，對《戀歌》的閱讀、使用仍主要集中在法國北部的學堂中，且由於物質材料珍貴等客觀條件所限，借閱與傳抄活動經常發生，從而使它們以巴黎為中心，向周圍地區，至少向北，朝科爾賓修道院方向輻射。到了11世紀時，文本傳播範圍逐漸擴展到德國和義大利等地，不幸的是，“我們幾乎難以了解傳授細節和給予學生的信息質量”。(28)但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我們可大致推斷，《戀歌》文本的傳播與不同地區對知識的需求息息相關。“加洛林文藝復興”期間，亞琛是帝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在皇權支持下，巴黎附近也新興了不少教堂和修道院，這些機構中設立的學堂在保存文化和實施教育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R本的存在說明《戀歌》可能在9世紀時由奧爾良傳播至巴黎。科爾賓修道院是一座加洛林王朝的皇家修道院，始建於7世紀，其中包含一座圖書館。在皇室的支持和幾任修道院長的共同努力下，至9世紀中葉，圖書館幾乎囊括了當時所有重要的基督教和古典文學作品。《戀歌》的出現說明其有可能作為語法學習的輔助書籍被搜羅至此。(29)到了10-11世紀時，法國新興的卡佩王朝勢力衰弱，皇室很難像當初加洛林王朝那樣給予教會和修道院足夠的支持以助其發展文化。而此時東部神聖羅馬帝國建立，薩克森王朝控制了德國和義大利北部地區，以奧托一世為首的封建皇帝為了鞏固“神聖王權”，支持基督教的發展，故而受到皇權庇護的教堂、修道院等在帝國境內紛紛創建。教士和修士們需要學習文化為皇權提供智力支持，而他們所使用的文本很大程度上依賴加洛林王朝留下的遺產，所以這最終促成了包括《戀歌》在內的古典文本從法國北部向東傳播。(30)同樣，11世紀中期以降，教皇權力增長，也需要僧眾提供智力支持，而且像蒙特卡西諾修道院等宗教機構在此時迎來古典文化的復興高潮等也是導致包含《戀歌》的鈔本在義大利出現的重要因素。(31)
自9-11世紀，隨著鈔本證據的出現，《戀歌》文本在中世紀西歐的傳播情況相對清晰，其主要以法國北部為中心向德國、義大利等地拓展。另外，教堂和修道院依然重視《戀歌》文本在促進語法教學方面的作用，它們是促成文本傳播的主要力量，而其背後不同政治力量的興衰、博弈對於文本傳播狀況的發展、變化產生著決定性影響。
二、中世紀中期《戀歌》文本的進一步傳播及繁榮
上文基本呈現出12世紀之前《戀歌》大致的文本傳播線路和相關鈔本的傳承關係。而12世紀之後，伴隨著拉丁古典文化的復興，包含《戀歌》的鈔本在中世紀西歐各地數量激增，彼此間的傳承關係也變得愈加複雜，難於梳理。許多鈔本來源也愈發撲朔迷離，這是由於像海因西烏斯(D.Heinsius，1580-1655)等早期對包含奧維德作品鈔本進行整理的學者沒能提供詳盡、充分的信息，後世學者對前人的研究也沒有足夠的重視，再加上很多當時記錄在冊的鈔本後來不幸遺失等因素造成的。(32)另外，隨著大學中的三藝教育使得更多學者加入使用古典著作學習語法、修辭，甚至創作新作品的行列，一些學者對教堂、修道院等傳統機構在促進古典著作傳播方面的作用提出了質疑，特別對於修道院而言，“自12世紀之後，修道院的重要性逐漸衰退，對(古典文化的)研究逐漸轉向世俗學校。對於修道院的修士來說，他們可能仍是對奧維德抱有興趣的讀者，但世俗教師已經開始擴展它的內容，並模仿他的敘事方式和寫作風格”。(33)而在筆者看來，自中世紀中期以後，教堂、修道院在保存和傳抄鈔本方面對《戀歌》傳播的貢獻仍然非常重要，且傳播差異主要體現在不同時代的地域差別上。
從目前發現的證據來看，在12世紀上半葉，《戀歌》在西歐的傳播程度依然比較有限。法國作為中世紀早期包含《戀歌》鈔本的核心發源地，在此時卻未在促進文本傳播上取得長足進步，甚至還有排斥之嫌，理由是一部源自克呂尼修道院的鈔本僅包含《愛的藝術》《情傷良方》和《黑海書簡》三部奧維德輓歌體作品，唯獨不見《戀歌》。(34)筆者認為，這一方面與基督教同拉丁古典文化的矛盾相關，(35)因為《戀歌》過分世俗化的內容難免會遭到拉丁基督教作家們的抵制和排斥。但更重要的是，這可能還與其他作品的受重視程度超過《戀歌》有關。12世紀之所以被稱為“奧維德世紀”，(36)更多是針對拉丁基督教作家們對《變形記》等神話史詩的模仿和引用而言，即便在愛情詩中，奧維德《愛的藝術》和《情傷良方》的重要性也遠遠超過了《戀歌》。(37)所以，此時這些作品的流行趨勢可能掩蓋了《戀歌》的傳播。
不過此時德國等地還是出現過一些比較重要的包含《戀歌》的鈔本，且與之前相比，其中的文本質量也有了明顯提升。例如，V[，b]本(Vatican Palatinus 1655)的第104r至132v頁包含奧維德的《戀歌》文本，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12世紀的德國某地。相較於之前比較重要的P本而言，V[，b]本的抄寫者對章節各部進行了明確的劃分，而且還在各章節首字母以及文本邊緣等位置上增加了紅褐色的複雜裝飾。V[，b]本注者對《戀歌》的閱讀也更為細緻、深入。行間頻繁出現一些字詞的變體，可能是來自鈔本的謬誤，注者在正文裡以正確的形式替換之。例如，在1.1.1之前的4句警句中，作者將“quos”更正為“qui”，將“fuerama”更正為“fueramus”等。另外，相對而言，正文旁的頁邊注也豐富了很多，且內容大多為注者針對正文內容發表的看法。例如，在第104v頁，針對原文1.2.30至31處“心靈會被牽著走，雙手被緊縛於她的背後”兩句，注者在頁邊作注，認為其代表著“他愛慕著這個美麗的女孩”。又如，在第105r頁，針對奧維德在1.3.1至3處表達對女孩的愛意，注者在其旁註釋說：“詩人通過女孩給自己極少的愛(作為回報)來顯示自己對她的強烈愛慕。”(38)這樣類似的頁邊注釋在V[，b]本鈔本中出現的非常頻繁。(39)豐富的注釋源於注者對《戀歌》的深刻理解，反映出文本注者的文化程度較高，其可能是某位學堂教師，或是某位學識淵博的私人讀者。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拉丁基督教作家對古典文化態度的變化，“古典著作並非僅僅為神學打基礎，它們值得閱讀是由於它們自身的原因”。(40)總之，隨著時代的發展，《戀歌》在傳播過程中，正經歷著從單純的語法教材向供私人閱讀、研究的書籍轉變，讀者對文本內容的理解也在逐漸加深，他們對文本的影響程度也越來越強。
12世紀末至13世紀，西歐範圍內包含奧維德著作的鈔本數量以及文本的傳播範圍激增，僅這一時期的鈔本產量就是此前發現總量的數倍。先就法國而言，12世紀中後期是拉丁古典文化復興最具活力的時期，各地出現了多種包含或涉及《戀歌》的文本形式。奧爾良地區主教座堂學校的教師們依然重視《戀歌》的教學功能，但在教學方式上已然超越了語法解讀層面。為了幫助學生理解作品內容，當地的一些著名教師，如阿爾努夫(Arnulf of Orléans，約生活於1170年前後)、威廉(William of Orléans，約生活於1200年前後)等會將作品內容編輯成概要(accessus)，或創作評註，在精簡內容的同時融入自己的想法。(41)甄選古典著作中部分內容編訂成選集也是當時一種流行和便利的學習方式，於12世紀末形成的《高盧選集》(Florilegium Gallicum)即是顯例。它流行於奧爾良和弗勒里修道院(Fleury Abbey,Saint-Benot-sur-Loire,Loiret.)，但該本並沒有選入奧維德的作品。(42)而於13世紀初形成的《高盧選集》，即巴黎17903號拉丁鈔本(Parisinus 17903)，則選入了奧維德的一些作品，《戀歌》即是其中的一部分。這說明在選集流傳的過程中，熟悉奧維德著作的編者對其進行了增補。(43)再從文本內容來看，13世紀的鈔本雖說更加精緻，但它的讀者也逐漸失去了一些對文本進行解讀的自由，就像巴黎17903號鈔本中對正文的解釋常以彩色字型工整地注於其旁，這明顯不是產生於讀者的閱讀過程中，而是抄自其他文本，表明其不容隨意更改的嚴肅性和權威性。(44)概要、選集這些新形式的出現是以包含全文文本的鈔本為基礎，但是後者在數量豐富性和傳播廣度上逐漸落後於前者。從現有的目錄證據來看，此時包含《戀歌》全文內容的鈔本通常也含有《愛的藝術》《情傷良方》，以及《歲時記》《黑海書簡》等奧維德其他類型作品，以大部頭的面貌呈現，這反映出它們在供閱讀之外，有了更多保存、收藏的功用。例如，形成於克魯西修道院(Cuissy Abbey,Cuissy-et-Geny,Soissons.)的羊皮紙卷8號鈔本(In-80 sur vélin)，就幾乎包含所有奧維德以及其他古典作家的作品，《戀歌》也是其中之一。(45)
《戀歌》在法國的傳播經歷繁榮之際，德國地區的人們對它也保持著濃厚的興趣，甚至在13世紀時，不少源自德國的文本還轉而自東向西影響到了法國。一個比較直觀的案例是，第戎497號拉丁鈔本(Dijon 497)中的《戀歌》文本大致抄自法蘭克福大學圖書館110號鈔本(Frankfurt A.M.,Stadt-u.Universittsbibl.Barth.110)的相關內容。(46)另外，《戀歌》的析出文本——《論香眠》(De Sompno)的傳播經歷也可反映這一自東向西的影響過程。《論香眠》節選自《戀歌》第3章第5節，早在10世紀時，就有相關鈔本出現在德國東部的萊比錫地區，(47)而直至11至12世紀，法、意等地才出現了抄有《論香眠》的鈔本。(48)《論香眠》的形成必須依託《戀歌》的完整文本，故而我們還可推測在S本於11世紀產生之前，德國東部必定已經存在包含《戀歌》完整文本的鈔本。至於這種“反向”傳播現象的形成原因，筆者認為，這既與德國在“12世紀文藝復興”中的特殊地位有關，亦與發生在當時的修會改革有關。現代學者羅德尼·湯普森認為，“在11至12世紀之前，相對於英、法兩國而言，德語地區表現出更強的延續性。”(49)那是因為封建皇帝和教皇之間持續了幾個世紀的主教敘任權之爭決定了各種政治勢力對知識始終保持著較強的需求，這也刺激了教士和修士們通過學習古典著作提升自己在語法、修辭方面的造詣。而在法國迎來拉丁古典文化復興時，德國良好的文學傳統和豐碩的鈔本存量也能夠為其提供必要的文化給養。此外，自11世紀末至13世紀，隨著加爾都西會、西多會等新會規的建立和發展，其所倡導的遠行與苦修精神不僅對傳統克呂尼修會的奢侈靡費之風提出挑戰，還影響了西歐範圍內的修會改革。特別是西多會所主張的類似封建封臣制的修會發展模式，使得13世紀德國地區修道院數量明顯上升，“母、女”修道院的修士們之間相互探訪的機制也刺激了法、德等地頻繁的人員交往，從而使德國地區質量較優的包含《戀歌》的鈔本被攜帶入法國成為可能。(50)
總之，經歷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到13世紀時，《戀歌》文本基本呈現出三種傳播模式：一種是源自法國北部的文本傳統，(51)另一種是延續德國的文本傳統，(52)還有一類兼具這兩種文本特徵。(53)教堂和修道院在推動《戀歌》傳播方面仍保持著較強的生命力，而讀者除了使用《戀歌》文本學習拉丁語之外，還形成了對這部作品本身的重視，這成為促進文本傳播的新動力。
三、中世紀晚期《戀歌》文本傳播形式的改變和精緻化
14世紀之後，隨著經院哲學在西歐的擴散以及統治力的增強，以及在義大利文藝復興初期人們對希臘文化熱情的高漲，拉丁古典文化復興相形見絀，甚至陷於停滯，這導致《戀歌》在西歐大部分地區的傳抄也受到限制。總體而言，西歐各地包含《戀歌》全文文本的鈔本數量有所減少，各個機構基本不再重新製作集成式的大部頭文本，僅有的少數文本也基本以節選內容的形式進行編輯。(54)然而，儘管傳播受限，《戀歌》還是於14世紀晚期以選本的形式傳播到了英國。(55)彼得伯勒修道院(Peterborough Abbey,Northamptonshire.)的藏書目錄中有多處與《戀歌》相關的記錄，且據其顯示，以節選內容居多，這明顯受到來自歐洲大陸抄寫傳統的影響。如在彼得伯勒座堂15號鈔本(Peterborough Cathedral MS15)顯示的書單中，M.Vj號鈔本的第7部分文本就是《奧維德的論香眠》(Ouidius de sompno)。它的第12部分——《奧維德的論戒指》(Ouidius de anulo)也是節選自《戀歌》的內容(第2章第15節)，(56)E.ij號鈔本中對這兩部作品也有相似的記錄。(57)如此，我們可以推測這兩份鈔本間可能存在相似的傳抄關係。另外，彼得伯勒修道院的書單中也有對包含《戀歌》全文鈔本的記錄，他們經常被冠以“奧維德無題”(Ouidius sine titulo)之名。到了15世紀，埃塞克斯沃爾瑟姆的聖十字修道院(Abbey of Holy Cross,Waltham,Essex.)還出現過以“奧維德無題”命名的《戀歌》全文單行本。(58)不過總的來說，儘管中世紀晚期《戀歌》開始了在英國的傳播，但在傳播的規模和程度上還是比較有限。
事實上，自11世紀Y本出現之後，《戀歌》《愛的藝術》這類世俗性比較強的著作在義大利地區的傳播也很有限，即使學堂里的教師和學生會使用奧維德作品作為學習教材，但像《變形記》《黑海書簡》等這類作品才更受他們青睞，包含這些作品的鈔本數量也更加豐富。(59)直到15世紀，隨著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深入，義大利的人文主義者成為西歐大陸推動古典文化傳播的新生力量。出於對古典文化的濃厚興趣，也是為了迎合社會上流行的嗜古情懷，新興的城市貴族作為贊助人會支持人文主義者在西歐各地蒐集含有古典著作鈔本的活動，他們常會到義大利，以及義大利以外的教堂和修道院圖書館中蒐集、換購鈔本。例如，佛羅倫斯著名的人文主義者尼科洛·尼科利(Niccolò de’ Niccoli,1364-1437)在美第奇家族的支持下，在盧貝克等地的修道院圖書館中蒐集了不少包含古典著作的鈔本。他的代理人波吉奧(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還曾去德國南部的修道院中蒐集鈔本。(60)除了佛羅倫斯之外，羅馬、威尼斯等城市均有類似的搜書活動。雖然與奧維德《戀歌》傳播相關的直接證據並不清晰，但是我們可以大概估計，15世紀出於人文主義者之手的《戀歌》鈔本應該與他們在教堂、修道院圖書館中的搜書活動密切相關。
在文本質量方面，我們倒是能夠明確判斷15世紀的義大利文本與之前西歐各地的文本相比更加精緻、華麗。首先，通過字型可以看出這些文本的抄寫員明顯受過專業的抄寫訓練，有些還會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其次，文本裝飾往往也都奢華、精美，這增加了相應鈔本的收藏價值。比如說，現藏於牛津博德利圖書館的拉丁15號鈔本(Bodleian Library MS.Canon.Class.Lat.15)就是一部形成於15世紀的包含《戀歌》全文的義大利鈔本。在第56r頁《戀歌》文本的開始部分，文本抬頭是由羅馬著名抄寫員巴托洛莫·塞文托(Bartolomeo Sanvito,1433-1511)題寫，以不同色彩交替著色的6行大寫題詞，它與金色的大寫首字母“Q”構成塞文托獨特的書寫風格。此外，文本頁邊還有繁複的植物藤蔓裝飾圖案。整部鈔本正文文本的抄寫者名為“約翰內斯”(Johannes，見第222v頁)，文本字跡纖瘦、工整，且幾乎沒有注釋。(61)另外一部名為聖馬利諾亨廷頓圖書館HM01038號(San Marino,Huntington Library,HM 01038)的15世紀義大利鈔本在文本裝飾上更加華麗。它的頁邊邊緣由紫、綠兩色摩洛哥香緣木浮繪，書皮內部由摩洛哥綠松石襯裡，還有金線鍍邊、描工，這反映出鈔本製作不論在用料還是做工方面都格外奢華、考究。《戀歌》文本分布在第141v至186v頁，開始頁的頁邊圖繪中含有鳳凰、龍、格里芬等古典神話形象，以及古代建築、陶瓷等飾物，這些均顯露出鮮明的古典風格。正文文本由抄寫員克萊門斯·薩勒尼塔努斯(Clemens Salernitanus，生活於1500年前後)抄於那不勒斯，同樣幾乎沒有注釋內容，這說明鈔本的收藏價值大於它的閱讀價值。(62)
由此可見，到了中世紀晚期，包含《戀歌》的大部頭集成式文本以及奢侈昂貴的文本裝飾都反映出人們對古典著作的喜好在很多情況下是一種附庸風雅的行為，形式上的滿足感只是能讓城市中新興的權貴們迎合社會上流行的嗜古品位。雖然教堂、修道院在促進文本傳播方面的影響逐漸衰退，但其中的收藏仍是人文主義者們繼續推進文本傳播的基礎。
四、結語
縱觀《戀歌》在中世紀西歐的文本傳播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從始至終來自宗教、世俗等不同層面的影響因素在促進文本傳播方面均發揮著重要作用。一方面，教堂、修道院等宗教機構是文本傳播的主要場所，壟斷並掌握知識的教士、修士們是《戀歌》文本的主要製作者和使用者。另一方面，中世紀《戀歌》的文本傳播也經歷著從基督教化向世俗化轉變的過程。使用者們最初只是用其進行拉丁語教學，為研讀《聖經》和其他基督教作品的宗教目的服務。後來，他們逐漸發掘出古典著作本身的價值，還認識到這樣做的必要性，顯示出人類思想意識的進步。
著名歷史學家哈斯金斯曾論道：“在西歐，從羅馬帝國的滅亡直到現代，拉丁古典文化是每一個時期文化的晴雨表。”(63)而《戀歌》等古典文本在中世紀西歐的傳播狀況除了可以反映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文化興衰，實際上還體現著基督教對古典文化態度的變化。基督教一直是中世紀西歐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在中世紀早期，基督教剛剛形成之際，對異教文化往往持較牴觸的態度，即使對古典著作有限的利用也僅僅停留在拉丁語學習等較初級的層面。很多拉丁基督教作家主張對任何古典著作本身產生興趣都是無益徒勞，甚至有害身心的行為，所以早期《戀歌》的文本傳播範圍比較有限，文本質量也相對簡陋。中世紀中期以後，儘管基督教對古典文化的敵視態度依然存在，但是一種理性與人文精神悄然復興，它促使人們逐漸傾向於關注古典著作的自身價值，鼓勵人類產生自己的看法。於是《戀歌》不僅表現為相應鈔本數量的增加和文本傳播範圍的擴大，在注釋內容方面也出現了更多注者本人的獨立見解。而到了中世紀晚期，伴隨著義大利文藝復興，人類在基督教的影響之外，表現出更強烈的個人意識，對於古典文化也有了更濃厚的興趣，所以人文主義者的搜書活動成為推動《戀歌》文本傳播的新的推動力，而教堂、修道院長期深厚的鈔本蘊藏則是搜書活動開展的前提和基礎。總而言之，《戀歌》在中世紀西歐的文本傳播不僅是不同時期文化發展的晴雨表，同時也體現著基督教與古典文化之間的文化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