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維爾· 亞歷山大羅維奇· 米夫（Паве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иф，1901年—1938年），原名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福爾圖斯，1917年後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內用“米夫”名。蘇聯人。生於烏克蘭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917年5月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1918年自願參加紅軍。1920年末，進入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專攻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和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論，為以後的工作奠定了基礎。1923年到烏克蘭做黨和蘇維埃的工作。1925年末在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工作，後又任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1926年參加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召開的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提出了《中國問題提綱》。1927年2月以俄共（布）宣傳團負責人的身份來華，參加了4月27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1928年3月至1935年12月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兼中山大學校長。1928年6月出席並指導了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30年末，以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身份來華，1931年1月，操縱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在他的支持下，王明一躍而成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控制了中央，從而開始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對全黨的統治。之後回蘇聯撰寫有關中國革命的書籍和文章。1937年任殖民地問題科學研究院院長，仍然領導中國問題研究所的工作。1938年在肅反運動中被處決。
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參加革命,結緣中國,扶持王明,回國活動,肅反被殺,主要作品,
人物生平
參加革命
巴維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米夫原名米哈依爾·亞歷山大羅維奇·費爾圖斯，1901年8月3日出生於赫爾松省大阿列克謝夫卡村，他的父親是一個小官吏。米夫這個名字是1917年後他在聯共（布）黨內的化名。
米夫在中學時就參加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領導下的赫爾松地方青年工人和學生組織的馬克思主義團體，1917年5月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1918年參加了紅軍，曾去過察里津前線，不久因病返回家鄉赫爾松，並於1918年10月至1919年5月在家鄉擔任青年團領導工作。
1919年春，米夫被地方黨組織送到莫斯科社會主義學院學習。由於當時內戰環境惡劣，米夫剛到學院不久，便被莫斯科市黨委派到艾斯科州蘇維埃做監察工作，同年9月又被派到烏克蘭做基層組織工作。
1920年末，米夫進入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1至1922年，他是該校和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研究人員，正是這時他開始從事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研究。1923年至1924年，米夫又被派到烏克蘭做黨和蘇維埃的工作。
結緣中國
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六次擴大全會召開，米夫參加了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此時，米夫已成了研究中國事務的頗有名氣的人物。1926年，米夫出版了第一本研究中國問題的著作《上海事件的教訓》，年末，在《共產國際》雜誌上發表了《中國的農民問題》一文。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召開，米夫參加了大會的中國委員會的工作，提出了《中國問題提綱》，被稱為《米夫提綱》。米夫在提綱中指出，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將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小資產階級政權。史達林認為，米夫的提綱對中國革命的有關問題作出了貢獻，但同時也指出，米夫在提綱中沒有強調中國未來革命政權的反帝性質以及在中國建立農民蘇維埃的構想是錯誤的。
1927年2月至7月，中國革命處於緊急時期。2月，米夫受聯共（布）中央派遣，率領一個宣傳家代表團在他的學生王明（翻譯）陪同下來華，在上海，廣州、武漢等地進行了訪問，對聯共（布）的情況作了宣傳報告，並出席了4至5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7年8月，米夫回到蘇聯。回國後，他先後發表了《中國革命的性質與動力》《緊急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等文章。在《緊急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一文中，米夫論述了中國大革命後期的情況和中共五大的作用，肯定了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政策，批評了當時的中共中央，說他們違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這篇文章代表了大革命失敗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基本觀點。
由於中國發生了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引起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思想的很大波動，當時任中山大學校長的拉狄克站在托洛茨基一邊，對學生思想有著重要影響。因此，1927年5月13日，史達林到中山大學發表了《與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在談話中，史達林回答了學生中的問題，批判了拉狄克的錯誤。以後，米夫取代了拉狄克的校長職務。
1927年12月2日至19日，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召開，米夫參加了大會，他與剛從中國返回蘇聯的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明納茲發生了激烈爭論。米夫反對羅明納茲關於中國性質的分析。他駁斥了羅明納茲提出的中國是亞細亞生產方式、不存在封建主義、資產階級不再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政治力量而存在的說法。這樣，就否定了羅明納茲“無間斷革命”的理論依據。
1928年1月末2月初，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全會舉行了中國問題預備會議。會上，米夫等人與羅明納茲、諾伊曼及其支持者再度發生激烈爭論。米夫則寫了《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一文，發表在2月29日出版的《布爾什維克》第三、四期合刊上。
1928年3月，米夫擔任了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同時兼任中山大學校長。
1928年春，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中國學生由於不滿學校當局的工作，發生了請願事件。米夫和率領中國工農代表團訪問蘇聯的向忠發、李震瀛進行了調查了解，決定把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中國學生併入中山大學。
1928年6、7月間，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資格出席會議，從事了大會的組織工作，在他的帶領下，王明等人參加了大會的工作。大會之前，米夫陪同布哈林與中共代表21人於6月14至17日舉行了預備會議。米夫還參與了大會關於農民土地問題、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等檔案起草工作。米夫在會上強調中國革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民主革命，第二階段是社會主義革命。他說服了那些認為中國革命是“無間斷革命”的中國代表。他說：不要在人民民眾進行反帝反封建鬥爭時，接受那種“超階段”的觀點。米夫不同意說土地革命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他認為新的政策不是號召重新分配土地，而僅僅是沒收地主土地。
扶持王明
中共六大後，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常駐莫斯科，代表團同米夫處在尖銳對立狀態。米夫為加強其干預中國革命的勢力，在他任中山大學校長期間培植了王明宗派。當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強調對中國留蘇學生的統一領導。米夫對此很不高興，經常指責中國學生開會過多，中大學生不聽話等等。王明就提出“共產黨不分國籍”，要中大支部歸莫斯科一個區委領導。從此，米夫對王明更加器重。以後，米夫、王明竟給莫斯科中山大學一部分反對他們的中國學生扣上了“‘江浙同鄉會’反革命組織”的帽子加以打擊。
米夫參加了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並起草了關於民族殖民地革命運動的提綱。共產國際六大是同意中共六大的基本政治路線的，但會後米夫與共產國際東方部其他負責人庫西寧、薩發洛夫又就中國革命的一些重大問題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瞿秋白等多次進行了討論。
1928年，米夫在《共產國際》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土地問題》等文章。在《城市宣傳員手冊》上發表了《帝國主義和軍閥在中國的重新組合》一文。
米夫參加了1929年7月3日至19日召開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在7月10日上午討論庫西寧和曼努意斯基的報告時作了長篇發言。他以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為指導闡述了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方針。米夫說：“帝國主義國家為爭奪殖民地而使他們之間的矛盾尖銳化起來。”特別指出：“中國仍將是這些帝國主義矛盾最有可能爆發為新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地方。”同時，他還指出：“中國工人運動高漲起了，農民運動也在發展，中國新高潮必將到來。”他強調，中共必須克服目前在其隊伍中出現的那種認為新高潮的到來已屬無望的右傾性質的動搖。米夫還批評了中國黨記憶體在的聯合富農的理論。
1929年，米夫先後在《共產國際)刊物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當前的任務》《中國日益增長的革命高潮》等文章，莫斯科國家出版社為他出版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的任務》等小冊子。
1929至1930年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戰爭有了很大的發展，而米夫卻貶低這一鬥爭的作用。他說“還不能保證無產階級在日益增長的游擊運動中應有的領導地位”，“游擊運動在遠離工業中心的邊遠地區開展，工人階級對農民運動的領導權還遠未解決”。
1930年2月，共產國際東方部作出結論：世界勞工運動的高潮已經到來。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直接參與起草了有關中國問題的檔案。1930年4月28日，米夫在蘇聯《真理報》上發表了題為《迎接即將到來的中國革命風暴》的文章，說：“同工人運動並行的就是日益高漲及擴大的農民游擊鬥爭的浪潮。”米夫在文中還附上一幅中國革命形勢圖，說明南方幾個大城市——武漢、長沙、南昌等都處在蘇區的包圍之中。米夫認為，中國反動統治維持不了多久了，他要求中國黨為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風暴而進行堅決的鬥爭。
1930年8月，米夫出席了俄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並在會上作了關於遠東革命鬥爭的演講。
1930年，米夫在《中國問題》刊物上發表了《中國的蘇維埃運動和共產黨的任務》一文，在《布爾什維克)刊物上發表了《中國反動派的危機和新的革命高潮》一文，在《國際通訊》上發表了《蘇聯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對莫洛托夫同志報告的討淪——結論》一文，哈爾科夫的無產階級出版社為他出版了《殖民地革命運動的高漲》小冊子。
1930年6至9月，中國黨內發生了李立三“左”傾錯誤。9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根據共產國際7月指示精神基本上糾正了立三的錯誤。10月，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發來了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於12月來到中國。米夫在12月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召開四中全會的意見，否定了12月9日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召集中央緊急會議的決議》。12月16日，在米夫的催促下，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取消對王明等人的處分。12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了96號通告，指明立三錯誤為路線錯誤。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舉行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米夫參加了會議。會前，米夫起草了《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擬定了改組後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補選的中央委員名單，即國際名單，指定了參加會議的人員。米夫在四中全會上即席發言，說只有王明等才是站在共產國際立場上反對立三路線的，批評立三路線為最無恥的機會主義；批評三中全會向立三路線投降，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米夫對於向忠發等工人出身的幹部說可保留職務，不必“滾蛋”。他在發言中特彆強調指出：黨的危險主要是右傾，我們要集中力量反對右傾，加緊兩條路線的鬥爭，在反立三路線中同時反對右傾路線。最後，米夫不顧會上一些人的反對和提出的異議，以國際代表資格作了裁決，宣布大會通過由共產國際遠東局提出的名單，宣布成立新的臨時中央。
1931年1月13日，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在上海英租界滬西花園洋房內，召集在四中全會上不同意王明當選的二、三十人開會。米夫在會上說中國黨內只有王明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最高，能忠實執行國際路線，因此，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產國際。同時指出：四中全會是體現國際路線的。當場宣布，反對四中全會就是反國際，應該受到處分。
1931年8月，米夫回國。王明在同年11月也到了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職務。
回國活動
1931年，米夫在《中國問題》刊物上發表丁《中國革命和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一文，在《國際通訊》上發表了《中國的革命鬥爭)一文，在《布爾什維克》刊物上發表了《中國的內戰和爭取蘇維埃的鬥爭》《日本帝國主義和對滿洲的占領》等文章。
1932年，米夫在《中國問題》刊物上發表丁《上海事件的教訓和中國共產黨》一文，在《國際通訊》上發表了《廣州公社五周年紀念》一文，莫斯科共產黨出版社出版了他與約爾克、魏金斯基合編的《對滿洲的占領與帝國主義的角逐（檔案集）》。同年，莫斯科共產黨出版社出版了米夫的文集《中國革命》，其中收集了米夫從1926至1931年發表的十九篇關於中國革命的文章。
1933年11月28日至12月12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三次全會召開，米夫參加了會議。1933年12月9日晚在討論庫西寧的報告時，米夫作了長篇發言，他在發言中著重分析了東方各國的革命形勢，說中國已捲入整個資本主義危機的漩渦中。
1933年，米夫在《共產國際》上發表了《中國革命危機的新發展》一文。1934年，在《國際通訊》上發表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三次全會對庫西寧、皮克、波立特同志報告的討論》一文。在《革命的東方》上，先後發表丁《現階段東方殖民地的革命鬥爭》《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共產國際的十五年和殖民地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等文章。在《布爾什維克》上發表了《只有蘇維埃能夠救中國》《無產階級在殖民地革命中爭取領導權的鬥爭》等文章。同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從1935年開始，米夫才注意在中國建立反日的民族統一戰線。他參加了7月25日至8月20日的共產國際七大的準備工作。共產國際七大後，米夫又參加了1935年8月下旬召開的出席共產國際七大的中共代表團的會議。1935年末，米夫被調到季米特洛夫的書記處擔任中國問題助手。
1935年，米夫在《布爾什維克》上發表了《中國爭取蘇維埃鬥爭的經驗》一文。
1936年5月至12月，米夫擔任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校長。同年，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五周年，米夫寫了他的紀念著作《英勇奮鬥的十五年》，用他個人的觀點評價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
1937年，米夫任民族殖民地問題科學院院長，仍然領導中國問題科學研究所。他還是《革命的東方》《民族殖民地問題資料》《太平洋》雜誌的編委會成員。
肅反被殺
在1937年的肅反運動中，有人揭發米夫是政治反革命。很快，他被逮捕和關押。米夫一手提拔起來的王明在他落難之時卻劃清界限、落井下石，把他批得體無完膚。1938年，米夫被蘇聯專政機關處決，1976年蘇共中央為米夫平反，恢復了名譽。
主要作品
米夫一生寫有許多涉及中國革命的論著，1986年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現代詩研究室整理編譯為《米夫關於中國革命言論》，作為“中國現代史資料叢刊”的一種發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