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早期應監甗:應監作寶尊彝。通高34.5、口徑22.5厘米。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應監甗
- 出土地點:江西餘干縣黃金埠中學
- 館藏地點:江西省博物館
- 所屬年代:西周早期
應監甗,西周初期四大監國——應國,應監是唯一沒有叛亂的西周四監,
應監甗
1958年江西餘干黃金埠出土;應監甗系1958年9月28日江西餘乾縣黃金埠初級中學(今江西餘干縣黃金埠中學),因平球場,取土約50厘米處所發現。銘凡六字,曰: 應監作寶尊彝。
江西省博物館藏
甑、鬲兩部連體合鑄。甑部侈口,立耳,深腹。甑、鬲結合處有半環連箅,箅有五個十字形通氣孔及助提小環。鬲部分襠款足,下端呈柱狀。甑部口沿下飾火紋與四瓣目紋相間的花紋帶。鬲部款足飾高浮雕獸面紋。內壁鑄銘文“應監作寶尊彝”六字。應國始封之君系武王子、成王弟,故地在今河南寶豐縣境,應監可能是周王派遣的監國者。
西周初期四大監國——應國
應國原是西周初期的一個姬姓封國。周武王滅商以後,大封兄弟及諸子於商朝故地,對商遺民進行統治和監管。《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說:“昔周公吊二叔之不鹹,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杜預註:“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今葉縣應鄉)。”據此而知,應國的始封君當為周武王的兒子、周成王的兄弟。而《漢書·地理志》潁川郡父城下,師古註:“應鄉,故國,武王弟所封。”也就是說應國是武王兄弟的封國。應國的始封君,從文獻記載來看,有兩種不同的說法,究竟應國是武王弟的封國還是武王子的封國,或者兩者都不是,至今仍是歷史學家探討的重大課題。但是可以肯定,應國在西周初期已經存在了,並且具有重要的地位。儘管史書對於應國的歷史記載微乎其微,但是考古工作者還是從一些蛛絲馬跡中找到了有關應國的史影,讓人們清楚地看到了應國生存的時代背景及其歷史足跡。
據《逸周書·王會解》載:“周武王滅商,諸侯來朝,應侯立內台西面正北。”註:“應侯,成王弟。”這是應國的始封君應叔受封時的情景,級別為侯爵。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西省餘干縣出土一件應監甗,上面的銘文為:“應監作寶尊彝”。郭沫若曾考釋“監”可能是應侯之名,也可能是中央派往應國的監國。另一種可能是應叔受封應侯後,兼任“監國”一職,與管叔、蔡叔、霍叔同為“三監”,共同監管商紂王之子武庚祿父。
公元前1046年,武王在牧野一舉滅掉商王朝,但是如何控制為數眾多的殷商遺民,在西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最後武王接納了周公的建議,將殷墟一帶封給了紂王的兒子武庚,讓他繼續統治商朝遺民。這樣可以利用殷人內部原有的矛盾,使其更加激化分裂,把民族間的矛盾轉化為殷族的內部矛盾。但是周武王對此不放心,便把自己的兄弟管叔鮮、蔡叔度、霍叔封在殷地周圍,讓他們暗中監視武庚,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三監”。
應國傳世的青銅器除前面發現的“應公簋”以外,還有“應公觶”、“應公壺”、“應公方鼎”等器物,考古學家陳夢家先生認為這些應國銅器,無論從形制、花紋、銘文及字型看,皆為西周初期器。銘文中的“應公”,當為第一代應侯之後。對應國的歷史,史籍雖然記載不詳,微乎其微,但是這些應國傳世及相繼出土的文物,有力地證明應國的存在是確鑿無疑的,而只有在應國墓地發掘後,才有可能揭開這千古謎團。
應監是唯一沒有叛亂的西周四監
武王滅商兩年後,由於積勞成疾而一病不起。他死後,成王即位,但是由於年幼,暫時由周公輔佐處理朝政,歷史上將這一時期稱為“周公攝政”。周公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他曾為武王滅商和治理國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據記載,武王伐紂時,歷數商王罪惡,鼓舞士卒鬥志的著名檄文《牧誓》,就是出自周公的手筆。武王死後,周公又輔佐年幼的成王代行國政,對周初的穩固安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周公專權,引起管叔、蔡叔、霍叔等統治集團內部的強烈不滿。這時紂王之子武庚見有機可乘,便與他們勾結起來,並糾合東方的徐、奄、熊、盈、薄姑等過去殷王朝的屬國,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叛亂。周公奉成王之命,與太公望、召公奭等率軍東征,一舉殲滅了武庚的叛軍,殺了武庚和管叔,將蔡叔等人放逐到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接著繼續東進,趁勢滅掉了薄姑、熊、盈、徐、奄等東方各國,並對參與叛亂的各國大加撻伐。在這次征伐戰爭中,應國不但沒有跟隨三監起來叛亂,因而且調集全國的兵力設下防線,堵住了叛軍西進之路,與其進行了殊死戰鬥。因為應國在國家動亂時,堅定地站在周王室一邊,因而受到周王室的格外恩寵。《詩·大雅·下武》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歌頌了應侯順應天理,協助平定叛亂的功德。自此以後,應國在周朝享有特殊的地位和權力,其國君被尊稱為“應公”。周初能被稱“公”者,必定是功高位顯,對周朝有過特殊貢獻的諸侯。自20世紀50年代末,在江西餘干縣發現周初的應監甗以後,國內學術界掀起了對西周監國制度研究的熱潮,時至今日這一研究課題始終沒有間斷,學者何光岳經過研究認為:應國地處殷商故地,周初的“應監”應該同周初的“三監”作用相同,實為監督殷商遺民。
1974年3月,陝西省藍田縣一位農民在整理山坡積土時,發現了一件銅鐘。該銅鐘通高24厘米,甬長10厘米。鐘上飾有鳥紋和雲紋,兩銑及鉦間鑄有銘文39字,從銘文的內容看,文字未完,此鐘應是一組編鐘中的一件。銘文中有一句為“榮伯入右應侯見工”。因此該鐘被斷為周恭王時期的器物,定名“應侯鐘”。
這件銅鐘正巧與日本人中村不折所藏的“應侯鐘”為一組,兩鐘銘文相連,構成完整的文字,兩鐘共有銘文72字。大意為:一位名叫見工的應侯,在鎬京受到周王的賞賜,計有弓、箭、馬匹等。這兩件應侯鐘當為全套八件編鐘中的七八件,它們為研究西周鐘的歷史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另外對應國歷史以及金文的研究也都有重要的價值。
1999年,在新中國成立50周年之際,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這是中國博物館事業中一顆閃亮的明珠,因為它是由國有大型企業中國保利集團創辦的。在開館前的一年中,保利藝術博物館曾多次從香港等地購入一批珍貴的文物,終於使一批流失他鄉的曠世珍寶能夠回歸故里。藏品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幾件應國墓地出土的青銅器,如應國爯簋、應侯盤、應侯見工簋、應侯壺、應侯見工鐘等均為首次亮相,它們大都是輾轉從海外搶購回來的,十分令人感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