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插圖本)以20世紀30年代紅軍長征為中心題材，討論中國革命與中國政治的相互關係。作者套用了大量國內外文獻檔案和當事人自述資料，澄清了若干史實疑難問題，同時採取一套新型的理論模式，從“革命理想”到“政治現實”，即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逐步政治化的過程，來解釋中共政治策略和權力結構的演變。這一轉變與毛澤東領袖地位的確立同步發生，正是此種轉變提供了主觀精神的力量，加以外部因素的結合，使共產黨人獲得了最終的勝利。《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插圖本)出版後在西方漢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反響，被公認是研究長征和毛澤東革命思想的英文權威之怍。
基本介紹
- 書名：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
-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頁數：385頁
- ISBN：7300069762
- 品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作者：楊炳章
- 出版日期：2006年1月1日
- 開本：16開
- 定價：39.00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插圖本)作者運用政治學的方法，構架了自己獨特的一套研究體系和模式，即用"革命理想主義"到"政治現實主義"來解釋中國共產黨在地域上和戰略上的關鍵性轉變，考察了在這一轉變巾中國共產主義逐步政治化的過程。作者的這種研究視角，對我們研究20世紀30年代的中共黨史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作者簡介
楊炳章(國外用名Benjamin Yang)，中國政治與中美關係研究專家。1978年考取北京大學外國哲學所碩士生1981年赴哈佛大學留學，獲得博士學位後留任哈佛費正清中心研究員，1997年回國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圖書目錄
作者鳴謝第一章 引 言第二章 中國南方的蘇維埃革命第三章 第四次圍剿與長征第四章 第五次圍剿與長征第五章 遵義會議與毛澤東的崛起第六章 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第七章 落腳陝北第八章 紅軍大會師第九章 毛澤東作為政治企業家的才略第十章 結束語：從革命到政治的長征附錄一 長征大事記附錄二 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紅軍長征參考文獻注釋索引譯後記
文摘
書摘第三章 第四次圍剿與長征 在國民黨中央政權和地方軍閥混戰中，蔣、馮、閻大戰是規模最大的一場，混戰各方都打著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的旗幟。這場戰爭從1930年5月起到11月止，長達半年之久，波及十幾個城市，這些城市大都在北方。蔣方調集了幾乎全部兵力，多達100萬人；閻、馮雙方投入了60萬兵力。結果是閻、馮軍隊20萬人投降，20萬人傷亡，另20萬人被編入蔣軍。蔣軍也至少損失10萬人。這些粗略的統計數字足以使我們認識到，在國民黨內部動亂無暇外顧的情況下，何以1930年共產黨的勢力得以迅速壯大。這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何軍閥混戰一經結束，蔣便把注意力轉向南方蘇區，發動了一系列的反共圍剿戰爭。 由於東江蘇維埃遭到打擊，左右江根據地也被迫放棄，共產主義運動逐漸自南向北轉移到長江流域。到20世紀30年代初期，眾多的蘇維埃根據地匯合而成為三個大本營。即江西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和湘鄂西蘇區。它們分布在華中重鎮武漢的北面、南面和西面。由於黨中央需要解決因李立三倒台造成的組織上和思想上的混亂問題，並要重新整頓省市兩級領導體系，各路紅軍暫時獲得了自由。他們逐漸退回老蘇區根據地，作為以前出擊進攻的代價，他們現在不得不承受國民黨的軍事報復。 P48書摘 本書原英文版已有序言，這裡只簡單地針對中國讀者說幾句話。是十幾年前寫的一本書能再次出版，我自然很高興。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希望一般讀者翻閱後覺得有意思，從事中共黨史和毛澤東研究的讀者覺得有收益。 這本書名為《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因為我的指導教授史華慈寫過一本《中共和毛的崛起》。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曾積極支持，中國人民大學胡華教授曾熱心幫助，而今這幾位老先生都已經過世了。 該書扉頁上寫有：“敬獻給我的父親，一名為革命而犧牲的老共產黨人。”其中具有某種嚴肅的理想主義意味，我不是為了靠它賺錢，也不是為了靠它求職。 既然書是獻給父親的，它只能是最好的，起碼我自己心裡這樣要求。其內容是以20世紀30年代紅軍長征為題材討論毛澤東路線和權威的確立，以及中國政治和中共革命的關係。我腦子裡有兩個標準，一個是國內最高水平，一個是國外最高水平。 今天翻閱該書，對有些具體觀點可能有質疑，我仍然覺得總體上還是站得住腳的，可以留得下的。現在已有該書中文版，且看讀者是否也有同感? 同國外“漢學家”、“中國通”的爭議不用說了——他們往往是粗枝大葉，隔靴搔癢——我更注意的還是同國內學者的商榷。隨便舉一個例子，比如以往廣泛稱道的“四渡赤水”，就需要切實認識。第一次主要是遵義會議上中央集體決定，土城戰役失利後放棄渡長江北上，被迫渡赤水西退；第二次主要是毛澤東主張，但不是毛澤東直接指揮，回師黔北，獲得遵義大捷；第三次再渡赤水，這次由毛澤東直接指揮，西進主動求戰殲敵，並沒有取得預期結果；第四次被迫再次東返，隨後南下。以後一個月中央紅軍辛苦轉戰於雲貴高原，並沒有達到消滅敵軍有生力量、建立新根據地兩項戰略目的，或者兩項之一，從而引起黨和軍隊上下的普遍不滿，不得不渡江入川會合紅四方面軍。我認為沿著以上基本思路，可以更好地理解有關歷史文獻，也可以更好地認識毛澤東的軍事思想。 中央紅軍和其他紅軍，不免陷入一種微妙的政治關係。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的勝利，長征期間紅二方面軍作為“第三者”的立場和作用，毛澤東在西安事變上的用心和對於西路軍的分心，在抗日戰爭中處理敵我友之間的方針策略，進而中共革命和中國政治的總體聯繫，都需要在更深程度、更大範圍予以認識——這種方式也許超出了我們以往黨史研究的傳統。不過歸根結底，總是一個對於客觀歷史人事的正確認識問題，似乎沒有什麼不可接受的。 我甚至想寫一本書《毛澤東的武功與文采》，一次一次具體分析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和戰役指揮，勝就是勝，敗就是敗：一篇一篇分析毛澤東的書文和詩詞，好就是好，壞就是壞，也許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義的。政治上固然應該守邊，但這種研究方式也似乎沒有什麼不可採用的。 本書有沒有重大錯誤?有!對於“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災難以及毛澤東在其中的主導作用，顯然是低估了。對於20世紀80年代蘇聯和中國的變化趨勢，我的判斷顯然也是不對的。 當時中蘇兩國都在談對外開放、對內改革，我曾覺得蘇聯行，中國不行，現在看來恰恰相反了。我必須承認，我也樂於承認：我錯了，蘇聯不行，中國行。記得1986年在北京大學見到國政系系主任趙寶煦先生，他剛從蘇聯訪問回來，對戈巴契夫表示欣賞，對蘇聯形勢表示樂觀。 看來我犯錯誤，還是無獨有偶呢!我相信趙老師同我一樣，也樂於承認這一錯誤的。國家好就好，個人對錯何妨? 本書中文版得以問世，這需要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感謝我的同事蕭延中教授和郭偉女士。 楊炳章 2005年12月 於中國人民大學
後記
本書作者楊炳章，英文名班傑明·楊，是美國哈佛大學文理學院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長期從事中國政治和中關關係研究，著述頗豐。《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是他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擔任研究員期間，研究中國紅軍長征和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崛起的一部學術專著。
該書英文版於1990年在美國出版，引起中外史學界的高度關注並被廣泛引用。國內黨史學界人士在介紹西方漢學界對紅軍長征史的研究狀況時曾經指出：“自1938年《紅星照耀中國》首次介紹中國紅軍長征後，陸續問世了一些紀實性長征專著……遺憾的是，在很長時期內沒有一本嚴謹的、全面研究長征的學術性專著。直到1990年出版了班傑明，楊的《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一書，才填補了這一學術空白。”正是基於這本書的學術價值及其在國外同類著作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我們在此將其翻譯並介紹給廣大的中國讀者和學人。(為便於讀者了解國外的有關研著狀況，我們特將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蕭軍同志的《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紅軍長征》一文附於書後。)
作為一部海外學者研究長征和毛澤東的學術著作，該書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特點：
第一，作者運用政治學的方法，構架了自己獨特的一套研究體系和模式，即用“革命理想主義”到“政治現實主義”來解釋中國共產黨在地域上和戰略上的關鍵性轉變，考察了在這一轉變中中國共產主義逐步政治化的過程。作者的這種研究視角，對我們研究20世紀30年代的中共黨史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第二，作者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資料查閱和個人訪談，使用了大量的國內外檔案文獻和第一手口述資料。這些資料，不僅涉及面很廣。而且基本真實可信(但個別史實也可能有誤)。由於作者掌握的資料十分豐富，因而糾正了一些以往研究著作中的失實或偏差，比較準確地反映了這段歷史。
第三，作者在本書中，不僅詳述了長征的過程，而且著重考察了中國共產黨內部權力關係的變化和政治策略的轉變，並肯定了毛澤東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對毛澤東的評價更為客觀和公允，對歷史的把握也更為深刻和全面。
第四，作者還就一些具體歷史問題(如毛澤東和李立三的關係、長征的起止時間、革命和政治的定義等等)提出了自己的獨特看法。這些新穎的觀點，對於我們研究這段歷史，也頗有借鑑和參考價值。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作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與我們不同，所處的環境也有很大差異，因此，書中的有些觀點與我們的傳統觀點不盡一致。但這正是本書的特色之一，相信讀者能夠正確對待。
本書的最初譯稿是五六年前完成的，當時參與翻譯的有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的幾位研究生。現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經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郭偉統一翻譯、校對、定稿。
由於原書所引用的中外文獻資料浩繁，所涉及的人名、地名甚多，很難予以逐一核對，也由於譯者的知識水平有限，其中不足之處在所難免，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譯者
2005年12月
該書英文版於1990年在美國出版，引起中外史學界的高度關注並被廣泛引用。國內黨史學界人士在介紹西方漢學界對紅軍長征史的研究狀況時曾經指出：“自1938年《紅星照耀中國》首次介紹中國紅軍長征後，陸續問世了一些紀實性長征專著……遺憾的是，在很長時期內沒有一本嚴謹的、全面研究長征的學術性專著。直到1990年出版了班傑明，楊的《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一書，才填補了這一學術空白。”正是基於這本書的學術價值及其在國外同類著作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我們在此將其翻譯並介紹給廣大的中國讀者和學人。(為便於讀者了解國外的有關研著狀況，我們特將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蕭軍同志的《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紅軍長征》一文附於書後。)
作為一部海外學者研究長征和毛澤東的學術著作，該書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特點：
第一，作者運用政治學的方法，構架了自己獨特的一套研究體系和模式，即用“革命理想主義”到“政治現實主義”來解釋中國共產黨在地域上和戰略上的關鍵性轉變，考察了在這一轉變中中國共產主義逐步政治化的過程。作者的這種研究視角，對我們研究20世紀30年代的中共黨史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第二，作者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資料查閱和個人訪談，使用了大量的國內外檔案文獻和第一手口述資料。這些資料，不僅涉及面很廣。而且基本真實可信(但個別史實也可能有誤)。由於作者掌握的資料十分豐富，因而糾正了一些以往研究著作中的失實或偏差，比較準確地反映了這段歷史。
第三，作者在本書中，不僅詳述了長征的過程，而且著重考察了中國共產黨內部權力關係的變化和政治策略的轉變，並肯定了毛澤東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對毛澤東的評價更為客觀和公允，對歷史的把握也更為深刻和全面。
第四，作者還就一些具體歷史問題(如毛澤東和李立三的關係、長征的起止時間、革命和政治的定義等等)提出了自己的獨特看法。這些新穎的觀點，對於我們研究這段歷史，也頗有借鑑和參考價值。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作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與我們不同，所處的環境也有很大差異，因此，書中的有些觀點與我們的傳統觀點不盡一致。但這正是本書的特色之一，相信讀者能夠正確對待。
本書的最初譯稿是五六年前完成的，當時參與翻譯的有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的幾位研究生。現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經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郭偉統一翻譯、校對、定稿。
由於原書所引用的中外文獻資料浩繁，所涉及的人名、地名甚多，很難予以逐一核對，也由於譯者的知識水平有限，其中不足之處在所難免，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譯者
2005年12月
序言
本書原英文版已有序言，這裡只簡單地針對中國讀者說幾句話。是十幾年前寫的一本書能再次出版，我自然很高興。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希望一般讀者翻閱後覺得有意思，從事中共黨史和毛澤東研究的讀者覺得有收益。
這本書名為《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因為我的指導教授史華慈寫過一本《中共和毛的崛起》。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曾積極支持，中國人民大學胡華教授曾熱心幫助，而今這幾位老先生都已經過世了。
該書扉頁上寫有：“敬獻給我的父親，一名為革命而犧牲的老共產黨人。”其中具有某種嚴肅的理想主義意味，我不是為了靠它賺錢，也不是為了靠它求職。
既然書是獻給父親的，它只能是最好的，起碼我自己心裡這樣要求。其內容是以20世紀30年代紅軍長征為題材討論毛澤東路線和權威的確立，以及中國政治和中共革命的關係。我腦子裡有兩個標準，一個是國內最高水平，一個是國外最高水平。
今天翻閱該書，對有些具體觀點可能有質疑，我仍然覺得總體上還是站得住腳的，可以留得下的。現在已有該書中文版，且看讀者是否也有同感?
同國外“漢學家”、“中國通”的爭議不用說了——他們往往是粗枝大葉，隔靴搔癢——我更注意的還是同國內學者的商榷。隨便舉一個例子，比如以往廣泛稱道的“四渡赤水”，就需要切實認識。第一次主要是遵義會議上中央集體決定，土城戰役失利後放棄渡長江北上，被迫渡赤水西退；第二次主要是毛澤東主張，但不是毛澤東直接指揮，回師黔北，獲得遵義大捷；第三次再渡赤水，這次由毛澤東直接指揮，西進主動求戰殲敵，並沒有取得預期結果；第四次被迫再次東返，隨後南下。以後一個月中央紅軍辛苦轉戰於雲貴高原，並沒有達到消滅敵軍有生力量、建立新根據地兩項戰略目的，或者兩項之一，從而引起黨和軍隊上下的普遍不滿，不得不渡江入川會合紅四方面軍。我認為沿著以上基本思路，可以更好地理解有關歷史文獻，也可以更好地認識毛澤東的軍事思想。
中央紅軍和其他紅軍，不免陷入一種微妙的政治關係。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的勝利，長征期間紅二方面軍作為“第三者”的立場和作用，毛澤東在西安事變上的用心和對於西路軍的分心，在抗日戰爭中處理敵我友之間的方針策略，進而中共革命和中國政治的總體聯繫，都需要在更深程度、更大範圍予以認識——這種方式也許超出了我們以往黨史研究的傳統。不過歸根結底，總是一個對於客觀歷史人事的正確認識問題，似乎沒有什麼不可接受的。
我甚至想寫一本書《毛澤東的武功與文采》，一次一次具體分析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和戰役指揮，勝就是勝，敗就是敗：一篇一篇分析毛澤東的書文和詩詞，好就是好，壞就是壞，也許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義的。政治上固然應該守邊，但這種研究方式也似乎沒有什麼不可採用的。
本書有沒有重大錯誤?有!對於“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災難以及毛澤東在其中的主導作用，顯然是低估了。對於20世紀80年代蘇聯和中國的變化趨勢，我的判斷顯然也是不對的。
當時中蘇兩國都在談對外開放、對內改革，我曾覺得蘇聯行，中國不行，現在看來恰恰相反了。我必須承認，我也樂於承認：我錯了，蘇聯不行，中國行。記得1986年在北京大學見到國政系系主任趙寶煦先生，他剛從蘇聯訪問回來，對戈巴契夫表示欣賞，對蘇聯形勢表示樂觀。
看來我犯錯誤，還是無獨有偶呢!我相信趙老師同我一樣，也樂於承認這一錯誤的。國家好就好，個人對錯何妨?
本書中文版得以問世，這需要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感謝我的同事蕭延中教授和郭偉女士。
楊炳章
2005年12月
於中國人民大學
這本書名為《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因為我的指導教授史華慈寫過一本《中共和毛的崛起》。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曾積極支持，中國人民大學胡華教授曾熱心幫助，而今這幾位老先生都已經過世了。
該書扉頁上寫有：“敬獻給我的父親，一名為革命而犧牲的老共產黨人。”其中具有某種嚴肅的理想主義意味，我不是為了靠它賺錢，也不是為了靠它求職。
既然書是獻給父親的，它只能是最好的，起碼我自己心裡這樣要求。其內容是以20世紀30年代紅軍長征為題材討論毛澤東路線和權威的確立，以及中國政治和中共革命的關係。我腦子裡有兩個標準，一個是國內最高水平，一個是國外最高水平。
今天翻閱該書，對有些具體觀點可能有質疑，我仍然覺得總體上還是站得住腳的，可以留得下的。現在已有該書中文版，且看讀者是否也有同感?
同國外“漢學家”、“中國通”的爭議不用說了——他們往往是粗枝大葉，隔靴搔癢——我更注意的還是同國內學者的商榷。隨便舉一個例子，比如以往廣泛稱道的“四渡赤水”，就需要切實認識。第一次主要是遵義會議上中央集體決定，土城戰役失利後放棄渡長江北上，被迫渡赤水西退；第二次主要是毛澤東主張，但不是毛澤東直接指揮，回師黔北，獲得遵義大捷；第三次再渡赤水，這次由毛澤東直接指揮，西進主動求戰殲敵，並沒有取得預期結果；第四次被迫再次東返，隨後南下。以後一個月中央紅軍辛苦轉戰於雲貴高原，並沒有達到消滅敵軍有生力量、建立新根據地兩項戰略目的，或者兩項之一，從而引起黨和軍隊上下的普遍不滿，不得不渡江入川會合紅四方面軍。我認為沿著以上基本思路，可以更好地理解有關歷史文獻，也可以更好地認識毛澤東的軍事思想。
中央紅軍和其他紅軍，不免陷入一種微妙的政治關係。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的勝利，長征期間紅二方面軍作為“第三者”的立場和作用，毛澤東在西安事變上的用心和對於西路軍的分心，在抗日戰爭中處理敵我友之間的方針策略，進而中共革命和中國政治的總體聯繫，都需要在更深程度、更大範圍予以認識——這種方式也許超出了我們以往黨史研究的傳統。不過歸根結底，總是一個對於客觀歷史人事的正確認識問題，似乎沒有什麼不可接受的。
我甚至想寫一本書《毛澤東的武功與文采》，一次一次具體分析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和戰役指揮，勝就是勝，敗就是敗：一篇一篇分析毛澤東的書文和詩詞，好就是好，壞就是壞，也許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義的。政治上固然應該守邊，但這種研究方式也似乎沒有什麼不可採用的。
本書有沒有重大錯誤?有!對於“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災難以及毛澤東在其中的主導作用，顯然是低估了。對於20世紀80年代蘇聯和中國的變化趨勢，我的判斷顯然也是不對的。
當時中蘇兩國都在談對外開放、對內改革，我曾覺得蘇聯行，中國不行，現在看來恰恰相反了。我必須承認，我也樂於承認：我錯了，蘇聯不行，中國行。記得1986年在北京大學見到國政系系主任趙寶煦先生，他剛從蘇聯訪問回來，對戈巴契夫表示欣賞，對蘇聯形勢表示樂觀。
看來我犯錯誤，還是無獨有偶呢!我相信趙老師同我一樣，也樂於承認這一錯誤的。國家好就好，個人對錯何妨?
本書中文版得以問世，這需要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感謝我的同事蕭延中教授和郭偉女士。
楊炳章
2005年12月
於中國人民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