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和文存(第2卷):文學史理論新探》分民間文化形態、共名與無名、潛在寫作、世界性因素四輯，內容包括：民間形態與現代都市文化；多元格局下的小說文體實驗；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自己的書架·《垂柳巷文輯》等。《思和文存(第2卷):文學史理論新探》共分為四輯，主要內容包括：民間文化形態；共名與無名；潛在寫作；世界性因素。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思和文存：文學史理論新探
- 書名：思和文存:文學史理論新探
- 出版社：黃山書社
- 頁數：487頁
- 開本：16
- 定價：89.00
- 作者：陳思和
- 出版日期：2013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6126098
- 品牌：黃山書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思和文存(第2卷):文學史理論新探》由黃山書社出版。
作者簡介
陳思和，1954年生於上海，原籍廣東番禺。現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名師、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當代文學學會副會長等。代表性著作有《陳思和自選集》《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巴金圖傳》《中國現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中國新文學整體觀》等。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學、韓國首爾大學、美國芝加哥大學、德國特里爾大學、波恩大學以及香港嶺南大學等擔任訪問研究員或客座教授。
圖書目錄
關於“重寫文學史”（代序）
第一輯：民間文化形態
民間的浮沉：從抗戰到“文革”文學史的一個解釋
民間的還原：“文革”後文學史某種走向的解釋
民間形態與現代都市文化
還原民間：讀張煒的《九月寓言》
莫言近年小說創作的民間敘事
《秦腔》：文化傳統的衰落與重返民間
從巴赫金的民間理論讀余華的《兄弟》
試論莫言《生死疲勞》的民間敘事
第二輯：共名與無名
共名與無名：百年文學管窺
當代文學觀念中的戰爭文化心理
試論1990年代文學的無名特徵及其當代性
碎片中的世界·碎片中的歷史
1996年小說創作一瞥
多元格局下的小說文體實驗
營造精神之塔
林白論
現代都市社會的“欲望”文本
第三輯：潛在寫作
我們的抽屜
試論無名氏的《無名書》
自己的書架·《垂柳巷文輯》
自己的書架·《詩的隱居》
第四輯：世界性因素
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
作為學科的比較文學之精神基礎
試論“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鋒性
探索世界性因素的典範之作：《十四行集》
余華小說與世紀末意識
《馬橋詞典》：中國當代文學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
試論閻連科《堅硬如水》中的惡魔性因素
試論張煒小說中的惡魔性因素
附錄一：無名論壇·主持人的話
附錄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前言
附錄三：《20世紀文學史理論創新探索叢書》導言
第一輯：民間文化形態
民間的浮沉：從抗戰到“文革”文學史的一個解釋
民間的還原：“文革”後文學史某種走向的解釋
民間形態與現代都市文化
還原民間：讀張煒的《九月寓言》
莫言近年小說創作的民間敘事
《秦腔》：文化傳統的衰落與重返民間
從巴赫金的民間理論讀余華的《兄弟》
試論莫言《生死疲勞》的民間敘事
第二輯：共名與無名
共名與無名：百年文學管窺
當代文學觀念中的戰爭文化心理
試論1990年代文學的無名特徵及其當代性
碎片中的世界·碎片中的歷史
1996年小說創作一瞥
多元格局下的小說文體實驗
營造精神之塔
林白論
現代都市社會的“欲望”文本
第三輯：潛在寫作
我們的抽屜
試論無名氏的《無名書》
自己的書架·《垂柳巷文輯》
自己的書架·《詩的隱居》
第四輯：世界性因素
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
作為學科的比較文學之精神基礎
試論“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鋒性
探索世界性因素的典範之作：《十四行集》
余華小說與世紀末意識
《馬橋詞典》：中國當代文學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
試論閻連科《堅硬如水》中的惡魔性因素
試論張煒小說中的惡魔性因素
附錄一：無名論壇·主持人的話
附錄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前言
附錄三：《20世紀文學史理論創新探索叢書》導言
文摘
著作權頁：
但是民間呢？應該看到，經過了“文革”以後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民粹意識，對苦難深重的民眾抱有近乎誇張的感情。但是當《悠悠寸草心》、《蝴蝶》等作品尖銳地指責一些官員在恢復原位以後就背棄了對民眾的責任的同時，似乎很少涉及知識分子自身對民眾的態度；當《陳奐生上城》、《李順大造屋》等小說揭示了農民的辛酸和痛苦時，似乎也是把主要的意義所指放在有關農村政策上面。民眾的生活場景轉化為故事，是為了說明作家關於社會理想和現實批評的證據。民間的生活因為貧困而苦難重重，因為愚昧而冥冥無望，為改變這樣的命運和這樣的苦難，知識分子理直氣壯地構想了種種方案，並希望對廟堂的決策者發生影響。這些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在困頓時期都曾下放底層，對民間的真實生活不可謂不了解，但奇怪的是。一旦民間出現在他們的筆底，立刻演化成他們先天擁有的思想優勢。民間生活世界就像是卡夫卡筆下的城堡，知識者在其間轉了半天，結果還是面對著自己。
在知青一代作家的作品裡，這種狀況略有變化。知青在“文革”期間上山下鄉自然各有苦衷，本來這會成為“傷痕文學”中的一個重要題材，可是由於現實方面的壓力，知青現象的真相至今仍然是個敏感話題。知青在返城後遭遇的種種失落，反而促使他們對於農村山野生活產生了回味，這種回味包含了對自身已經失落的青春、理想、夢幻的追尋。再說知青一代的成長教育期正逢“文革”年月，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都沒有王蒙張賢亮一代人那么濃重，自然也不像他們那么矯情。民間的生活場景在他們的回憶里逐漸展開，多少接近一些生活的真相：我們在那遙遠的清平灣里，能體會到陝北農民在貧困中對生活所持的民間歡欣哲學；在那茫茫大草原上，我們也能感受到老牧民們在知識分子看來是愚昧麻木的精神狀態中表現出克服苦難的驚人毅力。知青作家們正是在親近民間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的時候，開始接近民間的文化形態，尋根文學的最初提出者都是知青作家，這個現象絕不是偶然的巧合。
1985年是中國文學變化最大的一年。從表面上看，這種變化與現實政治對文學的壓力有關。1979年是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最繁榮也是最為尖銳的一年，可以說是知識分子的廣場意識高揚的一年，但隨著《假如我是真的》、《飛天》、《女賊》等劇本受到批評，這股現實主義思潮初遇厄難。1980年王蒙就開始轉向了對西方現代主義技巧的學習，當時人們以為提倡學習現代主義技巧的主張只是一個引進上的策略，現在看來不然，它開始的目的很可能是出於現實主義的包裝，但既然開了頭，現代主義思潮就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地涌人中國大陸，到了1982年西方現代主義對中國文學創作的影響已經相當深入。當然那時接受西方現代思潮最成功的仍然是知青一代作家，也許對他們來說這絕不是策略而是一種對生活的認識途徑。而一批在1970年代末已經占據了廣場的知識分子並沒有被現代主義所誘惑，他們依然如故地堅守著自己的社會政治理想，並自以為是在為民眾立言。1983年是這兩股思潮同時受挫的一年，其結果就導致了1985年文化尋根的思潮。這個創作思潮的產生原因頗為蹊蹺，不過以民族文化這樣一個模稜兩可、大而空洞的概念來取代政治、政策這樣一些具體狹隘的條條框框束縛，是當時文學得以發展的一條最可靠的捷徑。但是對一些知青作家來說，這個思潮的倡導可能還包括了尋找自身價值的要求，正如我在前面所分析的，知青一代作家的廣場意識雖然難免，但與1950年代末開始就在苦難里經受考驗、如今又重返廣場並有希望向廟堂進軍的一代知識分子相比，畢竟薄弱得多，他們既沒有1950年代培養成的理想主義作為精神支柱，現實生活中也沒有讓他們滋生出優越感。寫苦難他們寫不過上一代的作家，至少不會那樣自如地在苦難現實與虛幻理想之間玩遊戲，而且那時已經不像“思想解放”那陣，苦難可以打著批判“文革”的幌子輕而易舉地給以渲染。這一代作家必須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來證明他們存在於文壇的意義，即使在現實中找不到，也應該到想像中去尋找。於是，他們很好地利用起自己曾經下過鄉、接近過農民日常生活的經驗，並透過這些生活經驗進一步尋找散失民間的傳統文化的價值。
但是民間呢？應該看到，經過了“文革”以後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民粹意識，對苦難深重的民眾抱有近乎誇張的感情。但是當《悠悠寸草心》、《蝴蝶》等作品尖銳地指責一些官員在恢復原位以後就背棄了對民眾的責任的同時，似乎很少涉及知識分子自身對民眾的態度；當《陳奐生上城》、《李順大造屋》等小說揭示了農民的辛酸和痛苦時，似乎也是把主要的意義所指放在有關農村政策上面。民眾的生活場景轉化為故事，是為了說明作家關於社會理想和現實批評的證據。民間的生活因為貧困而苦難重重，因為愚昧而冥冥無望，為改變這樣的命運和這樣的苦難，知識分子理直氣壯地構想了種種方案，並希望對廟堂的決策者發生影響。這些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在困頓時期都曾下放底層，對民間的真實生活不可謂不了解，但奇怪的是。一旦民間出現在他們的筆底，立刻演化成他們先天擁有的思想優勢。民間生活世界就像是卡夫卡筆下的城堡，知識者在其間轉了半天，結果還是面對著自己。
在知青一代作家的作品裡，這種狀況略有變化。知青在“文革”期間上山下鄉自然各有苦衷，本來這會成為“傷痕文學”中的一個重要題材，可是由於現實方面的壓力，知青現象的真相至今仍然是個敏感話題。知青在返城後遭遇的種種失落，反而促使他們對於農村山野生活產生了回味，這種回味包含了對自身已經失落的青春、理想、夢幻的追尋。再說知青一代的成長教育期正逢“文革”年月，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都沒有王蒙張賢亮一代人那么濃重，自然也不像他們那么矯情。民間的生活場景在他們的回憶里逐漸展開，多少接近一些生活的真相：我們在那遙遠的清平灣里，能體會到陝北農民在貧困中對生活所持的民間歡欣哲學；在那茫茫大草原上，我們也能感受到老牧民們在知識分子看來是愚昧麻木的精神狀態中表現出克服苦難的驚人毅力。知青作家們正是在親近民間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的時候，開始接近民間的文化形態，尋根文學的最初提出者都是知青作家，這個現象絕不是偶然的巧合。
1985年是中國文學變化最大的一年。從表面上看，這種變化與現實政治對文學的壓力有關。1979年是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最繁榮也是最為尖銳的一年，可以說是知識分子的廣場意識高揚的一年，但隨著《假如我是真的》、《飛天》、《女賊》等劇本受到批評，這股現實主義思潮初遇厄難。1980年王蒙就開始轉向了對西方現代主義技巧的學習，當時人們以為提倡學習現代主義技巧的主張只是一個引進上的策略，現在看來不然，它開始的目的很可能是出於現實主義的包裝，但既然開了頭，現代主義思潮就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地涌人中國大陸，到了1982年西方現代主義對中國文學創作的影響已經相當深入。當然那時接受西方現代思潮最成功的仍然是知青一代作家，也許對他們來說這絕不是策略而是一種對生活的認識途徑。而一批在1970年代末已經占據了廣場的知識分子並沒有被現代主義所誘惑，他們依然如故地堅守著自己的社會政治理想，並自以為是在為民眾立言。1983年是這兩股思潮同時受挫的一年，其結果就導致了1985年文化尋根的思潮。這個創作思潮的產生原因頗為蹊蹺，不過以民族文化這樣一個模稜兩可、大而空洞的概念來取代政治、政策這樣一些具體狹隘的條條框框束縛，是當時文學得以發展的一條最可靠的捷徑。但是對一些知青作家來說，這個思潮的倡導可能還包括了尋找自身價值的要求，正如我在前面所分析的，知青一代作家的廣場意識雖然難免，但與1950年代末開始就在苦難里經受考驗、如今又重返廣場並有希望向廟堂進軍的一代知識分子相比，畢竟薄弱得多，他們既沒有1950年代培養成的理想主義作為精神支柱，現實生活中也沒有讓他們滋生出優越感。寫苦難他們寫不過上一代的作家，至少不會那樣自如地在苦難現實與虛幻理想之間玩遊戲，而且那時已經不像“思想解放”那陣，苦難可以打著批判“文革”的幌子輕而易舉地給以渲染。這一代作家必須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來證明他們存在於文壇的意義，即使在現實中找不到，也應該到想像中去尋找。於是，他們很好地利用起自己曾經下過鄉、接近過農民日常生活的經驗，並透過這些生活經驗進一步尋找散失民間的傳統文化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