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枯寧主義是以巴枯寧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思想。19世紀60年代中、後期，巴枯寧建立了秘密政治團體“國際兄弟同盟”，在為其起草的章程和綱領中，第一次系統地說明了自己的無政府觀點。接著發表了一系列小冊子，進行補充和申述，形成了一整套無政府主義思想。巴枯寧主義的核心是要求個人絕對自由，即所謂“充分的和無條件的”自由，鼓吹“無政府狀態”，無條件地反對任何權威和國家，主張把廢除繼承權作為社會革命起點。因為繼承權是造成一切社會和政治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廢除繼承權可以達到各階級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平等。他認為，既然國家是主要的禍害，因此工人階級就應當完全放棄一切政治活動，拒絕參加選舉。巴枯寧主義的出現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反動。它否認無產階級的偉大歷史使命，否定建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必要性。它反映了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陷於破產的城鄉小資產階級的絕望情緒，具有瘋狂性和冒險性，給工人運動帶來了危害。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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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長期以來完全否定了拉薩爾主義和巴枯寧主義，產生了某種片面性和消極後果。我們有必要結合一個多世紀以來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際，以更為開闊的視野，對當年馬克思主義反對拉薩爾主義和巴枯寧主義的鬥爭，做出更為科學的判斷和評價來。
關鍵字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長期以來完全否定了拉薩爾和巴枯寧在工人運動中做出過某種貢獻的事實，完全否定了拉薩爾主義和巴枯寧主義，這固然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說法與做法有關，也與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的盲目崇拜有關。我們有必要在全面探究拉薩爾、巴枯寧的理論觀點和實際活動，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他們在不同時間和場合所做過的不同評價的基礎上，結合一個多世紀來世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結合當代共產黨人建設社會主義的實際，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際，以更為開闊的視野，對當年馬克思主義反對拉薩爾主義和巴枯寧主義的鬥爭做出更為科學的判斷和評價。
反對拉薩爾
拉薩爾（1825――1864）出身於德國猶太富商家庭，少年時代曾被稱為神童，青年時代在柏林大學學習過黑格爾哲學，後來成了律師。他在歐洲1848年革命期間，投身於革命運動，為馬克思所領導的《新萊茵報》工作過，並曾被捕入獄。在1849年2月至5月期間，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四次以《拉薩爾》為標題，在《萊茵報》上公開發表文章聲援過拉薩爾的鬥爭。革命失敗後，他繼續從事律師工作，完成了為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辦理離婚案的工作，伸張了正義，獲取了良好的名聲。當沉寂了一個時期的國際工人運動在六十代年初開始復甦的時候，拉薩爾積極參加了德國工人運動，於1862年和1863年先後發表了《工人綱領》、《公開答覆》等小冊子。1863年5月擔任了當時最大的、最重要的德國工人組織――全德工人聯合會的主席。而此時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遠離德國的英國，主要從事理論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拉薩爾在德國工人中的名聲和影響，自然要超過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當時德國工人運動的領袖人物。
當然，同馬克思相比，這個小七歲的理論家和革命家，有著嚴重的不足和弱點。他對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黑格爾的辯證法的理解是膚淺的，他所寫的《愛菲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學》,沒有擺脫黑格爾唯心主義的藩蘺，只是重複黑格爾關於赫拉克利特所說的那些話，並按黑格爾的樣子來修改赫拉克利特，沒有自己的創見。馬克思把這本書叫作小學生的作文，不是沒有道理的。拉薩爾對於政治經濟學也缺乏深入研究，儘管馬克思多次向他解釋過自己的理論，並請他幫助出版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但他始終不能理解馬克思在五十年代末所完成的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不懂剩餘價值規律和工資規律，只是談論貨幣是價值的符號，這類流行過多年的一些簡單常識。拉薩爾的社會主義，沒有達到科學社會主義的水準，顯得簡單、粗俗。他的鬥爭策略雖然強調了現實主義，但又常常是同機會主義联系在一起的，以致迷戀於“合法手段”，過分相信當時的“鐵血宰相”俾斯麥，險些將工人運動引向歧途。他本人在個性上又顯得輕浮、誇張，喜歡別人奉承自己，企圖成為工人運動中的獨裁者。這樣，馬克思從一開始，對拉薩爾的活動就持有批評態度。如果說在1859年對農民戰爭的評價p571-575，對義大利戰爭的評價p556-559和在1860年對拿破崙第三的間諜福格特的評價p30-37，對攻擊當時沙皇俄國對外擴張政策並揭露帕麥斯頓政府對俄妥協政策的英國保守派政論家烏爾卡爾特活動的評價p538-549等問題上，馬克思還主要是批評拉薩爾的淺薄、虛榮心和“猶太人的庸俗”的話，那么，在1862年馬克思當面批評拉薩爾提出的“依靠國家幫助工人建立合作社”的策略p370-371之後，二人之間的矛盾便極其尖銳起來，其間又交織著馬克思向拉薩爾“借債” p632-633和馬克思要求拉薩爾幫助出版《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p423所引起的個人糾紛，馬克思認為拉薩爾已“無可救藥”，以致斷絕了來往。1864年拉薩爾在一次決鬥中去世之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德國工人運動中的拉薩爾主義採取了更加嚴厲的批判態度，矛頭集中在其策略上，而這種策略又被當時德國最大的工人階級組織所接受。拉薩爾在《工人綱領》和《公開答覆》中，在批判普魯士政府的反動政策，闡明建立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開展政治鬥爭的必要性的同時，宣揚所謂“鐵的工資規律”的老生常談，聲稱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的工資只是圍繞平均工資上下波動，無法擺脫貧困。怎樣才能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實現工人的解放呢？拉薩爾開出了兩個藥方，一是“國家幫助建立合作社”，一是“普遍的、直接的選舉權”。拉薩爾的信條在他去世後的十幾年間，一直被“全德工人聯合會”即拉薩爾派信奉著。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5年得知他們的老朋友李卜克內西所領導的德國工人組織――愛森納赫派要與拉薩爾派合併，並在綱領草案中採用了許多拉薩爾派的提法時，便壓抑不住內心的憤怒。馬克思寫了有名的《哥達綱領批判》，恩格斯也寫了一封措詞尖銳的批判信。馬克思的學生和追隨者李卜克內西等人在接到“批判”後，認為從當時德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在合併時做出一些妥協，保留拉薩爾派的某些對整個工人運動無害的提法還是必要的，便沒有採納馬克思、恩格斯的意見，德國兩大工人派別終於實現了統一。
今天，人們應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反對拉薩爾主義的鬥爭，可否從中引出必要的教益呢？第一，馬克思之學識淵博和雄才大略是拉薩爾所無法相比的，但無可置疑的是，拉薩爾也是一位才華出眾的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運動的領導人。事實上，馬克思儘管從總體上否定了拉薩爾，但也常常理性地肯定拉薩爾的功績，甚至說拉薩爾把德國的工人運動從十五年的沉睡中重新喚醒。p370在五十年代初於倫敦過流亡生活期間自稱“完全是與世隔絕”P206的馬克思曾激動地說，在德國本土，“拉薩爾是唯一還敢於和倫敦通信的人”。在1864年10月16日給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的信中，馬克思動情地表示：“我對拉薩爾的死這個既成事實直到現在還不能信以為真！”稱他是一個“充滿活力和智力，有毅力、有志氣和十分年輕的人”p425。恩格斯也曾稱拉薩爾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p564，並認為“應當為拉薩爾派說句公道話，他們開展了積極的活動”。但在馬克思、恩格斯對拉薩爾做了激烈地批判之後，在國際社會主義，特別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了全盤否定拉薩爾的傾向，以致在近幾十年蘇聯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中，拉薩爾成了“反面教員”。這就失去了客觀公正性。人們不難發現，人類思想史上的這一現象：創建某一學說的偉人的信徒，往往比偉人本人更加肯定偉人，而否定偉人的一切反對者或異己者。在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形成了對馬克思的全面肯定乃至個人崇拜，卻又忽略了馬克思對拉薩爾曾做過的肯定的方面。今人已經認識到對史達林、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危害及其嚴重後果，而對於其他偉人同樣不能搞個人崇拜這一點，卻往往缺乏足夠的認識。馬克思總是把自己當成普通人，當成有血有肉有情感，具有人所固有的弱點的人。他反對人們把他當成聖人，把他的理論當成神聖不可侵犯的教義，把他的每一想法、每一句話都當成真理。在他聽說有的法國社會主義者談論“馬克思主義”時，非常反感，曾稱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p474。這不但因為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往往教條主義地理解了他的理論，而且因為他反對人們把他當成神來崇拜。他還坦率地向朋友承認過，自己“生來就缺乏耐性”P312，有時因為“懷有十分特殊的厭噁心情”，而對人“所作的評價並不完全公正”。 七十年代中期，馬克思一家人疾病纏身，這使他“變得容易激動”P630。當得知追隨他的愛森那赫派與拉薩爾派準備在妥協的情況下合併時，說了一些氣話，人們不能以此做為評價拉薩爾的依據。p623第二，馬克思主義鬥爭策略的革命性和靈活性之高於、勝於拉薩爾主義鬥爭策略的改良性和妥協性，是不言而喻的，這正是馬克思主義後來曾在德國工人階級政黨中占了統治地位的原因所在。但馬克思對拉薩爾主義鬥爭策略的批評是有些偏頗的。人們知道，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尖銳地嘲笑了“工人黨要求在勞動人民的民主監督下依靠國家幫助建立生產合作社”的主張。他在通信中，還表示了對爭取普選權和進行議會鬥爭之不以為然p336，並認為對於“德國工人階級來說，最需要的是停止搞官方恩準的鼓動。”P157但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工人階級政黨利用現有統治階級的國家政權來進行有利於工人民眾的改良活動，包括建立由國家予以一定幫助的合作組織，在某種條件下做出一定的妥協，並不一定就是“幻想”和“上當”，而在努力“實現”某種改良，做出某種妥協的過程中，可以教育廣大工人民眾，鍛鍊階級隊伍，這與工人階級政黨最終奪取政權的目標並不一定相悖。馬克思本人也並非一次也不以資產階級或統治階級政權所認可的合法方式來進行鬥爭，如1849年2月他在科倫法庭為萊茵地區的民主主義者進行“勝訴”的辯護髮言，就是如此。在1859年關於義大利戰爭問題上同拉薩爾的爭論中，他也並不反對與當時的統治者對話。由他提前審讀過而由恩格斯撰寫的《波河與萊茵河》一書，卓越地分析了戰爭各方的政治、經濟、軍事形勢，其中對戰爭攻防的地形、路途、要塞的科學分析，令許多軍事家吃驚。恩格斯出了許多主意，如說“是否真正占有到波河為止的這一平原，對我們德國人來說是無所謂的”；“保有四個要塞而使我們必然受到強烈的敵視，使法國人同2500萬義大利人結成同盟，這難道對我們有利嗎？”；“我們在這種場合所必需要的要塞構築得愈早愈好”。p254`280`292須知，當時德國工人階級處於無權狀態，工人運動處於馬克思所說的沉寂時期，恩格斯在這裡是在為誰獻策，是不言自明的。馬克思在七十年代初，對他長期以來堅持的“只有用暴力”的說法進行了補正，認識到在某些國家“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p179雖然馬克思曾認為哥達綱領是絕對不能接受的錯誤綱領，恩格斯甚至預計“在這種基礎上的合併連一年也保持不了”，但不久他們看到，哥達綱領在廣大工人和反動統治階級的心目中，同馬克思主義並沒有什麼區別，合併後的黨也壯大起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便一改初衷，而沒有在當時公布他們的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七十年代中後期積極支持了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參加帝國議會議員的競選活動，並讚賞了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在議會中捍衛工人階級利益的發言。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恩格斯認識到：“我們在國外根本不能決定新的民眾鼓動工作的嘗試現在是否合適以及它的時間和內容等問題，這應該完全交給我們在德國的同志們去做，……而我們應該服從他們的決定。”p108他還鄭重指出：“必須根據情況進行活動，或採取合法形式，或採取非法形式”。p463隻是到了九十年代初，黨要對自己的綱領重新討論時，恩格斯才決定公開發表馬克思當年所寫的《哥達綱領批判》。恩格斯在他的晚年，更明確地認識到了靈活運用革命的兩手的重要性，不贊成盲目地拒絕改良和妥協的做法。面對合併後的德國工人階級政黨所開展的強大的、有成效的合法鬥爭，恩格斯甚至認為“現在遵守法律是對社會民主黨的變革有利的”。p610後來的俄國布爾什維克和中國共產黨，都曾利用過沙皇杜馬和以蔣介石為“領袖”的國民政府來進行過合法鬥爭，做過一定的妥協。事實上，就當時德國社會發展程度和階級力量對比而言，工人階級政黨不可能立即奪取政權。黨的最佳選擇不是從事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而是利用爭取到的合法地位開展合法形式的鬥爭，甚至與統治者達成某種妥協，以促成必要的社會改良和社會進步。拉薩爾當時同德國反動首相俾斯麥進行了幾次密談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有把工人運動引向依賴反動政客的危險，並曾誘發了個別拉薩爾分子（如奧伯溫德）成為密拿俾斯麥津貼的內奸，但連對此強烈不滿的馬克思也認為拉薩爾本人“是為了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同俾斯麥握手言歡”的P456，這顯然同所謂的“出賣”是兩回事。近半個世紀的歷史表明，經過工人階級的長期鬥爭，西方國家大都實現了普選權，而用恩格斯晚年的說法，這正是當年德國工人給世界各國工人的一件“最銳利的武器”p601。資產階級國家也並非單純是壓迫工人階級的工具，它還承擔著廣泛的社會職能，例如對於廣大工人的養老保險和失業救濟，就受到了當代西方各國政府的廣泛重視，一些地方的勞動者所組織的生產合作社，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第三，以唯物史觀為哲學世界觀基礎，以剩餘價值學說為經濟學基石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直至今天仍是各國工人階級政黨中科學性最強，比包括拉薩爾主義在內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更為深刻的理論，但由此否定那些雖然淺薄卻並非錯誤的理論，就有些過頭了，並勢必造成不良後果。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猛烈批判“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時，稱“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其實，前句話同人們至今還公認的“勞動創造財富”的意思是一致的，馬克思自己也曾講過：“只要承認某種產品的效用，勞動就是它的價值的源泉”，“勞動是唯一的價值源泉”。拉薩爾派的那句話當然是淺顯的，用當年馬克思的說法，就是“在一切兒童識字課本里都可以找到”，但不能認為凡淺顯的東西就都不是真理。馬克思在譏諷拉薩爾派的“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時，指出應從社會總產品中扣出消耗掉的生產資料、擴大再生產的追加和後備基金等。其實，對這三項扣除，連普通人都懂得，不能構想掌握了一定理論知識的拉薩爾派不懂得。拉薩爾派的意思同《國際歌》中所說的“一切歸勞動者所有”是一樣的。當年馬克思就曾將拉薩爾視為經濟學家，在給他的信中說：“政治經濟學，作為德國意義上的科學，實際上還有待建立，為此不僅需要我們兩個人，而且需要一大批人。”p546至於拉薩爾的“鐵的工資規律”一說，誠然是一種膚淺的理論大雜燴，遠不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工資論科學．恩格斯在八十年代就說過：“拉薩爾雖然有時也把這個規律表述得相當正確，但是在運用這個規律時多半是把最低工資說成是正常工資。”P666然而，拉薩爾的本意是強調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工人的工資問題，只有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才是出路。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有這樣的氣魄：對於非馬克思主義者中的那些與己不同的提法，那些與己不同的語言和命題，只要符合客觀實際，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並在大方向上有利於廣大工人、農民的解放事業，就要善於與之共存，在實踐中，通過討論和爭論，通過對比，來使之提高，並使自己獲益。有時，那些從科學性的要求上看不那么精確的提法，由於通俗反而易於為廣大民眾所接受。還要看到，馬克思主義並不是包羅萬象的絕對真理體系，不能認為一切新的思想成果都是馬克思主義題中應有之義。馬克思主義者必須以開放的心態，不斷反省自己，吸取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優秀成果，與時俱進，進行大膽的理論創新。現代科學的發展所提供的思維方式表明，對於同一客體的反映，可以有不同的描述方式，使用不同的語言表達形式。這些不同的描述方式和表達形式，既可能有正誤的區別，也可能有準確程度的差異，還可能是在不同的時空坐標下所做的不同的測量，或設定了不同的參考系。同是描述量子力學運動規律的海森堡矩陣力學方程和薛定鍔波動力學方程，在內容與形式上是很不相同的，但在數學上等值。海森堡提出的“測不準（不確定）原理”，是對傳統的機械決定論和絕對一元論的重大挑戰，他的老師玻爾在用哲學觀點對此做出解釋時提出了“互補（並協）原理”，給人們以很大啟迪。本來，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某些非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出了一些為馬克思主義者所不曾注意的問題，並做出了自己的解答，是可以同馬克思主義“互補”的。當年列寧曾指出，孟什維克背叛了馬克思主義，但有時真理卻在孟什維克方面。他直言不諱地說過：“在個別場合，孟什維克反對布爾什維克是正確的，例如，1907年在抵制斯托雷平杜馬的問題上就是如此。”但遺憾的是，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常常陷入唯我獨尊、固步自封的境地，對非馬克思主義採取了完全拒斥的態度，把工人運動、社會主義運動看成是色調單一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對於我們共產黨人來說，一個重要教訓便是，由於曾將一切不以馬克思主義的語言，甚至不以列寧主義的語言來講話的工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通稱為“資產階級政黨”，將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當成“資產階級思潮”來批判，完全否定了其中包含的合理成分，這既不符合客觀事實，又脫離了相當多的工人民眾，這是造成共產主義運動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走進了低谷的一個重要原因。
反對巴枯寧
巴枯寧（1814――1876）青年時代曾是沙皇俄國的一名軍官，學習過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1840年到西歐後不久，即受普魯東主義和魏特林主義影響而傾向革命。1848年歐洲革命爆發後，他積極參與了對歐洲反動勢力的鬥爭，先後參加了布拉格起義和德勒斯登起義。革命失敗後，他被引渡到俄國關在監獄中。獄中寫了《懺悔書》和請求減刑書，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1861年，巴枯寧從流放地逃到英國，繼續進行革命活動。他認識到馬克思遠比普魯東和魏特林高明，是當時國際工人運動的最主要的領袖。他將《共產黨宣言》譯成了俄文出版，並準備翻譯《資本論》第一卷。但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解不深，也不完全贊同。他宣稱自己是“唯物主義者和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卻只是停留在談論抽象的人性、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主義的水準上。他追求的是絕對的個人自由，認為“國家和任何政府按其實質和地位來說，都是被置於人民之外和人民之上的”。他說：“人們稱我們為無政府主義者。我們並不反對這個名稱，因為我們的確是任何政權的敵人”。他還宣稱要“否認一切立法，一切權威，一切特權的、特許的、官方的和法律的影響，即使它是從普選中產生的”。他早年說過的這一句話，表現了整個無政府主義的心態：“破壞的欲望也就是創造的欲望！”。
應當說，馬克思對巴枯寧無政府主義的批判是強有力的。在1872年海牙國際工人協會代表大會將巴枯寧開除後不久，巴枯寧出版了《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馬克思當即將該書找來進行批判性地閱讀。當巴枯寧質問“如果無產階級將成為統治階層，它將統治誰呢？就是說，將來還有另一個無產階級要服從這個新的統治，新的國家”時，馬克思回答說：“這就是說，只要其他階級特別是資本家階級還存在，只要無產階級還在同它們進行鬥爭（因為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後無產階級的敵人還沒有消失，舊的社會組織還沒有消失），無產階級必須採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無產階級本身還是一個階級，如果作為階級鬥爭和階級存在的基礎的經濟條件還沒有消失，那末就必須用暴力來消滅或改造這種經濟條件，並且必須用暴力來加速這一改造的過程。”p634巴枯寧主義者幻想在革命成功後，立即消滅國家，只會使無產階級革命的成果，落回資產階級的手中。巴枯寧的那個遭到馬克思激烈批判的“廢除繼承權”綱領，是從《共產黨宣言》上剝下來的，但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裡，廢除繼承權的前提是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治統治，而在巴枯寧那裡，則去掉了這一前提。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把廢除繼承權只當成一個革命的鼓動口號，那也沒有什麼可過多責難的，因為包括馬克思在內的所有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曾把一些在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裡無法實現或難以實現的要求，在自己的活動綱領里提出過，這對於團結無產階級和廣大民眾，喚起其鬥爭意識，是必要的。還應看到，某些政治幻想，會在革命鬥爭中逐漸掃除。恩格斯在巴黎公社失敗後所寫的《行動中的巴枯寧主義者》中，曾經指出：“巴枯寧主義者一遇到嚴重的革命形勢，就不得不拋棄自己以前的全部綱領。首先，他們犧牲了自己的必須放棄政治活動、特別是放棄參加選舉的學說。其次，關於無政府狀態、消滅國家的學說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p578同馬克思一樣熱烈讚頌巴黎公社壯舉的巴枯寧，曾在巴黎公社出現前半年多的里昂公社期間，要求“解散一切現行的市政機構，由一切聯邦公社中的拯救法蘭西委員會取代，後者在人民的直接監督下行使一切權力。”可以看出，巴枯寧在這裡實行的並不是他的無政府主義！當然，無可否認，馬克思對於巴枯寧的人格所作的批判，帶有兩人之間私人怨恨的色彩。馬克思在給他的女婿拉法格的一封信中說：“巴枯寧對我個人不懷好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在俄國喪失了任何影響，那裡的革命青年是跟我走的”P436（引者按：這些“革命青年”的代表吳亭，在幾年後就經沙皇的恩準成了俄土戰爭中的軍火商）。對於馬克思的這種個人情緒，他的“第二個我”、同樣堅決反對巴枯寧主義的恩格斯曾勸告說：“如果你激烈反對這個俄國人的陰謀，那你就會無益地刺激工人（特別是瑞士工人）中數量極多的思想庸人，並會損害國際”P221，意在使對巴枯寧的批判不致因個人情緒而顯得過分激烈，從而離開“完全公正”。恩格斯還說過：“馬克思和我本來差不多就象巴枯寧一樣，是老早的和堅定的無神論者和唯物主義者。”P242。從兩人關係史上看，比馬克思長四歲的巴枯寧，早在1848年革命之前就在巴黎與馬克思相識。在五十年代巴枯寧被關押時，馬克思還認為他“是進步的世界主義的最純粹而慷慨的代表之一”在六十年代巴枯寧從西伯利亞逃至西歐時，曾專程拜訪馬克思。馬克思在1864年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談到巴枯寧時曾稱：“我很喜歡他，而且比過去更喜歡”。“他是十六年來我所見到的少數幾個沒有退步、反而有所進步的人當中的一個。”p17`18四年後，巴枯寧在給馬克思的一封信中，稱自己“從事的就是你在二十年以前就已經開始了的事情。……我是你的學生，而且我是以此為榮的。”p154可見，兩人的觀點並非沒有共同之處。即使在兩人關係破裂之後，巴枯寧在激烈攻擊馬克思的品格和個性的同時，也認為“馬克思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馬克思熱情地忠於無產階級事業”，並正確地指出“任何光都有自己的陰影，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缺點”P232。後人在談到馬克思對巴枯寧及其主義的鬥爭時，常常把這一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導致絕對頌揚和讚賞馬克思，絕對排斥和摒棄巴枯寧。第二國際的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在對拉薩爾的評價上尚能表現出理解和寬容，有人甚至從總體上肯定了拉薩爾，但在對巴枯寧的評價上，卻表現出相當的偏執。到了第三國際的時代，大多數共產黨人不但完全摒棄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還把巴枯寧視為“陰謀家、野心家和反革命兩面派”，“出賣革命的叛徒”。從史料記載可以看到，馬克思主辦的《新萊茵報》在1848年夏曾誤傳巴枯寧是俄國政府的奸細，而隨即便公開糾正了這個錯誤。而在後來巴枯寧因參加1848——1849年革命被捕在獄中寫的兩份白紙黑字的《懺悔書》和《請求減刑書》時，似乎把巴枯寧叫做“叛徒”，便可謂鐵證如山了。但是，如果人們把他在“懺悔”中並未見出賣革命同伴，在“懺悔”之後，又逃到國外繼續從事反對資本主義世界，反對沙皇專制的革命活動這一事實聯繫起來，再把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後，一些進步人士對反動統治者在某些情況下採取的“敬重”態度的若干事實聯繫起來，就會對巴枯寧在獄中所犯過錯的程度有不同的評價。比巴枯寧大十幾歲的俄國大文豪、大詩人普希金，被進步人類一致認為是具有民主思想和同情被壓迫勞苦民眾的正義之士，但他也幾次給沙皇寫信，讚頌過沙皇的“美德”！做為巴枯寧同代人的馬克思在流亡布魯塞爾時，曾在寫給反動的比利時國王的信中稱自己是“深懷敬意地有幸成為陛下最忠實的僕人”P623，並簽署了一份不在比利時發表任何有關當前政治問題的意見的保證書。比巴枯寧晚幾十年的俄國布爾什維克的杜馬代表們，儘管是一些赫赫有名的革命者，卻也不得不象別的杜馬代表一樣違心地宣誓過“效忠沙皇”！對這些革命者或正義之士貶低自己而向最高統治者賜予美言的舉動，有誰曾說是“阿諛奉承”或“背叛”呢？。其實，當年馬克思並未把巴枯寧在沙皇監獄中的“懺悔”看得很嚴重。在1870年2月馬克思就從《莫斯科新聞》上知道了巴枯寧在1851年向沙皇尼古拉表示效忠的“懺悔書”了P433，但在1872年10月以馬克思為“靈魂”的國際工人協會召開的海牙代表大會上，開除巴枯寧的理由也只是“他是同盟（引者按：指在國際內部進行分裂活動的“社會主義民主同盟”）的創建者，並且品行不良”P173，而未說他是叛徒。
巴枯寧當時說：“那些代表工人利益的革命者，一旦他們變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統治者，他們就不再是工人了”，馬克思對此言論做了一個巧妙的反駁：“就象目前的工廠主並不因為當了市政委員會的委員就不再是資本家了一樣。”但馬克思並沒有回答，那些“委員”或官員，是否能代表本階級利益的問題，這個問題不但對於剝削階級掌權的國家是如此，對於無產階級或工人階級掌權的國家也是如此。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生活中，由於資產階級政權的代表人物總有些不同於資產階級中多數人利益的特殊利益，其中許多人在不能代表眾多資本家的利益，而只顧謀取私利時，往往被資產階級拋棄，這種現象並非罕見。同樣，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上和現實生活中，已經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出現了掌權者不能代表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利益，從而被拋棄的情況，前蘇聯共產黨及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政黨之被廣大人民民眾拋棄的事實，就表明了這一點。事實上，掌權者與非掌權者，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具有不同的社會地位，不同的權力和權利，因而畢竟有某些不同的利益。這就既會出現少數官吏背離人民利益的情況，又會出現整個官吏集團背離人民利益的情況。當年列寧看到了“由於文化水平這樣低，蘇維埃雖然在綱領上是通過勞動民眾來實行管理的機關，而實際上卻是通過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來為勞動民眾實行管理而不是通過勞動民眾來實行管理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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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必然產生脫離民眾的官僚主義。毛澤東在1964年曾提出過“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問題，在1965年又提出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問題，誠然是錯估了當時黨內和國內的政治形勢，甚至是混淆乃至顛倒了是非，並在實踐中證明是有害的，但卻反映了掌權者未必能代表全體勞動民眾利益這一重大的歷史事實。由此可見，巴枯寧當年提出的問題，是有深遠意義的。可以這樣說，巴枯寧已經預見到病症之存在，但片面地訴諸“人性”，認為不需要政府，取消一切強制，靠人們的善良、自覺，就可以建立一個美好的世界，這就開錯了藥方。列寧已感受到了病症的嚴重性，他把病症歸結為舊世界的餘毒對蘇維埃政權的影響和民眾文化水平太低，而未能在短短的的有生之年，開出醫治病症的藥方。毛澤東深深體驗到了病症的表現，卻在晚年片面訴諸“階級性”，把一切現象都往階級鬥爭的框架上套，給所有他所不滿意的現象，包括官僚主義現象和並非官僚主義的現象都貼上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標籤，並在實踐中，把民主政治弄成為在對領袖一人絕對信仰的前提下，實行不要組織領導和法律法規的“民眾運動”，用“打倒階級敵人”的方法加以“消滅”，從而既開錯了藥方，又下錯了藥。然而，不能因此而否認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即使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中，掌握政權的人未必都是特定階級或特定主義的代表，有些掌權者既非代表無產階級或社會主義，又非代表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其所代表的只是自己或某個集團的利益！恩格斯當年說："當我們把生產資料轉交到整個社會的手裡時，我們就會心滿意足了"p629，這話對他來說是可以理解的，但對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特別是對已奪取了政權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卻是一個極為重大的問題．因為這裡的社會的代表者只能是掌權的少數人，他們如何代表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呢？這是迄今為止尚未解決好的一個問題．從已經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國家看，無一例行地出現了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這裡的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是在經濟文化教育水平尚未達到極大高度而使社會成員分化為少數職業管理者與廣大被管理者這種歷史條件下所必然產生的，並非某個階級所特有，即使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也不能注定會避免此類現象。人們如果只用階級觀點或只從意識形態出發看問題，以為無產階級一經執掌政權，並有先進理論做指導，就會立即消除一切醜惡和不幸，或以為無產階級政權中的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只能是偶然的，並且只是資產階級或其它剝削階級“傳染”的，就不能全面、客觀地認識包括此類現象在內的眾多的社會現象的本質。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 長期以來完全否定了拉薩爾主義和巴枯寧主義， 產生了某種片面性和消極後果。
19世紀60—70年代歐洲工人運動中出現的一種用極端革命的詞句裝扮起來的無政府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潮。因其代表人物俄國的巴枯寧而得名。巴枯寧主義認為，國家是萬惡之源，是對自由、平等的束縛和侵犯，有了國家才有了私有制、剝削和統治；主張廢除 國家，建立“一切階級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完全平等”的、“個人絕對自由”的無政府狀態的社會。它認為財產繼承權是私有制和社會不平等的基礎，一旦廢除了繼承權，私有制和社會不平等就會隨之消失，主張把廢除財產繼承權作為“社會革命的出發點”。為了儘快廢除國家，建立無政府社會，它主張“完全放棄一切政治”，反對一切權威，反對進行任何政治運動，依靠少數人的密謀策略，以流氓無產者和破產的農民為主力，舉行“全民暴動”，消滅國家。巴枯寧主義思想體系的理論基礎並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而是從聖西門主義者、施蒂納、蒲魯東等人那裡抄襲而拼湊起來的無政府主義雜拌。它對工人運動具有極大的破壞性，曾經造成了第一國際的分裂。巴枯寧主義產生於19世紀60年代小生產者紛紛破產、遊民無產者隊伍迅速擴大的環境下，反映了遊民無產者和失常的知識分子的絕望心理和復仇情緒。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權威》、《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等著作中，對巴枯寧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巴枯寧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說，極大的破壞了世界，使世界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