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第一代個體戶,創“容光”飲食店,以一毛錢“學生餐”被媒體報導而成為名人,先後被鄧小平、胡耀邦接見,後被選為廣州市個體勞動者協會第一屆會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容志仁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廣州
- 職業:個體戶
- 主要成就:廣東話劇研究會副會長
人物簡介,人物經歷,
人物簡介
1980年代末出國,聲息漸不聞。1994年回國後從事文化藝術事業,現擔任中國藝術家協會南方藝術創作中心主任委員兼理事長、廣東話劇研究會副會長、廣東華文國學研究院客座教授、廣州僑藝書畫會副會長、廣州文藝評論家協會常務理事、l嶺南話劇團編導。
人物經歷
想當年 他脫穎而出成為“大哥”……
我們12個個體戶青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發言。我看大家都不發言,就說“我是越秀區的容志仁”,我講述了搞容光飲食店並且特設了一個學生餐等等。任書記一拍桌子站起來,說:容志仁你說得很好,在座的有很多報社記者,你們都要報導。開完會,我一回到家,家裡站得滿滿的都是記者……
而如今 昔日“小弟”越做越大……
我這五年時間在國外,也錯過了經濟大發展的機會。我只是個開頭,做得早一點,做得輝煌的是他們,比如“勝記”發展得很好,香江酒樓又搞了那個長隆世界,還有金海馬、立白洗衣粉,他們都越搞越大了,變得舉足輕重。當時我是個協會長,是他們的大哥,他們是我的小弟……現在回頭看那段經歷,是環境所需,我做了自己不是十分願意做的事,我認為是種偶然,是歷史的誤解,因為個體戶並非我所願
容志仁掏出一張《教育劇場》的宣傳卡給記者看,“容志仁”三個字與潘偉行、莫倫通等廣東知名藝術家一起名列“教育劇場導師”,在這裡,他是“歷史和語言藝術研究者,社會知名人士”。
他站在西湖路上等紅綠燈,15分鐘後,對面海印苑國小的29名老師將聆聽他的講座。他穿著件灰黑色的中大衣,裡面是整潔的褐色西裝,打灰色領帶。“過去是做要做的事,現在只做想做的事。”他說。
2008年1月21日下午的講座名為《老師與學生、家長溝通的語言藝術》。在容志仁的課上,聽眾不會感到昏昏欲睡,正如他自己所推崇的,“我的講課帶有強烈的表演內容”。在講座中,他還拿出幾塊土豆,請年輕的女老師們用吸管試著扎穿它們,以此證明如果注意力集中可以激發潛能。隨後他把土豆送給老師們回家炒菜用。
他提到心理學,講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及《夢的解析》。他說“粘液質的學生好穩重”。他對記者說,他擅長文學、心理學、公共關係及表演。
講課之初他接到兩個電話,是演員在詢問他演出的日期和地點。在他的名片上,背面第一個名銜是“廣州青韻娛樂製作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他還是廣東精武會自由搏擊隊顧問、廣州僑藝書畫會副會長、廣東話劇研究會理事、廣東雜技藝術家協會會員、廣州越秀區文聯顧問。這些,看來都是他“想做的事”。
他的確非常享受自己的授課過程,有時顯得眉飛色舞,他生著廣東人慣有的掃帚眉,60歲了―――他笑說自己已經“耳順”―――老人斑隱隱映在面頰。
30年前,他30歲,站在越秀區西華路司馬坊街口,為街坊和小學生們端上一碟碟腩汁粉和花生豬骨粥。兩平方米的檔口上方一塊招牌,白底紅字,“容光飲食點”(後改為容光飲食店),那是一向喜愛舞文弄墨的容志仁自己寫的。那時他是廣州個體戶最響亮的符號,現在他說這些都是為生存“要做的事”。
30年時光相隔,年輕人一路走來走成老人家,周一到周五,他必在東湖酒家喝早茶,與三五文化界朋友談演出策劃,聊粵曲書畫。廣州第一代個體戶的傑出代表容志仁,在這位文化人容先生身上蕩然無存。而且,他在刻意抹去。
容先生現在更樂意談他的策劃。“1月27號、31號有兩場演出,為企業搞的,讓外來工在廣州過一個快樂的春節。”大年初一,他帶著30餘位演員到台山都槲鎮演出,近幾年春節都是這么過的。他希望人們把他看成一個文化人、讀書人,一個專業的文藝策劃。過去,他是個體戶們的“大哥”,現在,他是演藝人員的“容老師”。
“個體戶容志仁”只活在他的回憶里,他認為那段輝煌乃時勢所逼、生存所迫。回到1979年,時勢如何把一個偏愛丹青、喜唱粵曲、會玩兩手魔術的文藝青年推到第一代個體戶的聚光燈下?
“文革”期間畫畫為生
我應邀去給集體的國營的單位畫一些廣告畫,比如農業學大寨、毛主席在天安門上揮手,甚至也畫過《毛主席去安源》
“文化大革命”期間我下鄉了,在陽江一個山溝里。其實當地農民不怎么歡迎我們,因為我們不會幹活,我在那裡度過了半年以後,返回了廣州。
回廣州也沒有工作,生活相當困難。就利用自己的某些特長賺點錢維持生活,我從小就特別喜愛文學,音樂、美術是文學的姐妹藝術,也愛學。水平不高,但是一邊做一邊提高了。比如畫畫,街道的美術社接的活做不完,就給我來畫。就是為人畫炭精畫,把小小的照片變成12寸的炭像。美術社接活是四塊錢畫一幅,給我是一塊六,這樣我就有十頓飯的錢了,很高興。當時一頓飯才一毛二。我最多一天可以畫到四張。維持生活一般是做這個,搬運工、家庭教師我也做過。
我也應邀去給集體的國營的單位畫一些廣告畫,比如農業學大寨、毛主席在天安門上揮手。甚至也畫過《毛主席去安源》,這是名畫,滿街上都掛得滿滿的。生活就是這樣過來的。
街坊勸我開早餐店
早餐店起家時只有100元錢,買不起大鍋,街道文化站說,我們有個大鍋借給你用啊,煮粥的第一口大鋁鍋就是這么借來的
粉碎“四人幫”之後,當時我覺得好像有點希望,但又不知道有沒有希望,感到這種狀態可能會改觀,希望由於政策的改變自己的命運也會改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看報上說要撥亂反正,要把“四人幫”顛倒了的政策改正過來。
1979年3月,三中全會後四個月,我的戶口從陽江回到廣州了。當時有好幾十萬青年回到廣州,百廢待興,不可能一下子安排那么多青年就業。我從報紙上看到黨和政府提倡發展個體經濟,允許個人從事個體勞動,可以開設個體或集體小食店、飯店和雜貨店。這不僅使回城青年能自謀生計,也解決了市民“買早點難”、“裁衣難”、“修理難”等問題。我就想,既然沒有工作,倒不如從事個體勞動,這樣可以解決生活問題。
我家在西華路一個小巷子裡,叫司馬坊。1979年3月底,我就去越秀區東風街街道辦事處申請個體執照。當時個體執照還沒有歸到工商局管理。只要你去申請,填了表,就很快給你執照。我拿了證之後,填的是工藝美術,因為這是我個人的特長。街坊們就說,我們西華路既不是商業區,也不是文化區,你搞這些肯定沒生意,還不如不做。我問那我應該做什麼。他們說我們這裡吃早餐很難,根本就沒有小吃店讓工人、學生吃早餐,不如你就在西華路街口搞個早餐店,保證好生意。
我說我不會做啊。他們說“我們教你”。我想了一下,如果做工藝美術沒有生意,那不等於白做?這樣就決定做早餐了。他們就教我,教我熬粥,教我切粉條。
早餐店起家時只有100元錢,這錢是我和太太積攢下來的。用這些錢買碗買碟,買小鍋、醬料、粉、花生、豬骨等原料。買不起大鍋,街道文化站說,我們有個大鍋借給你用啊,煮粥的第一口大鋁鍋就是這么借來的。
當時對於個體戶,不用你有鋪面,放在哪裡都可以。我就在西華路司馬坊街口搞了個簡陋的棚子,占了一個位置。早餐就是粉和粥,粉分為腩汁粉和牛腩粉,腩汁粉一毛錢一碟(2兩),牛腩粉貴一點,兩毛五一碟(2兩),花生豬骨粥一毛錢一碗,配些醬料,那時還要用糧票。一賣,果然好生意。第一天就賺了3塊7角錢,第二天賺了7塊多,第三天賺了10塊多。
早上5點鐘起床,6點鐘出攤,10點鐘收攤,經常9點粉和粥就已經賣完了。當然也很辛苦,下午就要準備原料,從粉廠買粉,兩毛四一斤。晚上把牛腩煮好,蓋著蓋子過一夜,早上就香味四溢,用10種佐料煨出來的喔。現在有朋友到我家,還要求我煮牛腩吃。
剛開始一早上賣20斤粉,後來賣學生餐後,一下子就跳到100斤粉了。
一毛錢的學生餐
“我只有一毛錢,一碟粉我吃不下,如果買一碗粥我也不想,能不能一毛錢給我一點粥一點粉啊?”小女孩啟發了我,讓我出了名
大約過了兩三個月吧,一天有個一二年級的小姑娘,她說,叔叔,我只有一毛錢,一碟粉我吃不下,如果買一碗粥我也不想,能不能一毛錢給我一點粥一點粉啊?我看她那么可愛,就說“好”。我就給她半碟粉半碗粥。
這個小女孩啟發了我,讓我出了名。回家後我想,國小一二年級很多這樣的小孩子,只有一毛錢的早餐費,他們兩樣都想吃,又想吃粥又想吃粉,我應該滿足他們。
第二天我就買了很多小碟、小碗,掛了一個牌,寫著“學生餐一毛錢,有粉有粥”。這是全城最便宜的早餐。哇,一下子,好多學生都吃這個一毛錢有兩樣,我的學生餐就這樣出了名。
後來我想:第一次我聽了民眾的建議,不開工藝品店做學生餐,果然好生意,這就是適應市場;第二次受了小學生的啟發,我搞了儘量照顧學生的一毛錢吃兩樣,果然非常好的生意,這也是適應了市場。
做了學生餐後,我一個早上就可以賣100斤粉了。從20到100斤,人家一天兩天都賣不完這么多。由於我照顧了學生,所以當了很多學校的校外輔導員,常去給他們講課,做遊戲、表演魔術。小學生也協助我打掃衛生,輪流幫我收碗收碟,讓我很感動。
西華路上像我這樣的攤位那時並不多,個體戶被叫做“街邊仔”,大家都怕做個體戶,怕被人看不起。我之所以沒有顧忌,是為了生存。馬斯洛說,人的五種需求第一就是生存。沒有生存所有理想都是不存在的。我也沒有媒體說得那么高的境界,只是在求生存過程中,客觀上為民眾做了一些好事。說老實話初衷就是為了生存。
我只做早餐,也沒想擴大攤面。我太愛文學藝術,做完早餐,我還要寫作,還要參與街道的文化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