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學堂譯書院

山西大學堂譯書院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山西大學堂成立之初設立。初設於上海西華德路,後遷至江西路福慧里210號。最初譯書院由李曼教授負責,後又聘英人竇樂安(John Dorroch)博士主持。其英、日譯員及校閱者前後有10餘人:張在新(上海)、許家惺(浙江上虞)、朱葆琛(山東高密)、范熙澤(上海)、黃鼎(福建同安)、梁瀾勛(廣東三水)、許家慶(浙江上虞)、夏曾佑(江西錢塘)、葉青(上海吳縣)、郭鳳翰(山東蓬萊)、蘇本銚(上海)、西師意(日本)。其中夏曾佑、許家惺、朱葆琛均為翻譯界名流。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山西大學堂譯書院
  • 成立時間:1902年
發展歷史,社會影響,

發展歷史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山西大學堂成立之初,時任山西巡撫岑春煊即對譯編教科書擘畫在胸。岑氏在“晉省擬將耶穌教案賠款另立學堂歸併大學堂作為西學專齋,以收主權而宏教育”的奏摺中,曾列舉歸併辦理“數利”,其中一利即為:“今日譯編新出者尚屬寥寥,舊出者已成陳跡。雖設學堂,讀西書,苦無課本。若歸併辦理,則西學專齋所譯之新書,皆系大學堂之課本。”《二十三條》簽訂後,西學專齋首任總理李提摩太特從西齋每年經費中撥出一萬兩白銀,在上海設立了山西大學堂譯書院。
山西大學堂譯書院
山西大學堂譯書院全體職員
譯書院之所以設在上海,除李提摩太在上海主持廣學會,便於就近指導外,恐怕另一個原因就是經費緊張。用有限的經費儘可能翻譯出版更多的教科書,譯書院設在上海可能是當時最佳的選擇。1902年初,管學大臣張百熙在“奏請設立譯書局與分局”中即明確指出:
山西大學堂譯書院
李提摩太與翰林院翰林
惟欲隨時採買西書,刷印譯本,更宜設分局於上海,則風氣既易流通,辦理亦較妥便。又翻譯東文,費省而效速,上海就近召集譯才,所費不多,而成功甚易,南中紙張工匠,比京師尤賤,擬將東文一項,在上海隨譯隨印,可省經費之半。(《光緒東華錄》卷170)

社會影響

譯書院成立後,李提摩太曾於1903年5月間到日本訪問考察,蒐集了大量日本翻譯的西方國家大、中、國小教本,所以譯書院所譯教本中有許多都是從日文轉譯而來,日文翻譯西師意即為李氏此次訪問所聘,甚至有些教科書乾脆由日本博文館印刷所(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町三丁目)或福音印刷合資會社(橫濱市山下町八十一番地)製版印行。
山西大學堂譯書院自1902年設立至1908年因經費緊張停辦,六年時間共翻譯印行多少種教科書。各種說法並不一致:1911年,梁善濟撰《山西大學堂設立西學專齋》雲“成書二十餘種”;李提摩太在《親歷晚清四十五年》中例舉十數種;老校長徐士瑚在《李提摩太傳略》中例舉14種;《山西大學史稿》則籠統稱為“數十種”。筆者現據譯書院印行《俄國近史》《最新天文圖志》《世界名人傳略》等書附錄“山西大學堂譯書院出版新書目錄”,參照山西大學校史研究室所有譯書院書目原本及複製本共得以下23種。
A.高等學堂用書:
《天文圖志》一冊,(美)邁爾著,黃鼎、張在新譯述。
《地文圖志》一冊,(英)冀崎著,葉青譯,夏曾佑閱,朱葆琛、許家惺校閱。
《邁爾通史》一冊,(美)邁爾著,黃鼎、張在新譯述。
山西大學堂譯書院
譯書院部分出版物
《俄國近史》一冊,(法)蘭波著,蘇本銚譯述,夏曾佑、許家惺校閱。
《世界商業史》一冊,(英)器賓著,許家惺、許家慶譯述。
《克洛特天演學》一冊,(英)克洛特著,黃鼎、范熙澤譯述。
《美國法律學》一冊,不詳。
《氣象學》一冊,不詳。
B.師範學堂用書:
《套用教授學》一冊,(日)神保小虎著,(日)西師意譯述。
C.中學堂用書:
《藤澤算術教科書》二冊,(日)藤澤利喜太郎著,(日)西師意譯。
《植物學教科書》一冊,(日)大渡忠太郎著,(日)西師意、許家惺譯述。
《動物學教科書》一冊,(日)丘淺博士著,(日)西師意、許家惺譯述。
《礦物學教科書》一冊,(日)神保小虎著,(日)西師意、許家惺譯述。
《物理學教科書》一冊,(日)西師意、朱葆琛譯述。
《生理學教科書》一冊,(日)丘淺次郎著,(日)西師意、許家惺譯述。
《地文學教科書》一冊,(日)橫山又次郎著,(日)西師意譯。
《十九周新學史》一冊,(英)華麗士著,梁瀾勛譯述,許家惺纂輯。
《代數學教科書》二冊,不詳。
D.參考書:
《世界名人傳》一冊,(英)張伯爾著,竇樂安、張在新、黃鼎、郭鳳翰譯述,許家惺校閱。
《中西合曆年志》一冊,黃鼎輯。
《世界軼事》一冊,不詳。
《萬國紀略》一冊,不詳。
《插圖驚奇軼事》一冊,不詳。
以上所輯譯書院譯書共23種25冊,這與梁善濟1911年所記“成書二十餘種”最為接近。
譯書院的設立傾注了山西大學堂創辦人岑春煊和李提摩太的心血,譯書院所取得的成就,與十餘名中外譯述、校閱人員嘔心瀝血的辛勤工作更是直接相關。譯述人員熔鑄中外,融匯古今,“成書二十餘種,足供師範高等學校之用”,確實做了一件利於學術文化的大事。就譯書院印行的各類教科書和工具書而言,有許多即為歐美當時出版的新書,如《邁爾通史》為1900年美國新版書,1902年即譯出發行。《天文圖志》1903年英文版出版,1906年即出中文譯本。還應注意的是,譯書院的一些譯本,民國以後,甚至到20世紀40年代仍為同類圖書中的佼佼者。1998年,著名學者李學勤曾撰文《記山西大學堂譯書院版〈天文圖志〉》(載《山西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對該書仍然推崇有加。
山西大學堂譯書院所譯各類教科書,為當時許多院校所採用,對解決學堂缺乏教科書問題確實起到了相當的作用,也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從譯書院當時的“寄售所”也可看出其廣泛的影響。據載,除上海廣學會外,寄售所尚包括群學社、四川成都廣學會、美華書館、科學書局等機構。1920年山西大學新共和學會出版的《新共和》刊物,其“發刊宣言”中稱譯書院“頗有貢獻於當時的社會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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