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環經濟在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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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世名相曾國藩》主要內容：曾國藩和他的時代曾國藩，生於1811年（嘉慶十六年），死於1872年（同治十一年），歷經嘉慶、道光、鹹豐、同治四朝。曾國藩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社會大變動的時代，人口爆炸，民變迭起；大清帝國吏治腐敗，武備廢弛，國勢式微；外患頻興，國恥交至。中國處在十字路口上。清朝自立國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統治，政局穩定，社會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加上“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鼓勵生育政策，人口隨之大幅度增長。清初，中國人口僅0.9億左右，而到乾隆初年，即1740年前後已劇增到2億，超過歷史最高水平；到道光初年，即19世紀20年代再翻一番，達到4億多。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因此，人的生產要與物質資料的生產保持適當的比例，過與不及都會造成社會生態的嚴重失衡。和求抹根據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人均耕地4畝方可維持生計。隨著人口爆炸性增長，人均耕地面積急劇下降：1685年人均耕地為5.9畝，1724年5.6畝，1753年4畝，1784年2.6畝，1812年2.3畝，1822年2畝，1851年1.7畝。人多地少的矛盾不斷加劇，大量勞動者被強制脫離物質生產資料成為“剩餘”辨殃埋。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的大量存在，“早已使它的社會條件成為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的沉重枷鎖”。過剩人口的嚴重堆積，往往成為社會動亂的催化劑。1836—1845年，民變次數為246次，1846—1855年達933次，1856—1865年更達2332次。社會危機日趨嚴重，而官吏照樣酣嬉優遊，招權納賄，賣官鬻爵，貪得無厭，吏治因而大壞。嘉慶年間，大貪官和伏誅，家產充公，私蓄竟達白銀8億兩之巨，相當於清政府11年財政收入的總和，難怪民間有“和跌倒，嘉慶吃飽”之諺。貪污賄賂惡風遂成不可遏制之勢，瀰漫朝野。吏治日非，為官者但知逢迎諂諛，戀權固位，至於民間疾苦，可以不聞不問。道光朝宰相曹振鏞雖瑣鄙無能，但深得道光皇帝的倚重，“恩遇益降，聲名俱泰”。門生請問為官“秘訣”，曹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有無名氏賦《一剪梅》，總吉他們的作官經：其一云：“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其二云：“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其三雲臭達：“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贊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其四云：“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剃海堡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諡文忠，也諡文恭。”圓滑彌縫，吏治柔靡，相襲成風，國事不堪聞問！士子文人，原是社會的精英分子，但自從康、雍、乾三朝大興文字獄以來，士林風氣一蹶不振。魯迅先生指出：“清初學者，是縱論唐宋，搜討前明遺聞的。文字獄後，乃專事研究錯字，爭論生日，變了‘鄰貓生子’的學者。”（《魯迅書簡》上冊，第434頁）這樣的學問就是清代占據壓倒地位的考據學。考據學又名“漢學”、“樸學”，初興於清初，到乾隆、嘉慶時期達於極盛，故又稱“乾嘉學派”。文人士子以此為好尚，拋開現實，埋頭於故紙堆中，皓首窮經，流風所被，一般人也齊聲附和，以致“家家許（許慎）、鄭（鄭玄），人人賈（賈逵）、馬（馬融）”，訓詁、考證、辨偽、校勘、輯佚等，風靡全國。雖然對整理古文獻不無貢獻，但由此卻形成了強勁的脫離現實的學風。這股灰暗沉悶的學術空氣，直到嘉、道年間，文網稍弛，言路稍開，才稍有轉變，經世實學在夾縫中取得了一席之地。曾國藩生活的時代，中國社會在裂變之中。1840年以前，中國是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形態，這是封建中國的一個基本特徵。這種自然經濟的基本經濟結構表現為“耕”（農業）與“織”（家庭手工業）的結合。“整罪籃屑男耕女織”就是這樣一幅自然經濟圖景。耕與織結合的生產經營方式作為農民生存的必要條件，限制了社會分工和生產的擴大，排斥商品經濟的發展，阻滯資本主義關係的成長。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的症拒潤燥結所在。耕織結合，自給自足，市場發育沒有肥沃的土壤、重農抑商以及閉關鎖國等，所有這些，要使鴉片戰爭前商品經濟的發展所孕育著的資本主義萌芽，突破自然經濟體系緩慢進入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是相當困難的。而改變這種狀況的，竟是西洋的大炮。自17世紀英國產業革命以來，世界資本主義取得長足發展，大有席捲全球之勢。英、法、美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尋找原料、傾銷商品，把目光盯住東方大國的中國，屢叩國境習束檔門。但清朝統治者以天朝老大自居，閉關鎖國，固守藩籬，對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大勢，對曾經是世界文明古國的中國早已被歷史拋在了後面的殘酷現實，閉目塞聽，茫然無知。假若不是閉關自守，而是主動開放，大刀闊斧進行改革，迎接洶湧而至的世界資本主義潮流，中國社會也許會異彩重放。但時機一經失去，中國只有被動挨打。1840年，英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這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清朝的八旗綠營兵腐朽無能，不堪一擊，中國戰敗。1842年8月訂立《南京條約》，迫使中國向世界開放，法、美、俄等資本主義列強接踵而至，強加給中國人民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中國由一個獨立完整的主權國家變成一個半殖民地國家。“救亡圖存”由此成為時代的主旋律。軍事侵略說到底是為經濟侵略鳴鑼開道的。西方列強利用與清政府確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關係，在華設立租界，傾銷商品，掠奪中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使中國經濟社會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自然經濟的解體。耕織結合是自然經濟的基本特徵，而自然經濟是與商品經濟根本對立的。西方列強要達到在中國傾銷商品、掠奪原料的侵略目的，勢必要剪斷耕織結合的紐帶。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中國自然經濟的逐步解體過程，實際上就是洋布洋紗代替土布的過程。洋布價廉物美，又有條約關係的保護，因而逐步占領中國市場。土布沒有銷路，“中國之織婦機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萬人！”（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編》第2卷）這些眾多的失業者和沒有用武之地的剩餘勞動力，為了謀生，背井離鄉，如潮水般湧入城市。自然經濟的解體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而剩餘勞動力的城市集中，為資本主義的發生髮展提供了廉價勞動力資源，因此，外力的衝擊，客觀上刺激、推動了中國社會的轉型。但是，傳統中國要走向近代，關鍵在於中國社會內部自我調節機制，實現自身的轉型。而要實現自身的轉型，就必須充分發展近代工業，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又是一個時代課題。清政府為支付鴉片戰爭賠款，彌補財政虧空，加重舊稅，開徵新稅，農民不堪重負，無以為生，又引發了一場“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內戰”——太平天國革命。歷史之舟將把中國載往何處？總而言之，曾國藩所處的時代，是內外交困的時代，是需要變革的時代：“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這個時代，更是呼喚風雲人物出現的時代：“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龔自珍：《己亥雜詩》）時勢造英雄。在時代的呼喚下，一代風雲人物曾國藩走上了歷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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