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是令不少黑人聞之色變的專有名詞，已成為種族主義的代名詞之一。 自1932年起，美國公共衛生部（PHS）以400名非洲裔黑人男子為試驗品秘密研究梅毒對人體的危害，隱瞞當事人長達40年，使大批受害人及其親屬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價，人稱“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儘管美國政府在上世紀70年代東窗事發後下令徹查、予以賠償，並最終於1997年給出了遲到的道歉，卻無法挽回對受害人造成的莫大傷害。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塔斯基吉梅毒實驗
- 時間：１９３２年
- 作者：哈麗雅特·華盛頓
- 書籍：《醫學種族主義》
- 試驗品：非洲裔黑人男子
- 結果：下令徹查、予以賠償
事件,遲到的道歉,
事件
在這段醜聞已經漸漸淡出人們視線的時候，美國記者及生物倫理學者哈麗雅特·華盛頓將於12月26日出版新書《醫學種族主義》，再次挖掘這段醜聞的真相——這份真相，遠比30年前的調查結果更為觸目驚心。
救人刀？殺人刀？
醫學研究的宗旨理應是救死扶傷。然而，“救人刀”有時卻成為“殺人刀”。
為研究梅毒的傳播及致死情況，美國公共衛生部（PHS）自1932年起授權塔斯基吉研究所啟動一項“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其全稱為“針對未經治療的男性黑人梅毒患者的實驗”。
面對免費治療等條件的誘惑，399名感染梅毒的黑人男子和201名沒有感染梅毒的黑人男子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試驗品”。
這項實驗違背人性之處在於，研究人員隱瞞事實真相，有意不對這些梅毒感染者提供任何治療。即使是在1947年青黴素成為治療梅毒的有效武器後，研究人員也沒有對參與實驗的黑人患者提供必需的治療。
就這樣，這項原本聲稱為期6個月的計畫一直進行到1972年。直到1972年7月，美聯社記者才通過一名前公共衛生部官員提供的線索，首次揭開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黑幕，旋即在美國各界、特別是黑人等少數族裔群體中引起軒然大波。一個由醫學、法學專家組成的特別委員會於同年成立，受權調查“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真相。
然而，通過對各方當事人的採訪以及對塵封檔案的細緻搜尋，美國記者兼生物倫理學者哈麗雅特·華盛頓發現，該調查委員會當年匆匆數月的調查遠遠沒有揭露出事件本質，甚至還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掩蓋醜惡事實。
據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近日報導，哈麗雅特·華盛頓計畫推出《醫學種族主義》一書，講述她所發現的事實——“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比人們想像的更違背人性和道德標準。
“試驗品”均已去世
歐內斯特·亨登曾不只一次地回憶起1932年的那一天，一輛滿載醫生的客車來到阿拉巴馬州梅肯縣。他和當地其他近400名感染梅毒的非洲裔窮苦黑人原本以為生機從天而降，孰料從此落入痛苦的深淵。
在這片醫療條件極為惡劣的地區，當地人當時將梅毒症狀、貧血症狀以及身體疲勞等症狀一律稱為“壞血病”。醫生們以免費體檢、免費治療所謂“壞血病”、免費提供喪葬保險等條件，吸引當地的黑人男子們加入一項“治療計畫”。
根據哈麗雅特·華盛頓的採訪和調查，這些黑人男子大多是被這樣一句話打動，“記住，這可是你能得到免費治療的最後機會”。然而，對於所謂“治療計畫”的真正目的，這些黑人男子卻一無所知。
亨登記得，醫生給他吃了兩種藥片，“然後他們對我的背部進行化驗，抽取了什麼東西”。吃了什麼？他不知道。抽取了什麼？他也不知道。他更不知道自己已經成為“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一名“志願者”。
在此後40年中，亨登又接受了無數次這樣的檢查。所幸，作為少數比較幸運的梅毒感染者之一，他的病症雖不治卻得以緩解，他也奇蹟般地活到96歲高齡。然而，數百名和他一樣經歷過“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受害者卻沒有這般好運。
截至1972年美國媒體首次披露這段臭名昭著的醜聞時，參與實驗的患者中已有28人直接死於梅毒，大約100人因梅毒併發症而死亡，40人的妻子受到傳染，19名子女在出生時就染上梅毒。此後，悲劇還在不斷上演。
兩年前，歐內斯特·亨登撒手人寰。至此，“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試驗品”全部離世。
為研究不顧人死活
黑人護士尤妮斯·里弗斯是整個事件的關鍵證人之一，她為“塔斯基吉梅毒實驗”項目工作到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里弗斯回憶說，患者們免費接受的所謂“治療”，實際上不過是幾片維生素或阿司匹林藥片。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當時的負責人雷蒙德·馮德勒曾表示，他就是希望能達到實驗的真正目的，並讓患者繼續參與所謂的“治療計畫”。
實驗還包括一項患者屍體解剖計畫，旨在加強梅毒對患者腦部及其他器官傷害的研究。當時的一名公共衛生部（PHS）高官1933年時曾表示，“只有這些患者死了，我們才對他們有更多興趣。”
為此，里弗斯扮演的角色格外重要。她要定期走訪參與實驗的患者家庭，遊說患者繼續參與實驗。她會給患者們分發阿司匹林、維生素等藥品，偶爾也會帶上一些現金做為“小禮物”。此外，她還要努力說服那些身處死亡邊緣的患者同意死後接受屍體解剖。提供免費安葬是她屢試不爽的一個利誘條件。
哈麗雅特·華盛頓認為，歸根結底，“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主要目標就是保證“試驗品”沒有接受任何治療，以保證醫學研究的“連貫性”。
這一點在青黴素被廣泛套用於治療梅毒後依舊沒有改變。馮德勒曾於1952年表態說，“我希望抗生素的出現不會影響到我們的這項實驗。”
由於這種刻意的延誤治療，根據哈麗雅特·華盛頓提供的數據，截至1955年，“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死者中的三分之一系直接死於梅毒，同時還有大批倖存者已經處於梅毒最危險的發病階段。
調查人員粉飾太平
儘管如此，“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當年還是備受維護。就連大力主張以青黴素根除梅毒的美國時任醫務總監托馬斯·帕倫也為之辯護說，該實驗為人們更好地了解梅毒提供了獨一無二的“良機”。
在這種政治環境下，據哈麗雅特·華盛頓調查，當年那個調查委員會並未將調查職責進行到底。
一方面，調查委員會只獲得數月時間來調查一樁延續了40年的實驗計畫，政府官員還拒絕為他們提供一些重要的相關檔案。
另一方面，調查委員會也直接起到“粉飾太平”的作用。當年的調查委員會成員弗納爾·凱夫和傑伊·卡茨在接受哈麗雅特·華盛頓採訪時表示，他們認為當初有關部門任命布盧德斯·布特勒為調查委員會主席就是要他掩蓋醜聞，布特勒也在調查過程中說服其他調查人員“給真相攙水”。比如，他們明明已經採訪了包括里弗斯在內一批關鍵證人，但當布特勒提出如果保留錄音可能會影響證人聲譽後，這些關鍵的錄音隨即被付諸一炬。
遲到的道歉
道歉遲到25年
哈麗雅特·華盛頓認為，1972年版調查報告沒有在道德層面上對“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提出應有的譴責。“關鍵問題是，之前根本沒人告訴那些黑人患者他們正在進行一項實驗，而是讓他們以為自己在接受治療，”她說。
對於調查委員會最重要的失職之處，如哈麗雅特·華盛頓所言，34年前的調查報告沒有“直擊實驗背後隱藏的種族主義思想”。
為什麼要進行“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哈麗雅特·華盛頓的調查表明，這項計畫來自於當時美國公共衛生部（PHS）內一種充斥著種族主義思想的假設——梅毒在黑人和白人體內的傳播方式不同。
當時部分官員和專家認為，梅毒會侵入白人“更為複雜的大腦”，卻只侵入黑人的心血管系統，而放過他們“發育不完全的大腦”。當時的公共衛生部負責人托馬斯·默雷爾甚至大放厥詞說，“或許（梅毒）能解決黑人的（犯罪）問題，有時疾病能做到人們所做不到的。”
“美國政府當年的行為是可恥的，我感到抱歉，”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1997年5月16日正式代表美國政府對“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受害者及其家屬表示道歉。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醜聞曝光後，受害者於1972年集體控告美國政府。美國政府自1973年起陸續對受害者及其家屬進行了一定經濟賠償。然而，正式道歉卻姍姍來遲2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