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姜兆麟
- 別名:姜兆林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松江縣
- 出生日期:1893年
- 逝世日期:1971
- 職業:革命家
基本信息,生平事跡,革命夫妻,
基本信息
姜兆麟,女革命家,1913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開始投入革命。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開始做秘密工作。曾掩護大批中央領導人員。1935年到達中央蘇區瑞金。1949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松江專區人民醫院、松江地委供給科、專區婦委工作。1971年去世。
生平事跡
姜兆麟,又名姜兆林,化名姜石梅等。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出生於松江縣城內。自幼隨父讀書識字,隨母習幼科推拿,20歲時在景賢女校專修科結業。婚後9月,其夫病故,備受封建夫家折磨。在其弟姜長麟與侯紹裘的開導下,衝出封建家庭,走向社會,至景賢女校分校主持校務,並加入中國國民黨,開始投入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妹妹姜輝麟也在革命存亡關頭加入了共產黨,誓為革命奉獻一切。姐妹倆在白色恐怖下堅持鬥爭,先後被調到中共奉賢縣委工作。同志們親切地稱姐姐為“大姜”,妹妹為“小姜”。
民國14年(1925年)1月,姜兆麟入上海大學政治訓練班學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做黨的秘密工作,辦國小校、開裁縫鋪、設小兒科診所,以各種身份掩護黨的機關。大革命時期,松江中共地下組織的聯絡點就設在她家(松江城內中心弄19號)。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在白色恐怖下堅持鬥爭。民國17年調中共淞浦特委任內部交通,並與淞浦特委負責人嚴朴以夫妻名義住機關。在多次農民暴動中,她經常以家庭婦女、基督教徒等各種身份與反動軍警周旋,避過檢查,將彈藥武器、黨內檔案與上級指示安全傳遞至農民領袖手中。後調中共江蘇省委工作,省委機關被告密,情況危急,兆麟以繡戲袍作場為掩護,沉著應付密探,使省委機關安全轉移,被誇為"保護機關的能手"。民國21年,上海中共中央機關遭嚴重破壞,姜兆麟與嚴朴被調至中央局機關居住,他們由假夫妻成為真夫妻。在此期間,他們曾掩護大批中央領導人員離滬赴蘇區。
民國22年,姜兆麟以一雙半小腳翻越虎頭山封鎖線,抵江西瑞金中央蘇區。先後擔任財政部會計、國民經濟部會計兼節省委員會和優待紅軍家屬委員會主任等職。翌年10月,紅軍長征,她因患重病留下,6天后被捕,受到嚴刑審訊,她始終偽裝成批售冬筍的販子,8個月後獲釋,行乞返滬,與黨失去聯繫,潛身佛學會任會計,並以小兒推拿為謀生職業。
1949年松江解放後,姜兆麟重新入黨,先後在松江專區人民醫院、松江地委供給科、專區婦委工作。1957年4月入松江城區衛生院組成婦幼科推拿研究室。此後經常向幹部、學生講述革命先烈的鬥爭事跡,進行革命傳統教育。著有《幼科推拿入門》。
革命夫妻
嚴朴是早年上海農民運動的重要領導者之一,曾任中共松浦特委委員,中共松江中心縣委書記。為了掩護黨的機關,嚴朴與松江第一位女黨員姜兆麟假扮夫妻,後來他們感情日增,並肩作戰,結成了一對革命伴侶。
陳雲同志曾撰寫《嚴朴同志傳略》,對嚴朴的革命生涯作了高度評價。1898年3月出生於江蘇無錫一戶地主家庭。1921年,他毅然拋棄安逸的生活,隻身來到上海,先後考入上海西門專科師範學校、上海南方大學讀書。在校期間,他與同鄉進步青年共同發起組織“中國孤星社”,開展對馬列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學說的研究和討論。 1925年 1月,嚴朴加入中國共產黨,積極投身於工人運動、學生運動,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五卅慘案”爆發,嚴朴帶領南方大學學生衝破阻力走上街頭,參加了五卅示威大遊行,遭到全副武裝的英國巡捕和商團的襲擊,當場被捕,經營救於當年夏釋放。後在黨組織派遣下,回家鄉無錫進行革命活動,初任地委秘書,後任總工會總務部長,領導工人運動。
周恩來曾經說過:“三少爺毀家鬧革命,盡人皆知。”這裡所說的“三少爺”就是嚴朴,他在家裡排行老三,故鄉間稱他“三少爺”。 當時回到無錫後,當他了解到無錫地方黨團組織發展很快,革命力量日益壯大時,便決定創辦一所學校,既可宣傳革命理論、培養革命青年,又可作為黨團組織秘密活動的場所。於是積極籌備,同南方大學兩位同學湊了近 1000元,在南上塘街辦起了一所江蘇中學。開學沒幾天,辦學經費就用完了。為了保存這個革命活動基地,嚴朴當機立斷,毅然決定抵押自己的田產。嚴朴雖出身豪門,但從小父母雙亡,分到他名下的百餘畝田產由四伯父代為掌管。要想名正言順取出田產是絕對不可能的。於是嚴朴回鄉私下找四伯父的書童阿培商量,阿培在嚴家幫工多年,因嚴朴從不擺少爺架子,平時同情窮人,體恤“下人”,故阿培最敬重他。況且三少爺在城裡辦學,是行善積德的大好事,更應該幫助他渡過難關。於是,阿培按照嚴朴的托咐,從四伯父錢櫃中“偷”出部分屬嚴朴名下的田單。嚴朴將田產抵押,得大洋 2000元,維持了辦學。他自己兼校長,並領導教員聯合會,使江蘇中學成為當時無錫共產黨領導職工與知識分子進行革命活動的重要場所。
1927 ·年“四 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後,無錫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工會、農會和江蘇中學都不得不封閉,革命分子遭到嚴重的屠殺。《傳略》中說,嚴朴當時轉入無錫鄉村,領導農民抗租抗稅的武裝鬥爭,被任命為農協委員長。由於他把自己的土地交給農民,不收地租,並在反對國民黨的武裝清鄉中領導農民經歷過無數次困難危險的鬥爭,因此取得無錫、江陰、常熟一帶廣大農民的擁護,農民承認他是自己的領袖。在環境最惡劣的幾個月中,敵人調集了許多軍警,日夜“清剿”,四處追捕,但農民團結一致,保衛嚴朴,常常是一夜之間敵人追捕好幾次,但每次他都被農民一村一村地安全轉送,避開了追捕的敵人。在抗戰時期,無錫農民還盼望著嚴朴同志回家。當時無錫一帶的黨組織就打著“嚴朴”的旗號,組織起抗日的武裝。
與嚴朴一樣,姜兆麟也是早期中國共產黨員,還是松江地區第一位女黨員。1893年,姜兆麟出生於松江城內北倉橋堍的貧苦塾師家庭。他的父親憂國憂民,為表革命決心,毅然剪了髮辮,倡議停辦私塾,創辦學堂。他與友人不辭辛勞,終日奔波勞累,在辛亥革命前5年就憂鬱病逝了。姜兆麟當時不過14歲,妹妹姜輝麟 8歲,還有3個年幼的弟弟。姜家一家六口,孤兒寡母,只能依賴母親倪振堯行醫(小兒科推拿)艱苦維持。為了維持兆麟、輝麟兩姐妹的學業,母親節衣縮食,積攢學費,送她們入讀景賢女校。
姜家姐妹受新思想影響,對婦女纏足的習俗極為反對,率先加入“天足會”,四處奔走,現身說法,宣傳婦女解放的思想。“五四”運動爆發後,姜家姐妹的革命意志更加堅定,她們參加了松江地區的反帝、反軍閥、反封建鬥爭,還率先剪去髮辮,向封建傳統宣戰。
1921年,侯紹裘、朱季恂接辦了景賢女校,景賢女校也日益成為“反封建的堡壘,革命者的搖籃”。姜兆麟當時在景賢女校東門分校做教務工作,受侯紹裘、朱季恂等進步人士的影響很大,對革命更加嚮往,於 1925年加入國民黨,次年在上海大學參加政訓班期間,她又由張應春、姜長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隨後,姜兆麟受中共上海區委婦委張應春的派遣,回到松江搞婦女工作,不久,奉命至漢口任婦委文書。由於汪精衛叛變革命,黨組織叫她返回上海,後赴奉賢,擔任黨內交通兼做婦女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堅持革命鬥爭。
姜兆麟在工作中表現十分出色。一次,她接受了一項任務,要運送 3支手槍和一批檔案至松江。在火車上,她與路警巧妙周旋,將物品安全運到目的地。不久,她調至江蘇省委工作。有一回,省委機關被告密,情況危急,姜兆麟以演繡戲袍戲作為掩護,沉著應付 5個流氓密探,使省委機關安全轉移,被組織上稱為“保護機關的能手”。
1928年,江蘇無錫地區農民領袖嚴朴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會後調任松浦特委委員,領導松浦一代的農民運動。為了有效地掩護黨的工作,嚴朴從無錫家裡領來了3歲的小女兒愛華,因孩子的生母已於 4個月前病逝,組織上決定讓姜兆麟和嚴朴扮作假夫妻住在機關內。姜兆麟以家庭主婦的身份在機關內做會計兼抄檔案等事宜。他們配合默契,並肩作戰,後來正式結為夫妻。
1929年秋,由於這個地下機關被當局發現,嚴朴被捕。出獄後,他的健康受到了嚴重損害,但依然積極回響組織的重託,赴任中共松江中心縣委書記兼青浦縣委書記。松江中心縣委機關設在城內中心弄19號姜兆麟的家中。
1929 年嚴朴在寫給省委的一封信中說:“松江工作,雖然沒有找到線索,但在沒有辦法中間,要向民眾中去,不得不有一個半公開的接頭處……松江找房子大不比上海,可以隨意找到的,他要經過公安局註冊,相當的妥保,並且有家室職業條件。現在有機會,聖公會內有餘屋出租,已請大姜的母親去接洽好了,省下不少的手續,雲是他的親戚,做醫生的,言明二十元押金,每月房金貳元……”
1930年,因浙南農民鬥爭開展,嚴朴調任浙南軍委書記,兼紅十五軍政治委員,參加進攻溫州之役,姜兆麟也隨同前往,在嚴朴身邊擔任文書工作。1931年冬,上海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嚴朴被調到上海領導機關擔任掩護機關的工作。在此期內,日夜謹慎小心於自己的工作,直到大批上海領導同志安全轉入江西中央蘇區之後,他才啟程至中央蘇區工作。在此期間,姜兆麟也始終陪伴在他的身邊,共同掩護同志。
姜兆麟當時跟隨嚴朴,由組織護送,經青溪交通站,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裡,以一雙小腳,艱難地翻越虎頭山封鎖錢,過永定桃源,抵江西瑞金。到達中央蘇區後,嚴朴先在新泉貿易公司任職; 1934年福建事變時,被派駐福州擔任蘇區商業代表;回蘇區後,任國民經濟部副部長。而姜兆麟先在江西瑞金蘇維埃政府財政部擔任會計,後調至國民經濟部做財政工作。姜兆麟在蘇區中央機關工作時,認識了很多領導同志,他們與官兵同甘共苦,令她深受觸動。她曾回憶道:“在蘇維埃政府工作,一律平等,沒有特殊化。有時偶然有少數物品,依照下、中、上的順序選購,越是上級越挨到最後。這樣的生活雖艱苦,但情緒很飽滿。”而在嚴朴擔任國民經濟部副部長時,也發生了一件讓她非常感動的事。當時,敵人封鎖很嚴,外出採購物資須黑夜摸著通過封鎖線。一次,嚴朴採購回來,路上失落一包 10斤重的鹽,他即向領導打報告請求處分,提出罰做三個月挑泥苦工。領導了解嚴朴忠誠於黨,僅罰他做了兩天苦工。姜兆麟說,像嚴朴這樣主動認錯,並甘願自罰的事,只有共產黨人才能做到。
1934年紅軍長征,組織上考慮到姜兆麟患了較重的腦貧血病,讓她留在蘇區繼續開展秘密鬥爭。之後不久,姜兆麟就不幸被捕。國民黨當局嚴刑審訊,她都始終不改口供,稱自己是來江西做生意的。敵人無計可施,只得將她釋放了。姜兆麟從江西沿路乞討,衣衫襤褸地返回上海。由於一路上餐風露宿,饑寒交迫,姜兆麟一回到上海就患了肺病,整整臥床 3年。她非常思念嚴朴,化名“憶如”由孩子愛華出面在報紙上登載尋人啟事,尋找嚴朴,希望能以暗語與黨組織重新接上頭,然而並沒有結果。後來,她還是通過景賢女校老校長丁月心的幫助,藏身於佛學會中,後又以小兒科推拿為職業,維持生計,撫養養女姜愛華長大。
直到 1945年10 月,姜兆麟才得知嚴朴已赴東北工作。 1949年6月5日,嚴朴在北京病逝,享年52 歲。他還志願將自己的遺體請病理專家解剖研究。陳雲在《傳略》中說:“嚴朴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很好的黨員,他艱苦樸素,只知工作,不講地位,服從組織的分配,從不在工作上講價錢。嚴朴同志的死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損失。”
松江解放後,長期脫離黨組織的姜兆麟終於經介紹重新入黨,在松江地委供給科、婦委工作。1957 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她受陳雲邀請赴京參加“五一”觀禮。她與陳雲、劉曉、吳仲超等革命戰友,共聚一堂,回憶過去的歲月。此後,她經常被邀請向幹部、學生等講述革命先烈及中央領導同志的故事,進行革命傳統教育。
陳雲同志曾撰寫《嚴朴同志傳略》,對嚴朴的革命生涯作了高度評價。1898年3月出生於江蘇無錫一戶地主家庭。1921年,他毅然拋棄安逸的生活,隻身來到上海,先後考入上海西門專科師範學校、上海南方大學讀書。在校期間,他與同鄉進步青年共同發起組織“中國孤星社”,開展對馬列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學說的研究和討論。 1925年 1月,嚴朴加入中國共產黨,積極投身於工人運動、學生運動,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五卅慘案”爆發,嚴朴帶領南方大學學生衝破阻力走上街頭,參加了五卅示威大遊行,遭到全副武裝的英國巡捕和商團的襲擊,當場被捕,經營救於當年夏釋放。後在黨組織派遣下,回家鄉無錫進行革命活動,初任地委秘書,後任總工會總務部長,領導工人運動。
周恩來曾經說過:“三少爺毀家鬧革命,盡人皆知。”這裡所說的“三少爺”就是嚴朴,他在家裡排行老三,故鄉間稱他“三少爺”。 當時回到無錫後,當他了解到無錫地方黨團組織發展很快,革命力量日益壯大時,便決定創辦一所學校,既可宣傳革命理論、培養革命青年,又可作為黨團組織秘密活動的場所。於是積極籌備,同南方大學兩位同學湊了近 1000元,在南上塘街辦起了一所江蘇中學。開學沒幾天,辦學經費就用完了。為了保存這個革命活動基地,嚴朴當機立斷,毅然決定抵押自己的田產。嚴朴雖出身豪門,但從小父母雙亡,分到他名下的百餘畝田產由四伯父代為掌管。要想名正言順取出田產是絕對不可能的。於是嚴朴回鄉私下找四伯父的書童阿培商量,阿培在嚴家幫工多年,因嚴朴從不擺少爺架子,平時同情窮人,體恤“下人”,故阿培最敬重他。況且三少爺在城裡辦學,是行善積德的大好事,更應該幫助他渡過難關。於是,阿培按照嚴朴的托咐,從四伯父錢櫃中“偷”出部分屬嚴朴名下的田單。嚴朴將田產抵押,得大洋 2000元,維持了辦學。他自己兼校長,並領導教員聯合會,使江蘇中學成為當時無錫共產黨領導職工與知識分子進行革命活動的重要場所。
1927 ·年“四 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後,無錫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工會、農會和江蘇中學都不得不封閉,革命分子遭到嚴重的屠殺。《傳略》中說,嚴朴當時轉入無錫鄉村,領導農民抗租抗稅的武裝鬥爭,被任命為農協委員長。由於他把自己的土地交給農民,不收地租,並在反對國民黨的武裝清鄉中領導農民經歷過無數次困難危險的鬥爭,因此取得無錫、江陰、常熟一帶廣大農民的擁護,農民承認他是自己的領袖。在環境最惡劣的幾個月中,敵人調集了許多軍警,日夜“清剿”,四處追捕,但農民團結一致,保衛嚴朴,常常是一夜之間敵人追捕好幾次,但每次他都被農民一村一村地安全轉送,避開了追捕的敵人。在抗戰時期,無錫農民還盼望著嚴朴同志回家。當時無錫一帶的黨組織就打著“嚴朴”的旗號,組織起抗日的武裝。
與嚴朴一樣,姜兆麟也是早期中國共產黨員,還是松江地區第一位女黨員。1893年,姜兆麟出生於松江城內北倉橋堍的貧苦塾師家庭。他的父親憂國憂民,為表革命決心,毅然剪了髮辮,倡議停辦私塾,創辦學堂。他與友人不辭辛勞,終日奔波勞累,在辛亥革命前5年就憂鬱病逝了。姜兆麟當時不過14歲,妹妹姜輝麟 8歲,還有3個年幼的弟弟。姜家一家六口,孤兒寡母,只能依賴母親倪振堯行醫(小兒科推拿)艱苦維持。為了維持兆麟、輝麟兩姐妹的學業,母親節衣縮食,積攢學費,送她們入讀景賢女校。
姜家姐妹受新思想影響,對婦女纏足的習俗極為反對,率先加入“天足會”,四處奔走,現身說法,宣傳婦女解放的思想。“五四”運動爆發後,姜家姐妹的革命意志更加堅定,她們參加了松江地區的反帝、反軍閥、反封建鬥爭,還率先剪去髮辮,向封建傳統宣戰。
1921年,侯紹裘、朱季恂接辦了景賢女校,景賢女校也日益成為“反封建的堡壘,革命者的搖籃”。姜兆麟當時在景賢女校東門分校做教務工作,受侯紹裘、朱季恂等進步人士的影響很大,對革命更加嚮往,於 1925年加入國民黨,次年在上海大學參加政訓班期間,她又由張應春、姜長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隨後,姜兆麟受中共上海區委婦委張應春的派遣,回到松江搞婦女工作,不久,奉命至漢口任婦委文書。由於汪精衛叛變革命,黨組織叫她返回上海,後赴奉賢,擔任黨內交通兼做婦女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堅持革命鬥爭。
姜兆麟在工作中表現十分出色。一次,她接受了一項任務,要運送 3支手槍和一批檔案至松江。在火車上,她與路警巧妙周旋,將物品安全運到目的地。不久,她調至江蘇省委工作。有一回,省委機關被告密,情況危急,姜兆麟以演繡戲袍戲作為掩護,沉著應付 5個流氓密探,使省委機關安全轉移,被組織上稱為“保護機關的能手”。
1928年,江蘇無錫地區農民領袖嚴朴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會後調任松浦特委委員,領導松浦一代的農民運動。為了有效地掩護黨的工作,嚴朴從無錫家裡領來了3歲的小女兒愛華,因孩子的生母已於 4個月前病逝,組織上決定讓姜兆麟和嚴朴扮作假夫妻住在機關內。姜兆麟以家庭主婦的身份在機關內做會計兼抄檔案等事宜。他們配合默契,並肩作戰,後來正式結為夫妻。
1929年秋,由於這個地下機關被當局發現,嚴朴被捕。出獄後,他的健康受到了嚴重損害,但依然積極回響組織的重託,赴任中共松江中心縣委書記兼青浦縣委書記。松江中心縣委機關設在城內中心弄19號姜兆麟的家中。
1929 年嚴朴在寫給省委的一封信中說:“松江工作,雖然沒有找到線索,但在沒有辦法中間,要向民眾中去,不得不有一個半公開的接頭處……松江找房子大不比上海,可以隨意找到的,他要經過公安局註冊,相當的妥保,並且有家室職業條件。現在有機會,聖公會內有餘屋出租,已請大姜的母親去接洽好了,省下不少的手續,雲是他的親戚,做醫生的,言明二十元押金,每月房金貳元……”
1930年,因浙南農民鬥爭開展,嚴朴調任浙南軍委書記,兼紅十五軍政治委員,參加進攻溫州之役,姜兆麟也隨同前往,在嚴朴身邊擔任文書工作。1931年冬,上海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嚴朴被調到上海領導機關擔任掩護機關的工作。在此期內,日夜謹慎小心於自己的工作,直到大批上海領導同志安全轉入江西中央蘇區之後,他才啟程至中央蘇區工作。在此期間,姜兆麟也始終陪伴在他的身邊,共同掩護同志。
姜兆麟當時跟隨嚴朴,由組織護送,經青溪交通站,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裡,以一雙小腳,艱難地翻越虎頭山封鎖錢,過永定桃源,抵江西瑞金。到達中央蘇區後,嚴朴先在新泉貿易公司任職; 1934年福建事變時,被派駐福州擔任蘇區商業代表;回蘇區後,任國民經濟部副部長。而姜兆麟先在江西瑞金蘇維埃政府財政部擔任會計,後調至國民經濟部做財政工作。姜兆麟在蘇區中央機關工作時,認識了很多領導同志,他們與官兵同甘共苦,令她深受觸動。她曾回憶道:“在蘇維埃政府工作,一律平等,沒有特殊化。有時偶然有少數物品,依照下、中、上的順序選購,越是上級越挨到最後。這樣的生活雖艱苦,但情緒很飽滿。”而在嚴朴擔任國民經濟部副部長時,也發生了一件讓她非常感動的事。當時,敵人封鎖很嚴,外出採購物資須黑夜摸著通過封鎖線。一次,嚴朴採購回來,路上失落一包 10斤重的鹽,他即向領導打報告請求處分,提出罰做三個月挑泥苦工。領導了解嚴朴忠誠於黨,僅罰他做了兩天苦工。姜兆麟說,像嚴朴這樣主動認錯,並甘願自罰的事,只有共產黨人才能做到。
1934年紅軍長征,組織上考慮到姜兆麟患了較重的腦貧血病,讓她留在蘇區繼續開展秘密鬥爭。之後不久,姜兆麟就不幸被捕。國民黨當局嚴刑審訊,她都始終不改口供,稱自己是來江西做生意的。敵人無計可施,只得將她釋放了。姜兆麟從江西沿路乞討,衣衫襤褸地返回上海。由於一路上餐風露宿,饑寒交迫,姜兆麟一回到上海就患了肺病,整整臥床 3年。她非常思念嚴朴,化名“憶如”由孩子愛華出面在報紙上登載尋人啟事,尋找嚴朴,希望能以暗語與黨組織重新接上頭,然而並沒有結果。後來,她還是通過景賢女校老校長丁月心的幫助,藏身於佛學會中,後又以小兒科推拿為職業,維持生計,撫養養女姜愛華長大。
直到 1945年10 月,姜兆麟才得知嚴朴已赴東北工作。 1949年6月5日,嚴朴在北京病逝,享年52 歲。他還志願將自己的遺體請病理專家解剖研究。陳雲在《傳略》中說:“嚴朴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很好的黨員,他艱苦樸素,只知工作,不講地位,服從組織的分配,從不在工作上講價錢。嚴朴同志的死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損失。”
松江解放後,長期脫離黨組織的姜兆麟終於經介紹重新入黨,在松江地委供給科、婦委工作。1957 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她受陳雲邀請赴京參加“五一”觀禮。她與陳雲、劉曉、吳仲超等革命戰友,共聚一堂,回憶過去的歲月。此後,她經常被邀請向幹部、學生等講述革命先烈及中央領導同志的故事,進行革命傳統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