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亞諾夫（1888年—1939年）
他青年時代是“田野工作者”——地方自治局土地調查員，後來師從著名民粹派學者、“預算統計學派”專家A.佛圖那托夫（1856—1925）教授，在非黑土地帶的沃洛格達、莫斯科等省農村從事統計分析工作，著述漸多。1913年他年僅25歲成為當時俄國農學研究中心彼得羅夫-拉祖莫夫科學院的副教授，當時他已經有13種著作問世，成為第三代“自治局農業工作者”的天才代表，並與A.切林采夫、H.馬卡羅夫等一起在與“古典主義”的論戰中形成了組織與生產學派。不久他升為教授，並主持該院的農業經濟政治高級研究班。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恰亞諾夫
- 國籍：俄國
- 出生日期：1888年
- 逝世日期：1939年
人物生平,成就及榮譽,其它相關,
人物生平
就在此時俄國迎來了1917年2-10月的大變革。在此期間恰亞諾夫聯合全俄自治局聯合會及其他機構中的各種不同傾向的學者成立了土地改革聯盟並任其執委會成員，積極研究土改問題。十月革命後，恰亞諾夫所主持的研究班改組為季米里亞捷夫農業經濟科學研究所，他繼續任所長，併兼任蘇俄政府農業人民委員會部務委員，從事土地整理與合作化方面的組織工作，並對組織與生產學派的研究工作進行總結。
1930年，蘇聯發生“勞動農民黨”冤案，恰亞諾夫與組織-生產學派的所有主要成員均被指控為這個虛構的“黨”的頭頭而被捕入獄。42歲的恰亞諾夫從此離開了學術園地，並於1939年死於勞改營。
前蘇聯經濟學家，“組織—生產”學派的主要理論家。生於莫斯科。1910年在莫斯科農學院畢業。當過土地調查員、自治局統計學家。1905年起成為民粹派思想家，加入社會革命黨。十月革命後支持蘇維埃政權，任過彼得羅夫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所長、農業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曾長期主持農業合作社的領導工作。1930年因“勞動人民黨”案件被捕，後被槍決。1987年被平反恢復名譽。著有《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理論》、《農民經濟的組織》、《預算研究》等。
成就及榮譽
勞動—消費均衡論
恰亞諾夫通過對小農家庭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比較，闡述了小農經濟的特徵與資本主義經濟學的不適用性，提出對不同的經濟類型應使用不同的概念和範疇。在小農家庭農場中，制約著農業經濟活動的土地、勞動與資本三要素的組合方式，迥異於資本主義農場，因而二者的運行機制與規律也完全不同。恰亞諾夫認為，小農家庭農場的運行機制以勞動的供給與消費的滿足為決定因素。在這裡，他首次提出農民家庭經濟單位的勞動—消費均衡公式（註：有人不同意將“勞動—消費均衡論”的發明權歸於恰亞諾夫，因為此前奧地利的邊際主義學派和該學派以前的戈森都表述了那樣的論點，把其視為普遍規律。恰亞諾夫的獨創性在於，他明確地把這一規律視為家庭勞動經濟專有並以此區別於僱傭勞動經濟，從而把前人關於“小農經濟的獨特規律”的認識由感性上升到理性。詳見秦暉：《當代農民研究中的“恰亞諾夫主義”》，恰亞諾夫：《農民經濟組織》中譯本序。）。該公式表明，對於家庭的每一新增收入，都可以從其滿足家庭需要的消費意義及獲得它所花費勞動的辛苦程度兩方面去認識，也就是說，農場經濟的投入量，是以生產者主觀感受的“勞動辛苦程度”與所增產品的消費滿足感之間的均衡來決定的。只要這兩個因素之間的均衡未達到，即滿足基本消費的意義超出勞動辛苦程度的評價時，繼續投入勞動就是有利的，哪怕以降低勞動效率、以資本主義意義上的虧損為代價。在人口稠密、土地短缺的情況下尤其如此。相反，一旦達到均衡點，即生活需求已基本滿足，那么任何進一步的勞動投入都是無意義的。當然，這個所謂的均衡點是不確定的，它受到影響勞動辛苦程度和影響家庭需求的各種條件的限定。
家庭生命周期說
“勞動—消費均衡論”是恰亞諾夫農業經濟微觀理論的核心，其理論基礎源於依生物學規律而建立起來的“家庭生命周期說”，認為家庭農場的經濟狀況主要隨家庭消費者與生產者的比例周期性變化而起落。在青壯年父母不需要供養老人而又沒有子女時，家庭經濟條件最佳；在沒有勞動能力的消費者（兒童和老人）至多時最差。該結論主要依據長達30年的農戶跟蹤調查資料（調查對象主要是1930年集體化前的俄國村社農民）。恰氏認為，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農戶間存在相對貧富差別的原因，正是這種“人口分化”，而不是當時官方學派誇大的農村“階級分化”。
恰亞諾夫熱
最值得一提的是恰亞諾夫對前蘇聯農業發展道路的看法。他認為，在從傳統農業向未來社會經濟制度的過渡中，農民家庭農場具有長期存在的合理性；農業由縱向一體化走向橫向一體化，即土地大規模的集中，需要一個較長時期的發展過程。在生產力未發生重大變革的條件下，以個體家庭農場為單位進行經營，比大規模土地集中經營更具有優越性。農業發展應走以農民家庭農場為主體的合作制道路。在視城鄉小生產特別是小農經濟為資本主義洪水猛獸的30年代，恰亞諾夫及其為首的組織與生產學派，獨具慧眼，努力為當時的小農經濟存在的合理性辯護，無疑需要一定的學術勇氣和遠見。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人們通過對亞洲、拉丁美洲、非洲及東歐一些農業國家經濟的研究，包括對前蘇聯的研究，重新發現了恰亞諾夫理論的價值。事實上小農經濟在世界範圍內仍然具有很強的生命力，不僅東方諸國“一大二公”的農業改造基本失敗，西方諸國的農場也多半是農戶經營的家庭農場。在各個國家，特別是在開發中國家的農村經濟中，不時地體現出恰亞諾夫所論及的許多基本特徵，一些恰氏當年提出的問題，迄今仍是開發中國家面臨的現實問題。這正是“恰亞諾夫熱”一再升溫以及80年代在他的祖國俄羅斯再次興起的原因。
其它相關
簡介
恰亞諾夫對小農經濟生命力和穩定性的預見，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他的“勞動—消費均衡”公式以及家庭農場適度規模經營等理論，也具有一定說服力。
恰亞諾夫理論的重大缺陷
不過，今天仍有必要指出恰亞諾夫理論的重大缺陷。坦率地說，支撐恰亞諾夫微觀經濟理論的兩個支柱都存在著問題。按恰氏家庭生命周期說，導致農戶間差別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分化”，即每個家庭消費者和生產者的不同比例。這種說法在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時代似乎還有一定道理，然而在市場經濟和半市場經濟日益發展的情況下，農戶分化的原因恐怕難以完全歸於“家庭生命周期說”了（註：參見霍布斯鮑姆：《歷史上的農民》（E. Hobsbawm, The Peasantry in History），牛津1980年版，第244頁。）。
人口因素
其實，即使在市場關係不發達的時代，影響農戶經濟變化的因素也並非主要限於“人口因素”。如馬克思所言，政治特權、人身依附等超經濟力量勢必占有重要地位（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頁。）。然而在恰亞諾夫的理論模式里卻看不到這些因素的影響。同樣，在他的“勞動—消費均衡論”里，只看到“消費的滿足”和“勞動辛苦程度”這樣難以測定的主體感知以及單純家庭內部消費者與生產者的比率，而排除了任何社會關係的作用。這一點，連西方學者都不甚滿意。薩哈林指出，“政治控制和政治組織總是強迫家庭農場生產出超過滿足其家庭所必需的產品數量。……稅收與地租必須要支付，加上徵集過程中的欺詐，不平等的交換率，使得消費者與生產者的比率遠遠高出單純家庭內部兩者的比率”（註：杜福伯格編：《恰亞諾夫：農民和經濟人類學》（E.P.Dufuberge ed., Chayanov: Peasantry and Economic Anthropology），紐約1984年版，第197頁。）。無視或迴避生產關係的矛盾，並假定所研究的家庭農場與市場經濟完全隔絕，大概是恰亞諾夫理論所面臨的最大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