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一冊）

內容簡介

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西元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籙在敦煌莫高窟一洞窟甬道的牆中發現一個廢棄的耳窟，其中裝滿了古代的遺書與文物。這個耳窟，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的藏經洞。王道士的這一發現，與甲骨文、漢簡、故宮大內檔案一起，被列爲近代中國的四大學術發現。國運衰則文運衰。敦煌遺書的發現沒能得到中國有關人士的重視，一些外國探險家卻聞風而來，以種種不光彩手段騙得大批敦煌遺書與其他文物，捆載以去。迨訊息傳到北京，在學者們的呼籲下，1910年，清政府學部咨甘肅學台，令將洞中殘卷悉數解京，移藏部立京師圖書館，亦即今天的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解京的這批遺書成為國家圖書館敦煌特藏的主體。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文化部陸續將散藏於各地及散逸於民間的不少敦煌遺書調撥或收購後移交國家圖書館；諸多人士亦紛紛將自己珍藏的敦煌遺書捐贈給國家圖書館；自上個世紀四十...(展開全部) 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西元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籙在敦煌莫高窟一洞窟甬道的牆中發現一個廢棄的耳窟，其中裝滿了古代的遺書與文物。這個耳窟，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的藏經洞。王道士的這一發現，與甲骨文、漢簡、故宮大內檔案一起，被列爲近代中國的四大學術發現。國運衰則文運衰。敦煌遺書的發現沒能得到中國有關人士的重視，一些外國探險家卻聞風而來，以種種不光彩手段騙得大批敦煌遺書與其他文物，捆載以去。迨訊息傳到北京，在學者們的呼籲下，1910年，清政府學部咨甘肅學台，令將洞中殘卷悉數解京，移藏部立京師圖書館，亦即今天的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解京的這批遺書成為國家圖書館敦煌特藏的主體。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文化部陸續將散藏於各地及散逸於民間的不少敦煌遺書調撥或收購後移交國家圖書館；諸多人士亦紛紛將自己珍藏的敦煌遺書捐贈給國家圖書館；自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以來，國家圖書館亦頗致力於敦煌遺書的搜購。凡此種種，進一步豐富了國家圖書館的敦煌特藏，收藏總數已達16000餘號。由於歷史的原因，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大體分爲四大單元：（一）、劫餘錄部分，即陳垣先生《敦煌劫餘錄》所著錄的部分。這一部分為1910年由敦煌解京的敦煌遺書。敦煌遺書解京後，京師圖書館從中挑選較為完整的，編為8679號。編號的方法是按《千字文》順序逐一用字排號，從“地”到“位”，每字繋100號。其中空缺“天”、“玄”、“火”等三字未用。並編纂了國家圖書館歷史上第一個敦煌遺書目錄——《敦煌石室經卷總目》。由於贈送奧地利博物院、贈送張謇、提存歷史博物館、原缺、被盜、遺失等情，至二十年代，這批遺書實存8653號。 1922年，陳垣先生任館長期間，以《敦煌石室經卷總目》為基礎，編纂了敦煌學界第一部分類目錄——《敦煌劫餘錄》。該目錄所著錄雖為上述之8653號。但因《敦煌石室經卷總目》時有一號多件的情況，而《敦煌劫餘錄》大體按照一件一款的原則著錄，故《敦煌劫餘錄》共著錄8700多款。解放後國家圖書館為這一部分敦煌遺書拍攝縮微膠捲時，依《敦煌劫餘錄》順序重新給號，共編成8738號。故此，這一部分敦煌遺書現有兩種編號：一是千字文號，一是縮微膠捲號。二十年代，館內成立寫經組為館藏敦煌遺書編目。據現有資料，先後參加寫經組的先生有徐鴻寶、胡鳴盛、李炳寅、徐聲聰、張書勳、陳熙賢、于道泉、許國霖、李興輝、孫楷弟、朱福榮、王廷燮、王少雲、馬淮等。1935年初，已為上述劫餘錄部分編纂了一個體例更爲完善的分類目類，定名為《敦煌石室寫經詳目》。可惜的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侵華，華北局勢動盪。為避戰亂損失，於1935年～1936年將館藏敦煌遺書裝箱南運，寫經組工作陷於停頓，已編好的《敦煌石室寫經詳目》及其索引未及最後定稿，被束之高閣。（二）、詳目續編部分解京的敦煌遺書經第一次挑選出8000餘號之後，尚有一批殘餘。約1927年前後，由寫經組從中繼續清點、整理出1192號相對比較完整的遺書，亦依《千字文》排字，每字繋100號。因上接《敦煌劫餘錄》部分，故這次編號從“讓”字開始，共用了“讓、國、有、虞、陶、唐、周、發、殷、湯、坐、朝”等十二個字。中間空缺“吊、民、伐、罪”四字。寫經組仿上述《敦煌石室寫經詳目》的體例，也為這批遺書編纂了目錄，定名為《敦煌石室寫經詳目續編》。該目錄初稿亦完成於1935年前，同樣被埋沒五十餘年。（三）、殘卷部分解京的敦煌遺書經過上述兩次整理，尚餘殘片兩木箱，存放在善本書庫中，年深日久，漸被遺忘。1990年春，善本部搬庫，得以“再發現”。（四）、新字號部分除甘肅解京的敦煌遺書外，國家圖書館於其後幾十年間，通過各種途徑，陸續收藏不少敦煌遺書及其他寫經。其主體部分約1600餘號，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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