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學論

認為思與學的結合，是求知的基本途徑和方法的理論。儒學認識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思學論
• 定義：認為思與學的結合，是求知的基本途徑和方法的理論

背景介紹

在中國哲學史上，孔子首先提出思學範疇：“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孔子所講的學，包括的範圍很廣泛。如他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論語·述而》）又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等，指來自見聞的感性知識；也包括“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的尋師訪友活動；但更多的是指對書本知識的學習，如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則是指從古代文獻中學到知識。孔子所說的思，是指對所學到的知識加以思考，是一種理性活動。孔子認為，學是思的基礎和前提。他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論語·衛靈公》）故而又說：“思而不學則殆。”孔子很重視學習，認為學習是人生的樂趣所在，“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論語·學而》），要“學而不厭”，“樂以忘憂”（《論語·述而》）。但孔子又認為，僅僅從書本上和見聞中得到知識是很不夠的。《論語》記載孔子曾問子貢：“［$$w］0072001 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子貢回答：“然，非與？”孔子說：“非也，予一以貫之。”（《論語·衛靈公》）孔子認為有一個比“多學而識之”更高一層的知識，即“一以貫之”的“一”，是從多學、多聞中得不到的，必須依靠“思”。孔子提出“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論語·季氏》）思明、思聰、思溫，思恭，是講耳目之知與思的關係，而思忠、思敬、思問、思難、思義，則具有理性認識的意義。孔子把這種思學結合以求知的方法，運用到教學活動中，便是啟發式。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述而》）

孔子提出的思學結合以求知的理論，奠定了儒家思學論的格局，此後的儒學大都是沿著孔子的這一思維框架，加以補充、豐富和發展的。孟子既強調博學，如說：“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孟子·離婁下》）又重視思的作用，他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荀子強調思要以學為基礎，他說：“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荀子·勸學》）他把《勸學》作為《荀子》一書的首篇，指出“學不可以已”，“學至乎沒而後止也”（《荀子·勸學》）。荀子同時也強調思的作用，認為“博學而無方”，“君子不與”（《荀子·大略》），主張：“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荀子·勸學》）他又說：“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荀子·解蔽》）《中庸》提出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則把孔子思學結合的思想進一步系統化和規範化。

發展歷史

兩漢至宋明之間，論述過思學關係的思想家不是很多。王充反對生而知之的理論，主要強調學的重要。他說：“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不學不成，不問不知。”認為學習可以使人“知一通二，達左見右”。所謂聖人，也是通過學習達到的：“所謂聖者，須學以聖。”（《論衡·實知》）王充更提出了人有知識就有力量的思想：“人有知學，則有力焉。”（《論衡·效力》）但從理論上論述思學關係較少。揚雄則把學、思都作為求知的重要途徑：“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法言》卷－《學行》）

宋明時期，隨著儒學的復興和道學的興起，認識論逐漸成為哲學研究的重要課題，思學關係再度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宋明理學創始人周敦頤在其所著《通書》中，為“思”專列一章：《思第九章》。他說：“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周敦頤認為，思是達到通微、知幾的途徑，知幾才能明智，明智才能成為無所不通的聖人，所以思是由常人成為聖人的基本功夫。張載強調讀書，認為“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但更多的是強調思考、懷疑、批判和創造精神。他說：“書須成誦精思。”“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張載集·義理》）只有經過思慮才能有疑，“無則只是未嘗思慮來也”（《張載集·氣質》）。有疑才能有所創造，“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張載集·學大原下》）。主張“學貴心悟，守舊無功”（《張載集·義理》）。程顥、程頤繼承了孔子的思想，以思學的結合，作為求知的方法。程頤說：“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不進，故殆。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二程集·外書》卷六）在思學的關係上，同張載一樣，更看重學習過程中的思考、懷疑和自得精神。二程說：“學者要先會疑。”（《二程集·外書》卷十一）“不深思則不能造其學。”“漠然未嘗思，自以為得之者，未之有也。”（《二程集·粹言》卷一）“為學之道，必本于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二程集·遺書》卷二十五）朱熹繼承了張載與二程的思想，強調思與學的結合。他說：“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臲卼不安。……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朱子語類》卷十《學四·讀書法上》）又說：“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葉適在談到思學關係時說：“‘學而不思，思而不學’，孔子之時，其言必有所指。由後世言之，其祖習訓故，淺陋相承者，不思之類也。其穿穴性命，空虛自喜者，不學之類也。士不越此二塗也。”（《習學記言序目》）葉適並以“思學兼進者為聖”。明代王廷相認為，博文強記、審問明辨和精思研究三者是致知之道：“君子之學，博文強記，以為資藉也；審問明辨，以求會同也；精思研究，以致自得也。三者盡，而致知之道得矣。”王廷相在三者中，也是更看重於精思自得。他說：“廣識未必皆當，而思之自得者真。”“自得之學可以終身用之。記聞而有得者，衰則忘之矣，不出於心悟故也。故君子之學貴於深造實養以致其自得焉。”“事理之有未知者，心未致思而度之也。故知之精由於思，行之察亦由於思。”（《慎言》卷六《潛心篇》）

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對思學範疇做了進一步的探討，豐富和發展了儒學的思學論。王夫之說：“致知之途有二，曰學曰思。”（《四書訓義》卷六）認為學與思是人們求知的基本途徑。王夫之認為，學不僅限於讀書。“學是格物、致知事。”（《讀四書大全說·論語·述而》）“博學、審問、篤行屬學。”“學之必兼篤行……必以踐履為主，不徒講習討論而可雲學也”（《讀四書大全說·論語·為政》），糾正了以讀書為學的主要內容的偏頗。王夫之認為，思是“人心之良能”，思的作用在於探求事物之理。他說：“虛以生其明，思以窮其隱。”（《尚書引義·說命中二》）認為通過思認識理，要分兩步走，“思中有二段工夫，缺一不成”（《讀四書大全說·論語·為政》）。第一是明辨，“明辨者，思其當然”；第二是慎思，“慎思者，思其所以然”。王夫之認為，學與思“二者不可偏廢，而必相資以為功”，“學非有礙于思，而學愈博則思愈遠，思正有功於學，而思之困則學必勤”（《四書訓義》卷六），主張學思並進而有功。王夫之對儒學的思學論做了總結，並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