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讀本》分為白話新詩、文化隨筆、憲政思辯和回憶錄等六個部分，展現了胡適對新文學、新文化、新生活的深入思考和執著追求。關於自由與寬容、革命與改良、民主與獨裁、信仰與懷疑，等等，胡適都有獨到而深刻的見解。詩人的激情加哲學家的冷峻，賦予了胡適作品獨特的魅力。他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至今仍有現實指導意義。書中配有約90幅珍貴圖片，圖文並茂。
基本介紹
- 書名：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讀本
- 作者：胡適
- 出版日期：2013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9632049
- 外文名：Freedom and Tolerance
- 出版社：安徽文藝出版社
- 頁數：423頁
- 開本：32
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老鴉》,
作者簡介
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我國現代著名詩人、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原名嗣糜，學名洪梓，字希疆，後取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意，改名為胡適，字適之。他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曾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駐美大使、北京大學校長及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
圖書目錄
一、胡適新詩12首
沁園春·誓詩
蝴蝶
老鴉
夢與詩
雙十節的鬼歌
秘魔崖月夜
也是微雲
二、活得有益又有趣
人生有何意義
略談人生觀
新生活
一個防身藥方的三味藥
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不朽
北大哲學系畢業紀念贈言
少年中國之精神
工程師的人生觀
終生做科學實驗的愛迪生
三、民族自省與自信
歸國雜感
信心與反省
差不多先生傳
貞操問題
名教
漫遊的感想
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
“舊瓶不能裝新酒”嗎
領袖人才的來源
四、新思想造就新文明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三論問題與主義
新思潮的意義
易卜生主義
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
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
我們走哪條路
愛國運動與求學
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適致陳獨秀
容忍與自由
自由主義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
人權與約法
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里求得一個共同政治信仰
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序
六、難以忘懷的人與事
追悼志摩
追想胡明復
孫行者與張君勱
“老章又反叛了！”
致魯迅、周作人、陳源函
致吳健雄函
北京大學五十周年
九年的家鄉教育
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沁園春·誓詩
蝴蝶
老鴉
夢與詩
雙十節的鬼歌
秘魔崖月夜
也是微雲
二、活得有益又有趣
人生有何意義
略談人生觀
新生活
一個防身藥方的三味藥
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不朽
北大哲學系畢業紀念贈言
少年中國之精神
工程師的人生觀
終生做科學實驗的愛迪生
三、民族自省與自信
歸國雜感
信心與反省
差不多先生傳
貞操問題
名教
漫遊的感想
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
“舊瓶不能裝新酒”嗎
領袖人才的來源
四、新思想造就新文明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三論問題與主義
新思潮的意義
易卜生主義
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
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
我們走哪條路
愛國運動與求學
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適致陳獨秀
容忍與自由
自由主義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
人權與約法
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里求得一個共同政治信仰
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序
六、難以忘懷的人與事
追悼志摩
追想胡明復
孫行者與張君勱
“老章又反叛了！”
致魯迅、周作人、陳源函
致吳健雄函
北京大學五十周年
九年的家鄉教育
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序言
大凡傑出之人，在當初往往不為社會所容，因為他們思想超前，並且特立獨行。因思想與眾不同受迫害的例子很多，最著名的是蘇格拉底被判飲毒酒和布魯諾、胡斯被判處火刑。這些殉道者為思想與信仰而獻身，顯示了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類似於中國古人所說的浩然正氣。近日讀胡適1954年的文章，得知這種氣概在范仲淹的《靈烏賦》里叫做“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范仲淹關於言論的自由與諫諍的權利的宣言，折射出了范仲淹對人格獨立的崇尚。而胡適特意撰文，從美國派屈克·亨利的“不自由，毋寧死”，到范仲淹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旁徵博引、不厭其煩地娓娓而談——真是煞費苦心——這無疑也表達了胡適同樣的信念與追求。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范仲淹關於言論的自由與諫諍的權利的宣言，折射出了范仲淹對人格獨立的崇尚。而胡適特意撰文，從美國派屈克·亨利的“不自由，毋寧死”，到范仲淹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旁徵博引、不厭其煩地娓娓而談——真是煞費苦心——這無疑也表達了胡適同樣的信念與追求。
《老鴉》
胡適早在1917年便有詩歌《老鴉》，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引“靈烏”為同道的，詩文如下：
《老鴉》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二
天寒風緊，無枝可棲。
我整日裡飛去飛回，整日裡挨飢。──
我不能帶著鞘兒翁翁央央的飛；
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頭，賺一撮黃小米！
這首《老鴉》是胡適有代表性的詩歌之一。雖然胡適當年的很多白話詩今天看來有單薄之嫌，但這首《老鴉》在心靈的力度方面，卻足以與古今中外先賢的力作比肩。
《老鴉》可以視為胡適的心靈自畫像。眾所周知，烏鴉常被人們視為不吉利之鳥。人們討厭它，因為它只會按自己的本性啼叫，不會“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胡適寫《老鴉》，的確有夫子自道的意味，因為他當年的很多言論的確非常不識時務、非常與眾不同。在中國近代文壇、政壇，他曾經非常像烏鴉：
在復古逆流橫行之時，他卻呼籲文學革命、實行白話詩寫作；在眾人為各種“主義”狂熱時，他卻呼籲“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在眾人高叫打倒“資本主義”、“封建勢力”、“帝國主義”時，他卻說我們的五大仇敵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和“擾亂”。在眾人崇尚暴力革命時，他卻說我們應該走逐步改良的路，從事“自覺的改革”……
諸君切莫以為胡適是在刻意抬槓，他的“標新立異”是以廣博的見識與深入的思考為依據的。比如關於革命，時至今日，多數人熟悉的仍是暴力革命，不知道和平方式也是革命的一種途徑。而胡適既明了暴力革命的某些缺陷(法國大革命是其典型)，也深知以契約完成的和平革命的好處(英國的“光榮革命”是其典型)，他相信逐步進化(evolution)才是社會的穩健進步之道，因此他反對暴力革命。雖然他的一些主張可能有點理想化、浪漫化，但他的確是一個認真地思考和踐行社會變革的新文化人。
胡適其人(1891—1962)，最早以倡導“文學革命”著稱，是我國二十世紀二十、三十年代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但其影響遠遠不限於那個時代，也不限於文學領域。他是安徽績溪人，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此名與字，源自達爾文進化論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除了深厚的國學修養，胡適深受過西方文化的浸潤。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此外還在美國、英國、加拿大和香港獲得過35個榮譽博士學位，其中包括哈佛大學、牛津大學授予的殊榮。中西合璧的學養，無疑方便了胡適變換視角看問題，其思想與眾不同也在情理之中。而由於推崇前文所述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胡適不時發表不合時宜的獨立見解，也不足為怪。
雖然作為文化名流飲譽中外，但胡適也不時陷入困境。1929年，因他在《人權論集》中的言論，國民黨黨部一度曾請政府警戒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可謂左右不是人：在大陸他遭到批評，在台灣他也承受著種種壓力。因鼓吹多黨政治，他曾遭到國民黨的猜忌。雖然在公共場合蔣介石對他禮遇有加，在他去世後蔣曾送輓聯贊其為：“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但是新披露的蔣介石晚年日記顯示，蔣在私下裡對胡適頗多謾罵之詞。
通常而言，“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然而，胡適卻曾在敵對的海峽兩岸都遭到反對，這是發人深省的，也充分體現了胡適的人格獨立。早在1920年5月5日，在給北大哲學系畢業生的贈言中，胡適便鼓勵學子們做“不受人惑的人”。從青年時代起，一直到1962年去世，胡適都始終在堅持自己的獨立見解。歷史的風雲變幻，曾使多數人變得面目全非，而胡適卻始終如一，真是難能可貴。
新文化運動有兩面大旗，即“民主”與“科學”。胡適是深諳兩者要義的，他一生都在為這兩者奔忙。胡適早年師從美國哲學家、實用主義大師杜威，西方哲學重實證的做法影響了他的思維方式與人生道路，因此凡是研究和談論問題，他都非常注重證據與邏輯——胡適稱之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其中蘊含的其實就是科學的精神，而這恰恰是傳統的中國人所缺乏的。
中國人似乎很崇尚模糊，不求精確，比如人們常說“一柱香的功夫”。這到底是多久呢？誰也說不清。粗細不同或長度不同的香，燒完一柱的時間自然不同。即使是同樣粗細和長度的香，由於空氣溫度或濕度的不同，燒完一柱的時間也各不相同。模糊在文學藝術領域或許有其好處，如李商隱的“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的確有一種迷濛之美。但在其他領域，不求精確則可能導致嚴重後果，比如因時間的誤差導致火車相撞。胡適對中國人的不求精確深有體悟，因此他作了精短卻警醒的《差不多先生傳》。
和很多深受進化論影響的新文化人一樣，胡適當然也批判八股文、裹小腳、貞節牌坊之類落後事物，但他比很多人走得更遠，因為他挖掘了中國傳統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缺陷，試圖從心靈特質和行為模式著眼探討中國科技落後的原因，通過進行民族自省達到民族自強。中國道家的“無為”思想，在胡適看來過於消極、悲觀。針對莊子，胡適寫道：
東方的懶惰聖人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已。”所以他們要人靜坐澄心，不思不慮，而物來順應。這是自欺欺人的誑語，這是人類的誇大狂。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你不去尋求探討，他決不會露面。科學的文明教人訓練我們的官能智慧，一點一滴地去尋求真理，一絲一毫不放過，一銖一兩地積起來。這是求真理的惟一法門。自然(Nature)是一個最狡猾的妖魔，只有敲打可以逼她吐露真情。不思不慮的懶人只好永遠作愚昧的人，永遠走不進真理之門。
除了認識的問題，還有方法的問題。胡適認真考察了中國人的“唯心”傾向，對中國古人所謂的“格物致知”，他指出其致命缺陷在於：注重玄想，卻忽視動手。這種缺乏實踐與實證基礎的“格物”，當然無法實現科學上的“致知”。胡適講述王陽明“格物”失敗的故事，旨在告訴人們，“知行合一”才可能獲得科學的知識與技術，這才是改造世界、造福人類的可靠之道。故事如下：
明朝有一位大哲學家王陽明，他說，照程子、朱子的說法，要做聖人，要“即物而窮其理”。“即物窮理”，你們沒有試驗過，我王陽明試驗過了：有一天，他同一位姓錢的朋友研究格物，並由錢先生動手格竹子；拿一個凳子坐在竹子旁邊望，望了三天三夜，格不出來，病了。王陽明說，你不夠做聖人，我來格。也端把椅子對著竹子望，望了一天一夜，兩天兩夜……到了七天七夜，王陽明也格不出來，病了。於是王陽明說，我們不配做聖人，不能格物。
假如“格物”的成敗只關涉幾根竹子，那倒沒什麼大不了。但假如“務虛”成為一種社會常態，而國民多以“動口不動手”的君子自居，問題恐怕就嚴重了，正如胡適所說：
東方人在過去的時代，也曾製造器物，做出一點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後世的懶惰子孫得過且過，不肯用手用腦去和物質抗爭，並且編出“不以人易天”的懶人哲學，於是不久便被物質戰勝了。天旱了，只會求雨；河決了，只會拜金龍大王；風浪大了，只會禱告觀音菩薩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來了，只好閉門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許願；樹砍完了，只好燒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對著嘆氣。這樣又愚又懶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質，便完全被壓死在物質環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象鬼的不長進民族。
胡適談“格物”，帶著幾分民族自省的沉痛。他推崇通過動手解決實際問題，推崇以實證的方式尋求萬物之理，因為他知道憑空玄想是虛妄的，只有動手解決實際問題才有益於改善人生——這料想也是他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心理基礎之一。他撰文介紹美國發明家愛迪生、貝爾、福特等，也是想說明同樣的道理。為了向國人介紹科學的思想方法，他甚至擱下“漫遊的感想”的寫作等工作，耗費大量精力去為舊學問作繁瑣的考據，真可謂用心良苦！
在回答為什麼要考證《紅樓夢》時，胡適說：“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本想推介新學思維方法，卻要在舊學的泥潭裡耗費生命，這多少有點讓人感到苦澀。對此，極為推崇胡適的李敖先生深感惋惜，說：“寧肯犧牲四五十條的“漫遊的感想”來換取《白話文學史》的上卷，毫不考慮兩部著作對世道人心孰輕孰重，這是他的大懵懂！”
除了倡導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胡適畢生都在致力於民主事業。在他看來，以“民主”與“科學”為旗幟的“新思潮”的唯一目的，就是“再造文明”。基於這種新的理想，“平等”、“自由”、“博愛”、“人權”、“憲政”等語彙，在他的文章中比比皆是——因為這些價值觀是“民主”的題中應有之義。前文所述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便是他關於言論自由的政論之一。1929年他因《人權論集》受到當局的責難，也說明他是專制的挑戰者。
胡適對民主的信仰是執著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九·一八”事變之後，當墨索里尼、希特勒、史達林、羅斯福等政治強人各顯其能時，很多“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薰陶”的人，如蔣廷黻、錢端升、吳景超、丁文江等，竟然都紛紛鼓吹獨裁。而胡適卻不改初衷，他單槍匹馬迎戰“獨裁”論，在《獨立評論》撰專文為“憲政”張目。獨裁，依賴的是強人的個人意志，往往有個人意志凌駕於眾人意志之上的危險。而憲政，是法律規範下的權力和權利的運行與制約機制，更多體現的是眾人的意志，因此相對更加安全、可靠。作為榮譽法學博士，胡適對此是心知肚明的。
胡適寫過不少關於“自由”的文章，《自由主義》便是其一。該文從“自由”的語義切入，先談墨子、王充、范縝等中國的“士”為思想、言論、宗教自由所作的抗爭，進而又探討以多數人的自由意志為基礎、也“尊重少數人的基本權利”的西方民主政治的演進史，其條分縷析，顯示了深厚的學養。胡適對“自由”是深有研究的。在《容忍與自由》等文章中，胡適多次引用其老師布爾先生的話：“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從宗教自由史、思想自由史、政治自由史的角度對這句話作了深入的闡釋，拳拳苦心顯而易見。
“容忍”異己的主張，與“憲政”的本質內涵結合，自然有了胡適對政治寬容的呼籲。他擁護多黨政治，呼籲對反對黨的容忍，等等。他成為《自由中國》雜誌的精神領袖是情理之中的事。因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獨裁作了犀利的批判，《自由中國》令當局感到惱火。後來《自由中國》社的雷震等要組織反對黨，蔣介石便下令查封了雜誌，並以“涉嫌叛亂”逮捕了雷震等人，結果雷震等都被判了罪。雷震案發生時胡適在美國，終生追求民主、自由、憲政的他感到案件的發生是一種恥辱，他接連說了幾個“……我抬不起頭來見人”。
胡適宣傳“民主”與“科學”等，抽象言之是為了“再造文明”，具體而言是建設“新生活”。那么，什麼樣的生活才稱得上新生活呢？從《略談人生觀》、《新生活》、《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不朽》等可窺一斑：胡適旁徵博引，既說中國古代的“立德”、“立功”與“立言”(世稱“三不朽”)，又說西方的類似三價值(Worth,Work,Words)；既談個人的人格獨立，又談公民對社會的責任；既談“小我的不朽”，又談“大我的不朽”(即“社會的不朽”)。這樣的人生觀念蘊含博大情懷，予人以義薄雲天之感。
新文明與新生活的實現，有賴於新人格的形成。在《易卜生主義》中，胡適通過評論《娜拉》(即《玩偶之家》)闡述了成為“一個人”的重要性。胡適說：“娜拉拋棄了家庭丈夫兒女，飄然而去，只因為她覺悟了她自己也是一個人，只因為她感覺到她‘無論如何，務必努力做一個人’。這便是易卜生主義。”那么，怎樣才稱得上“一個人”，對此胡適推崇的是杜威所倡導的個性主義：
(1)假的個人主義——就是為我主義(egoism)，他的性質是自私自利：只顧自己的利益，不管民眾的利益。
(2)真的個人主義——就是個性主義(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兩種：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於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的利害。
縱觀天下，有獨立思想的人有多少呢？或許，有獨立思想還不是太難，難的是為思想信仰獻身，不怕監禁殺身！有多少人願意成為信仰的殉道者呢？胡適向我們提出了一種近乎英雄或聖人的人格標準，確實是苦心可鑑——他希望全體國人通過個人自救達到民族自救！而要達到胡適倡導的個性主義的標準，國人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長，就像要達到胡適理想中的憲政標準，國人任重道遠一樣——令人高興的是，曾經在大陸遭到批判的胡適，其獨立又獨特的言論如今能在大陸出版了，這是中國進步的表現！
窮其一生，胡適都像一個執著的布道者，在以其中西合璧的學養與長年累月的深思，孜孜不倦地給自己的同胞啟蒙，無論獲得讚譽還是遭到謾罵，他都矢志不渝地護衛著“民主”與“科學”大旗，他是值得國人敬仰和銘記的。他苦心孤詣地說宣講“新思潮”，旨在塑造中國人的新人格，而真正能理解他的人卻少而有少。他常常微笑著面對世界，但料想他在內心是孤苦的——比如單槍匹馬迎戰“獨裁”派時，他難免感到孤單；在雷震案發生時他感到無助，他的心曾經滴血。
胡適早年以“老鴉”夫子自道，不知是不是預感到自己的某種人生的孤苦。從他故去到現在，半個世紀過去了，如今我們翻開他的作品，發現他的聲音既不像烏鴉的那么怪異，也不像鸚鵡的那么甜膩。假如非要用鳥兒來作比，我願說他有如一隻可以飛越千山萬水的自由的信鴿，他的聲音有如傳遞未來福音的先知之聲。聽啊，半個世紀過去了，那聲音仍舊響震林岳，振聾發聵：
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莫雅平
2012年10月2日於桂林
《老鴉》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二
天寒風緊，無枝可棲。
我整日裡飛去飛回，整日裡挨飢。──
我不能帶著鞘兒翁翁央央的飛；
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頭，賺一撮黃小米！
這首《老鴉》是胡適有代表性的詩歌之一。雖然胡適當年的很多白話詩今天看來有單薄之嫌，但這首《老鴉》在心靈的力度方面，卻足以與古今中外先賢的力作比肩。
《老鴉》可以視為胡適的心靈自畫像。眾所周知，烏鴉常被人們視為不吉利之鳥。人們討厭它，因為它只會按自己的本性啼叫，不會“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胡適寫《老鴉》，的確有夫子自道的意味，因為他當年的很多言論的確非常不識時務、非常與眾不同。在中國近代文壇、政壇，他曾經非常像烏鴉：
在復古逆流橫行之時，他卻呼籲文學革命、實行白話詩寫作；在眾人為各種“主義”狂熱時，他卻呼籲“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在眾人高叫打倒“資本主義”、“封建勢力”、“帝國主義”時，他卻說我們的五大仇敵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和“擾亂”。在眾人崇尚暴力革命時，他卻說我們應該走逐步改良的路，從事“自覺的改革”……
諸君切莫以為胡適是在刻意抬槓，他的“標新立異”是以廣博的見識與深入的思考為依據的。比如關於革命，時至今日，多數人熟悉的仍是暴力革命，不知道和平方式也是革命的一種途徑。而胡適既明了暴力革命的某些缺陷(法國大革命是其典型)，也深知以契約完成的和平革命的好處(英國的“光榮革命”是其典型)，他相信逐步進化(evolution)才是社會的穩健進步之道，因此他反對暴力革命。雖然他的一些主張可能有點理想化、浪漫化，但他的確是一個認真地思考和踐行社會變革的新文化人。
胡適其人(1891—1962)，最早以倡導“文學革命”著稱，是我國二十世紀二十、三十年代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但其影響遠遠不限於那個時代，也不限於文學領域。他是安徽績溪人，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此名與字，源自達爾文進化論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除了深厚的國學修養，胡適深受過西方文化的浸潤。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此外還在美國、英國、加拿大和香港獲得過35個榮譽博士學位，其中包括哈佛大學、牛津大學授予的殊榮。中西合璧的學養，無疑方便了胡適變換視角看問題，其思想與眾不同也在情理之中。而由於推崇前文所述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胡適不時發表不合時宜的獨立見解，也不足為怪。
雖然作為文化名流飲譽中外，但胡適也不時陷入困境。1929年，因他在《人權論集》中的言論，國民黨黨部一度曾請政府警戒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可謂左右不是人：在大陸他遭到批評，在台灣他也承受著種種壓力。因鼓吹多黨政治，他曾遭到國民黨的猜忌。雖然在公共場合蔣介石對他禮遇有加，在他去世後蔣曾送輓聯贊其為：“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但是新披露的蔣介石晚年日記顯示，蔣在私下裡對胡適頗多謾罵之詞。
通常而言，“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然而，胡適卻曾在敵對的海峽兩岸都遭到反對，這是發人深省的，也充分體現了胡適的人格獨立。早在1920年5月5日，在給北大哲學系畢業生的贈言中，胡適便鼓勵學子們做“不受人惑的人”。從青年時代起，一直到1962年去世，胡適都始終在堅持自己的獨立見解。歷史的風雲變幻，曾使多數人變得面目全非，而胡適卻始終如一，真是難能可貴。
新文化運動有兩面大旗，即“民主”與“科學”。胡適是深諳兩者要義的，他一生都在為這兩者奔忙。胡適早年師從美國哲學家、實用主義大師杜威，西方哲學重實證的做法影響了他的思維方式與人生道路，因此凡是研究和談論問題，他都非常注重證據與邏輯——胡適稱之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其中蘊含的其實就是科學的精神，而這恰恰是傳統的中國人所缺乏的。
中國人似乎很崇尚模糊，不求精確，比如人們常說“一柱香的功夫”。這到底是多久呢？誰也說不清。粗細不同或長度不同的香，燒完一柱的時間自然不同。即使是同樣粗細和長度的香，由於空氣溫度或濕度的不同，燒完一柱的時間也各不相同。模糊在文學藝術領域或許有其好處，如李商隱的“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的確有一種迷濛之美。但在其他領域，不求精確則可能導致嚴重後果，比如因時間的誤差導致火車相撞。胡適對中國人的不求精確深有體悟，因此他作了精短卻警醒的《差不多先生傳》。
和很多深受進化論影響的新文化人一樣，胡適當然也批判八股文、裹小腳、貞節牌坊之類落後事物，但他比很多人走得更遠，因為他挖掘了中國傳統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缺陷，試圖從心靈特質和行為模式著眼探討中國科技落後的原因，通過進行民族自省達到民族自強。中國道家的“無為”思想，在胡適看來過於消極、悲觀。針對莊子，胡適寫道：
東方的懶惰聖人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已。”所以他們要人靜坐澄心，不思不慮，而物來順應。這是自欺欺人的誑語，這是人類的誇大狂。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你不去尋求探討，他決不會露面。科學的文明教人訓練我們的官能智慧，一點一滴地去尋求真理，一絲一毫不放過，一銖一兩地積起來。這是求真理的惟一法門。自然(Nature)是一個最狡猾的妖魔，只有敲打可以逼她吐露真情。不思不慮的懶人只好永遠作愚昧的人，永遠走不進真理之門。
除了認識的問題，還有方法的問題。胡適認真考察了中國人的“唯心”傾向，對中國古人所謂的“格物致知”，他指出其致命缺陷在於：注重玄想，卻忽視動手。這種缺乏實踐與實證基礎的“格物”，當然無法實現科學上的“致知”。胡適講述王陽明“格物”失敗的故事，旨在告訴人們，“知行合一”才可能獲得科學的知識與技術，這才是改造世界、造福人類的可靠之道。故事如下：
明朝有一位大哲學家王陽明，他說，照程子、朱子的說法，要做聖人，要“即物而窮其理”。“即物窮理”，你們沒有試驗過，我王陽明試驗過了：有一天，他同一位姓錢的朋友研究格物，並由錢先生動手格竹子；拿一個凳子坐在竹子旁邊望，望了三天三夜，格不出來，病了。王陽明說，你不夠做聖人，我來格。也端把椅子對著竹子望，望了一天一夜，兩天兩夜……到了七天七夜，王陽明也格不出來，病了。於是王陽明說，我們不配做聖人，不能格物。
假如“格物”的成敗只關涉幾根竹子，那倒沒什麼大不了。但假如“務虛”成為一種社會常態，而國民多以“動口不動手”的君子自居，問題恐怕就嚴重了，正如胡適所說：
東方人在過去的時代，也曾製造器物，做出一點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後世的懶惰子孫得過且過，不肯用手用腦去和物質抗爭，並且編出“不以人易天”的懶人哲學，於是不久便被物質戰勝了。天旱了，只會求雨；河決了，只會拜金龍大王；風浪大了，只會禱告觀音菩薩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來了，只好閉門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許願；樹砍完了，只好燒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對著嘆氣。這樣又愚又懶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質，便完全被壓死在物質環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象鬼的不長進民族。
胡適談“格物”，帶著幾分民族自省的沉痛。他推崇通過動手解決實際問題，推崇以實證的方式尋求萬物之理，因為他知道憑空玄想是虛妄的，只有動手解決實際問題才有益於改善人生——這料想也是他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心理基礎之一。他撰文介紹美國發明家愛迪生、貝爾、福特等，也是想說明同樣的道理。為了向國人介紹科學的思想方法，他甚至擱下“漫遊的感想”的寫作等工作，耗費大量精力去為舊學問作繁瑣的考據，真可謂用心良苦！
在回答為什麼要考證《紅樓夢》時，胡適說：“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本想推介新學思維方法，卻要在舊學的泥潭裡耗費生命，這多少有點讓人感到苦澀。對此，極為推崇胡適的李敖先生深感惋惜，說：“寧肯犧牲四五十條的“漫遊的感想”來換取《白話文學史》的上卷，毫不考慮兩部著作對世道人心孰輕孰重，這是他的大懵懂！”
除了倡導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胡適畢生都在致力於民主事業。在他看來，以“民主”與“科學”為旗幟的“新思潮”的唯一目的，就是“再造文明”。基於這種新的理想，“平等”、“自由”、“博愛”、“人權”、“憲政”等語彙，在他的文章中比比皆是——因為這些價值觀是“民主”的題中應有之義。前文所述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便是他關於言論自由的政論之一。1929年他因《人權論集》受到當局的責難，也說明他是專制的挑戰者。
胡適對民主的信仰是執著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九·一八”事變之後，當墨索里尼、希特勒、史達林、羅斯福等政治強人各顯其能時，很多“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薰陶”的人，如蔣廷黻、錢端升、吳景超、丁文江等，竟然都紛紛鼓吹獨裁。而胡適卻不改初衷，他單槍匹馬迎戰“獨裁”論，在《獨立評論》撰專文為“憲政”張目。獨裁，依賴的是強人的個人意志，往往有個人意志凌駕於眾人意志之上的危險。而憲政，是法律規範下的權力和權利的運行與制約機制，更多體現的是眾人的意志，因此相對更加安全、可靠。作為榮譽法學博士，胡適對此是心知肚明的。
胡適寫過不少關於“自由”的文章，《自由主義》便是其一。該文從“自由”的語義切入，先談墨子、王充、范縝等中國的“士”為思想、言論、宗教自由所作的抗爭，進而又探討以多數人的自由意志為基礎、也“尊重少數人的基本權利”的西方民主政治的演進史，其條分縷析，顯示了深厚的學養。胡適對“自由”是深有研究的。在《容忍與自由》等文章中，胡適多次引用其老師布爾先生的話：“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從宗教自由史、思想自由史、政治自由史的角度對這句話作了深入的闡釋，拳拳苦心顯而易見。
“容忍”異己的主張，與“憲政”的本質內涵結合，自然有了胡適對政治寬容的呼籲。他擁護多黨政治，呼籲對反對黨的容忍，等等。他成為《自由中國》雜誌的精神領袖是情理之中的事。因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獨裁作了犀利的批判，《自由中國》令當局感到惱火。後來《自由中國》社的雷震等要組織反對黨，蔣介石便下令查封了雜誌，並以“涉嫌叛亂”逮捕了雷震等人，結果雷震等都被判了罪。雷震案發生時胡適在美國，終生追求民主、自由、憲政的他感到案件的發生是一種恥辱，他接連說了幾個“……我抬不起頭來見人”。
胡適宣傳“民主”與“科學”等，抽象言之是為了“再造文明”，具體而言是建設“新生活”。那么，什麼樣的生活才稱得上新生活呢？從《略談人生觀》、《新生活》、《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不朽》等可窺一斑：胡適旁徵博引，既說中國古代的“立德”、“立功”與“立言”(世稱“三不朽”)，又說西方的類似三價值(Worth,Work,Words)；既談個人的人格獨立，又談公民對社會的責任；既談“小我的不朽”，又談“大我的不朽”(即“社會的不朽”)。這樣的人生觀念蘊含博大情懷，予人以義薄雲天之感。
新文明與新生活的實現，有賴於新人格的形成。在《易卜生主義》中，胡適通過評論《娜拉》(即《玩偶之家》)闡述了成為“一個人”的重要性。胡適說：“娜拉拋棄了家庭丈夫兒女，飄然而去，只因為她覺悟了她自己也是一個人，只因為她感覺到她‘無論如何，務必努力做一個人’。這便是易卜生主義。”那么，怎樣才稱得上“一個人”，對此胡適推崇的是杜威所倡導的個性主義：
(1)假的個人主義——就是為我主義(egoism)，他的性質是自私自利：只顧自己的利益，不管民眾的利益。
(2)真的個人主義——就是個性主義(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兩種：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於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的利害。
縱觀天下，有獨立思想的人有多少呢？或許，有獨立思想還不是太難，難的是為思想信仰獻身，不怕監禁殺身！有多少人願意成為信仰的殉道者呢？胡適向我們提出了一種近乎英雄或聖人的人格標準，確實是苦心可鑑——他希望全體國人通過個人自救達到民族自救！而要達到胡適倡導的個性主義的標準，國人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長，就像要達到胡適理想中的憲政標準，國人任重道遠一樣——令人高興的是，曾經在大陸遭到批判的胡適，其獨立又獨特的言論如今能在大陸出版了，這是中國進步的表現！
窮其一生，胡適都像一個執著的布道者，在以其中西合璧的學養與長年累月的深思，孜孜不倦地給自己的同胞啟蒙，無論獲得讚譽還是遭到謾罵，他都矢志不渝地護衛著“民主”與“科學”大旗，他是值得國人敬仰和銘記的。他苦心孤詣地說宣講“新思潮”，旨在塑造中國人的新人格，而真正能理解他的人卻少而有少。他常常微笑著面對世界，但料想他在內心是孤苦的——比如單槍匹馬迎戰“獨裁”派時，他難免感到孤單；在雷震案發生時他感到無助，他的心曾經滴血。
胡適早年以“老鴉”夫子自道，不知是不是預感到自己的某種人生的孤苦。從他故去到現在，半個世紀過去了，如今我們翻開他的作品，發現他的聲音既不像烏鴉的那么怪異，也不像鸚鵡的那么甜膩。假如非要用鳥兒來作比，我願說他有如一隻可以飛越千山萬水的自由的信鴿，他的聲音有如傳遞未來福音的先知之聲。聽啊，半個世紀過去了，那聲音仍舊響震林岳，振聾發聵：
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莫雅平
2012年10月2日於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