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問號看歷史:激揚文字》雲集當今中國最優秀歷史學者作品的通俗歷史讀物。文章精選自《南方都市報》歷史版，聚焦民國文化人物，定位中國近現代史，希冀對我們傳統歷史教育中因各種原因而未被認識、被忽視，甚至被遮蔽的歷史，做出某種程度的補充，因而謂“帶著問號看歷史”。書中沒有抽象宏論，而是將人物、事件還原到具體的歷史境況中，讓讀者觸摸鮮活可感的歷史肌理。比如問“維新公子”陳三立（陳寅恪之父）為何成了文化遺老，康有為被傳“西安盜經”的真相究竟如何，從張愛玲的一篇佚文探討蘇青與姜貴之間的一段情，梅蘭芳“蓄鬚明志”時期的戲外事等等，極具可讀性。新材料、新觀點、新方法，是本書編輯組稿的基本準則。拒絕人云亦云，東拼西湊，在學術品位與大眾趣味之間尋找到平衡點，以沉靜的閱讀，去消弭淺薄對抗浮躁。本書稿件自刊發以來，一直在學界與讀者中有良好的口碑，影響力也從媒體到了學界，而到達社會大眾。
基本介紹
- 書名：帶著問號看歷史:激揚文字
- 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
- 頁數：190頁
- 開本：16
- 品牌：廣東人民出版社
- 作者：《南都人文拼圖系列》叢書編委會
- 出版日期：2011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18071138, 7218071139
內容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
內容簡介
《帶著問號看歷史:激揚文字》編輯推薦：1.《南方都市報》歷史版第一次集結出版。2.易中天、楊天石、陳紅民聯袂力薦，噹噹網奧一網鳳凰網等多家媒體鼎力支持。3.文壇公案，文人學人之間的交往及軼事，對學人個人生活的探討，每一篇都以獨特角度接近大師，撥開民國風雲和歷史迷蹤。
媒體推薦
真實的歷史，並不枯燥，它甚至比情節曲折的小說更動人，因為它是關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前途與命運的故事。《南方都市報》人文系列叢書在歷史學家與普通讀者間架起了一座橋，使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得以在此發表，讀者可以了解真實的歷史。
——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陳紅民
歷史是需要帶著問號去看的。不僅是問歷史，也是問自己。
——廈門大學教授 易中天
歷史充滿未知領域，因此抉幽探隱、揭示真相，就成了歷史學家的重要任務，也是歷史學的迷人之處。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楊天石
——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陳紅民
歷史是需要帶著問號去看的。不僅是問歷史，也是問自己。
——廈門大學教授 易中天
歷史充滿未知領域，因此抉幽探隱、揭示真相，就成了歷史學家的重要任務，也是歷史學的迷人之處。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楊天石
圖書目錄
南都：獨立聲音與立場
陳三立：“維新公子”為何成了文化遺老？ 傅國涌
康有為“西安盜經”的真相章立凡
梁啓超的家庭和家庭生活 李喜所
羅家倫與《新潮》雜誌 范泓
從一篇佚文看蘇青與姜貴的一段情 蔡登山
錢锺書所談巴黎風月考 胡文輝
梁宗岱先生的藥 王士惠
陳獨秀與周氏兄弟之交誼 歐陽哲生
錢锺書與曹禺 謝泳
傅斯年與朱家驊 智效民
章士釗與蘇曼殊 星樺
胡適與陳濟棠的讀經論爭 王美怡
胡適的人際世界 歐陽哲生
胡適與郭廷以的一段往事 范泓
獨為神州惜大儒——抗戰後胡適對陳寅恪的支持與幫助 李傳璽
胡蘭成在台灣的傳奇 古遠清
丁聰往事——一樁未結的公案 陳四益
回到梅蘭芳的時代 胡文輝
梅蘭芳“蓄鬚明志”時期的戲外事 謝其章
文人無行，戲子有節——“梅黨”骨幹黃秋岳及其詩文 陳加偉
一九五八年以後的四大名旦劇團 陳徒手
長樂平生風誼重——從宋雲彬對鄭振鐸人品的讚美談起 陳福康
陳三立：“維新公子”為何成了文化遺老？ 傅國涌
康有為“西安盜經”的真相章立凡
梁啓超的家庭和家庭生活 李喜所
羅家倫與《新潮》雜誌 范泓
從一篇佚文看蘇青與姜貴的一段情 蔡登山
錢锺書所談巴黎風月考 胡文輝
梁宗岱先生的藥 王士惠
陳獨秀與周氏兄弟之交誼 歐陽哲生
錢锺書與曹禺 謝泳
傅斯年與朱家驊 智效民
章士釗與蘇曼殊 星樺
胡適與陳濟棠的讀經論爭 王美怡
胡適的人際世界 歐陽哲生
胡適與郭廷以的一段往事 范泓
獨為神州惜大儒——抗戰後胡適對陳寅恪的支持與幫助 李傳璽
胡蘭成在台灣的傳奇 古遠清
丁聰往事——一樁未結的公案 陳四益
回到梅蘭芳的時代 胡文輝
梅蘭芳“蓄鬚明志”時期的戲外事 謝其章
文人無行，戲子有節——“梅黨”骨幹黃秋岳及其詩文 陳加偉
一九五八年以後的四大名旦劇團 陳徒手
長樂平生風誼重——從宋雲彬對鄭振鐸人品的讚美談起 陳福康
文摘
陳三立：“維新公子”為何成了文化遺老？（傅國涌）
發生在110年前的那場戊戌變法，雖然實際上只持續了103天，卻是歷史不可迴避的一個章節。在那短短的一百來天，年輕的光緒帝從紫禁城下達的改革詔令多達240餘個，簡直是雪片般地飛往全國各地，令人眼花繚亂。但真正比較像樣地執行了這些詔令的省份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湖南。湖南巡撫陳寶箴是個穩健實幹的改革派。他在光緒帝決定變法之前，早就悄悄地在自己主政的湖南幹起來了，史稱“湖南新政”。所以，我們要說戊戌變法，湖南就是重頭戲。陳寶箴得到他兒子、號稱“四大公子”之一的陳三立鼎力支持，湖南吸引了許多本省及外地的優秀人才，比如黃遵憲、江標、徐仁鑄，以及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皮錫瑞、梁啓超等人。
變法失敗，陳家父子雙雙被革職，永不敘用。一家倉皇離開湖南長沙，回到故鄉江西修水。陳三立一直活到1937年，以後有很多重新出山做官的機會，但他一一拒絕了。進入民國時代，他號稱散原老人，寫舊體詩，戴瓜皮帽，遺世獨立，冷眼看民國，從當年的“維新公子” 變成了文化遺老。
傅斯年與朱家驊（智效民）
一、 傅斯年的成就與朱家驊有關
1963年朱家驊逝世後，毛子水先生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說：“……我對於朱先生最敬佩的一點，就是朱先生在學術文化方面的能夠知人善任。我從歐回國後，即服務於北大；抗戰期間，亦隨北大留居昆明。所以在來台灣以前，和朱先生見面的時候並不多。但朱先生兩次教長任內所做的事，我都以為是一個明教育事理的人所應有的措置。亡友傅孟真先生在中山大學文學院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就，世人都知道；但設使沒有朱先生的知人善任雖有大才如孟真，即能成就，亦必困難得多。我每想到孟真在中山大學及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事業，便不能不想起朱先生的鑑識，這等處是朱先生使我終身敬服的地方”（《朱家驊先生逝世紀念冊》，治喪委員會印行，第257頁）。這裡所說的“亡友傅孟真”，就是著名學者傅斯年。
朱家驊（1893—1963）字騮先，浙江吳興人。辛亥革命時，他正在上海同濟醫工學校讀書，因激於愛國熱忱，曾與同學發起“上海革命敢死團”，該團在上海光復中發揮過很大作用。二次革命失敗後，他自費赴德國留學，入柏林礦科大學攻讀採礦工程，1917年初回國，受聘於北京大學。當時毛子水與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等人都是北大學生。據羅家倫說：“民國六年我在北京大學就學時，騮先先生因歐戰發生由柏林回國，在北大任教德文，其精神煥發，教學認真，在教室中全用德語，迅即譽滿全校，於是我也改選他的功課。民國十二年我由美赴德，就學柏林大學歷史研究所，那時他已重赴柏林在工科大學研地質學，完成該科博士學位。當時常相過從者還有傅斯年、俞大維、陳寅恪、金岳霖、段書貽、周炳琳、毛子水、姚從吾諸位，回頭前塵，此樂已不可再得。”羅家倫列舉的這些人，皆一時之選。朱家驊不僅與他們是亦師亦友的關係，還兩次擔任教育部長。因此要了解現代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繞不開朱家驊這個人。但由於種種原因，朱家驊很少有人提起，甚至被人遺忘。
……
獨為神州惜大儒——抗戰後胡適對陳寅恪的支持與幫助（李傳璽）
“獨為神州惜大儒”，這是王國維先生逝世後，陳寅恪寫的輓詞中，就胡適設計將王國維先生請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對胡適先生的稱讚。抗戰勝利後，針對陳寅恪自身的困難以及國家形勢給知識分子帶來的災難，胡適再次“獨為神州惜大儒”，向陳寅恪伸出了救助之手，給了陳寅恪很大的支持。由此胡適成了陳寅恪最信任之人。一、 極力幫助陳寅恪治療眼疾由於陳寅恪小時乃至青年時代的苦讀，導致視力嚴重下降，到清華任教後，長期超負荷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無形中加重了本已高度近視眼睛的疲勞。抗戰爆發後，隨之在北平居住的父親陳三立老人，帶著對國難的憂慮，生病後毅然拒絕吃藥，甚至以拒食相抵抗，終於9月14日在憤懣中離世。作為當時跟在父親身邊的唯一兒子，陳寅恪以古禮來辦喪事，不意叩首等禮節對高度近視者極為不利，結果喪事還沒辦完，右眼視網膜即脫離。本要住院手術治療，他又擔心手術後一時無法從淪陷區脫身而放棄。父親喪事“七七”滿期後，他悄悄攜妻帶女抱病南下。在這個過程中，由於耽擱治療，右眼終至先盲。
抗戰期間，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陳寅恪仍以極大的毅力從事教學研究工作。1944年11月，陳寅恪跌了一跤，左眼受到震動，也開始昏瞽不明，入院診療，結論也是視網膜脫離。12月18日進行手術，因戰時醫療條件簡陋，竟然沒有成功。
抗戰勝利後，9月，應英國皇家學會和牛津大學之約，陳寅恪去倫敦治療眼疾。到達倫敦後，由Sir Steward Duke-Elder(斯圖爾德·杜克－埃爾德)負責治療，斯氏是當時第一流的眼科專家，由於距離國內那一次失敗的手術時間太久，一切都已經固化，第一次手術後有進步，但眼睛吸收光線尚無好轉，仍模糊，只好進行第二次手術，試圖再努力一次把脫離的視網膜粘上，雖然精心，仍以失敗告終。醫生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同時告訴他以後不要再做手術，徒增痛苦。休息一段時間後，陳寅恪帶著無盡的失望，辭去牛津教職，於1946年春乘Priam(末代王)號輪途經美國回國。
胡適是牛津大學邀請陳寅恪出任“中國學”教授的主要推薦者。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任命胡適出掌北京大學。此時他正在收拾行裝準備回國，忙得焦頭爛額，甚至心臟病都犯了。但聽到這一訊息後，仍然充滿了關切。他立即致電陳寅恪，船到紐約後，不妨下船在美國小住一段時間，請哥倫比亞的眼科專家再檢查一次，看有無挽救的良方。陳寅恪接到電報，立即將斯氏的最後意見書請熊式一寄給胡適。胡適收到此意見書後，於4月15日請自己1938年突生心臟病住院後的特別看護，後成了情人此時正同居的哈特曼夫人將之送到哥倫比亞眼科研究所，請麥克尼博士會同同院專家閱讀後協商診治辦法。由於是胡適所託，這些專家都很認真，可看過後，一致認為，斯圖爾德·杜克－埃爾德尚且無法，他們恐怕也沒辦法補救。哈特曼將訊息帶回後，胡適“很覺悲哀”（胡適日記語，以下引號內語均出自於此）。
陳寅恪將於第二天到達紐約。胡適先把這個“惡訊息”寫了一信，請準備去接船的全漢昇先生帶給陳寅恪。在寫信時，胡適說他“回想到三十年前我看Forbes-Robertson(福布斯－羅伯遜)演Kipling’s（吉卜林的）名劇‘The Light that Failed’（《滅了的光》）”，於悲哀中又“不勝感嘆”。胡適有哪些感嘆呢？在第二天日記中胡適說：“寅恪遺傳甚厚（本文作者註：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皆當世文化大家），讀書甚細心，工力甚精，為我國史學界一大重鎮。今兩目都廢，真是學術界一大損失。”從陳寅恪自身和我國學術界兩個角度對陳的不幸遭遇表示了巨大的惋惜。
但胡適的熱情相助並不僅此。15號一天在等哥倫比亞眼科研究所的訊息，16日一大早胡適於“百忙”中請人立即去銀行辦理了一張1000美元的匯票，請全先生帶給陳寅恪……
雖然胡適仍沒忘記陳寅恪，並在內心一直推崇著他，比如，1955年1月24日，農曆春節，胡適雖然拉肚子，但仍寫了篇對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書評，同時將馮的觀點與陳寅恪的相關觀點進行了比較，不僅引述了陳的話：“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而且認為陳的觀點比馮的觀點更清楚。胡適對陳的學術觀點記得何等爛熟可想而知。但兩人畢竟分屬於意識形態極端對立的兩地，只能從此隔海相望。
發生在110年前的那場戊戌變法，雖然實際上只持續了103天，卻是歷史不可迴避的一個章節。在那短短的一百來天，年輕的光緒帝從紫禁城下達的改革詔令多達240餘個，簡直是雪片般地飛往全國各地，令人眼花繚亂。但真正比較像樣地執行了這些詔令的省份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湖南。湖南巡撫陳寶箴是個穩健實幹的改革派。他在光緒帝決定變法之前，早就悄悄地在自己主政的湖南幹起來了，史稱“湖南新政”。所以，我們要說戊戌變法，湖南就是重頭戲。陳寶箴得到他兒子、號稱“四大公子”之一的陳三立鼎力支持，湖南吸引了許多本省及外地的優秀人才，比如黃遵憲、江標、徐仁鑄，以及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皮錫瑞、梁啓超等人。
變法失敗，陳家父子雙雙被革職，永不敘用。一家倉皇離開湖南長沙，回到故鄉江西修水。陳三立一直活到1937年，以後有很多重新出山做官的機會，但他一一拒絕了。進入民國時代，他號稱散原老人，寫舊體詩，戴瓜皮帽，遺世獨立，冷眼看民國，從當年的“維新公子” 變成了文化遺老。
傅斯年與朱家驊（智效民）
一、 傅斯年的成就與朱家驊有關
1963年朱家驊逝世後，毛子水先生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說：“……我對於朱先生最敬佩的一點，就是朱先生在學術文化方面的能夠知人善任。我從歐回國後，即服務於北大；抗戰期間，亦隨北大留居昆明。所以在來台灣以前，和朱先生見面的時候並不多。但朱先生兩次教長任內所做的事，我都以為是一個明教育事理的人所應有的措置。亡友傅孟真先生在中山大學文學院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就，世人都知道；但設使沒有朱先生的知人善任雖有大才如孟真，即能成就，亦必困難得多。我每想到孟真在中山大學及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事業，便不能不想起朱先生的鑑識，這等處是朱先生使我終身敬服的地方”（《朱家驊先生逝世紀念冊》，治喪委員會印行，第257頁）。這裡所說的“亡友傅孟真”，就是著名學者傅斯年。
朱家驊（1893—1963）字騮先，浙江吳興人。辛亥革命時，他正在上海同濟醫工學校讀書，因激於愛國熱忱，曾與同學發起“上海革命敢死團”，該團在上海光復中發揮過很大作用。二次革命失敗後，他自費赴德國留學，入柏林礦科大學攻讀採礦工程，1917年初回國，受聘於北京大學。當時毛子水與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等人都是北大學生。據羅家倫說：“民國六年我在北京大學就學時，騮先先生因歐戰發生由柏林回國，在北大任教德文，其精神煥發，教學認真，在教室中全用德語，迅即譽滿全校，於是我也改選他的功課。民國十二年我由美赴德，就學柏林大學歷史研究所，那時他已重赴柏林在工科大學研地質學，完成該科博士學位。當時常相過從者還有傅斯年、俞大維、陳寅恪、金岳霖、段書貽、周炳琳、毛子水、姚從吾諸位，回頭前塵，此樂已不可再得。”羅家倫列舉的這些人，皆一時之選。朱家驊不僅與他們是亦師亦友的關係，還兩次擔任教育部長。因此要了解現代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繞不開朱家驊這個人。但由於種種原因，朱家驊很少有人提起，甚至被人遺忘。
……
獨為神州惜大儒——抗戰後胡適對陳寅恪的支持與幫助（李傳璽）
“獨為神州惜大儒”，這是王國維先生逝世後，陳寅恪寫的輓詞中，就胡適設計將王國維先生請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對胡適先生的稱讚。抗戰勝利後，針對陳寅恪自身的困難以及國家形勢給知識分子帶來的災難，胡適再次“獨為神州惜大儒”，向陳寅恪伸出了救助之手，給了陳寅恪很大的支持。由此胡適成了陳寅恪最信任之人。一、 極力幫助陳寅恪治療眼疾由於陳寅恪小時乃至青年時代的苦讀，導致視力嚴重下降，到清華任教後，長期超負荷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無形中加重了本已高度近視眼睛的疲勞。抗戰爆發後，隨之在北平居住的父親陳三立老人，帶著對國難的憂慮，生病後毅然拒絕吃藥，甚至以拒食相抵抗，終於9月14日在憤懣中離世。作為當時跟在父親身邊的唯一兒子，陳寅恪以古禮來辦喪事，不意叩首等禮節對高度近視者極為不利，結果喪事還沒辦完，右眼視網膜即脫離。本要住院手術治療，他又擔心手術後一時無法從淪陷區脫身而放棄。父親喪事“七七”滿期後，他悄悄攜妻帶女抱病南下。在這個過程中，由於耽擱治療，右眼終至先盲。
抗戰期間，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陳寅恪仍以極大的毅力從事教學研究工作。1944年11月，陳寅恪跌了一跤，左眼受到震動，也開始昏瞽不明，入院診療，結論也是視網膜脫離。12月18日進行手術，因戰時醫療條件簡陋，竟然沒有成功。
抗戰勝利後，9月，應英國皇家學會和牛津大學之約，陳寅恪去倫敦治療眼疾。到達倫敦後，由Sir Steward Duke-Elder(斯圖爾德·杜克－埃爾德)負責治療，斯氏是當時第一流的眼科專家，由於距離國內那一次失敗的手術時間太久，一切都已經固化，第一次手術後有進步，但眼睛吸收光線尚無好轉，仍模糊，只好進行第二次手術，試圖再努力一次把脫離的視網膜粘上，雖然精心，仍以失敗告終。醫生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同時告訴他以後不要再做手術，徒增痛苦。休息一段時間後，陳寅恪帶著無盡的失望，辭去牛津教職，於1946年春乘Priam(末代王)號輪途經美國回國。
胡適是牛津大學邀請陳寅恪出任“中國學”教授的主要推薦者。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任命胡適出掌北京大學。此時他正在收拾行裝準備回國，忙得焦頭爛額，甚至心臟病都犯了。但聽到這一訊息後，仍然充滿了關切。他立即致電陳寅恪，船到紐約後，不妨下船在美國小住一段時間，請哥倫比亞的眼科專家再檢查一次，看有無挽救的良方。陳寅恪接到電報，立即將斯氏的最後意見書請熊式一寄給胡適。胡適收到此意見書後，於4月15日請自己1938年突生心臟病住院後的特別看護，後成了情人此時正同居的哈特曼夫人將之送到哥倫比亞眼科研究所，請麥克尼博士會同同院專家閱讀後協商診治辦法。由於是胡適所託，這些專家都很認真，可看過後，一致認為，斯圖爾德·杜克－埃爾德尚且無法，他們恐怕也沒辦法補救。哈特曼將訊息帶回後，胡適“很覺悲哀”（胡適日記語，以下引號內語均出自於此）。
陳寅恪將於第二天到達紐約。胡適先把這個“惡訊息”寫了一信，請準備去接船的全漢昇先生帶給陳寅恪。在寫信時，胡適說他“回想到三十年前我看Forbes-Robertson(福布斯－羅伯遜)演Kipling’s（吉卜林的）名劇‘The Light that Failed’（《滅了的光》）”，於悲哀中又“不勝感嘆”。胡適有哪些感嘆呢？在第二天日記中胡適說：“寅恪遺傳甚厚（本文作者註：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皆當世文化大家），讀書甚細心，工力甚精，為我國史學界一大重鎮。今兩目都廢，真是學術界一大損失。”從陳寅恪自身和我國學術界兩個角度對陳的不幸遭遇表示了巨大的惋惜。
但胡適的熱情相助並不僅此。15號一天在等哥倫比亞眼科研究所的訊息，16日一大早胡適於“百忙”中請人立即去銀行辦理了一張1000美元的匯票，請全先生帶給陳寅恪……
雖然胡適仍沒忘記陳寅恪，並在內心一直推崇著他，比如，1955年1月24日，農曆春節，胡適雖然拉肚子，但仍寫了篇對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書評，同時將馮的觀點與陳寅恪的相關觀點進行了比較，不僅引述了陳的話：“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而且認為陳的觀點比馮的觀點更清楚。胡適對陳的學術觀點記得何等爛熟可想而知。但兩人畢竟分屬於意識形態極端對立的兩地，只能從此隔海相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