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外文名：The Stones of Balazuc: A French Village in Time
- 書名：巴拉聚克:歷史時光中的法國小鎮
- 作者：約翰·梅里曼 (Merriman J.)
-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頁數：305頁
- 開本：16
- 品牌：上海人民出版社
- 譯者：梁鏑
- 出版日期：2014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208120757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耶魯公開課“歐洲文明史”教授約翰·梅里曼經典之作
大歷史學家筆下的小鎮史 一千多年法國歷史的側影
法國最美的村莊 夢幻般的美景 地球上的天堂
千年的光陰匯聚成萬千的故事
巴拉聚克靜靜訴說大事件、大轉折、大動盪
大歷史學家筆下的小鎮史 一千多年法國歷史的側影
法國最美的村莊 夢幻般的美景 地球上的天堂
千年的光陰匯聚成萬千的故事
巴拉聚克靜靜訴說大事件、大轉折、大動盪
作者簡介
約翰·梅里曼，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耶魯公開課”主講人，主要研究法國和現代的歐洲歷史，撰寫了一系列現代法國歷史的書籍。他的《歐洲現代史》一書還被許多大學列為主要教科書。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法國是約翰·梅里曼的第二故鄉，他以歷史學家敏銳的目光審視他所熱愛的巴拉聚克小鎮，並發現了它與整個法國聯繫的軌跡。他幫助我們從一個小鎮的角度縱覽了一千多年來法國歷史的交替。
——查爾斯·蒂利（“21世紀社會學之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本書是罕見的傑作，並非簡單地陳述法國歷史，而是再現了那段歷史的實質和精神。
——大衛·貝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人類學家不寫有關鄉村的書籍，他們是在鄉村里寫書。
——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
——查爾斯·蒂利（“21世紀社會學之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本書是罕見的傑作，並非簡單地陳述法國歷史，而是再現了那段歷史的實質和精神。
——大衛·貝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人類學家不寫有關鄉村的書籍，他們是在鄉村里寫書。
——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
名人推薦
法國是約翰·梅里曼的第二故鄉，他以歷史學家敏銳的目光審視他所熱愛的巴拉聚克小鎮，並發現了它與整個法國聯繫的軌跡。他幫助我們從一個小鎮的角度縱覽了一千多年來法國歷史的交替。
——查爾斯·蒂利（“21世紀社會學之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本書是罕見的傑作，並非簡單地陳述法國歷史，而是再現了那段歷史的實質和精神。
——大衛·貝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人類學家不寫有關鄉村的書籍，他們是在鄉村里寫書。
——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
——查爾斯·蒂利（“21世紀社會學之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本書是罕見的傑作，並非簡單地陳述法國歷史，而是再現了那段歷史的實質和精神。
——大衛·貝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人類學家不寫有關鄉村的書籍，他們是在鄉村里寫書。
——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
圖書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嵌入頑石的村落
第二章 延續
強大的外部勢力：領主統治和王權
中世紀晚期的巴拉聚克
教會
“忘恩負義”的土壤
暴雨和洪水
18世紀的村莊
封建領主
反抗
轉變
第三章 歷經“大革命”
《教士公民組織法》
“國家財產”
共和國時期的自治政府
反革命運動和土匪行徑
“格拉台地”的麻煩
內戰
第四章 黃金樹
遊客
災難
第二次打擊
被遺棄的梯田
第五章 黃金樹的樹蔭下
黃金樹下的巴拉聚克
自治機構的當務之急
“格拉台地”上的災難
各種挑戰
校舍
日常生活語言之戰
代表共和國的學校
第六章 擾攘的鄉村政治
與教士的爭論
共和政體進入鄉村
共和派庇護人的政治
競爭的標誌：巴拉聚克的新大橋和新教堂
第七章 歷經兩次世界大戰
第八章 新黃金樹
耕種土地
教堂
政治
學校
新黃金樹
注釋
參考文獻
譯後記
第一章 嵌入頑石的村落
第二章 延續
強大的外部勢力：領主統治和王權
中世紀晚期的巴拉聚克
教會
“忘恩負義”的土壤
暴雨和洪水
18世紀的村莊
封建領主
反抗
轉變
第三章 歷經“大革命”
《教士公民組織法》
“國家財產”
共和國時期的自治政府
反革命運動和土匪行徑
“格拉台地”的麻煩
內戰
第四章 黃金樹
遊客
災難
第二次打擊
被遺棄的梯田
第五章 黃金樹的樹蔭下
黃金樹下的巴拉聚克
自治機構的當務之急
“格拉台地”上的災難
各種挑戰
校舍
日常生活語言之戰
代表共和國的學校
第六章 擾攘的鄉村政治
與教士的爭論
共和政體進入鄉村
共和派庇護人的政治
競爭的標誌：巴拉聚克的新大橋和新教堂
第七章 歷經兩次世界大戰
第八章 新黃金樹
耕種土地
教堂
政治
學校
新黃金樹
注釋
參考文獻
譯後記
後記
我是一名英語翻譯，曾經給考古隊翻譯過資料並擔任交流講座的口譯，也翻譯過歷史人物的長篇傳記。
比較而言，對學術性的歷史著作的翻譯有如下體會：
（1）歷史事件、人物、組織、地名的準確性與連貫性。比如，法國很多人的名字都叫Jean（讓），但法國又是天主教國家，施洗者聖約翰（英語St．John，法語St．Jean）備受推崇，民間還有“聖約翰篝火節”等；翻譯的時候，St．Jean如果按照法文習慣翻成“聖讓”，中國讀者反而難以理解其內涵。
（2）度量衡的模糊性。按照一般的翻譯原則，國外的度量衡在翻譯過程中應該統一起來，不過在面對歷史數據時，我一方面面對公斤、盎司、磅等單位非常頭痛，但另一方面又意識到這些數據本身是來自當年的記錄，而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同樣的度量名稱未必有同樣的換算規則。所以權衡之下只有保留原來的用法。
（3）背景知識的把握。令我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法國小村曾經以養蠶、紡絲作為經濟支柱。通過翻譯，我第一次了解到外國人是怎樣描述養蠶全過程的。一方面感覺有趣，另一方面又感覺不容易翻譯得準確。於是又去借閱養蠶的書來看，並從中了解到法國人當年的養蠶技巧跟我們的傳統是不完全一致的。此類內容，是不會出現在《法國史》裡面的。
翻譯過程是學習過程，這我本已知曉，但這次又有了進一步的體會。比如“德雷福斯事件”，這在法國歷史上只是一件個人冤案，但是有強烈的反猶太人背景。在我以前翻譯的好幾本書里，此案均被反覆提及。這次不但出現在歷史學者的筆下，還有當年當地報紙的評述，令我有一個新的角度了解這個案件及其深遠影響。
另外，書中頻繁出現的奧克語土語辭彙以及法國國小教育的普及過程、法語的普及過程，也讓我有機會了解了法語的推廣、土語的演變，這對一個翻譯者而言，無疑是一次很好的學習機會。
鑒於知識有限，翻譯之中的錯漏難以避免。希望廣大讀者指正、包涵。
梁鏑
比較而言，對學術性的歷史著作的翻譯有如下體會：
（1）歷史事件、人物、組織、地名的準確性與連貫性。比如，法國很多人的名字都叫Jean（讓），但法國又是天主教國家，施洗者聖約翰（英語St．John，法語St．Jean）備受推崇，民間還有“聖約翰篝火節”等；翻譯的時候，St．Jean如果按照法文習慣翻成“聖讓”，中國讀者反而難以理解其內涵。
（2）度量衡的模糊性。按照一般的翻譯原則，國外的度量衡在翻譯過程中應該統一起來，不過在面對歷史數據時，我一方面面對公斤、盎司、磅等單位非常頭痛，但另一方面又意識到這些數據本身是來自當年的記錄，而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同樣的度量名稱未必有同樣的換算規則。所以權衡之下只有保留原來的用法。
（3）背景知識的把握。令我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法國小村曾經以養蠶、紡絲作為經濟支柱。通過翻譯，我第一次了解到外國人是怎樣描述養蠶全過程的。一方面感覺有趣，另一方面又感覺不容易翻譯得準確。於是又去借閱養蠶的書來看，並從中了解到法國人當年的養蠶技巧跟我們的傳統是不完全一致的。此類內容，是不會出現在《法國史》裡面的。
翻譯過程是學習過程，這我本已知曉，但這次又有了進一步的體會。比如“德雷福斯事件”，這在法國歷史上只是一件個人冤案，但是有強烈的反猶太人背景。在我以前翻譯的好幾本書里，此案均被反覆提及。這次不但出現在歷史學者的筆下，還有當年當地報紙的評述，令我有一個新的角度了解這個案件及其深遠影響。
另外，書中頻繁出現的奧克語土語辭彙以及法國國小教育的普及過程、法語的普及過程，也讓我有機會了解了法語的推廣、土語的演變，這對一個翻譯者而言，無疑是一次很好的學習機會。
鑒於知識有限，翻譯之中的錯漏難以避免。希望廣大讀者指正、包涵。
梁鏑
序言
與19世紀的那些遊客不同，我去巴拉聚克並非為了尋找據說建立了這座村莊的撒拉遜人，當然更沒有打算針對這個村莊或任何其他村莊寫本書。當時是1987年。一年以後在巴黎，我們有了寶寶勞拉，搬嬰兒車、日雜用品和其他東西上樓梯真是煩心，我們需要充足的空間、新鮮空氣和陽光。我曾經花費多年、樂此不疲地探索法國各省及其檔案，也到過阿爾代什幾次，並記住了它的美景，於是我們決定6月份去塞文山脈邊緣的萊旺住幾個星期。有一天，在閱讀《米其林指南》時，我們被標註著的一顆星吸引，於是來到了巴拉聚克。到達阿爾代什河邊時，被高高坐落在河對岸的美麗村莊驚呆了。我們在村里漫步。事情就是那樣，像道閃電，我們之間很快產生了聯繫，雖然起初只是在夏季和聖誕假期才前往。我們的兒子克里斯托弗出生才十天就第一次來到了巴拉聚克。那時我們見過幾個人，但我們與巴拉聚克的聯繫是斷斷續續的。
我們對當地的感覺在20世紀90年代初發生了變化。1991—1993年，我們多數時間都住在巴拉聚克，包括從耶魯大學請假，並在里昂第二大學授課，那所學校在北面，距此兩個多小時的車程。勞拉和克里斯托弗開始上學，前者在巴拉聚克的學校，叫“合併班”（即一個老師同時負責一至五所有的年級），克里斯托弗在附近沃居埃的幼稚園，因為巴拉聚克的學校通常不接收相當於美國一年級以下的孩子（這一點已經改變了，原因以後會講）。在我們的孩子到來前一年，學校只有九名學生，八個女孩和一個男孩。法國教育部在全國範圍關閉單教室學校，特別是在諸如阿爾代什等地區，這些地方的農村人口自19世紀末期便開始逐步下降，而且持續老齡化。巴拉聚克的家長和雅克·安貝泰什老師定期開會，外加學校里的活動，我們成了朋友。然而，我還是沒有為巴拉聚克寫一本書的想法。我很佩服許多針對村落的學術研究，首推洛朗斯·萊利那輝煌的《沃克呂茲省的村莊》，它用社會學家的角度分析了20世紀50年代初期一個村莊在世界大戰後的改變。’我還知道彼得·梅爾那本廣受歡迎的《普羅旺斯的一年》。但我對這類書就是沒興趣。不論如何，一年時間遠遠不夠。
在此期間，我在巴拉聚克從事著兩個研究項目，一個是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的歷史，另一個是在寫一本關於19世紀法國城市邊緣生活的書。顯然，巴拉聚克對於前者過於渺小，對於後者又太遙遠。在隨後的幾個假期以及1996年的另一個學期中，我有時會坐在我們家的露台上，有時步行穿越村莊到學校接送孩子，有時去阿爾代什河對岸那遍布岩石、乾旱而崎嶇的侏羅紀高原（當地人稱為“格拉台地”）上跑步，並在腦子裡猜測人們到底是怎樣在這片號稱“忘恩負義”的土地上討生活的。我也想知道那些來去匆匆的“大事件”對巴拉聚克帶來怎樣的不同——宗教戰爭、法國大革命、1848年革命，還有最重要的兩次世界大戰。即使電視的使用和人口下降已經破壞了“守夜”傳統（晚間圍著火堆吃栗子、喝葡萄酒、聽故事），我還是有很多機會了解過去的情形。有些故事是關於暴雨的。1992年9月22日凌晨三點，一場可怕的暴雨降臨了，還帶著閃電。雨一直下，河水迅速上漲，距離橋面只有幾英尺，河流的上游還死了三個人。在橋上，我們可以看到河流沖刷下來的各種東西。這場突降的暴雨帶給人們的是一種無法逃避的感覺，我相當震驚，並希望了解當地人如何在災難之後重新開始生活，他們不僅在遍布岩石的土地上謀生，有些還傍河而居，而這種災難雖說是定期的，但發作起來，卻能在集體記憶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
我家露台下面小石頭廣場的對面是一座羅馬式教堂，我知道，1789年春天，那些會簽名的巴拉聚克居民就是在那裡簽署了“陳情表”。我決定穿越伊斯齊內山口前往普里瓦（有點陰森的行政城鎮，那裡巨大的收容院很有名），看看他們是怎樣描述自己的孤立、貧困和希望的。我驚奇地發現簽署檔案的二十八名男子中，仍然有十七個家庭居住在巴拉聚克，這種連續性相當驚人，要知道，這個村莊的人口在18世紀有四五百人，到19世紀中葉增長到九百人，而在二戰之後又下降到不足兩百人。許多人離開了，其原因我們以後再談，但許多擁有那“忘恩負義”的土地的巴拉聚克家庭一直居住在當地。自然，在教堂外面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者的紀念碑上，我也並不意外地找到一些相同的姓氏。
一天晚上，學校要求孩子們的家長開會。議題是搭建學校的餐廳，以期阻止母親們把孩子帶到她們工作的城鎮去上學。我們參加過的家長會都差不多，有的討論獨木舟和皮划艇的課程，或是計畫籌資、包括周日進行學校抽獎，要么規劃“自然教室”（這個叫綠色課堂；如果孩子們去巴黎，就叫灰色課堂），到另一個地區遠足四五天。這種家長會結束時通常都會開一瓶阿馬尼亞克白蘭地；但這次，我們幾乎不認識的村長也要參加，給人不同尋常的正規感。當我們開始討論如何保持學校的運轉時，村里實際上每個人都認可這件事的重要性——不論大家以往有怎樣的分歧。村長開口了，他的話令我很吃驚。我不禁產生疑問，自19世紀以來，整個法國與我們這個小村莊及其單教室學校之間的關係是否扭轉了。此後，我開始定期去普里瓦的省檔案館，又回到我經常出沒的巴黎國家檔案館和國家圖書館，看看有沒有可能評估這個村落往昔的演變並復活它們。在法國，有超過三萬六千個城鎮和鄉村，然後我來到村公所，查找還有沒有任何檔案資料和普查數據保留至今。結果令人鼓舞。於是我踏上了穿越往日時光的漫漫旅程。我想知道貫穿非常遙遠的過去、19世紀以及近代歷史中的連續性。我也想了解造就當今巴拉聚克的那些演變，還想知道我發現的檔案能否幫我深入理解那間小小的石頭校舍為何是村里重要的甚至決定性的存在。
巴拉聚克人的能力早就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不光是生存能力（雖然很多人活不了多久），也包括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的適應能力，他們抓住機會，甚至操縱國家以利自身。巴拉聚克的農民與常見的刻板的鄉下人不同，後者因循守舊，直到被“現代化”的各種代理人拯救出來，並帶人現代世界。同時，我也對全國政治如何塑造地方政治產生了興趣，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幾十年中教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教育世俗化的鬥爭過程。 ……
我很佩服雅克·安貝泰什，他是我們孩子的老師，也是我們的朋友。他擔任教師多年，就要退休了，但他對孩子們（及其家庭）的影響遠遠沒有消失，能在他的學校上課非常幸運。我還想感謝以下諸位：普里瓦的省檔案館館長多米尼克·迪普拉，以及他那始終如一提供幫助的館員伊夫·莫雷爾，他剛剛完成關於阿爾代什地區制絲業的論文，並為本書提供了一張照片；吉內特·米沙隆、波萊特·巴拉聚克，還有尼馬·沙魯塞等提供了照片；彼得·瓊斯對法國中央高原低海拔區有傑出的研究；麥可·索南舍爾允許我引用他的博士論文；埃里克·達里厄為1943年吉爾貝·塞雷的謀殺案提供了資料；朱莉婭·保利托協助我在最後階段加速完成了手稿；珀爾·哈寧幫我審稿；耶魯大學提供了研究經費和充裕的長期假期。
W．W．諾頓是一家優秀而且獨特的出版商。這裡有唐·拉姆的努力，我們第一次合作是在1984年。德雷克·麥克菲利則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史蒂夫·福爾曼擔任我的編輯多年，也是位老朋友了，他才華卓著並對我極有助益。他和他的家人也不辭辛勞地來到了巴拉聚克。第一次去耶魯時，我以前的同事埃德蒙德·摩根給過我一個有些令人發怵的忠告：“有空閒就寫上一行！”史蒂夫則反其道而行：“有空閒就刪除一行！”但大家都是為我好。
我還要感謝其他的朋友：伊夫·盧康和科萊特·勒坎、莫里斯·加登和瑪麗一克勞德·加登、克勞德·瑪佐里克和西蒙妮·瑪佐里克、漢斯·施密特和安娜瑪麗·施密特、艾倫·福里斯特和羅斯瑪麗·莫里斯；鮑勃·施瓦茨和瑪麗埃塔·克萊芒、特德·馬哥丹特和若比·馬哥丹特、克里斯·詹森和洛伊斯·詹森、帕斯卡·迪皮伊、菲力浦·夏邁特和卡琳·穆熱·夏邁特、菲力浦·卡爾繆和科琳娜·穆沙爾、讓·塞羅和希拉·塞羅、安德烈·帕朗和克里斯蒂娜·帕朗；達尼埃爾·舍韋、多米尼克·舍韋和福斯廷·舍韋；令2000年“聖約翰篝火節”慶祝儀式生動活潑的讓娜·因內斯和約翰·因內斯、狄克·布羅德黑德和辛迪·布羅德黑德、本·基爾南和格倫達·吉爾摩，那一次整個巴拉聚克都跳動起來。當然少不了維多利亞·詹森。
我幸運有很多良友，他們研讀了本書的草稿，並提出眾多建議，其中不少我都欣然從命。羅伯特·施瓦茨、艾倫·福里斯特以及保羅·弗里德曼在開頭的章節中貢獻了自己的專長。彼得·麥克菲、彼得·蓋伊、克里斯·詹森、大衛·貝爾，以及傑伊·溫特，他們仔細閱讀了全部手稿，並給我鼓勵，當然還少不了卡羅爾·梅里曼。
埃里克·福盧萊和馬蒂約·福盧萊兩位在康乃狄克的北哈芬鎮花費了將近一年讀高中一年級，他們使兩個世界充分互補。
最後，感謝梅里曼家的卡羅爾、勞拉和克里斯托弗，他們多年來一直在兩個世界裡欣欣向榮。
2001年8月3日於巴拉聚克
我們對當地的感覺在20世紀90年代初發生了變化。1991—1993年，我們多數時間都住在巴拉聚克，包括從耶魯大學請假，並在里昂第二大學授課，那所學校在北面，距此兩個多小時的車程。勞拉和克里斯托弗開始上學，前者在巴拉聚克的學校，叫“合併班”（即一個老師同時負責一至五所有的年級），克里斯托弗在附近沃居埃的幼稚園，因為巴拉聚克的學校通常不接收相當於美國一年級以下的孩子（這一點已經改變了，原因以後會講）。在我們的孩子到來前一年，學校只有九名學生，八個女孩和一個男孩。法國教育部在全國範圍關閉單教室學校，特別是在諸如阿爾代什等地區，這些地方的農村人口自19世紀末期便開始逐步下降，而且持續老齡化。巴拉聚克的家長和雅克·安貝泰什老師定期開會，外加學校里的活動，我們成了朋友。然而，我還是沒有為巴拉聚克寫一本書的想法。我很佩服許多針對村落的學術研究，首推洛朗斯·萊利那輝煌的《沃克呂茲省的村莊》，它用社會學家的角度分析了20世紀50年代初期一個村莊在世界大戰後的改變。’我還知道彼得·梅爾那本廣受歡迎的《普羅旺斯的一年》。但我對這類書就是沒興趣。不論如何，一年時間遠遠不夠。
在此期間，我在巴拉聚克從事著兩個研究項目，一個是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的歷史，另一個是在寫一本關於19世紀法國城市邊緣生活的書。顯然，巴拉聚克對於前者過於渺小，對於後者又太遙遠。在隨後的幾個假期以及1996年的另一個學期中，我有時會坐在我們家的露台上，有時步行穿越村莊到學校接送孩子，有時去阿爾代什河對岸那遍布岩石、乾旱而崎嶇的侏羅紀高原（當地人稱為“格拉台地”）上跑步，並在腦子裡猜測人們到底是怎樣在這片號稱“忘恩負義”的土地上討生活的。我也想知道那些來去匆匆的“大事件”對巴拉聚克帶來怎樣的不同——宗教戰爭、法國大革命、1848年革命，還有最重要的兩次世界大戰。即使電視的使用和人口下降已經破壞了“守夜”傳統（晚間圍著火堆吃栗子、喝葡萄酒、聽故事），我還是有很多機會了解過去的情形。有些故事是關於暴雨的。1992年9月22日凌晨三點，一場可怕的暴雨降臨了，還帶著閃電。雨一直下，河水迅速上漲，距離橋面只有幾英尺，河流的上游還死了三個人。在橋上，我們可以看到河流沖刷下來的各種東西。這場突降的暴雨帶給人們的是一種無法逃避的感覺，我相當震驚，並希望了解當地人如何在災難之後重新開始生活，他們不僅在遍布岩石的土地上謀生，有些還傍河而居，而這種災難雖說是定期的，但發作起來，卻能在集體記憶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
我家露台下面小石頭廣場的對面是一座羅馬式教堂，我知道，1789年春天，那些會簽名的巴拉聚克居民就是在那裡簽署了“陳情表”。我決定穿越伊斯齊內山口前往普里瓦（有點陰森的行政城鎮，那裡巨大的收容院很有名），看看他們是怎樣描述自己的孤立、貧困和希望的。我驚奇地發現簽署檔案的二十八名男子中，仍然有十七個家庭居住在巴拉聚克，這種連續性相當驚人，要知道，這個村莊的人口在18世紀有四五百人，到19世紀中葉增長到九百人，而在二戰之後又下降到不足兩百人。許多人離開了，其原因我們以後再談，但許多擁有那“忘恩負義”的土地的巴拉聚克家庭一直居住在當地。自然，在教堂外面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者的紀念碑上，我也並不意外地找到一些相同的姓氏。
一天晚上，學校要求孩子們的家長開會。議題是搭建學校的餐廳，以期阻止母親們把孩子帶到她們工作的城鎮去上學。我們參加過的家長會都差不多，有的討論獨木舟和皮划艇的課程，或是計畫籌資、包括周日進行學校抽獎，要么規劃“自然教室”（這個叫綠色課堂；如果孩子們去巴黎，就叫灰色課堂），到另一個地區遠足四五天。這種家長會結束時通常都會開一瓶阿馬尼亞克白蘭地；但這次，我們幾乎不認識的村長也要參加，給人不同尋常的正規感。當我們開始討論如何保持學校的運轉時，村里實際上每個人都認可這件事的重要性——不論大家以往有怎樣的分歧。村長開口了，他的話令我很吃驚。我不禁產生疑問，自19世紀以來，整個法國與我們這個小村莊及其單教室學校之間的關係是否扭轉了。此後，我開始定期去普里瓦的省檔案館，又回到我經常出沒的巴黎國家檔案館和國家圖書館，看看有沒有可能評估這個村落往昔的演變並復活它們。在法國，有超過三萬六千個城鎮和鄉村，然後我來到村公所，查找還有沒有任何檔案資料和普查數據保留至今。結果令人鼓舞。於是我踏上了穿越往日時光的漫漫旅程。我想知道貫穿非常遙遠的過去、19世紀以及近代歷史中的連續性。我也想了解造就當今巴拉聚克的那些演變，還想知道我發現的檔案能否幫我深入理解那間小小的石頭校舍為何是村里重要的甚至決定性的存在。
巴拉聚克人的能力早就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不光是生存能力（雖然很多人活不了多久），也包括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的適應能力，他們抓住機會，甚至操縱國家以利自身。巴拉聚克的農民與常見的刻板的鄉下人不同，後者因循守舊，直到被“現代化”的各種代理人拯救出來，並帶人現代世界。同時，我也對全國政治如何塑造地方政治產生了興趣，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幾十年中教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教育世俗化的鬥爭過程。 ……
我很佩服雅克·安貝泰什，他是我們孩子的老師，也是我們的朋友。他擔任教師多年，就要退休了，但他對孩子們（及其家庭）的影響遠遠沒有消失，能在他的學校上課非常幸運。我還想感謝以下諸位：普里瓦的省檔案館館長多米尼克·迪普拉，以及他那始終如一提供幫助的館員伊夫·莫雷爾，他剛剛完成關於阿爾代什地區制絲業的論文，並為本書提供了一張照片；吉內特·米沙隆、波萊特·巴拉聚克，還有尼馬·沙魯塞等提供了照片；彼得·瓊斯對法國中央高原低海拔區有傑出的研究；麥可·索南舍爾允許我引用他的博士論文；埃里克·達里厄為1943年吉爾貝·塞雷的謀殺案提供了資料；朱莉婭·保利托協助我在最後階段加速完成了手稿；珀爾·哈寧幫我審稿；耶魯大學提供了研究經費和充裕的長期假期。
W．W．諾頓是一家優秀而且獨特的出版商。這裡有唐·拉姆的努力，我們第一次合作是在1984年。德雷克·麥克菲利則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史蒂夫·福爾曼擔任我的編輯多年，也是位老朋友了，他才華卓著並對我極有助益。他和他的家人也不辭辛勞地來到了巴拉聚克。第一次去耶魯時，我以前的同事埃德蒙德·摩根給過我一個有些令人發怵的忠告：“有空閒就寫上一行！”史蒂夫則反其道而行：“有空閒就刪除一行！”但大家都是為我好。
我還要感謝其他的朋友：伊夫·盧康和科萊特·勒坎、莫里斯·加登和瑪麗一克勞德·加登、克勞德·瑪佐里克和西蒙妮·瑪佐里克、漢斯·施密特和安娜瑪麗·施密特、艾倫·福里斯特和羅斯瑪麗·莫里斯；鮑勃·施瓦茨和瑪麗埃塔·克萊芒、特德·馬哥丹特和若比·馬哥丹特、克里斯·詹森和洛伊斯·詹森、帕斯卡·迪皮伊、菲力浦·夏邁特和卡琳·穆熱·夏邁特、菲力浦·卡爾繆和科琳娜·穆沙爾、讓·塞羅和希拉·塞羅、安德烈·帕朗和克里斯蒂娜·帕朗；達尼埃爾·舍韋、多米尼克·舍韋和福斯廷·舍韋；令2000年“聖約翰篝火節”慶祝儀式生動活潑的讓娜·因內斯和約翰·因內斯、狄克·布羅德黑德和辛迪·布羅德黑德、本·基爾南和格倫達·吉爾摩，那一次整個巴拉聚克都跳動起來。當然少不了維多利亞·詹森。
我幸運有很多良友，他們研讀了本書的草稿，並提出眾多建議，其中不少我都欣然從命。羅伯特·施瓦茨、艾倫·福里斯特以及保羅·弗里德曼在開頭的章節中貢獻了自己的專長。彼得·麥克菲、彼得·蓋伊、克里斯·詹森、大衛·貝爾，以及傑伊·溫特，他們仔細閱讀了全部手稿，並給我鼓勵，當然還少不了卡羅爾·梅里曼。
埃里克·福盧萊和馬蒂約·福盧萊兩位在康乃狄克的北哈芬鎮花費了將近一年讀高中一年級，他們使兩個世界充分互補。
最後，感謝梅里曼家的卡羅爾、勞拉和克里斯托弗，他們多年來一直在兩個世界裡欣欣向榮。
2001年8月3日於巴拉聚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