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堂會戲
- 外文名：conrmunal gathering for celebration
- 出處：《孽海花》
- 舉辦場所：江西會館、奉天會館、織雲公所
釋義,基本解釋,引證解釋,舉辦場所,戲台搭建,演出規模,主要分類,從“戲碼”來分,從報酬來分,從時間來分,京城堂會戲,上海堂會戲,明代中葉,明、清時期,清道（光）鹹（豐）,清末民初,民國以後,1931年,1936年,抗日戰爭期間,
釋義
基本解釋
[conrmunal gathering for celebration] 舊時家裡有喜慶事邀請藝人來舉行的演出會。
引證解釋
舊時富貴人家逢喜慶等事，將演員邀至家中演出。
《孽海花》第三十回：“那天是內務府紅郎中 官慶 家的壽事，堂會戲唱得非常熱鬧……那一回的堂會，差不多把滿京城的名角都叫齊了， 孫三兒 自然也在其列。”徐遲《牡丹》：“一連兩年，內戰炮火連天，老人卻帶著嬌妻在劇院中進出。中外名戲，重要的堂會，四大名旦，能看的都看到了。”
舉辦場所
辦堂會戲要有供演出的戲台，還要有供大擺宴席的地方。舊時的堂會戲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自己家有戲台，有大的房子院落的。如晚清那桐中堂，在金魚胡同有“那家花園”。又如蒙古那彥圖王爺在寶鈔胡同那王府里設有戲台，院落也大。他們的堂會就在自己的宅第里舉辦。
二、自己家沒有戲台，院落也不算大的，就要選擇有戲台的飯莊辦堂會。如什剎海的會賢堂，金魚胡同的福壽堂，隆福寺街的福全館，北新橋石雀胡同的增壽堂，西單牌樓報子街的聚賢堂，前門外取燈胡同的同興堂等。
或選擇有戲台的大院落辦堂會，如江西會館、奉天會館、織雲公所等。
三、自己家有院落但無戲台的，為辦堂會戲就要在自己家裡臨時搭設戲台。
四、也有租戲園子演堂會的。這兩類人當屬新貴。
五、有的官方人士辦堂會戲，就用公家的禮堂，如何應欽在北京為其母辦壽，就在中南海。
戲台搭建
王公人家，高官顯宦的堂會，多演大戲。小一些的宅門和梨園行，辦個生日滿月，多唱些皮影戲或雜耍。小宅門限於經濟條件，梨園行則是因為自身是唱京戲崑曲的，想換一換口味。
臨時搭戲台，必須具備並列的正院和跨院。至少有五六十間房屋，才能在不妨礙平時家庭居住使用的情況下，選擇一個最大的院落搭台。臨近戲台的房屋則作後台，另外還要有為男女賓客分別擺席的大廳。擺席的大廳可以不在演戲的院落內。演戲院落的正廳作壽堂，東西廂房為女賓看戲的地方。院中搭棚，是男賓看戲的地方。這棚和戲台都用的是正規建築材料，搭得像一座富有裝飾性的劇場。來賓進入這座臨時劇場，先到壽堂拜壽，主人照例在旁陪著還禮，然後招待入座看戲。院中來賓席的陳設方式是這樣的：一張方桌，正面並列兩把官帽椅，兩側各有兩張大方凳。這一桌、二椅、四凳，合稱一份“官座”。在正廳台階下，左右對稱各擺若干份“官座”，中間留出一條過道。桌有大紅繡花桌圍，椅有大紅繡花椅墊、椅披，凳有大紅凳套。在若干份“官座”的前面陳設若干排春凳（又名二人凳，相當於兩張大方凳的面積），一排一排地一直擺到台前，也有大紅羽紗凳套，但不設桌子。午前開戲，晚飯後如果繼續演出，習慣上稱為“帶燈”或“燈晚”。凡“帶燈”則午晚兩宴之外，還招待一次點心，稱為“燈果”。不另設席，只是在看戲的地方每桌擺若干碟甜包子、肉包子、黃糕、小八件之類。茶則隨時更換。
演出規模
清末民初，直至北平淪陷前，王府與小康之家的喜慶堂會多是請不同規模的影戲班演唱，排場大的有全本戲，演出月余。場面小的則幾天。其時常應堂會的影戲班有“慶民升”、“和順班”、“德順班”、“義和班”等10餘個。影戲則是驢皮影戲的簡稱，劇目根據本家點校而演，多為吉祥喜慶的劇目。請名演員出演堂會的費用高昂，如曾任北京電燈公司襄理的清宗室寶叔鴻，在為其父墨琪（潤西）70大壽時辦堂會，花了六千塊現大洋。當時一所普通四合院的價格也不過四五百元，寶叔鴻請人的一唱，就唱進去十多所房產。
主要分類
從“戲碼”來分
全包堂會，全由本家點戲。分包堂會由演員自行決定戲碼。
從報酬來分
演員唱堂會戲的戲份要比唱營業戲的戲份高出一兩倍。有的名角遇到演堂會戲時，故意索要很高的報酬。因為既辦喜慶宴會，本家是不惜出錢的。個別演員，因為與本家有關係，也有不要錢的。梅蘭芳先生唱堂會戲時由於名望高，報酬是很高的。但是他在畫家王少農（爛柯山樵）家唱堂會戲，就不要錢，只要一張王少農畫的畫。在王少農80壽辰辦堂會戲時，梅蘭芳演出了《麻姑獻壽》，演完後王少農為梅蘭芳畫了一張《梅蘭圖》。
堂會戲，雖然只供親友觀賞，不對外，但是因為堂會戲演出的都是好戲，是在劇場裡不容易看到的，有的是新排戲（如梅蘭芳的《洛神》、尚小雲新排的《玉堂春》等）。有的名角在劇場已不常演出了，但在堂會中表演（如余叔岩在蕭振瀛家堂會演《盜宗卷》）。基於上述種種原因，所以有些京劇愛好者為了聽出好戲，常有給本家出個份子混入觀賞的。至於托親朋，找關係，想聽堂會戲的，更是不乏其人。辦堂會戲的本家在堂會戲演出時，也要通知地方，派軍警站崗保衛，免得出事；同時也顯示出自己的威風。
從時間來分
從時間來分，堂會又分全包堂會和分包堂會兩種。
全包堂會，唱整整一天，從中午12點開戲，直唱到深夜1點，甚至於唱到天亮。重要角色，多是雙出。分包堂會唱半天，或白天、或晚上。
京城堂會戲
有權有勢的主兒辦堂會戲也氣兒粗，有點耍胳膊根兒的意思。例如，1917年（民國6年），北洋軍閥段祺瑞歡迎桂系軍閥廣西督軍陸榮廷來京，在金魚胡同那家花園演堂會戲，大軸是譚鑫培的《洪羊洞》。當時譚鑫培因患感冒，婉言謝絕。可是第二天，警察局來人用恐嚇的口氣對譚鑫培說：“你要是不唱這個堂會，小心明兒就把你抓起來；你要是唱這個堂會，明兒連你的孫子，也可以放出來。眼前擺著兩條道，你揀著走吧！”說完揚長而去。（譚鑫培的孫子，叫雙兒，在一個月前因事被拘留）。譚鑫培處於威脅逼迫之下，抱病去唱堂會，唱完後回家不久就病逝了。所以社會上流傳著：“歡迎陸榮廷，氣死譚鑫培”這樣的話。
京劇界譚鑫培、楊小樓、王瑤卿、梅蘭芳、尚小雲、高慶奎等名演員遇到家中生日、滿月，多是邀幾場曲藝堂會。鼓界大王劉寶全嗓音甜脆清亮、挺拔有力，所唱《大西廂》、《戰長沙》、《伯牙摔琴》等段子，最受歡迎。其他，金萬昌的梅花大鼓，“老倭瓜”、“架冬瓜”、富少舫的滑稽大鼓，白雲鵬的《紅樓》段子，“快手劉”的戲法，以及單弦、聯珠快書等節目，也都在堂會上受到歡迎。
1942年臘月初七日，尚小雲辦壽辰，還約了幾場雜耍堂會。
梨園界辦堂會戲請同行者，大都反串飾演，以為添趣。
1919年9月11日，余叔岩為母做壽，在西河沿內正乙祠舉辦堂會。白天演出雜耍，晚上演出京劇。其間名伶反串，妙趣橫生。如《春香鬧學》竟由架子花臉李壽山扮演春香，以其偉岸之軀強做少女嬌憨之態，令人捧腹。又如《打槓子》，旦角芙蓉草（趙桐珊）反串強盜張三，武花臉錢金福反串村婦，竟用沙啞之嗓念柔媚之音，令人忍俊不禁。尤其演到村婦用計誆過槓子之後，他一反“常態”，恢復其武花臉的表演，揮舞木槓，上下翻飛，有奇峰突起之妙。
東道主余叔岩除演出拿手戲《問樵鬧府》外，還在大軸戲《轅門射戟》中起扮劉備。此劇由梅蘭芳反串呂布，穆麻子扮演張飛，李壽山扮演紀靈，陣容整齊。梅蘭芳扮相英俊，風度翩翩，唱腔剛健委婉，一洗脂粉之氣，觀眾為之傾倒，把堂會推向高潮。
1923年2月，值農曆春節，黎元洪的總統府於正月初八至初十設宴三天，並邀男女名伶同台演戲。初八11時至下午2時招待蒙古王公。演出劇目為：琴雪芳《麻姑獻壽》，梅蘭芳、余叔岩、錢金福《慶頂誅》，金少梅《貴妃醉酒》，楊小樓《麒麟閣》。初八日2時至8時招待議員，演出劇目有陳德霖、王鳳卿、尚小雲、龔雲甫、王瑤卿、朱素雲《南北和》，金少梅《女起解》，梅蘭芳《玉堂春》，蘇蘭芳、李桂芬、王金奎《大保國》，余叔岩、楊小樓《八大錘》，琴雪芳《黛玉葬花》，陳德霖、龔雲甫《孝義節》，碧雲霞《天女散花》。初九日下午3時至7時招待外交團，演出劇目有琴雪芳《悅來店》，余叔岩、尚小雲《御碑亭》，蘇蘭芳《蘆花河》，梅蘭芳《木蘭從軍》，金少梅《千金一笑》，楊小樓、郝壽臣、王長林《連環套》。初十日12點至晚7點招待本府各機關。演出劇目有：王鳳卿《文昭關》，金少梅《打花鼓》，譚小培、郝壽臣、尚小雲、蕭長華《法門寺》，楊小樓《安天會》，琴雪芳《仙緣記》，余叔岩、陳德霖、王又宸、梅蘭芳、龔雲甫、程繼先《四郎探母》，程硯秋、筱翠花《樊江關》，俞振庭《青石山》。像這樣男女合演，歷時三天的堂會戲，還是不多見的。
1937年，知名人士張伯駒，一生研習京劇，曾從余叔岩學藝。當其40歲生日時，叔岩建議為河南去年發生旱災，而募捐義演，遂在福全館舉辦。開場為郭春山《回營打圍》，程繼仙《臨臨江會》，魏蓮芳《女起解》，王鳳卿《魚腸劍》，楊小樓、錢寶森《英雄會》，於連泉、王福山《醜榮歸》。大軸為《空城計》，張伯駒飾諸葛亮，王鳳卿飾趙雲，程繼仙飾馬岱，余叔岩飾王平，楊小樓飾馬謖，陳香雲飾司馬懿，錢寶森飾張郃，蕭長華、馬富祿飾二老軍。可謂眾星捧月，相映成輝，傳為梨園佳話。
1928年北伐後，北京堂會戲漸趨冷落，不過因為堂會戲已成習俗之故，還有時不斷出現。直至國府南遷，達官顯貴相繼離京，北京堂會戲才隨著政治形勢的改變逐漸消沉。已形成社會習俗的堂會戲，轉而流向民間。民間偶有慶賀之舉，蓋多由“票界”串演，所費不多且能一過戲癮。演出地點多在各大飯莊，如西單的聚賢堂，地安門的慶和堂，金魚胡同的福壽堂，隆福寺的福全館等處。當時北京“票界”關醉蟬等人時常在堂會中一顯身手。
1949年1月，京城“四大名醫”之首的蕭龍友先生過80壽誕，廣發請帖（系自製的木版印刷的詩書畫簽，上書80自壽詩），在西單牌樓報子街的名飯莊“聚賢堂”請客辦堂會。
蕭龍友的醫名廣博，其婿蔣兆和又是聞名京城的大畫家，所以來人眾多，又多系社會名流。慶壽之日，社會名人所贈的字畫近400幅。陳半丁、汪藹士、齊白石、梅蘭芳、吳鏡汀、程硯秋、徐宗浩、荀慧生等皆有佳作。
蔣兆和為老泰山特繪一幅在庭院休息的坐姿像，其夫人、書法家肖瓊女士補景添樹，蕭龍友親題詩句於畫幅上。肖瓊先生是北京文史館館員，曾對筆者詳述過此次堂會的盛況。此後京城辦喜慶做堂會的事就極少再現了。
上海堂會戲
明代中葉
以後，戲曲藝術空前繁榮，在上海地區，地主士紳、豪商巨賈地方顯戶之府第廳堂，演唱戲樂成風，大凡逢年過節或家庭喜慶宴客，必演劇助興。演員有本府蓄養的女樂、歌惶、家班梨園，也有受僱前來獻藝的職業戲班藝伶。表演場所多以廳堂鋪設一紅路朗充作舞台，或則私家園林中之戲樓、舞樹及打唱台。然此類演出在明清時尚不以“堂會”稱之，“堂會”的說法始於京劇興盛以後。
明、清時期
愛好戲曲的封建士宦階層，大都精通音律，其中不乏江南劇作名家，能自制傳奇作品供伶人敷演，有的還能歌善演，親自粉墨登場，對後世較有影響。如明成化前後嘉定劇作家沈采作《乾金記》傳奇一部，由家班梨園敷衍成劇。明嘉（靖）隆（慶）年間松江何元朗宅邱蓄女樂一班，長於歌舞戲曲。何每令之呈藝於紅路既上，以款待文友，或延民間職業戲班藝人入府演唱，以宴客娛賓。明萬曆年問，青浦知縣屠隆曾自製《縣花記》傳奇一部，令家班梨園搬演於戲廳，在排演或觀劇過程中，興之所至，屠本人亦欣然登場，與伶輩同台串戲。清乾隆年間，寶山月浦人周書，作《魚水緣》傳奇一部，“付伶倫歌之，頗合節”。“演時聽者甚眾”。
這一時期上海城廂士宦府第的堂會演劇亦頗為頻繁，據潘允端《玉華堂日記》中記述，在潘府豫園（按，此系明萬曆年刑部尚書、松江府上海人潘恩晚年游憨之所）蓄有家樂梨園一班二十四人，並歌僵多名。自明萬曆十四年（1586）至萬曆二十九年的這十五年間，因家庭喜慶，家人消閒娛悅或宴客應酬之需，在點春堂、樂壽堂和西園戲台等處演出的堂會戲不下八十次。演出者除家樂、戲班和歌侵小腸外，尚有當時民間流行的各種聲腔的戲班，如“餘杭梨園”、“浙江戲子”、“紹興梨園”、“微州戲子”、“吳門戲子”、“蘇州戲子”、“七陽梨園”等等。上述眾多民間職業戲班藝人，先後應邀來到豫園，分別上演了《寶劍記》、《精忠記》、《荊釵記》、《玉環記》、《明珠記》等二十多種崑腔全部大戲，還有不少以卞陽腔系諳聲腔演唱的雜劇折子戲和單出歌舞小戲。潘允端在其日記中還述及，潘之至友、華亭顧正心和顧正誼昆仲府中亦均有家班梨園，常年劇樂不輾。
清道（光）鹹（豐）
之後，上海成為新興的工商業城市，戲園成為市人的主要文化娛樂場所，承應堂會演劇被正式列入各戲園業務經營範圍。當時，凡官府、商團乃至外商洋行舉行公宴活動，必大張戲樂，並多假三雅園、丹桂、天仙等一流戲園籠宴觀劇。通常是正廳擺宴，名角陪籠佰酒，舞台演劇助興。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申報》載昆溪養浩生《戲園竹枝詞》描繪宮府公宴堂會戲曰：“戲園請客小調停，酒席包來滿正廳；座上何多征戰士，紛紛五品戴花鑰。”外商洋行在戲園包廳公宴，演劇請客者，如同治十三年春，太古洋行（即英商太古輪船公司）在丹桂茶園包廳請客，時人於《繹苦館日記》中評述此次堂會演劇“戲甚佳”。與此同時，一些慣於附庸風俗的上流社會人士，常喜擇園林舞台演唱堂會，籠宴娛賓。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申報》載：“今日廣邦宴請前廣東巡撫蔣中亟，招丹桂全班在點春堂演劇。”在西園、徐園、半淑園、張園等滬上名園，也常有工商界人士、社會名流在此舉辦堂會。除演劇待客外，有時還通過舉辦堂會演劇集資募捐、籌款助販。如光緒二十七年（1901）正月，陸藥伯為籌善捐，於味藥園演劇一日，“招集申城官、商百人來觀，每人出銀餅二枚或一枚，以助販”。此訊息在《申報》發表後，轟動一時。
清末民初
隨著京劇在市民階層中觀眾面的擴大，民間殷實人家辦堂會戲，一改往昔由清音班（堂名班）座唱崑腔戲的習俗，紛紛延邀京班髦兒戲之女伶表演。當時此類堂會戲上演劇目多為《戲風》、《教子》、《捉放曹》、《汾河灣》、《打花鼓》、《買肥脂》等京劇折子戲。每堂戲價為十元至十三元不等，（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為十六元至二十四元）視戲班檔次和角色戲碼而定。
民國以後
上海的堂會演劇之風，仍盛行不衰。儘管封建時代士宦府第的家班堂會已不復可見，但觀賞堂會戲卻成了十里洋場新貴權豪們追求享樂生活和焙耀財勢的重要形式，在滬地官商巨子、海上聞人、封建遺老、下野官僚的寓所，堂會演劇此起被落，而一些海上聞人“大亨明1，對於堂會戲尤為熱衷。此類人大多喜好京劇，就中不乏戲迷票友，有的還經常登台演出。他們每舉辦堂會，必廣羅名角，排場盛大，借戲院舞台演出。
1931年
（民國二十年）六月，海上聞人杜月笙，為慶祝其在家鄉高橋建造的杜氏宗詞竣工，廣羅北平（北京）上海等地京劇諸大名角，於落成典禮之際，舉行了一次規模空前盛大的堂會演劇，並將三天堂會戲所有參演演員及其劇目登報公布，杜氏堂會演出陣營強大，由梅蘭芳、程硯秋、苟慧生、尚小雲、楊小樓、金少山、馬連良、言菊朋、高慶奎、譚小培、龔雲甫、蕭長華、姜妙香、熙膀童、李吉瑞、王又良、藍月春、劉宗楊等五十餘位名角和名票多人，上演了《天官賜福》、《金榜題名》、《龍風呈樣》、《富貴長春》、《紅鬃烈馬》、《長扳坡》、《忠義節》、《五花洞》、《八大錘》和《慶賞黃馬褂》等四十個劇目。盛況空前。
1936年
（民國二十五年），海上聞人張嘯林為慶六十生辰，舉辦盛大堂會，凡京劇南北名角均被羅致而來，因演員過多，不得不分成兩班，在戲院和家宅同時演出。同年六月，客居滬地之下野官僚陳獲龍，為慶祝八十壽誕，盛演堂會戲，其時，正在黃金大戲院演出的馬連良、章遏雲、葉盛蘭、金少山等京中名角，應邀與王藝芳、李萬春等南方名角一起參加了此次堂會演劇。
抗日戰爭期間
在孤島和淪陷時期的上海，市間因商界宴客、婚壽喜慶而延班邀角演唱堂會戲者，仍不鮮見，據京劇老藝人孫柏齡回憶，四十年代初，他所搭班的新新公司大京班每月要承接堂會演劇五六場戲。以趙松棉、高雪憔、蓋三省和孫柏齡為主角的堂會演劇，每堂戲價為五十元至六十元，此為當時藝人重要經濟來源。同時，當時上海的漢奸惡霸奢侈淫逸，常協迫戲曲演員為之唱堂會戲，遭到愛國藝人的抵制。如汪偽漢奸邵式軍為過四十歲大舉堂會，邵欲以一萬元重金收買蓋叫天等名角為之“十演《鐵公雞》”。蓋叫天等人當時雖生活貧困，但不為所動，固辭不演，表現了愛國藝人崇高的民族氣節與藝術尊嚴。1949年後，不再有堂會戲之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