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編輯推薦,內容簡介,目錄,部分章節,
編輯推薦
散文是一種較為快捷而自由地表達思想，袒露情懷，以至抒寫人生狀態的文本，是一種能夠即時地追蹤和捕捉社會世象，描繪人情風貌的文學。是一種集情理、智識、機趣，以至情致之大成的集合式，是一種顯見識，重人文，有智慧，既典雅又靈動的文體。 王必勝、潘凱雄編著的這本收錄了2011年度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品四十多篇。為讀者提供極具研究與保留價值，蘊涵文學精髓的優選本，為正在走向良性循環的中國文學發展留下堅實有力的見證。
內容簡介
散文選本，由著名學者王蒙出任主編，編委及分卷主編瞽為文學領域卓有建樹專家學者。他們將發表於2011年1—12月的原創作品精讀、精選，力求將最優秀的作品完整、客觀、公正地呈現給讀者。
本書為其中的《2011中國最佳散文》，由王必勝、潘凱雄編著。
《2011中國最佳散文》，既注重作品個性化的心靈感受，又注重個人體驗中所折射的時代精神。選本走的是平民化、大眾化的閱讀路線，以積極參與的姿態關注生活，體察民眾的閱讀心理。
目錄
序 散文的風骨梁衡 一個塵封垢埋卻愈見光輝的靈魂王巨才 回望延安項小米 曾經有過這樣一群人熊育群 辛亥年的血黃剛 山高誰為峰袁鷹 發熱年代中的發熱文章雷抒雁 札記四題賈平凹 定西筆記陳忠實 敲響城門的遠方鄉黨丹增 香格里拉張莉 剎那蕭紅，永在人間陳建功 鐵生軼事祝勇 我的同事張愛玲王十月 父與子的戰爭柴靜 這世界其實挺美好的，能讓我心碎徐風紫砂虹影 小小姑娘王族 鷹筱敏 魔術城從維熙 桃花緣余光中 佛羅倫斯記張煒 十年瑣記高洪波 尋找羅生特劉心武 被春雪融盡了的足跡徐坤 阿來：依本多情蔣子龍 黑色溫暖遲子建 帶笤帚的小鳥范小青 有一個山村叫虹口趙玫 採摘加州的陽光張抗抗 長天秋色好劉醒龍 鋼構的故鄉叢樺 城市的食慾周曉楓 散文二章耿立 誰的故鄉不沉淪吳佳駿 河岸上遊蕩的生靈張銳鋒 記憶的丘陵馮唐 散文一札劉亮程 樹倒了李娟 給流浪的母親陽颺 另一類中國書畫家
部分章節
惹人怨怒因紅顏毛澤東與張聞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義會議後到1943年延安整風前。這也正是前面所說張為黨建樹三大功勞的時期。據何方先生考證，1935年10月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會，兩人聯名(多署“洛、毛”)發出的電報就有286件。這時期他們以民族利益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變”一出，毛主張“審蔣”，張主張和平處理，毛隨即同意；紅軍到陝北後到底向哪個方向發展，張要向北，毛要東渡，後來張又同意了毛的意見，並率領中央機關隨軍，“御駕親征”。向來歷史上“明君”與“能臣”的合作都是國家的大幸，會出現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如劉備與諸葛亮，唐太宗與魏徵，宋仁宗與范仲淹的合作等。當毛稱張為“明君”，自己為“大帥”的時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興旺之時。總書記民主，將帥用心，內聯國軍，外御日寇，民心所聚，日盛一日。這時毛分管軍事，隨著局面的打開，其威信也水漲船高。張、毛合作的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黨政治局面的上升期。但這時發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賀子珍與毛不和，出走蘇聯，江青乘虛而入。但是黨內高層幾乎一片反對聲，紛紛向張聞天這個總書記進言，就連遠在敵後的項英也發來長電，他們實在不放心江青的歷史和在上海的風流表現，認為這有損領袖形象。張無奈，便綜合大家的意見給毛寫了一信，勸其慎重考慮。誰知毛看後勃然大怒，將信撕得粉碎，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他第二天就在供銷社擺酒，遍請熟人，卻不請張這個“明君”)時在1938年11月。這是毛與張的第一次結怨，毛記下了這個仇。每一個歷史事件，哪怕是一件小事，就像樹枝上的一個嫩芽，總是在它必然要長出的地方俏悄露頭，然後又不知會結出一個好果子還是壞果子。江青的出現恰到好處，從私生活上講正是賀子珍的出走之際，從政治上講又正是毛澤東的地位已經初步確立之時(兩個月前剛開過六屆六中全會)，毛已有資格與上級和戰友們拍桌子。要是在遵義會議前，毛正落魄之時，估計也不會這樣發威。毛江結婚這個嫩芽後來結出了什麼政治果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實毛這一怒可能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他是文化的本土派，從骨子裡排斥留洋回來的人。瑞金時期對他的不公平讓他痛恨從莫斯科回來的人，延安整風他大反宗派主義，其實他心裡也是有一個“派”的。1938年周恩來從蘇聯養傷回來，順便轉述共產國際負責人的話，說張聞天是難得的理論家，毛憤而說：“什麼理論家，背回一口袋教條。”可知其內心深處的芥蒂之深。張聞天性格溫和，作風謙虛，決不戀權。他任總書記後曾有三次提出讓位。第一次是遵義會議後黨需要派一個人到上海去恢復白區工作，這當然很危險，他說“我去”。中央不同意，結果派了陳雲。第二次是張國燾搞分裂，向中央要權，為了黨的團結，張說“把我的總書記讓給他”，毛說不可，結果是周恩來讓出了紅軍總政委一職。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會前王稼祥明確傳達了共產國際支持毛為領袖的意見，張就立即要把總書記的位子讓給毛。因為其時王明還在與毛爭權(張國燾這時已經沒有多大的力氣了)，毛的絕對權威也未確立，還需要張來頂這個書記，毛就說這次先不議這個問題。張在後來的《反省筆記》中說：“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安工作後，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的住處開，我只在形式上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那時共產黨很窮，政治局也沒有個會議室，誰是一把手，就在誰的窯洞裡開會。張把實權讓掉後就躲開權力中心，到晉西北、陝北搞農村調查去了。而在毛的心裡。也就再沒有張這個“明君”了。忍辱負重20年1945年日本投降後，張作為政治局委員要求去東北開闢工作(就像當年要求到上海開闢工作一樣)，這正合上意，立即得到批准。他先後任兩個小省省委書記，而還不是政治局委員的李富春卻任東北局的副書記。這樣使用顯然有謫貶之意，但張不在乎，只要有工作乾就行。早在晉西北、陝北調查時，張就對經濟工作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這回有了自己的政權，他急切地想去為人民實地探索一條發展經濟，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熱心研究新問題，又幾乎是張的天賦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他和戰友們成功地促成了從國內戰爭向民族戰爭的轉變，這次他也渴望著黨能完成從戰爭向建設的轉變。他熱心地指導農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銷”，再“合作生產”。合作社一定要分紅，不能增加收人叫什麼合作杜？新中國將要成立，他總結出未來的六種經濟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資。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澤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東北時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時光。但是好景不長，1951年又調他任駐蘇聯大使，這顯然有謫貶、外放之意。因為一個政治局委員任駐外大使，這在中國和整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是空前絕後的。這中間有一件事，1952年劉少奇帶中共代表團出席蘇共十九大，團員有中央委員饒漱石、陳毅、王稼祥，候補委員劉長勝，卻沒有時為政治局委員的駐蘇大使張聞天，這是明顯的政治歧視。試想，張以政治局委員身份為幾個中央委員、候補委員服務，以大使身份，為代表團跑前跑後，卻又上不了桌面，是何心情？這就像當年林則徐被發配新疆，皇上命他勘測荒地。林則徐風餐露宿，車馬勞頓，終於完成任務，但最後上呈勘測報告時，卻不能署他的名字，因為他是罪臣。這些張聞天都忍了，他向陳雲表示，希望回國改行去做經濟工作。陳向他透露，毛的意思，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員，不會給他安排工作。周恩來兼外長工作太忙，上面同意周的建議調他回來任常務副部長，但外事活動又不讓他多出頭。1956年黨的八大，他以一個從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要作一個外交方面的發言，不許。這種歧視倒使他遠離權力中心，反而旁觀者清。他在許多大事上表現得驚人的冷靜。1957年反右，他在外交部盡力抵制，保護了一批人。1958年大躍進，全國處在一種燥熱之中，浮誇風四起，荒唐事層出。他雖不管經濟，卻力排眾議，到處批評蠻幹，在政治局會議上大膽發言。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是個標誌，提出鋼鐵產量翻一番，全國建人民公社，運動一哄而上。10月他在東北考察，見土高爐遍地開花，就對地方領導說這樣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壘起了小高爐。他說這是胡來，要求立即下馬。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張春橋的文章《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否定按勞分配，宣揚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毛澤東很欣賞此文，親自加按語。當人們被那些假馬列弄得暈頭轉向時，他輕輕一笑說，這根本不是馬列主義，恰恰違背了馬列理論的最基本常識。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階段的分配原則，是唯一平等的分配標準，怎么能破除呢？而毛卻認為按勞分配的工資制是資產階級法權，甚至想恢復戰時的供給制。對於“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之類的口號，張說這違背主客觀一致的辯證法原則。並且他在這些現象背後已經看到了更可怕的個人崇拜的問題。上面好大喜功，下面就報喜不報憂。他到海南視察，那裡都餓死人了也不敢上報。在1958年4月的上海會議上，毛說要提倡海瑞精神，不要怕殺頭。張說：海瑞精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主氣氛，要使人不害怕，敢講話。當時為迎合毛，領導幹部送材料、寫文章都爭著引毛的話。而張的文章中據理說事，很少引語錄去阿諛迎合。毛對此心知肚明，認為他驕傲、犯上，兩人隔膜就更深。當然，今非昔比，現在已是毛為“君”張為“臣”，為大局張聞天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多有隱忍。1958年4月他向毛寫信匯報看到的躍進局面，本想提點意見，猶豫再三還是暫不說為好。毛看了很高興，遂給他回一信，但仍不忘教訓和挖苦：“你這個人通了，我表示熱烈的祝賀。我一直不大滿意你。在延安曾對你有五個字的批評，你記得嗎？進城後我對恩來、陳雲幾次說過，你有嚴重的書生氣，不大懂實際。記得也對你當面說過。今天看了你的報告引起我對你的熱情。”上述看法“可能對你估計過高，即書生氣，大少爺氣，還沒有完全去掉，還沒有完全實際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緊，你繼續進步就是了”。這哪裡是對當年的“明君”說話，是對一個小學生的訓斥。毛已經擺出“帝王”架勢，對他的臣下任意挖苦、奚落了。信里說的當年給張的那五個字是“狹、高、空、怯、私”，可見在毛的眼裡，張一無是處，而且還總記著他的老賬，他也是強為隱忍。從1938年到1958年，這二十年間，張的職務是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有幾年總書記)、七屆政治局委員、八屆政治局候補委員。但是，在整風后張只分工一個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後又下基層，出國任大使，長期高職低配，久處江湖之遠，而再未能登廟堂之高。就是對他在遵義會議後主持全黨工作的那段經歷也絕口不提。張在黨內給人留下的形象是犯過錯誤，不能用，可有可無。對張來說，二十年來給多少權，乾多少活，相忍為黨，盡力為國，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個勤于思考的人，可以忍但不能不想。這也應了毛的那句話：“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張遠離“廟堂”，整日在基層調查研究，接觸“卑”工“賤”農，工作親歷親為，又有紮實的理論基礎，自然會有許多想法。無論毛怎樣地看他、待他、壓他，為黨、為國、為民、為真理，他還是要說實話的。廬山上的一場爭論已經不可避免。P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