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4日，昆明火車站廣場，身穿婚紗的黃習菊和一身病服的弟弟黃習超，在街頭舉牌徵婚，隨即引來路人圍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姐姐徵婚救弟弟
- 發生地：昆明火車站
- 發生時間：2015年1月24日
- 求助人：黃習菊
被迫徵婚,媒體評論,
被迫徵婚
2015年1月24日上午，穿著婚紗的黃習菊和一身病服的弟弟在昆明火車站廣場徵婚，很快引起警方的注意，警方對其進行勸離。 圖片來源：張浩/東方IC
黃習菊身穿潔白的婚紗出現在行色匆匆趕著坐火車回家過年的旅客人群中，顯示特別顯眼。她手上拿著一個寫有：“弟弟患上白血病，借30多萬元做完骨髓移植手術後出現系統性硬化症的排斥反應，再需治療費30萬元就能徹底治癒，因無錢支付治療費，故而徵婚！如有人願支付弟弟治療費，我願與其結婚，並且可以馬上坐火車回家辦理手續。本人黃習菊、貴州織金人、24歲、150cm、大專學歷！有意可到昆明解放軍總醫院血液科證實弟弟病情，弟弟名：黃習超！主治醫生名：李玉!非誠勿擾！”字樣的牌子，不斷詢問著趕火車回家過年的旅客，希望從人群中能夠找到她弟弟的救命恩人。
據了解，3年來，為了救治弟弟，全家欠債30多萬元，母親在一個月前也因為照顧弟弟不幸摔倒離開人世，在這個多災多難的家庭里，尚未婚嫁的姐姐黃習菊願意承擔起救弟弟的重任，不惜犧牲自己的終身幸福來籌錢給弟弟治病。由於急切渴望有好心人救助弟弟，黃習菊甚至把婚紗都穿好了，“只要有人願意救我弟弟，我就嫁給他，並且可以馬上跟他坐火車回家結婚!”
媒體評論
“徵婚救弟”，的確不是什麼新鮮事兒。之前，早有不少“賣身救弟”或“徵婚救弟”的新聞。如2012年，一則《為救尿毒症弟弟，遼寧丹東女灑淚徵婚》的微博引發關注；再如2003年，成都一名剛走出大學校門的女生，為了給突患白血病的弟弟籌錢救命，立下誓言：“誰願意支付弟弟的醫藥費，我願意陪伴他一輩子”……類似的事件，的確已經發生多起。對於弱者而言，有沒有“吸睛效應”，是他們能不能獲得救助的最後一根稻草。
對於昆明的這一起“徵婚救弟”事件，有人讀出了悲情，也有人讀出了炒作，更有人開始對徵婚女的長相評頭論足……不可否認，圍觀者當中，的確有同情者，但也有質疑者，更多的人，似乎只是在看熱鬧。畢竟，類似的事情一多，公眾便會審醜疲勞。“徵婚救弟”固然有一定的吸睛效應，但已經不是第一次運用，而大眾傳播，正好有一個“喜新厭舊”的毛病。在這樣的境況下，“徵婚救弟”式求助，如果沒有制度回應，的確很可能“始於喧囂終於寂靜”。
在一個信息轟炸的時代，沒有吸睛效應，的確是不行的；而對於弱者的求助而言，沒有眼球效應，就是在等死了。對於“徵婚救弟”式求助，公眾可以不出聲，也可以保持沉默，因為他們“見怪不怪”了；但社會救助制度不能裝作看不見，因為他們絕不能喪失對類似事件的敏感，絕不能習以為常。畢竟，一旦救助制度也對類似事件失去了痛感，那就等於把這群弱勢群體推向了懸崖，這是現實不能承受之重。
必須承認的一個事實是，我國的醫保制度一直在改進、一直在完善，國家的財政投入力度，也一直在加大，不少人已經享受到醫保制度帶來的利好。但是，在一些大病面前，儘管有相關的大病醫保制度，但動輒幾十萬的巨額醫療費，對於家庭收入微薄、求助渠道有限的家庭而言，仍然會面臨無錢可醫的尷尬。在這樣的境況下，大病醫保制度，的確應該繼續升級，從被動申請向主動救助邁進，如此才能在制度上對相關救助進行保障。
自然，醫保制度從來都不可能盡善盡美，因為資金總是有限的，那總有保障的缺口與盲區。在這樣的境況下，醫保之外的其他救助制度應及時跟上。在此次求助事件上，便有網友留言稱，“紅會呢？出來走兩步”。這樣的調侃，其實也是在對紅會救助的一種呼籲。自然，我們不可能奢求每次類似的求助，都能換來紅會的救助。但最起碼，我們希望醫保救助與紅會一般的社會救助，能夠有足夠的銜接，讓每一名弱者都能“看得見陽關”。
“徵婚救弟”式求助，在如今這個社會，的確沒那么有新鮮感，但希望救助制度本身，要對任何的求助訊號保持敏感。唯有如此，才能消解弱者的無奈與無力，也才能發揮救助制度的良善本色。（龍敏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